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虚无论自清末以来总是随西学传播波动和社会变化而起伏，虽从未形成大气候，但总会诱弄一些人。每当此论风起时，常有学人撰文批判，然思想意识方面的东西有时并不会因批判而偃息。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不断提升历史意识、民族意识，才能避免历史虚无论伴随社会的变化因时乘势魂聚魄散、时隐时现。当中华传统文明与历史文化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的精神支撑时，历史虚无论就无地自容了。

历史虚无论自清末以来总是随西学传播波动和社会变化而起伏，虽从未形成大气候，但总会诱弄一些人。每当此论风起时，常有学人撰文批判，然思想意识方面的东西有时并不会因批判而偃息。心病还须心来医，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还须从思想根源上寻找其原因。对于“虚无论”，当以一种与人为善和“恕谅”的态度，与之讨论、商榷、劝诫。由“虚无论者”的心态心理、学理及史学等方面，根寻其论之所以误，证其所以不能成立，使“虚无论者”省悟到这样一个道理：历史应当敬畏，不可虚无。

学术系乎人心。人心诚与不诚，直接表现为学术的“实”与“虚”。佛家为求内心清净，立“心无”义。僧肇《不真空论》曰：“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放光般若波罗密经》壹假号品第三：“色空故，无所见。痛空故，无所觉。想空故，无所念。行空故，无所行。识空故，不见识。何以故？色与空等无异。所以者何？色则是空，空则是色，痛想行识则亦是空。”借此绝对唯心主义，达到“色空”境界，这原本是禅学的一种修养。历史虚无论无释家之意境，却有释家物虚之失。

历史虚无论者大多涉西学，所及未之深，所悟亦浅，牵于功利之急，便以自己所理解的西学价值尺度，揣度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史)，否定传统价值与观念，并以“六经注我”的手法，割裂史料，强作解释，在批判、否定、虚无本国历史的同时，将其“西化”主张贯彻其中。“虚无”为表象与手段，“西化”为实质及目的，二者实为一体。每当社会发展到一个转折时期，这一孪生体便会在忧国忧民色彩下表现得相当活跃与充分。20世纪80年代《河殇》问世，片中全然批判“黄土文明”，颂扬西方海洋文明。殊不知，“黄土文明”乃是我们的祖先根据自己的宇宙观、天人观构建的一种文明系统。战国时期，齐国邹衍用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相生相克的理论解释朝代兴替。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论“五行相生”，将五行与天地、阴阳结合起来。“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土居中，色尚黄，故古人以黄色为尊。汉人以北斗星为天之中心，认为日、月、星辰、阴阳四时皆围绕此运转变化，并将天象、阴阳、四时与人类社会打通，用“天人合一”的意境，构筑人类社会与自然宇宙融贯一体的理想的社会结构与秩序。《史记·天官书》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这是古人对天象变化长期观察而建立起来的宇宙观，并按此规制人类社会等级，进而形成“天人观”。随后又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皇帝行使权力必须遵循自然之道。然在皇权的运行过程中，君主专制常常悖于自然，导致亡国。因此，历史上经常有大臣借兴亡之道规劝、告诫君主。反观今日，历史虚无论者往往截取历史上某些有悖自然的现象，将其扩大化，甚至与整个中华传统文明等同起来，进而否定之。由于他们抓取的历史现象不同，所以呈现的话语形式各异，然其手段、手法与目的前后别无二致。客观来说，对待传统历史文化，所秉持的态度应该是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历史虚无论者的态度则是用糟粕否定精华，进而将精华糟粕一起丢弃。

若从学术的角度讲，治西学当折服西人。研究美国史，所撰相关专著当成为美国学者经常征引的必备参考书；治英国史、欧洲史当使英国、欧洲学人佩服。但几乎所有的虚无论者都没有这样的意识，大多情况是读了一些西书，便将之用来欺骗国人，将自己本国的历史与传统贬斥一通。这种做法不但不会受到尊重，反倒让人生厌。作为一位中国人，治西学也不能脱离中国传统的固有学问。清末张之洞说：“不通中学，不能翻译西书。”通西学须有中学根底，才能贯通中西。王国维、陈垣、何炳松、张星烺、雷海宗、齐思和等先辈大家，学贯中西，且大多有留学海外的背景，借鉴西洋的方法、学说研究中国历史，成就终身事业，建立了中国现代学术。如何炳松曾系统接受美国的学术训练，最早将鲁滨逊的《新史学》翻译介绍到中国，比较中西学术，同时他还发现章学诚用中西会通的学术眼光撰著《浙东学术》。即便接受过西方的教育与训练，熟悉西方学术，何炳松不但没有对本土文化失去信心，反而是更加自信，发微阐幽，总结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的贡献。面对这些先辈大家的学术精神，那些热衷“西化”、勇于“虚无”本国历史的读书人，不知能用什么语言自白自况？

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它不仅是国民获得国家与民族认同的思想基础，还承载着社会的治乱兴衰，人们可以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得到当前社会治理的启示，为国民谋求福祉。清由盛转衰，社会危机日益严重，龚自珍认识到历史关系国家兴衰存亡，倡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面对经学独盛的清代社会，他坚持用经世致用之史学造就一代治国理政之能才，变法图强，挽救危机。

当外敌入侵一国时，入侵者往往先灭人史，而受侵害之国家，其学人竭尽心智，保留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以待复兴之机。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推行奴化教育，炮轰天津南开大学，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有预谋地摧毁中国文化与教育机构，试图从精神上屈服国人。北平沦陷后，陈垣等著名教授坚守辅仁大学，发扬传统史学精神，陈古证今，证明“凡投敌变节当汉奸者都没有好下场”的道理；鼓励学生培养忠直之气，坚信只要中国传统民族历史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亡，就有复兴的机会。到学生毕业时，陈垣校长常以南宋宝祐四年进士登科录为例，告诫学生走向社会应学习忠烈，勿当汉奸，爱护自身和学校的名誉。陈垣曾对启功说：“从来敌人消灭一个民族，必从消灭它的民族历史文化着手。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不被消灭，也是抗敌根本措施之一。”为此，他们研究历史，保持民族气节，与日伪划清界限，一直坚持到抗战的最终胜利。中国古代历朝兴替，始终保持存史与借鉴的意识，借修史保存故国文化，寄托抱负与理想。当国家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民族历史文化就愈显得特别重要，人们往往会借助本民族历史传统，凝聚人心，支撑精神，激发国民民族与爱国意识，共赴国难。可以说，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是维系国民“救亡”、“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源泉。

历史是一种已经过去的客观存在。它由当时人的记录、记忆或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残留下来的片段遗迹、遗物、印痕等而被后人认识。历史学家依据这些文字与实物资料，以科学、严谨的态度，通过艰苦的劳动、缜密的思考、严密的推证，拼接为尽可能接近原始的历史真实。人们可以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去感悟、归纳、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亦可从过去预见未来。历史上最惨痛的教训莫过于亡国史、乱国史，诸如元好问、胡三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所亲历的亡国史，着实让人胆颤心惊。只有真正体会到这样的历史，才能做到居安思危，有效防范危险的出现。所以无论任何人，都应该对历史抱有一种敬畏的态度。历史不能虚无，“西化”更是行不通。虚无历史，唯一的结果不过是自己把自己虚无掉。近一百多年来，“历史虚无论”一波一波地出现又一波一波地消失，就证明了这一点。

漠视历史、虚无历史，人们就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不断提升历史意识、民族意识，才能避免历史虚无论伴随社会的变化因时乘势魂聚魄散、时隐时现。当中华传统文明与历史文化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的精神支撑时，历史虚无论就无地自容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