读书是毛泽东一生最大的爱好。他常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又说，“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和阅读偏好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养成，也正是在那个时期，他与图书馆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冲，来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上学。临行前，他改写了这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表达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决心，激动难以自抑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东山高等小学原为东山书院，随着清末教育制度的革新而改为新式学堂。同旧式私塾相比，东山高等小学除了传统的经籍外，还设有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科目。学校新设了藏书楼，里面收藏大量中外书籍和新潮报刊，这是毛泽东接触图书馆的开始。

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中外历史和地理方面的书籍，他对外国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世界英雄豪杰传》中所记载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故事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毛泽东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特别喜欢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他的表哥文咏昌曾借给他一套《新民丛报》合订本，他反复阅读，一些重要文章能背出来，还写下许多批注。

“极有价值”的半年自修

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在此期间，国文教师柳潜借给毛泽东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他读得非常认真。学校课程有限，加上校规刻板，半年后毛泽东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从学校退了学，并且制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图书馆去看书。

湖南图书馆创立于1904年，是我国最早用“图书馆”命名的省立公共图书馆。当时，毛泽东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早出晚归，步行三里地到位于浏阳门外定王台的图书馆，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一个图书馆管理员在回忆中说，那时候，我们图书馆每天早上一开门，就“欢迎”毛泽东，因为他来得最早，他已等多时了;每天下午关门，要“欢送”毛泽东，因为他走得最晚，不催他，他不走。

他阅读的书籍非常广泛，传统的经史子集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哲学和文学著作，无所不读。不过，他的主要精力还是用来研读西方18、19世纪资产阶级的哲学和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近代科学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严复翻译的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深入地接触和了解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一师打好文化基础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当时学校条件较差，没有阅览室和图书杂志，毛泽东每天必到学校里悬挂当天报纸的地方看几十分钟，周末常到湖南图书馆看书，到朋友处借书。

第二年春天，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第一师范。一师图书馆藏书丰富，对师生开放，借阅时间不限，报刊开架阅览。毛泽东阅读的书籍，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无不涉猎，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都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来到长沙以后，毛泽东就养成了阅读报纸杂志的习惯，阅读得最多的是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报纸，到1927年上井冈山为止，他从来没有中断过，购书费用占了他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支出。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包括学费在内他一共花了160元，其中三分之一用来购买报纸。此外，他还时常在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常说的一句话，毛泽东非常推崇这种读书方法。毛泽东在一师时积攒了许多读书笔记，后来送回韶山存放。1929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报和信札一起烧掉了。他幼年时的塾师冒险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幸存的这个笔记本，包括手抄的《离骚》《九歌》和70多页《讲堂录》，是毛泽东1913年10月至12月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

北京之行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建立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曾两次前往北京。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和斯诺谈话，回忆起这段经历，深有感触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918年8月，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和萧子升、李维汉、罗章龙、熊光楚等24名青年联袂北上，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

要解决生活问题，同时又要满足读书求知的欲望，毛泽东通过杨昌济的介绍，认识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安排下，他当了北大图书馆的一名书记。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每天的工作除了打扫之外，就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

此后，毛泽东第二次来京，他利用北大图书馆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毛泽东后来多次回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和柯卡普著、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第一次看了这三本书，“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在长沙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

1920年7月，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礼容等创办旨在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的文化书社。文化书社采用书店和图书馆合一的方式经营运作，既出售书籍，又设有阅览所。这一经营模式对于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了巨大的作用。

1921年8月，出席中共一大回到长沙后不久，毛泽东与何叔衡、易礼容等人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自修大学以自学方式为主，所以极为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学校采用收旧、购新、寄存等办法丰富馆藏，所藏书刊分为经、史、子、集、哲学、社会学、文学、科学、教育、政法、经济、美术、外国文、历史、工商、杂著、地图、杂志等18类，特别是想方设法收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刊，以此开阔青年视野、活跃自修学员的思想。

比起文化书社阅览所，自修大学图书馆藏书要多得多，但是，这个图书馆服务的对象限于学友，因此不能算是公共图书馆。1922年，毛泽东又在长沙都正街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该馆的负责人，主持馆内一切事务。图书馆的一楼为普通的阅览厅，二楼为秘密阅览室，藏有《西洋伦理学史》《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之研究》等书籍，以及《劳动界》《新青年》《新教育》《先驱》《赤光》《时事新报》等进步书刊。图书馆一时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图书馆既是毛泽东的良师益友，又是他推动革命事业的一个阵地。可以说，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就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种缘分也伴随他的一生。

(作者为国家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