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遵义会议看毛泽东崛起

胡新民

沈尧伊油画《转折——遵义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被称为历史性转折的事件只有两个，一个是1935年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一个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个会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被确立为党的核心地位，但是他们两位在当时都并不是党的第一把手，并且邓小平也一直没有担任过党的第一把手。然而，他们两位在党内的核心作用，历史已有定论。

回顾这两个会议，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两位的发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虽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但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虽然没有留下当时的讲话稿，但据与会的陈云后来的回忆及其它史料印证，讲话的基本内容都包含在毛泽东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自我评价最高的两篇文章之一（另一篇是《论持久战》），同时也是被外界评价最高的文章之一。蒋介石退守台湾后，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胡适推荐他好好读一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据说，蒋介石读后又将此文推荐给他的部属阅读。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纲领性文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后来人们称遵义会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关键就在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并得到全党的支持和拥护。

遵义会议“转折”的首要意义在于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在谈到遵义会议的时候，毛泽东提得较多的三个人是：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关于王稼祥，毛泽东还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下了“关键的一票”。关于周恩来，遵义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就对红1师的师长李聚奎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

在这三个人中，从事军事工作时间最长，担任军事指挥工作最久的是周恩来。 1924年秋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部长。在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1931年12月到中央苏区后，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长征前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红军上下回顾起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战史，基本丧失了对三人团、特别是对李德和博古的信心。此时“部队的指挥实际上由周恩来担当起来。”（《周恩来传 1898-1849》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281页）

在这段历史中，尽管周恩来一直从事军事工作，但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深刻认识，是从他离开城市到农村后才逐步形成的。

遵义会议会议室里并排悬挂着参加会议的8位政治局委员的照片，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陈云、刘少奇、朱德、王稼祥。

1931年9月下半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2月底，周恩来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成员有毛泽东、朱德等人。此前四年，周恩来一直在白区从事地下斗争（其间两次去苏联）。因此，他对农村情况的了解有限，对毛泽东的“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了解也有限。但从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的情况看，周恩来显然已经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性。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他要考虑如何贯彻当时的“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但在实践中，他又亲身体会到“泽东积多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因此，当宁都会议把斗争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并提出把毛召回后方免除军事指挥权的时候，周恩来仍然坚持提议把毛泽东留在前方。虽然毛泽东还是回到了后方，但周恩来对毛泽东还是很尊重的。毛泽东调回后方后，新成立的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周恩来取代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在后来的日子里，李德、博古和周恩来实际掌握了军事指挥权，朱德难起作用。连红军决定长征这样的大事，朱德都没有参与。

因此，要使红军在困境中解脱出来，在军事上必须要改弦更张。简言之，湘江战役之后，关键的问题是此时掌握了军事指挥权的周恩来，是否能明智地“让贤”，并且还能在“让贤”过程中起到独特的积极作用。

通过宁都会议之后的战事诸多不顺，周恩来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认识逐步加深。同时，他也深切地体察到红军广大指战员对李德等人不满的情绪。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革命首先需要毛泽东这样一个“帅才”。这应该是他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赞成毛泽东的意见的主要原因。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有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周恩来说，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适合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周恩来还说，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

作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的长征，产生了久远而巨大的国际影响。许多外国人士对长征表现出浓厚兴趣。在学术研究方面，1971年问世的英国知名学者、中国问题专家迪克·威尔逊的《1935年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为生存而斗争的史诗》，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长征的英文学术专著，也是学术含量最高的专著之一，至今仍有不少国内外研究学者援引书中的材料和观点。

尽管此书尚未出版中文版，但该作者后来出版的《周恩来传》，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其中涉及到遵义会议前后情况的分析，应该有助于了解这个过程。

《周恩来传》指出，当时红军需要的领导是：善于作战，能够最有效地利用有限资源进行游击战，对于红军扎根的中国农村社会有强烈的感情，“显然，毛是这一人选。”周恩来感觉到，“在这场农民革命中，找不出比毛泽东更好的领袖。周恩来可能还发现，在政策的制定和党务工作的许多方面，毛泽东比其他人更高明一些。”因此，认为自己更适合当一个行政领导的周恩来，“在遵义戏剧性地由毛泽东的上级和批评者一变而成为毛泽东的下级和支持者。”“而这一关系的线索可以追溯到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传》还指出，遵义会议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军事上的问题，很显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后来证明比周恩来他们那套做法“更为实用”。《周恩来传》归纳道：“总之，尽管周对毛有许多意见，但他仍被这位传统的但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所倾倒。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也许，农村根据地的峥嵘岁月已把周在天津-巴黎-上海所形成的有关中国革命城市化的观点的锐气全磨掉了。”（参见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 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值得一提的还有，当时朱德的作用不可忽视。关于这一点，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记载，毛泽东在1966年10月回忆遵义会议时特别指出，周恩来和朱德起到“积极作用”，“若无他们当时就糟了。”另据朱德的孙子朱和平将军在2016年9月的人民网视频采访时指出，毛泽东能够参加通道会议，首先应该归功于朱德的提议。《周恩来传》则是这样写的：朱德以周恩来老朋友（周是朱的入党介绍人）的身份，在遵义会议召开前跟周恩来打过招呼，“表示自己准备推举毛。”这对周恩来的触动很大。《周恩来传》认为，朱德的这一举动是“至关重要的”。习近平在纪念朱德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遵义会议上，朱德同志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应该说，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召开的时候，对把军事指挥的实权交给毛泽东，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此后长达四十多年的毛泽东主导决策，周恩来负责具体实施的局面。《周恩来传》用了一句很传神的话概括：“毛是总指挥，周负责总指挥部。” 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坚定不移地与毛泽东站在一起。他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道：“只有到了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才能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著名历史学家、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的主编金冲及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周恩来。”“从青年时代起，周恩来一直是很杰出的，但真正能使他在一个正确方向下充分施展才能的，还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这是事实。周恩来如此由衷地尊崇和维护毛泽东，原因也在这里。”（张素华等：《说不尽的毛泽东》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第527页）1976年元旦，进入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在似睡非睡中隐约听到广播，知道是发表了毛泽东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他赶紧要秘书找来当天的《人民日报》给他读，此后还多次让工作人员读给他听。毛泽东的这两首词伴随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天。

六次会议与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及其前后，党中央一共召开了六次重要会议（关于后来的会理会议，此文后面将会介绍）。这六次会议，被称为“长征中挽救党和红军的六次重要会议”。它们分别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取得了军事上的发言权；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提议重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确保了“四渡赤水”的精彩收官。

黎平会议旧址。

这六次会议，围绕的一个中心议题是“红军向何处去？”毛泽东提出的是向川黔滇方向发展，而博古和李德主张的是向湘西与红军2、6军团会合。现将六次会议的要点逐一概括如下：

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大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提出的转向方针，即从湘西转向黔川。

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8日）:大多数与会者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定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

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

扎西会议（1935年2月5日至9日）：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下一步进军方向。

苟坝会议（1935年3月10日至12日）毛泽东提议成立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获得通过。

不难看出，这六次会议都是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党中央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的意见主导了这六次会议。但是，仅仅是会议的讨论和决议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实践的检验，也就是实战的检验。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使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中国共产党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159页）2015年6月，习近平参观遵义会议旧址，在谈到四渡赤水时说道：“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运动战的典范。”

《通道会议》（木刻画）。

但是，毫无疑问，四渡赤水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处处都隐藏着“急流险滩”。处于非常劣势的红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付出了艰难的代价，才实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如果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每当出现挫折后，毛泽东善于化被动为主动，随机应变，尽管落脚点几经变更，但始终保持战略方向不动摇。

四渡赤水显示出的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当然也包括了他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善于分析敌情（包括从有关方面获取的情报），更善于总结经验化被动为主动。最重要的是坚持战略方向，向川黔滇发展而绝不考虑去湘西与2、6军团会合。

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后红军的第一仗。此战是毛泽东提议，经红军总部决定的。当发现战斗失利时，毛泽东又提议立即撤出战斗，接着开始一渡赤水。毛泽东总结失利的原因是情报不准和轻敌。但是，毛泽东又从战略的意义上作出辩证的分析，他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

土城失利直接催生了扎西会议后中央发出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个文件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的运动战思想。《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在接下来的二渡赤水后，红军迎来了长征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胜利——遵义大捷。这成为了毛泽东“用兵如神”的第一个亮点。

第二个亮点出现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一个人坚持不进攻打鼓新场。在与会的二十多人都支持进攻打鼓新场的情况下，毛泽东辞去了职务。但是当天夜里毛泽东找到周恩来，说服了他。随后周恩来再次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决定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接下来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军事指挥机构，由毛泽东本人、周恩来和王稼祥三人组成，史称“新三人团”。也就是说，前一天开会毛泽东还空前孤立，第二天就众望所归。

苟坝会议旧址。

多年来，许多人都在研究毛泽东究竟是怎样说服周恩来的，而周恩来又是怎么被说服的。其中一个热点就是“情报”的作用。近年来甚至出现了情报决定论，认为四渡赤水的胜利，红军长征的胜利，都是情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频频提到当时负责无线电情报工作的戴镜元。戴镜元是2008年去世的，生前曾写过回忆录和接受过采访。这些回忆不但有助于正确认识情报的作用，更有助于认识毛泽东的“用兵如神”。

199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缅怀毛泽东》一书，其中有戴镜元写的《毛主席和机要工作》。他在文中写道：他从1933年春开始从事技侦情报工作，给中央提供了大量的无线电破译的情报，有些事后证明是非常准确的，但李德、博古他们并不采用。“从这个时候我就想，看来机要只是一个工具，没有英明统帅来使用，恐怕很难发挥作用。”“据我多年的体会，指挥员既要有正确的决心，又要有及时准确的情报，没有及时准确的情报，就很难有正确的决心。但只有准确及时的情报，没有英明的统帅，情报同样也发挥不了作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个‘神’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正确的战略指导，指战员英勇善战，人民群众积极支持拥护，再加上情况明，才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在毛主席英明指挥下，红军所向无敌，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这是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反复证明了的。”

戴镜元的文章应该说是把情报的作用问题说清了。戴镜元在2005年6月22日接受过一次采访，他说：在苟坝会议上，“二十多个与会者的意见几乎形成了一边倒，赞同集中主力部队攻打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根据军委二局、三局送来的情报仔细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与运动趋势，陈述自己反对的理由，但由于大家求战求胜心切，还是坚持要打。”“就在这天晚上11点，情报部门获悉黔、川、滇三方的敌军运动最新情报，完全与毛泽东的分析判断一致。”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出，同样的情报，毛泽东的分析却是慧眼独到，与众不同，而且事后证明是正确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当夜此行，历史的结局会改写成另外的样子。”（石仲泉《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4页）

“新三人团”成立后的第一仗是鲁班场战斗。此战红军失利，或者说是一个败仗。对于这场战斗的评价，一般都认为是当时不得不打的一仗，尽管红军损失稍大于国民党军，但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

扎西会议旧址。

如果把眼光再延伸，就会发现四渡赤水最大的转折恰恰是在鲁班场失利之后。最能体现这个转折的，一个是三渡赤水造成蒋介石的致命的误判；另一个是毛泽东下决心第四次渡赤水时，将第四次渡赤水视为红军转危为安的最关键的军事行动。

在蒋介石看来，红军在鲁班场被打败后的三渡赤水，是逃窜。因此他认为，红军战斗力已经严重丧失，将会分散打游击。可以采取在江西的“围剿”办法，一举歼灭红军。他电令各路部队迅速修碉筑路，紧缩包围。他还声称，若再不消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

一时间，红军似乎又面临第五次反“围剿”的局面了。毛泽东果断决定第四次渡过赤水。这一招终于使红军走上了摆脱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关键一步。关于这个详细过程，国内外著述文章很多，在此不赘。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致电各军团领导关于第四次渡赤水电报中的措辞：“严重紧急关头”、“限时迅速渡毕”、“高级首长亲自鼓动与指挥”、“保秘密”。最醒目的是：如若渡河有任何不顺，将会给红军造成“最大危险”！换言之，如若渡河顺利，就意味着红军的最大危险已经被战胜。

第四次渡赤水成为毛泽东“用兵如神”的第三个、也是最大的一个亮点。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通过四渡赤水得到充分的展示，这不但得到共产党内、红军内的肯定，也使国民党方面哀叹自愧不如。

余绪：外国学者眼中的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崛起

自1937年10月美国记者斯诺出版《红星照耀中国》后，关于毛泽东的著述源源不断，一直延续至今。世界上主要国家，都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学者。国外出版的毛泽东传记类作品已经有数百种，绝大部分能比较客观地，也就是说能正面评价毛泽东。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的内容是这些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通过这些内容，也有助于了解遵义会议与毛泽东崛起的关联。

致力于研究毛泽东50年的美籍著名学者施拉姆在《毛泽东》中写道：“1935年1月第一个星期，政治局在那里举行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终于使毛控制了中国共产党。”顺便提一下，许多西方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学者，都把施拉姆的著作列为主要参考书，并经常援引其中的观点和材料。

同为美国人的知名学者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是西方出版的毛泽东传记中最被推崇、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这部《毛泽东传》有这样的内容：“毛泽东在遵义成为中共高层领导人……他转变了形势，压倒了28个布尔什维克，并重新定义了长征。”“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一直以来，他都是对的，我们应该听他的。’周恩来谈到毛泽东时说。他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的职务，并敦促让毛泽东来领导。”

前面提到的《周恩来传》的作者威尔逊，也出版了一本《毛泽东传》（原名《历史巨人——毛泽东》）。此书被认为是全球毛泽东研究领域里最权威、最畅销的作品之一。书中写道：“遵义会议的一些与会者之所以会考虑在非常时期转向毛，希望毛出来领导，是有实际原因的。”“他们需要一个来自人民之中的人，一个天才的农民领袖来领导。”

对长征时期的毛泽东描述得最有历史感的应该是英国著名记者和传记作家肖特。他六年两度重走红军长征路，收集满满10大箱文件和资料，采访许多与毛泽东交往过的当事人，最后写成了近70万字的《毛泽东传》。此书以研究充分、富有细节、文笔流畅而取胜，出版后便在有关研究领域引起轰动，并被权威的《纽约时报书评》誉为“大红宝书”。关于遵义会议，肖特写道：“1935年1月红军逗留在遵义，由于毛的同僚认识到，毛一直是对的，而他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博古、周恩来和李德）一直都是错的，因而他首次在党的领导中取得优势的地位。”“由于一切别的指望都已破灭，他们只得转向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肖特笔下的四渡赤水：“毛进行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机动战表演，穿梭于云贵两省之间，使追兵如坠五里雾中，蒋介石的谋士们茫然不知所措，连毛本人的将领们也感到大惑不解。”“在上海，《中国周报》承认：‘赤匪中颇多谋略之士，否认这一点再愚蠢不过。’一名国民党的警备司令一针见血地说：‘他们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

肖特还用一定的篇幅写到了苟坝会议之后的会理会议。他写完了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对林彪等人的严厉批评后，继续道：“但是，在毛大获全胜之时，他还能够表现出豁达大度。毛在会理的目标，就是要统一全党，将军事领导权集于己身……而他们作为另一方则不得不认识到，毛再一次证明自己是对的，而他们则又一次被证明是错了。”“会理之后，军团指挥员们和随同一方面军一起的党的领导人，就再也不会向毛的战略判断，或者他的领导权发起挑战了。”

关于会理会议，近年来流传的“真相”不少，往往还联系到建国后的一些事情。其实，回到历史背景看历史事件，才有“读史明智”之效。2016年8月，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对长征史颇有研究的专家王新生的新作《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书中写道：“会理会议批评了错误意见，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1999年出版的肖特的《毛泽东传》和2016年出版的王新生的《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对会理会议的评价是基本一致的，即毛泽东的崛起在遵义，巩固在会理。

上述四部毛泽东的传记，一般被学界认为是西方“真正涵盖毛泽东一生的具有学术价值的传记著作”。这四部著作在写到遵义会议时，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毛泽东的词《忆秦娥·娄山关》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意境深远，成为千古绝唱。特别是“从头越”三个字，用词家的解读是：“含蓄着要从头部署长征大计，以及放怀所想。”

2015年8月，在美国大学任教的俄罗斯学者潘佐夫著的《毛泽东传》中文版出版。学界对此书评价甚高，称是在此类书“汗牛充栋”的情况下的“突围”之作。此书同样引用了《忆秦娥·娄山关》，并写道：“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其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