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二局的同志们在陕北。（资料图片） （据《参考文摘》）

导语：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了漫漫征途。在长征路上，红军战士们面临的艰难困苦，令常人无法想象：前方有未知的无人区、瘴气毒虫，后面有国民党军日夜的追缴、袭扰；头上有敌人的飞机轰炸、扫射，脚下是随时可能陷落其中的险滩、沼泽。伤病、饥饿、缺医少药……已经夺走了太多战士的生命，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英勇无畏的红军将士仍然秉承着顽强的意志，迈着坚定的步伐，相互搀扶着前行。

在长征队伍中，有一支部队承担着党中央“耳目”的角色，他们就是通讯部队。有了这支部队，党中央和毛主席就会更好、更及时、更准确地获知敌情，做出正确的指挥判断。正是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这支部队成为敌人千方百计想要打击、俘获的目标。为了不让敌人的企图得逞，这支部队有了一个残酷的工作守则：“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多少战士用鲜血践行了誓言，以致于蒋介石都不得不为这支部队的品格折服。

红军长征始于1934年10月，结束于1936年10月。长征的伟大胜利，既是国共两军的公开交锋，也是双方隐蔽战线的秘密较量。红军长征之所以创造了“用兵如神”的奇迹，其中负责红军电台的通讯部队功不可没。

一部半电台起家

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武装，当时把革命根据地称为“红区”，把革命政权称为“红色政权”，而这支由农民武装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就叫“红军”。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红军主张“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所到之处，贫穷百姓纷纷响应。由于红军的力量越来越大，蒋介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国民党军队多次进攻革命根据地，但都遭遇失败。

1930年12月，蒋介石纠集了10万重兵对红区进行第一次“围剿”。国民党虽然在兵力和武器上比红军都明显占优势，但是对红军的第一次大“围剿”还是彻底失败了。

在龙冈战斗中，红军大获全胜，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其中包括枪械、弹药和一部电台。因为在此之前红军队伍中没有电台，红军战士也不认识“电台”为何物。出于对敌人的仇恨，这名红军战士捧起电台一摔，零件散落一地。这部第一次缴获的电台，被摔成了只能听不能发的“半部电台”。虽然是半部电台，但毛泽东和朱德还是非常高兴，因为有了这半部电台，红军就可以收听敌人的情报和国民党新闻了。有了这次教训，毛泽东向各部队下了“不能随意破坏战利品”的命令。红军在龙冈获胜后又乘胜追击，在宁都战斗中再次缴获了一部电台。这部电台被完好无损地上交到了红军总部。这就是红军“一部半电台”的来源。

之前，红军作战还是沿用比较原始的方式，这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了。毛泽东对组建红军电台非常重视，1931年1月中旬，红军利用缴获的“一部半电台”组建了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红军组建“无线电队”是非常机密的，这“一部半电台”一直交给红军特务连管理。由于国民党尚不知道红军也有了无线电台，所以敌人在无线电通信中基本上没有采用保密措施，敌人的一切军事行动都被红军了如指掌。红军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后，作战布兵更加灵活机动，大大减少了伤亡人数。红军特务连把电台看作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长征路上的红军电讯员

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这让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不顾敌强我弱的实情，采取正面交锋的错误作战方案，国民党在此次“围剿”中调集了近百万的兵力，外加飞机坦克配合。在与红军正面交锋后，国民党军队凭借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采取了“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的战术，压制红军被迫后退。最终，中央红军在反“围剿”的作战中失败，红军官兵损失惨重。为了保存实力，免遭全军覆没，党中央决定实施战略转移，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坚持游击战争。蒋介石得知红军的运动意向后，立即调兵遣将追击红军。他命令部队严密监视红军长征的路线，妄图把剩余红军消灭在长征途中。

1931年1月，红军组建无线电台后，周恩来便在上海同时秘密组建了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当时前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非常先进，毛泽东委任周恩来去苏联求助组建无线电培训班事宜，得到了苏联共产党的支持。正是有了苏共的支持，中共秘密培训出来的无线电人才比国民党的无线电人才更加出色。中共在上海培训出来的电讯人才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红军部队中。红军无线电台组建一年后，无论是发报还是截取敌人情报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有了秘密无线电台，毛泽东在指挥红军作战时更加灵活机动。

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通过选举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主，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为辅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高瞻远瞩地决定带领中央红军向西转移。长征开始后，国民党的“固定位置作战”失去了作用。红军每天都在行军中，而当时国内还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络。蒋介石不得不借助无线电台来发送情报，下达作战命令。

红军为了躲避国民党的围截、围攻和围剿，我红军电讯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破译敌人密码”上。每一次都能巧妙地化解蒋介石的围剿。红军电讯员是通过严格考核和选拔出来的优秀红军战士，他们每天背着无线电台行军，无线电收发机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在大风大雨恶劣天气下行军，红军电讯员宁愿自己淋湿，也不能让无线电收发机沾到半点雨水。红军电讯员个个都是身手了得的年轻战士，万一作战失利面临着被俘，红军电讯员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毁掉发报机，烧毁密电码，然后与敌人同归于尽。正是有了这些无比忠诚的红军电讯员，蒋介石虽然掌握了一些红军行军的蛛丝马迹，但自始至终未能实现消灭红军于长征途中的计划。

神秘的红军“军委二局”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感慨万分，他说：红军长征的胜利，红军“军委二局”功不可没。“军委二局”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我党我军重要的技术侦察情报部门。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提曾希圣同志。曾希圣是湖南兴宁（今资兴）州门司镇人，出生于书香门第，他是个读书用功，有着强烈民族感的青年。曾希圣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毕业后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命。他深受毛泽东信赖，是“军委二局”的第一任局长。曾希圣是红军情报技术侦察的创始人，早在1931年，曾希圣就有破译敌人密码攫取重要情报的设想，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为此，曾希圣一心一意扑在破译敌人密码的工作中，经过艰难的探索，终于掌握了破译国民党无线电台密码的一些技巧。

1935年1月，红军进入四川后一度陷入强敌包围中。为了扭转战局，红军发起了土城战役。土城战役是红军与国民党军打的一场恶仗，在土城战役打响前，曾希圣在破译敌人无线电密码时发现，敌人对红军的合围有一个不大的口子没有合拢，这个口子就是蒋介石亲自坐镇指挥的贵阳。摸清了敌人的虚实之后，毛泽东带领红军从敌人包围的空隙成功突围，最终脱离了险境。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的生死之战，此后，毛泽东亲自掌管“军委二局”，利用曾希圣破译密码掌握的重要情报，接二连三地取得了运动战的胜利，使红军走出了困局。

红军到了贵州与与四川南部接壤的赤水河时，蒋介石派周浑元和吴奇伟两员大将，率领国民党六个师向赤水河逼近。当时的红军正处于人疲马倦之时，如果与敌军交战，就是能把敌人打败了，红军也不可避免要损兵折将。蒋介石派遣周浑元和吴奇伟率兵攻打红军的情报是“军委二局”截获的，曾希圣深知，这是一场对红军极为不利的战斗，如果正在渡河的红军遭遇敌人的强攻，红军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怎么办？得知这一情报后的毛泽东也是忧心忡忡。曾希圣想，既然蒋介石发电报派遣周浑元和吴奇伟攻打赤水河，那么何不利用红军掌握敌人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蒋介石再发一份假电文呢？曾希圣的大胆设想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首肯。于是，曾希圣冒充蒋介石又给周浑元和吴奇伟发电报，将敌人两个纵队的主力调开。曾希圣冒充蒋介石的假电报发出后，不知内情的周浑元和吴奇伟，果然把主力部队向泮水和新场方向开进，红军安然渡过了赤水河。红军四渡赤水，曾希圣利用熟知敌人密码来破译敌人军情，对敌人的行踪了如指掌，让红军在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队的空隙间灵活穿插，让国民党军扑不着，打不到。

红军四渡赤水后进入云南，蒋介石又调兵遣将围剿红军。1935年初夏，蒋介石调派万耀煌攻打红军。可是，万耀煌想保存实力，不愿意孤军深入尾追红军。于是，他就发电报向蒋介石谎报军情。万耀煌向蒋介石谎报军情的电文是5月4日发出的，而此时红军已经到达金沙江边。毛泽东充分利用了万耀煌和蒋介石“同床异梦”的矛盾，争取到了宝贵的转移时间。当蒋介石于5月10日重新发电报要万耀煌“围剿”红军时，红军已经全部胜利渡江。蒋介石随即命令国民党中央军、滇军、川军配合，一定要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畔。结果这一情报又被“军委二局”破译，毛泽东利用掌握的情报，放弃原来“用船只渡江”的计划，抢先在泸定镇夺取“泸定桥”，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让蒋介石消灭红军的计划再一次成为泡影。

接力配合与严格保密

红军长征途中，大部队（中央红军）与其它部队尽量错开时间行军。如果中央军在白天行军，那么留下另一支红军在夜里行军。这支夜里行军部队的电讯员就肩负起截取敌人电台信号的任务。如果一支红军夜里行军时，白天行军的红军部队电讯员就负责夜里截收敌人电台信号。利用这种错开时间的行军方式，虽然各红军部队相隔千里，但仍然能保持接力式的相互配合，无遗漏地截收敌人的全部电报。

电讯员是红军行军的“眼睛”和“耳朵”，红军的电讯员都是无比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们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在长征途中，除了大名鼎鼎的曾希圣这样的电讯人才外，还有红一方面军王铮、红四方面军宋佩夫、王子钢等许多位电讯英雄。红军电讯员有着严格的保密制度，他们宁可牺牲也不会向敌人泄漏半点信息，并且时刻做好为革命牺牲的准备。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怀玉山战役中不幸失败后，电讯员把电台和机要文件全部烧毁，然后从容就义。在电讯保密问题上，红军电讯员抱着“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的信念，让国民党军根本没有机会破译红军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