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政治所扼杀的真实军事报告

——约翰·高林和他的《延安精神》

余  戈

“约翰·高林拯救了美国对华政策中一卷失去的篇章。这卷篇章本来可以改写当代的历史，使美国在亚洲避免两次失败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提供武器是没影儿的事

1944年，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派往延安的军事观察团——“迪克西使团”中，除首任团长包瑞德上校留下回忆录之外，隶属美国战略情报局系统的约翰·高林上尉也写了本回忆录，书名叫《延安精神》。

约翰·高林，是美军驻天津步兵第15团的子弟。他的父亲威廉·高林与史迪威是同在该团任职的战友，1921年退休后，与妻子选择留在天津定居。高林本人在天津度过了青少年时代，是小“中国通”。1938年，第15团迫于日本压力奉命撤回美国，高林和家人也一道回国。1941年7月，高林参加了美国陆军。1942年晋升中尉以后，他要求调到了父亲的老战友史迪威领导的中缅印战区服役。在印缅边境，高林负责组织一支克钦族侦察组。1943年10月，高林小组转隶美国战略情报局系统，被授予代号“流浪汉”，负责缅甸西部的情报搜集和游击作战活动。1944年6月，中缅印战区组建“迪克西使团”，高林入选第一批成员，于一个月后被派往延安。

据高林观察，“共产党有一个两年制的正规兵役制度，自愿参军者踊跃，大大超出实际需求”。此外，“共产党的军事机器运转非常自如。他们的地图作业，对敌方阵地的标记，对飞行员的救援，对敌占区情况的了解，对海上登陆作战所需的潮汐涨落、海岸水深等情报的掌握，都是第一流的”。由于高林本人在缅甸丛林已积累了一定的作战经验，这些观察评论应该算是“业界”评价。

“迪克西使团”的美军官兵，按专业特长担负不同的“观察”项目。据高林自称，其本人是因擅长爆破技术及游击战专业知识，而获得奉派机会的。高林看到，极其缺少武器弹药的延安，经过努力勉强能制造子弹、迫击炮弹、手榴弹和地雷，但原材料的来源只能依靠缴获的武器和战斗后修复的物资。比如，每次战斗结束，战士们被要求捡回打过的弹壳，以便装上火药再次使用。八路军常见的“重武器”，大概就是靠缴获而来的迫击炮和掷弹筒了。“中国人真可称为射击这些日本迫击炮的专家。他们把第一发炮弹打到超过目标的远处，把第二发炮弹打到不到目标的近处，然后用线绳绑上石块作为铅垂线来测量瞄准点，校正前两发炮弹之间的距离，第三发炮弹通常就命中目标”。给高林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地雷，八路军“使用了类似象牙和玉石雕刻家精雕细琢球中之球的技术，用坚硬的石头制造石雷。他们把直径两英尺（编注：1英尺约为0.3米，下同）的石头从中间挖空，装上小石块和类似在爆竹中使用的黑火药，然后用纸张或稻草把这些石块和火药装填在一起，并装上木制的发火器，只要牵动一条在黑暗中埋藏的绳索，石雷就会发火爆炸。当我使用我的金属探测器去测试这种地雷时，探测器竟毫无反应”。高林提供的一张照片显示，八路军已能铸造100磅（编注：1磅约0.45公斤，下同）的巨型铁壳地雷，不但雷壳上铸有供两人握抬的手柄，而且方块状的预制破片加工很精细：他推测这种地雷的材料，来自日军轰炸延安时留下的弹片。

高林从重庆来延安时，带了400磅具有现代技术水平的、可供定时爆破之用的爆破器材，包括蚌式爆破器、炸药箱、定时器等。因此，延安安排高林搞了四次爆破示范表演，每次都有上千人观看，使八路军官兵大开眼界。特别是美式C型合成炸药，如同肥皂般易揉可塑，可以塞入很小的腔体，只需小小一块即可炸断铁轨，让在“百团大战”中爆破过正太、同蒲铁路的八路军惊叹不已。爆破示范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个险情：高林带来的一支0.22（英寸）口径的暗杀手枪不慎走火，子弹从正在观摩的周恩来耳边擦过，吓得高林等人目瞪口呆。周恩来却只是微笑着淡然说了句“好险”，这件事就过去了。观摩之后，八路军将领热切地表示，希望能得到一些这样的好装备，刚刚还兴头颇高的高林，马上显得有些尴尬：这不在其权限范围，而且他知道，此行只是进行“观察”，为八路军提供武器装备还是没影儿的事情。

日本军刀赠李梅

实际上，早在“迪克西使团”来延安之前，已经有一项军事合作在八路军与美军之间展开，即边区军民对美军飞行员的救援。1943年底，美军在成都修建的B－29“超级堡垒”重型轰炸机机场竣工。1944年6月中旬起，开始对日本本土实施轰炸。这些轰炸机和护航战斗机飞回基地时，必须经过华北、华中上空，这些地区在美方地图上被标为“沦陷区”，实际上大部分已经控制在边区军民手中。

“迪克西使团”到达后，由陆军航空兵部队的路易斯·琼斯中尉和亨利·惠特尔赛中尉负责组建了空地救援小组，在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大力支持下，边区军民共搜救了大约300名美军飞行员。据高林记述，应叶剑英将军的要求，琼斯他们草拟了一个在八路军总部建立收集空中情报组织的详细计划，这个计划包括识别飞机，收集日军机场及兵力情报，飞行员逃脱搜捕的程序，组织救援网及预报天气等内容。经过努力，“把上自军区主要领导下至共产党控制地区村长一级提供的情报，全部汇集了起来”。“工作开始第一周，叶将军的情报网就识别出五个可供美军轰炸的重要日本目标，提供了三起有关被击落美军飞机位置或日军飞机调动的无线电通讯报告”。1944年11月，使团成员、日裔美国兵乔治·中村上士奉命在晋西北收集情报。在今山西吕梁市石楼县刘家湾，他接到指示说，美军飞行员伍德中尉在附近紧急迫降。12月12日，伍德中尉被担架抬到了中村所在的边区总部。后来中村回忆说，警惕性极高的伍德盯着中村的黄种人面孔，怎么也不相信他是和自己一样的美国大兵，“用美国俚语与其对话，还同他谈论有关美国的事情，也没有用处”。

——为了答谢边区军民的盛情，“迪克两使团”工作结束后，美国战略空军第20航空队司令官柯蒂斯·李梅将军，安排了一架C－46运输机满载医疗用品，送给延安以示答谢。特意留在延安办理此事的，是李梅的部下琼斯中尉。毛泽东很高兴，选了八路军缴获的一把上好的九八式日本军刀，托琼斯转赠李梅。此为后话了。

三交镇拔碉堡

留在延安似乎“只能玩玩外交游戏”，让高林这些“正牌”军人感到不安，于是纷纷要求去前线，最好能和八路军或民兵一起打仗。终于，高林与隶属海军情报局的赫伯特·希契海军上尉、陆军航空兵部队的路易斯·琼斯中尉获得了机会。

此时，日军在华北只控制着公路、铁路干线，主要施行“堡垒政策”，通过在交通干线附近构筑堡垒而据守。八路军则如水银泻地般，渗透控制了点线之外的广阔地域，只是因为缺乏攻坚利器无法摧毁堡垒，才与日军形成对峙局面——所以，后来八路军将领向美军提出，最希望得到的美式武器是“巴祖卡”火箭筒和直瞄小炮之类，而不是像重庆那样狮子大张口地要什么飞机、大炮和坦克。八路军的请求完全是基于自身能力的务实之需，当然被美军视为“真正想打仗”的人的内行要求。

从延安出发后，高林这个小组在120名八路军官兵护送下，经过1500英里（编注：1英里约为1.6公里，下同）的长途跋涉，来到晋绥军区根据地。高林既然带来了大量爆破器材，就想试一试应用效果，于是与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商定，选择同蒲铁路沿线上一个既能监视铁路，又是供应仓库的日军碉堡，以爆破方式实施攻击。高林提到这个地名叫“三交”，经笔者结合背景分析，判断就是今山西吕梁市临县的三交镇。

战斗开始前，先由“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成员用扩音喇叭进行攻心喊话，然后由40名八路军战士参加攻坚，以机枪火力压制日军碉堡火力：由八个士兵负责挖坑道。据高林描写的细节，那时建筑物的地基，一般使用石灰来清除树根和草木，只要挖到了白色的石灰，就表示挖到了堡垒的下方。而后，向坑道左右各挖两英尺，做成一个“T”字形的药室，高林亲自指挥布设炸药和引爆装置。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碉堡根部遭到摧毁并起火，除了被直接炸死活埋的外，十几名日军在攻心喊话后举手投降，爬出了碉堡。八路军和民兵就爬上了碉堡顶部欢呼，然后由民兵把碉堡残余部分彻底拆毁，免得日军修补后再利用。

这次坑道爆破攻坚战斗，堪称远征军松山战役的小规模“翻版”，值得一提的是，高林是“迪克西使团”里的正式摄影师，不但配有相机还有16毫米电影摄影机。此次战斗过程中，他拍摄了大量照片及电影胶片，后来成为提交美国军方的重要资料。其中一张八路军和民兵破拆碉堡的照片，后来被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图集，多年来常被国内媒体使用，却鲜知详细背景和拍摄者。

“这卷篇章本来可以改写当代的历史”

实际上，“迪克两西使团”的使命到1944年12月就基本结束了，虽然它作为形式一直留到了1945年。按高林的记述，与使团其他成员不同，希契海军上尉和自己离开时，均负有重大任务。

1944年12月初的一天夜晚，希契被马海德医生悄悄地叫离宿舍，带他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应为枣园），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都在等他。毛泽东要希契带一封信给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这封信以“一名军人写给另一名军人”的名义，由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署名，信中表示“当欧洲战争即将胜利结束及太平洋和远东战争的最后胜利日益临近之际，我向你保证中国八路军和新四军及边区人民愿意尽最大可能协助和配合美军在中国实施的任何军事作战活动”。

如此重大的事务，希契自然要向自己的直接上级、美国驻华海军武官贾雷尔海军上校及接替史迪威担任驻华美军司令的魏德迈将军报告。希契向他们转述，毛泽东如此表示：假如美国计划在山东半岛进攻日军，我们愿意以25万人的牺牲为代价予以协力。假如能得到战争物资和武器装备的供应，我们将按照美军规定的信号，在中国沿海从日军手中夺取一块25英里长的环形防御地域，并保证在这一地域坚守24小时。

希契奉命去华盛顿递交这封信件，并附有一份简要报告。希契作了初步报告后，美国国务院和其他情报部门的人员纷纷打电话找他，第一个来电话的是前驻日本大使、当时代理国务卿的约瑟夫·格雷。1945年1月6日，希契又奉命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汇报。在对中国的情况作了一般介绍后，希契根据个人观察，对中国共产党的前景作了如下结论：“我对共产主义没有兴趣。但根据我的观察，无论我们向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多少物资和供应，这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总有一天要接管中国。这也许要用一年或许多年的时间，但他们终将控制这个国家。”

但希契的讲话没有受到欢迎。他接到通知说，他不必再回到中国了，他被调到了海军情报局东南亚处工作。从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那里，希契既没有接到任何答复，也没有接到他收到托交的延安信件后的任何表示。

在希契把延安的信件带回华盛顿的同时，高林也带着“迪克西使团”的全面考察报告回国了。一到华盛顿，即奉命向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将军汇报情况。高林说，“多诺万是华盛顿想了解‘迪克西使团’情况的唯一高级官员”，然而最终的结果仍然是不了了之。

1945年5月，高林再度奉派来到中国，到重庆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陆军副武官，继续执行呈报有关中共游击队活动的任务。8月，赫尔利再度赴延安邀请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和谈。毛泽东在赫尔利陪同下抵达重庆时，高林以副武官身份于第一时间抵达现场，拍摄了大量彩色照片记录这一重要历史场景。而希契也再度奉派来到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副武官，在北京负责收集华北和东北的情报。他目睹了苏军出兵东北后的情景，并最终见证了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取得最后胜利的过程。

在回忆录的后记中，高林写道：“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人要求美国的支持，遭到了美国领导人的拒绝，他们对中国关上了大门”：“我们奉命去考察共产党人的潜力，我们完成了任务，并和中国革命领导人建立了友谊”；“是政治把我们派到了延安，也是政治最终扼杀了我们对了解到的情况所做的报告”。著有《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为高林回忆录所写的序言中说：“约翰·高林拯救了美国对华政策中一卷失去的篇章。这卷篇章本来可以改写当代的历史，使美国在亚洲避免两次失败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