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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局势日益恶化，中国面临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1964年底，中国开始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三线建设要在中国偏远的西部迅速建成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战略大后方，拥有打不垮的持久战争能力。三线建设是特殊国际条件下，在以备战来预防战争这一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工业化。它客观上平衡了我国东西部工业布局，为西部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战略大后方
1964年8月1日，美第七舰队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侵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海，8月2日，与越南海军交火，击沉越南鱼雷艇。美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宣称美海军遭到挑衅。4日，美国宣称美军舰只再次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击。这就是著名的“北部湾事件”。美国以此为借口，于5日出动空军轰炸越南北方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7日，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在东南亚使用武装力量。这一事件标志着美国侵越战争升级，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从原来提供武器、动军事顾问的“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
中国领导人也在高度关注越南战争，关注我国南疆的安全。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被迫卷入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后，1954年9月8日，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策划下，美、英、法、澳、新、泰国 、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八国外长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成针对中国的军事集团。在中国东部、东南部，从日本、南朝鲜、中国台湾、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形成了月牙形包围圈。
1960年以来，我国周边安全形势骤然紧张。在东面，美国在第一岛链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寄居于美国羽翼之下蒋介石一直叫嚣着反攻大陆。在我国南疆，美国在印度支那国家不断渗透，扶植代理人，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印度在中印边界搞蚕食，不断制造摩擦，侵略我国领土。在北面，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在1962年策动“伊梨事件”、“塔城事件”，中苏关系紧张。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乱云飞渡仍从容”、“高天滚滚寒流急”，毛泽东主席的当时的这些诗句，更能形象地表达当时我国的安全形势。
由于大跃进的决策失误，我国工业建设贪多求快，超越了国力，再加之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撕毁合同、撤回专家，并且追讨债务，我国的工业化受到了严重挫折。在这一时期，我国放弃了“二五计划”,进行“整顿、巩固、提高”，恢复国民经济。经过艰苦努力，1964年，我国国民经济全面好转。我国政府开始着手制定三五计划。由于1960年以来，我国经济遭受巨大困难，广大人民群众也吃了不少苦头。据此，当时的“三五计划”最初的原则是优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吃、穿、用”问题，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科技，加强基础工业。简单地说，一农业、二国防、三基础工业。所谓“农、轻、重”就是根据农业和轻工业的情况确定重工业的规模。
但是，面对越来越紧张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对我国国家安全忧心忡忡。如果帝国主义突然对我国发动战争该怎么办?1964年初，毛泽东就在思考这一问题，在不同场合提出备战和战略后方问题。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1]
应该说，毛泽东作为大军事家和大战略家，确实敏锐。“北部湾事件”后，越南战争迅速升级，美军直接参战，在1965年迅速达到50万人。我国南疆狼烟滚滚。
1964年8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一份关于对国家经济建设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高度关注。报告提出，我国国民经济在国防安全方面存在巨大隐患。(1)工业过于集中;(2)大城市人口多;(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2]这份报告的实质是说，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工业过于集中在东部、集中到大城市，一旦遭受突然袭击，我国工业将会遭到重大、甚至致命打击。
鉴于苏联在二战中被德国闪电战突袭、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沿海工业几乎损失殆尽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开始从备战的角度考虑工业发展计划。毛泽东是从最坏的设想提出三线建设，即美国突然侵略中国时，苏联乘机从背后出兵。毛泽东的观点得到其他领导人的高度赞成，“三五计划”的工业发展重心转向备战。
1964年8月19日，薄一波、李富春和罗瑞卿三人联名，把国务院研究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意见写了报告，提出，一切新的建设应摆在三线，并按照项目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布点，不要集中在某几个城市;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有计划的全部或不分搬迁到三线。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库。[3]
随后，在备战的紧张气氛下，三线建设紧锣密鼓地迅速铺开，而“三五计划”也自然而然地以备战为中心从新修订。“三五计划”从“吃、穿、用”为中心的计划转变为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这个计划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毛泽东又将其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大三线是按照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大三线又分为西南三线和西北三线。西南三线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西北三线包括陕甘宁青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这是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小三线是指沿海中部地区各省的腹地地带。在外国突袭，中央无力支援的时候，它是一个省的战略后方。
在毛泽东的促动下，三线建设在1964年底迅速启动，经历了整个文革时期，在1980年基本结束。三线工业建设波澜壮阔，同时也历经曲折。在文革爆发前的1964-1965年，三线建设迅速展开，成绩显著。文革爆发后，在1966年-1969年期间，除“攀枝花”钢铁基地这个三线重点工程，其他工业项目都受到极大冲击，进展缓慢。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为了应对苏联入侵，三线工程开始骤然提速，在建设中出现了一些仓促上马，规划缺乏科学依据的现象。1972年，中美关系出现缓和后，三线工业建设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对一些超越国家承受的能力的项目进行删减。三线工业建设在1980年基本结束。
经历千辛万苦，从1964年-1980年，经过十余年的建设，三线地区已经成为一个包括门类比较齐全的新的工业基地。它包括冶金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船舶工业、铁路、航空、航天、核工业、兵器工业等国防工业、电力、水利、煤炭资源工业和公路交通，以及为三线建设配套纺织工业、建材工业。
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酒泉航天发射基地、西昌航天发射基地，就是三线建设中航天工业项目。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仅就三线建设中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做一个简要介绍[4]。
冶金工业：三线地区的钢铁工业基建总投资为146.7亿元，技术改造投资48.94亿元，分别占全国钢铁工业基建和技术改造投资的40.2%和29。3%.到1980年第，三线地区共拥有钢铁企业1077个，占全国的39.5%，比1964年增加4.9倍。炼钢能力达到1161万吨占全国的29.57%,轧材能力占全国的39.4%。有色金属工业在三线地区共投入100多亿元，到1980年底，共有企业945个，占全国的41.4%，拥有固定资产原值79.8%，占全国的55.3%;与1964年相比，三线地区有色金属企业数量增加4.3倍，固定资产原值增加3.6倍。
代表：攀枝花钢铁公司、酒泉钢铁公司、长城钢厂、六盘水工业基地的水城钢铁公司、西南铝加工厂、西北铝加工厂、金川有色金属公司。
机械工业：1965年至1979年，机械工业在三线地区共投资93.39亿元，占这一时期全国机械工业投资166.75亿元的56%。三线投资“三五计划”时期占全国的67.79%、“四五计划”时期占57.12%。1965年至1979年，三线地区机械项目施工项目有1623个，其中大中型项目220个(竣工验收156个),建设竣工面积2129万平方米，安装金属切削机床35119台，锻压设备5633台，新增固定资产64.4亿元。沿海地区向三线地区援建和迁建了241个工厂、研究所，内迁职工62679人，设备17727台。1979年与1965年相比，三线地区机械工业拥有职工增长3.3倍，固定资产增长3.7倍，设备增长27倍。三线地区机械工业占全国的比重由1965年的四分之一增长到1975年的三分之一。形成了四川、贵州、云南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基地;以湖北汽车厂为中心的华中地区的机械基地，以西北的汉中、关中的为中心的工业基地，银川、西宁等少数民族落后地区成为新工业城市。
代表：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四川重型汽车厂、甘肃长城电器工业公司。
铁路、公路交通：
1965年——1980年，三线地区铁路投资共达209亿元，相当于1949年至1964年这一地区累计投资的2.3倍。在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建成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枝柳线和西宁至格尔木段的青藏铁路10条铁路干线。同时修建一些支线和专用线，新增8046公里，占同期全国新增铁路里程的55%，使三线地区的铁路比重，由1964年占全国的19.2%提高到34.7%，货物周转量增长4倍多，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公路：三五、四五计划时期公路交通的主要任务：改建干线公路上的危险桥梁，完善提高8万公里的国防、经济干线，公路通车里程达到80万公里。这些任务在1978年基本完成。三线建设时期，新增通车里程22.78万公里，在1964年增加1.38倍，占全国同期公路新增里程的55.7%。
代表：成昆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湘黔铁路、襄渝铁路、阳安铁路。
窥一斑，见一豹，人们可以由此想象在我国大西南和大西北当时工业建设的宏阔画面。
(二)攀枝花
攀枝花，学名木棉花，属于落叶大乔木，树木高大，高可达25米。摘花时需要攀登上树，所以称之为攀枝花。攀枝花每年3-4月先开花，后长叶。攀枝花树木高大，花开时颜色如火，气势逼人，又被称为英雄花。中国人提起攀枝花，一般不会想起木棉花，而是想起坐落于我国大西南的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由此形成的攀枝花市。攀枝花钢铁基地是我国三线建设的核心工业项目。新中国的工业建设者在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时，充满了大无畏精神，战天斗地。以攀枝花命名这已钢铁基地纯属偶然，但是，以攀枝花象征攀钢的英雄气质，却是出奇的恰当准确。
1971年5月21日上午10点59分钟，中国西南部云贵川交界地带，突然发出震波，瞬间传遍世界。美国相关部门监测到这一股震波，测定其强度能达到4-5级地震，并推测，中国有可能在其西南部荒无人烟的大山间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核试验。这是中国工业史的一次著名的大爆破，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中的狮子山万吨大爆破。[5]
1970年8月3日，攀枝花钢铁基地的朱家包包铁矿开始建设。该铁矿埋在山下，上面覆盖着120多米的花岗石，需要剥离4000万立方岩石，开采难度极大。最初的开采方案是，先把铁路修到山顶，再按照15米的台阶进行剥离。后来，矿山指挥部进行设计革命，决定用近万吨炸药进行爆破，一次性掀开覆盖在矿体上的大山，让宝藏接天见日。朱家包包铁矿有5个山头，其中最高的是狮子山。这个山头位于矿区偏东一点，覆盖矿区主体，占到矿区铁矿石的82.8%。因此，大爆破选在狮子山。
1971年初，周总理批准万吨爆破方案。来自全国各条战线的队伍近约3万名职工来到狮子山进行会战。这次大爆破，先要剥掉75万m3的土石，打出62条总长度14.4多公里的巷道，挖出586个总容积13000m3的药室，加工、装填万吨以上的炸药。这些工程必须抢在渡口地区雨季之前完成。1971年5月21日10点59分，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亲自下令，中国工业史上空前的大爆破准时起爆。起爆瞬间，埋设在总长14.4公里的巷道内的598个炸药室内，长约800米、宽约400米、高约60米的一座山头掀起了35米多高。
狮子山爆破采用了分层延发爆破的新方法。在爆破中，60米高的山头分两层起爆，间隔时间为2.1秒。当第一层起爆岩石上升30米高度时，第二层起爆。在爆破过程中，技术精准，没有任何早爆和拒爆现象。这是我国一次重要的爆破技术创新。
攀枝花钢铁基地项目是三线建设的核心项目。作为备战的核心项目，它紧急启动，打破了一般的经济决策程序，具有非常规的特征。也正是因此，我国的工业建设者发挥一种英雄主义，发挥首创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在大西南的崇山峻岭、急流深谷间，建立起现代化的大型钢铁基地。
狮子山爆破是攀枝花建设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实际上，攀枝花的建设过程，就是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过程中，也是新中国工业建设者的发挥艰苦创业，独立自主，不断创新的精神的过程，这种精神如一条红线，一直贯穿于攀枝花钢铁基地的整个建设过程。
作为备战的大型工业项目，攀枝花钢铁基地的选址慎之又慎。其一，为了备战，自然要选在敌人难以攻击的地方。其次，要靠近铁矿和煤矿。其三，作为钢铁基地，需要丰富的水资源。其四，靠近铁路，交通便利。各方意见争执不下，最后，选址方案到了毛泽东主席手里，毛泽东斩钉截铁，“攀枝花有煤有铁，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攀枝花!”[6]最终，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厂址选在了一个叫弄弄坪的地方。
弄弄坪地处金沙江畔，是个小山坡。金沙江在弄弄坪左边转了一个小弯，又在弄弄坪右边转了一个小弯，形成了一个半圆形。攀枝花钢铁基地就要建在这个地方。但是，新的难题随之而来。1964年底，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第一期工程的规模被确定为年产铁矿石1350吨、生铁160-170万吨、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按照正常估算，生产150万吨钢的大型钢厂需要5平方公里的面积。攀枝花地区根本就没有超过1平方公里的平地。是不是要把弄弄坪这样的山坡铲平，人造出5平方公里的平地?但是，在当时的人力、物力和交通能力的限制下，根本不可能。最后，设计人员大胆创意，依照弄弄坪的地势，设计出了一个国际上著名的“象牙微雕钢城”。
弄弄坪延金沙江有长约2.5公里、高约80米的缓坡。中国工业建设者根据这一地形，设计了梯田一般的阶梯式厂址结构。根据地势，把缓坡分为8个台阶，把炼焦、烧结、耐火材料、高炉、转炉、开坯、大型轧钢和相应的堆料场、辅助设施、仓库等，分别摆在高低相差80米的8个台阶上，而其他管理、后勤部门依山势而铺展，再用铁路、公路贯通，一气呵成。[7]更重要的是，这一设计为攀钢二期工程留有余地，可以继续扩展为年产250万吨的钢铁基地。
“象牙微雕钢城”、狮子山爆破等奇迹，都是人们能够一眼看到的，但是，攀钢最大的奇迹还不是这些，而是当时决定攀钢生死存亡的高钒钛磁铁矿冶炼问题。
攀枝花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发现丰富的铁矿。但是，苏联相关部门将攀枝花的铁矿石判定为“呆矿”，根本无法冶炼。攀枝花铁矿石富含钒钛，平均高达30%。而富含钛的铁矿石在冶炼时，高钛渣会变稠，渣铁粘连无法分开，严重时会导致高炉报废。这是当年国际上百年无法破解的技术难题。苏联人认为钛含量超过15%就无法冶炼。而日本人认为超过12%就无法冶炼。而攀枝花铁矿石在冶炼时二氧化钛达到30%。这是苏联人宣布攀枝花铁矿为“呆矿”的原因。这也是50年代攀枝花没有开发的原因。
前面说过，攀枝花是中国战略后方建设的核心项目，是在国际形势骤然紧张的情况下的非常规的战略决定。攀枝花的选址、规划、建设与高钒钛磁铁矿石的冶炼研究试验同时进行。在攀枝花基地高炉已经树立起来的时候，高钒钛磁铁矿石的冶炼研究试验虽然有所突破，但仍未完全完成。
这是攀枝花生死攸关的时刻。
为了解决这个技术难题，1964年，冶金部调集全国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炼铁技术一流专家100余人组成科研队伍，打响挑战世界级难题的技术攻坚战。实验组先在承德钢铁厂100立方米的高炉进行模拟试验。从1965年1月到同年5月，经过协同攻关，群策群力，终于有所突破，承德试验初步成功，解决高钒钛磁铁矿冶炼的根本问题。然后，利用西昌28米立方炉直接用攀枝花铁矿石进行试验。在这之后，在北京首钢1号高炉上进行大高炉冶炼实验、转炼钢炉及轧钢试验。西昌和北京的试验也相继成功。这次攻关为攀钢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攀钢于1970年出铁、1971年出钢、1974年出钢材，1980年主要产品产量和技术经济指标达到或超过设计水平，形成了150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
据当年三线建设的负责人程子华回忆，毛主席也并非不了解这个情况，他曾说过：将来钛脱不出来，炼不出铁，后不后悔?不后悔![8]这表明了毛主席建设攀钢的决心。
在列强虎视眈眈下，中国要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发展为一个现代工业国，就必须要强调一种必胜的信念，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就要最大限度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攀钢的发展历程就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体现。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攀钢在解决高钒钛磁铁矿冶炼这一难题的过程中，不仅解决了钢铁问题，而且钒钛冶炼技术一跃成为国际先进水平。攀钢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钛原料生产基地、中国唯一的氯化法钛白生产基地、世界第二大产钒企业。正因为自主研发，攀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产品。攀钢钒制品目前已占国内市场份额的80%以上，占国际市场的20%左右，钒产业已成为攀钢新的支柱产业。
攀钢已经成为我国西部发展的工业骨干。
(三)关于三线建设的争议
对于三线建设的评价，经历了一个巨大起伏。在三线建设之初，三线建设受到高度重视。而在1980年后，由于三线建设经济效益存在问题，否定三线建设的声音开始增多，甚至认为三线是一个错误决策。到底该如何看待三线建设呢?
先看经济效益问题。
三线建设一个以备战为主旨，建立战略大后方的建设，同时也是一个平衡东西部工业布局的计划。打个比喻，它相当于一个工业“备份”，在沿海地区遭到攻击的情况下，三线地区有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能够继续支持战争。同时，为了避免敌人攻击到这个工业体系，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的选址采取了“洞、散、山”原则。随着国际形势好转，国家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线工业中的一些企业开始暴露经济效益过低的问题。但是，应该看到，三线建设本身就不是以短期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工业计划。因此，不能以单一的经济效益标准否定三线建设。
另外，即使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三线建设也不能简单否定。
1984年，相关部门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基本摸清了三线企业的状况。三线地区共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设计院所1945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布局符合战略要求，产品方向正确，有发展前途，经济效益好，对国家贡献大，建设是成功的企业，占48%。第二类，建设基本是成功的，但由于受交通、能源、设备、管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特别是产品方向变化后，经济效益不够好的，占45%。第三类，选址有严重问题，生产科研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有的至今产品方向不明，没有发展前途的，占7%。最后，决定对三线企业进行调整，对军工企业进行军转民。同时，对选址不当的274 家企业进行“脱险搬迁”。约占占全部三线企业的14%。[9]
三线企业的“脱险搬迁”以及调整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到本世纪初，接近二十年。应该说，这里确实有三线工业经济效益的问题。但是，还要看到，在这一时期，也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我国整个国有企业都经历了阵痛，沿海发达地区的国有企业也不例外。因此，这个问题应该具体分析。
2000年以来，我国开始进行西部大开发。现在，我国致力于新丝绸之路，推动中部与西亚各国之间经济合作带。而三线建设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为此打下了重要基础，越发凸显出经济发展的长远意义。因此，有学者称三线建设为“备战年代的西部大开发”。
总体来看，三线工业的经济效益也应该有所肯定。
再看战争问题。
三线工业体系是为战争做准备的，但是，大规模的侵略中国的战争并没有出现。这是一些学者否定三线建设的一个最重要论据。
虽然大规模战争没有出现，但是，现在美苏的一些解密材料证明，美国和苏联在不同的时期确实拟定了对中国进行某种军事打击的计划，甚至核打击的计划。毛泽东的担心绝对不是庸人自扰。
再进一步说，即使现在在美、苏的解密档案中没有发现打击中国的计划，是不是就可以判定三线建设的决策是错误的呢?
在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决策。
一种是书生式的、研究式的方法，即系统地搜集到大量历史资料，仔细甄别，细致梳理，如不同时期美国决策层对中国的态度和各种计划、如在不同时期苏联决策层对中国的态度和各种计划，并根据这种材料评判当时中国决策层的对错。
但是，这种评价方式存在一个致命的思想误区，这就是历史人物在当时不可能像现在的学者一样掌握充分的信息，也不可能像后来的历史学家那样知道事件的后果。就像毛泽东，他并不知道后来历史学家所搜集的那些美国、苏联决策层的解密材料，他也不能预见到美国陷入越战，苏联趁势进行战略扩张而中国能够因势利导和解中美关系，并利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缓解苏联对我国的安全压力。
毛泽东不可能根据美、苏决策层讨论的行动计划进行决策。毛泽东只能根据美国、苏联的具体政治、军事部署，推测美国、苏联的全球战略，以及它们针对中国的军事计划，并且，也只能根据自己的这些推测，做出相应的战略决策。同时，还要看到，毛泽东也没有时间，像历史学家那样可以利用充足的时间尽可能地搜集各种材料，再仔细研究、比较，最后得出结论。作为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对于危及我国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如北部湾事件、越南战争升级，毛泽东必然要当机立断，迅速采取行动应对当前事态。在这种迅速决策中，毛泽东，以及当时的中共领导层，他们长期的战争经验，在战争中形成的决策习惯，都会影响到具体的决策。三线建设无疑是毛泽东拍板决策的。但是，也要看到，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的备战思想迅速得到了其它高层领导的共鸣。因为这些领导人也和毛泽东一样，都是从残酷的战争中走过来的人，知道此中凶险。
如果能够从毛泽东这样的决策者的角度，站在他的立场，同情地理解，了解他所受到各种历史条件制约，再评价三线建设决策，这样才能更合理一些。
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10]这样或许能够理解决策者的两难处境。
苏联的洲际导弹能够达到超过音速十六倍以上的高速度，只要用三十分钟，它就可以飞行一万几千公里而攻击美国本土的军事基地和大城市。为了防御苏联的攻击，美国军方在阿拉斯加的克利尔和格林兰岛设立警戒雷达网的最前哨阵地。它通过密布的巨大的雷达天线，可以测知从四千到五千公里的远距离飞来的飞行物体、导弹或氢弹轰炸机。这样，它可以在苏联导弹到达美国本土20或25分钟发出警告，使全国做好防御和反击准备。
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设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郊外奥弗特空军基地。1961年11月24日清晨，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和处在最前哨的的弹道导弹早期警报系统中的警戒雷达基地的联系突然中断。指挥所里一片紧张。
在雷达警戒前哨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事故?还是苏联导弹直接袭击了这个雷达警戒网的前哨阵地呢?
司令部也无法判断。
如果是苏联袭击警戒雷达前哨基地，那么，按照正常的步骤，苏联的洲际导弹会同时飞向美国的本土。
记住!没有时间去核实调查真实的原因。因为留给美国战略空军司令的时间只有20-25分钟。稍微一犹豫，美国就会失去防御和反击的时间!
为了不失去反击机会，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鲍尔向分布于全世界的七十多个战略空军基地下达了“准备进行核战争”的命令。仅用了三十秒钟的时间，这一命令就传到了所有基地，六百三十架B52型飞机、五十五架B58飞机、一千架B47型飞机满载着装有核弹头的炸弹，为了出击而开始在跑道上滑行。仅仅用了十二分三十秒的时间，这支共计约一千七百架战略轰炸机的大部队就完成了起飞的准备。
但是，就在这这支轰炸机即将到达苏联的几分钟前，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得知它和雷达基地联系的中断仅仅是由于通讯机械的故障，于是命令立即取消攻击。
一次机械事故、20-25分钟和世界核战争!荒谬而又恐怖。
在这次事件中，美国战略空军司令在有限的20-25分钟内，也只能根据推测，不得不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做出战争指令。
这与越南战争升级后，毛泽东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同时应对美苏侵略，决策三线建设，实质上是一样的。
对于世界性战争，毛泽东高度紧张，美国和苏联也同样高度紧张。在冷战的年代，谁也不知道对方会不会突然发动攻击。唯一能做的，就是立足于自己，对对方的攻击做好准备。
美苏两国都修筑了对付全面核战争的完善的地下核设施。例如，美国在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修建美国空防司令部。这是一所未来型的完善的核防地下设施。修建该司令部历时达四年之久，修建费用多达二十亿美元。里面有完善的指挥所、医院、工厂、仓库、发电厂、中央隧道，防止辐射的铁门。[11]可以说这是一个地下城市。
同时，美国人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1998年，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和梦工厂拍摄了一部名为《天地大冲撞》的灾难片。其中有个情节，说彗星要撞击地球，美国人为了种族延续，只能从现有人口中选出精华，藏入地下。待灾难过后，再重建美利坚。
实际上，这个情节有个真实版本，不是为了防彗星撞击地球，而是防御核战争。1965年，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一篇题为《对全面核战争中损失的估计》的报告，据计算，美国方面能活下来的也仅有六千万人左右。美国负责制定战略的人，正计划从最必须的、最优秀的人中，保存六千万人口，以延续美利坚。[12]
如果看到这些，就应该理解，在那个年代，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战争的担忧就不是杞人忧天了。
第三，三线建设在大国博弈中的地位
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庄严地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但是，宣布独立并不等于真正的独立，中国必须要有维护国家独立的能力，必须要有自己的战略空间，中国的国家利益必须得到其他大国的尊重。
中国的工业体系是维护中国独立的经济基础。只有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才能真正提升国防实力，提高经济竞争力，提高国家的实力。但是，工业化又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中国又必须为了工业化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和国内环境。
但是，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以来，西方大国的国际规则的实质是“持剑经商”，军事与经济扩张相结合，往往是先通过军事力量扩张，为经济发展拓展空间。从早期热那亚资本主义城市国家、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莫不如此。即使在今天，这一实质仍然没有改变。美国及其盟友仍然通过军事打击伊拉克、利比亚，推倒其政权，为自己的石油公司扫清障碍。
因此，在真实的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的独立地位、战略空间、国家利益，不是凭借善意，不是凭借沟通，而是通过坚强的意志，通过与这些大国进行激烈地博弈争取来的。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战略利益空间是“打”出来的。
面对群狼，就要用狼的规则。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弱小国家，中国都能平等相待，而面对美国以及后来的苏联，毛泽东追求国家主权独立的方式，可以归结为以硬碰硬，以战止战，以斗争求生存，争取新中国的真正独立和和平环境。抗美援朝、炮击金门、对印自卫反击战、抗美援越，珍宝岛事件，都是这一原则体现。
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斗争又不是鲁莽的。在与大国博弈过程中，新中国在国际上既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同时，又立足于自身，时刻做好战争准备。通过这种战略，遏制战争，争取和平。
毛泽东在1961年接见巴西共产党干部参观团时指出，世界和平力量与战争因素的力量消长和对比。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世界国家、帝国主义国内人民的反战力量。联合起来形成和平力量，遏制战争。但是，中国要备战，以备战遏制战争。“每天都说不会打，使大家睡觉，使大家认为是共产党说不会打了，一个早上忽然打起来怎么办?还不如说帝国主义要打好一些。就是说作坏的方面的准备，这么做了准备，也许可以不打”[13](P470页)
建国初的抗美援朝的中美博弈中，中国实际上是依托社会主义阵营，以社会主义阵营为战略大后方，美国也顾忌苏联的力量，把朝鲜战争限定为“有限战争”。而抗美援朝一战，打出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打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但是，随着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断明显，中苏关系破裂。这就意味着，在与大国博弈的进程中，中国失去了战略后方。更重要的是，中国与之角力的大国是当时的美国和苏联。在国际上，中国得到社会主义阵营支持在减弱，中国同时面对东面和北面的巨大威胁。
为了赢得真正的独立，为了能够真正以斗争求生存，中国必须通过积极备战，显示中国维护主权的坚定的国家意志。而三线战略大后方建设，为中国当时的国家战略提供了基础。
同时，鉴于与苏联关系破裂，中国的国防战略发生了巨大转变。
我国最初的国防战略是积极防御。主要面对东部威胁。在这之后，鉴于国力，又提出“南放北顶”。对于南方不固守一城一地，而对于北方，于重要工业区在北方，因此固守。更重要的还是把苏联作为战略大后方。
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本身也成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力量。因此，毛泽东相应地提出“诱敌深入”。不在沿海一带固守，而是利用当年红军在苏区的战法，把侵略者放进来，以人民战争消磨它，削弱它，最后消灭它。这就要求中国腹地有完整的工业基地，具有长期支持人民战争的能力。同时，沿海各省也要各自为战，有自己的小后方基地。而这种设想，是建立在同时独立抗击美苏的设想上。
三线建设为这种战略设想提供了打不垮、打不烂的后方基地，为人民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而正是忌惮于中国的人民战争，怕陷于中国出不来，美国和苏联才不敢贸然打击中国。中国敢于抗美援越，但美国却不敢把战火蔓延到中国，最后败走越南。随着尼克松来华，在硬碰硬地战争较量中，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随之，日欧等国纷纷承认中国。中国又利用欧美结成统一战线，制衡苏联。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开始缓和与中国的关系，放弃对中国的围堵，从中苏边境撤军。
中国真正完成了国家独立。
三线工业建设就是“立国”时期的工业建设。
【梁孝，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0页。
[2]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8页。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0页。
[4] 参见：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270页。
[5] 参见“矿山惊雷——朱家包包铁矿万吨爆破纪实”，中冶网，2009年9月14日。http://www.mcc.com.cn/Item/6672.aspx http://www.mcc.com.cn/Item/6672.aspx
[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204页。
[7] 高扬文：“攀枝花：三线工程中的一朵奇葩”，《党史文献》，1999年第6期。
[8]李思笑等整理、程子华口述：“攀钢是怎么炼成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3月4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56/11072575.html。
[9] 陈东林：“评价毛泽东三线建设决策的三个新视角”《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8期
[10] 参见[日]小山内宏：《第三次世界大战》，上海外国语学院日阿语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68页。
[11]参见[日]小山内宏：《中苏战争——中国新战略的目标是什么》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46页。
[12]参见[日]小山内宏：《中苏战争——中国新战略的目标是什么》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49-50页。
[13] 《毛泽东外交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