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单劲松
1947年7月，毛泽东和随同转战的机要人员在小河村合影
9月1日，是我国许多大中小学校开学的日子。每逢这个日子，人们总要想到新学期的学习计划。七十年前的1947年9月1日，毛泽东的一份有关战略方针的指示，就像给他的将领们布置“新学期”的“学习任务”。这天，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讲了这样几句话：“必须注意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上有胜利之把握。”
理解毛泽东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著名军事论断，就让我们从他起草的这份有关战略方针的党内指示入手。
对敌我状况的精确掌握，犹如一堂“算术课”
1947年9月1日，毛泽东在陕西佳县朱官寨。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算起，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坚持在陕北，巧妙转战，犹如带着国民党军在陕北“转悠”，其间与国民党搜索部队几次“擦肩而过”，情况十分危险。为安全计，8月，中共中央决定向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靠近。经过20多天的行军，毛泽东一行来到了朱官寨。安全问题虽暂时解决了，但这时是毛泽东等人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伙食相当粗糙，他们和当地农民一样，吃的是米糠、秕谷等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片片熬成的“钱钱饭”。生活虽然艰苦，但毛泽东的心情是激昂的。8月在沙家店大捷后，毛泽东曾在西北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现在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湖南话来说，陕北战争已过坳了。
既然已经过了最低谷，那么下一步就是如何“上升”的问题。9月1日，毛泽东这份给各解放区布置的“作业”，主要内容就是要求各解放区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也就是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在这份指示中，毛泽东首先列举了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我军所取得的主要战绩：“歼灭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计一百十二万人。”
对于敌军现有力量，毛泽东有精确的估算：南线一百五十七个旅，北线七十个旅，后方二十一个旅，人数约一百五十万人；特种部队、伪军、交通警察、保安部队等约一百二十万人；敌后方军事机关非战斗人员约一百万人。敌全军共约三百七十万人。
在毛泽东看来，这些敌军看起来很多，但能用于机动作战的部队不到一半。有解放军战士甚至戏称，国民党军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毛泽东指出：
南线各军中，顾祝同系统一百十七个旅中，被我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者有六十三个旅，尚未被歼和尚未受歼灭性打击者只有五十四个旅。“全部顾军，使用于守备和仅能作地方性机动之用者占了八十二到八十五个旅，能用于战略性机动者只有三十二到三十五个旅。程潜系统和其他的七个旅大体均只能任守备，其中一个旅曾受歼灭性打击。胡宗南系统三十三个旅中，被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者有十二个旅，能用于战略性机动者只有七个旅，其余均任守备。”
北线敌军中，“孙连仲系统十九个旅，内有八个旅被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傅作义十个旅，内有二个旅受歼灭性打击：阎锡山十五个旅，内有九个旅被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这些敌军现在大体均取守势，能机动作战的兵力只有一小部分。国民党后方任守备的兵力仅有二十一个旅”。
敌军机动力量之疲弱与我军机动力量之强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此，毛泽东按照我军第一年作战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的速度，提出了第二年的主要工作任务：
再歼敌九十六至一百个旅（七、八两月已歼敌十六个半旅），则敌军将进一步大受削弱，其战略性机动兵力将减少至极度，势将被迫在全国一切地方处于防御地位，到处受我攻击。
这份党内指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提出了未来一年我军的作战任务，更在于它具体归纳出我军总的作战原则。人们耳熟能详的“十大军事原则”中的九条都在这份文件中出现了，“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是其中重要的一条。
指示中的数字是枯燥的，但毛泽东对数字的把握是惊人的。这恰恰证明毛泽东在对敌斗争中准备之充分，对敌我状态了解之透彻。没有对敌我的精准计算和周密翔实的计划，哪来的克敌制胜。一切大而化之、囫囵吞枣的战争计划，其结果只能是失败。
毛泽东有关战略方针的这份指示，仿佛给全党和人民军队上了一堂“算术课”。毛泽东在这节“算术课”中告诉人们什么叫“有准备”，什么是“有把握”。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短短14个字，实在是人民军队长期作战经验血与火的凝结。
无把握则失败，有把握则“岿然不动”
戎马半生的毛泽东，平生指挥大小战役无数，是军内军外、国内国际公认的军事家、战略家。曾经跟随他打过仗的解放军指战员称誉说，毛主席极少败绩，堪称“常胜将军”。当然，世间“常胜将军”是没有的，但毛泽东指挥打仗，总是有把握才打，因为打没有把握的仗，肯定会吃苦头。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指挥战争的一些战例。第一仗，却是无把握之仗、无准备之仗。
1927年9月，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了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的最终目标是夺取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起义军的主力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起义发起后，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革命的激情是高昂的，但革命的现实异常残酷。由于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加之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占据的是绝对优势，起义部队在攻击平江、浏阳等县时，均告失利。这时，起义部队已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到1500余人。县城都未能攻下，何谈长沙？！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立即停止进攻，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
9月19日，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是中心问题，争论得很是激烈。起义部队中不少人认为应坚持原定计划——“取浏阳直攻长沙”，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是中央的既定主张。是的，直攻长沙是“政治正确”，即使失利，毛泽东也不失为坚持执行了中央所要求的任务；而如果不攻长沙，“临阵脱逃”是显而易见的罪名。但是依靠工农革命军现有力量去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无异于以寡敌众，以卵击石，这个决心让毛泽东如何能下呢？
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一锤定音，起义军放弃进攻长沙，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几个月后，毛泽东为这个决定付出了代价，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认为毛泽东犯了“右倾逃跑”等错误，撤销了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退往湘南之路并不平坦。不仅起义部队内部许多人忍受不了艰苦的生活，开了小差，而且湖南、江西国民党当局分别派兵围追堵截。9月25日清晨时分，部队行进到江西莲花县境时，突遭国民党军袭击。准备不足，仓促应战之下，起义军人枪各损失300。军事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主力撤退而英勇牺牲，年仅23岁。毛泽东十分痛惜这位年轻将才的牺牲，愤怒地斥责侦察不力、指挥错误的第三团团长苏先俊：“还我卢德铭！”
起义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后，好不容易到达井冈山，但这个地方是否适合作为落脚点，还需要考察。毛泽东带着队伍沿井冈山周边进行了探察。还是在清晨，只是地方改在了遂川的大汾镇，部队突然遭到遂川县地主武装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因为人地生疏，准备不及，整个队伍被打散了。前卫第三营同团部失去联系而辗转南下，半年后方才重新归队。毛泽东自己则率领团部和特务连边打边撤，一直退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最初收集到的失散人员仅40多人，状况可谓十分狼狈。
这就是血的事实：打无准备的仗，连地方民团也打不过。
起义军最后决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特别是与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师后，起义部队改名为红四军，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也颇具声势。但这时一些同志的“急性病”犯了。1928年6月间，湖南省委接连致信红四军等，提出：
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希望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
湖南省委的来信让毛泽东很是为难。湖南国民党兵力比江西的要强得多，以红四军此时的实力，前往湘南，可谓凶多吉少。对于上级这样的指示，毛泽东后来曾叙述了他当时的心情，他说：“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
经过大家讨论之后，毛泽东认为对于这种无把握的仗，还是不打为好。毛泽东在给湖南省委写的报告中，陈述了不去湘南的六条理由：
一、红四军正根据中央和湖南省委批准的计划，建设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根据地，不宜轻率变动。
二、“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
三、“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
四、过去全国暴动失利，都是因为“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的缘故。因此，在永新、宁冈工作，建设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求得巩固的基础，这“绝非保守观念”。
五、湘南各县经济破产，土豪打尽。四军此刻到湘南去，经济困难绝不能解决。
六、“伤兵增到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
毛泽东最后写道：“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
正所谓教条主义害死人。7月间，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不顾现实情况，一味坚决执行省委的命令，他趁毛泽东等远在江西永新的机会，把红四军两个团拉往湘南。湘南一战，先胜后败，两团人马只剩下了一个团。国民党军也趁红四军主力远离的机会发动猛攻，侵占边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焚烧房屋，屠杀人民，湘赣边界遭受严重摧残。若不是留在井冈山上的一个营在黄洋界据险死守，整个根据地险些都被敌人占了去。这次惨痛的教训，史称“八月失败”。
守备井冈山的红军一营官兵，凭借黄洋界隘口的天险奋勇抵抗，激战一天，击退敌军，胜利地保卫了这块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后作了一首著名的词——《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这首词反映的就是黄洋界退敌的故事，描写了红军战士“森严壁垒”的准备和“众志成城”的英勇。
但是，这背后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如果打无把握的仗，其结果很可能是失败。
聂荣臻“吃了个大苦头”与“吃了一个甜头”的亲身经历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进程中，“革命急性病”一犯再犯，其损失是极为严重的。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强调所谓“进攻路线”，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把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甚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还利用组织手段把“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中去，毛泽东受到排挤，被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领导层之外，逐渐“靠边站”了。
1932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数电指示苏区中央局，提出占取中心城市的要求：
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电报中明确提到要占哪些中心城市：
红军应攻打江西中心城市，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了中央的指示，决定攻打赣州。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言。他说：
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三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三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
但毛泽东的这一建议未被采纳。会后不久，毛泽东因病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休养中的他一直挂念着赣州的战事。
3月上旬的一天早晨，项英突然赶到东华山，告诉毛泽东一个他一直担心的问题：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红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此时，中革军委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立刻冒雨飞马赶回瑞金，随即复电前线，提议起用预备队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他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直接参与指挥。红军虽最终摆脱险境，但伤亡却达3000人。
随后，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赣县江口举行，讨论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毛泽东提出以“出击求巩固”转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但是，失利的教训并没有让一些人警醒，他们仍然认为红军攻打赣州是依据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是正确的；现在虽从赣州撤围，但还是要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
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毛泽东率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北上。
多年以后的1964年2月，朱德重游闽西时曾赋诗一首，表达了对毛泽东意见遭到否决的惋惜：
不听仙人指．
寻求武夷巅。
越过仙霞岭，
早登天台山。
赣闽成一片．
直到杭州湾。
出击求巩固，
灭敌在此间。
毛泽东看到，国民党军“剿共”的大本营设在南昌，中央根据地向北发展的空间很小。向西发展，因有赣江梗阻，也不可行。向南发展，必然会和广东军阀发生激烈冲突，发展困难。目前阶段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而此时恰是向福建发展的良好时机。福建除张贞的第四十九师是正规军外，其余都是地方保安部队，战斗力不强。于是他又提出向福建发展的主张。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和思考，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直下漳州。
要知道漳州可是福建的大城市，攻打漳州是远离根据地作战，一旦久攻不下，中央根据地也可能不保。对于毛泽东的建议，一些人表达了自己的顾虑。毛泽东做了如下分析：
一、“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此为攻敌所必救；
二、漳州地势平坦，没有城墙，易攻难守。张贞部第四十九师两个旅和一些地方部队约一万人，孤立无援。
最后，毛泽东认为，攻打漳州很有把握。周恩来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
果然，红军进攻漳州很是顺利，仅两天就夺取了漳州，歼灭了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副旅长以下官兵1300多人，缴获各种枪2100余支，各种炮6门，子弹13万发，炮弹近5000发，无线电台1部，飞机2架。此外，红军还在漳州筹集款项100多万元，动员近干名群众参加红军。这真是一场痛快淋漓的胜利。
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后来回忆道：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
“打有把握之仗”的结果就是不一样！
“有了‘眼’则满盘皆活。”红军所经受的磨难太多了！在反反复复之中，在一次又一次失败之后，红军选择了毛泽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战争也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抗战期间，处处体现出打“有准备之仗”和“有把握之仗”的思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了全民族抗战的新阶段。如何率领八路军和新四军发挥自己的长处，打有准备的仗、打有把握的仗，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军事问题。对于红军将要采取的战略方针，有些同志求战心切，急于打几个漂亮的歼灭战，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
毛泽东认为这样做并不可取。他认为不应当过分地夸大我军的力量，要看到敌强我弱的现实短时期内很难改变，因此抗日战争不是速决战，而是持久战。红军虽然已有十年内战的经验，但毕竟还没有同具有现代军事装备的日军交过手，而且红军还很弱小，这样的“蛮干”是以我之短，击敌之长，不仅没有出路，而且不利于发挥红军的长处，不利于红军的发展壮大。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提出红军目前的战略方针是以游击战争为主，而且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他认为红军是靠山吃饭、靠山起家的，只有打山地游击战，才有利于保存和发展自己，才是有准备、有把握之仗。可以说，毛泽东山地游击战争的提出，从一开始就使得红军在抗日战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主战场设在何处？毛泽东选定的地方是山西。这不仅因为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从山西可以居高临下地俯瞰河北平原，有力地牵制华北日军的行进，而且凭借山西宽阔、险峻而复杂的地形，有利于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消灭敌人。正如任弼时所说：“山西方面地形交通限制了敌人的长处，恰又补足我们的短处，便利于我们的防守，持久斗争与打击敌人。”
洛川会议前，毛泽东曾考虑八路军出动后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但局势变化得很快，八路军出动时，日军在北路和东路两个方向上向山西发动了强大的钳形攻势，准备两路会合，夺取太原。如果仍按原定计划部署，我军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这种部署方法无疑对于刚刚出动、对如何开展山地游击战争还不熟悉的八路军是不利的。
毛泽东因势利导，及时改变原来计划，改将一一五师部署在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中心，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将一二O师部署在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将一二九师部署在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事后证明毛泽东的战略判断是极为准确的，这几个地区后来成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坚持抗战的主要支撑点。
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精心指导下，山地游击战争开展得很是顺利，一个又一个山区抗日根据地很快建立并巩固起来。毛泽东曾将建立根据地形容为围棋的“做眼”，他认为有了“眼”则满盘皆活。随着战局的发展，日军快速向南推进，造成河北、山东等平原地区兵力空虚，为已经在山区站稳了脚跟的八路军向华北广大平原地区发展带来新机会。
平原地区地域广阔、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对于进一步扩大抗日力量当然有极大好处，但是开展平原地区游击战争的难度更大，更容易受到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日军的摧残。如何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是毛泽东必须解决的问题。
1937年12月，毛泽东获悉冀中平原日军兵力空虚，立刻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派一个支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由于当时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电报中十分慎重地说明这只是试探性的游击作战，任务是：
一、侦察情况：
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
三、破坏伪组织：
四、收集武器，扩大自身。
电报要求“两支队出去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
此前，吕正操已经试探性地到冀中开展了一些活动，在此基础上，经过整训，很快平原地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建立了起来，他们在建立党委、军队和地方政权方面的一些经验，为此后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紧接着，1938年2月，毛泽东派杨成武到以雾灵山为根据地的冀东平原发展新的游击区域。4月，又派出罗炳辉配合中共山东省委开展山东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这一块又一块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为毛泽东做出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规模发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提供了基本的依据。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向八路军总部发出指示：
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
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
在中国广大的平原地区一个又一个根据地逐步建立起来了，八路军、新四军也在战争中越战越多、越战越强，实际承担着抗击大部分日伪军的重任，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人民军队在抗战结束时发展为百万之众，也为之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的排兵布阵，处处体现出打“有准备之仗”和“有把握之仗”的思路。
从战争法则变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既是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既是战争法则，也可以看成一般的工作方法。这种原则思路和方法，始终伴随着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具体工作中还多次强调要注意运用这一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1951年1月24日，毛泽东在审阅山西省委关于取缔反动组织“一贯道”情况报告时批示各地：
和作战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山西省委在准备和实行取缔一贯道的大规模斗争中是做到了这一点的，故成绩甚大，值得全党研究。
1953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布置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时指出：
要有准备地搞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准备则不要搞。搞国家资本主义要有条件，包括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条件。要像过去打仗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干部要就地取材，培养训练工厂的工会主席和支部书记。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变私人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大体上要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完成。
中共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从习近平强调的以下几段话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这种传承和发扬。
在面对现阶段中国改革开放的复杂和繁重任务时，习近平是这样说的：
实践中，对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就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先行试点，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取得经验、看得很准了再推开。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
在指导解放军做军事斗争准备的时候，习近平是这样强调的：
要把现代战争特点、规律、制胜机理搞清楚。
在进行作战筹划时，要把可能遇到的困难想深、想细、想透、想全，做到谋定而后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