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评陈铁健《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一文并唐宝林《陈独秀全传》一书中的谬说

奚兆永

引言

去年中国共产党建党 95周年前夕，《炎黄春秋》在 2016年第 6期上发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写的一篇题为《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的文章。如果不看内容，可能有人还以为这是一篇纪念中共建党 95周年的文章，但是了解陈独秀其人并且熟悉《炎黄春秋》这家杂志的人当然不会这样认为，因为他们太了解这家杂志的政治倾向了。粗粗读了这篇文章就不难发现，这是一篇借中共建党 95周年之机，严重歪曲历史，造谣诽谤，肆意诋毁毛泽东，歪曲李大钊，贬低鲁迅，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攻击苏共和共产国际，并把把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和贬低《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无耻吹捧叛徒陈独秀并为其种种劣行进行掩饰、辩护的极其反动的文章，必须痛加揭露和批判，以肃清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陈铁健研究员在其《中共党建第一人——陈独秀》一文开头写了一段开场白，谓其 2001年去嘉兴“会友”，“顺便”参观了“中共建党游船”，回程“途经上海”，——当然更是“顺便”，又看了一大纪念馆，见到一组突出了毛泽东的蜡制群像，使他十多年来都“抹不掉心中的困惑”。他不能理解，怎么可以让毛泽东这样一个“记录员”在那里“如鹤立鸡群，居中挺立，侃侃而谈”呢？于是他批评道：这“不具备历史价值”。

其实，“一大”纪念馆的蜡制群像原本就是一组艺术品，如果说到“真实”，它所追求的真实也只能是艺术的真实，而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常说，艺术应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就以这组蜡像来说， 15个人参加了“一大”(其中 13人为来自全国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 2人为来自共产国际的国外同志)，当时两中共个重要人物即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你不能把他们硬放进去，硬放进去就不符合源于生活的原则，也就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但是，这 15个人在艺术上如何处理又必须根据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原则进行艺术创造。过去讲“三突出”，现在不讲了，但是艺术创作总不能平均使用力量，总要有方向，有重点，而对于重点则必须有所突出才能够引导人们前进向上。那么，在这件艺术作品里究竟应该突出谁呢？突出张国焘行吗？不行，此人后来成了一个大叛徒、大特务。突出李达行吗？也不行，因为他曾一度脱党，直到解放后才重新入党。突出李汉俊、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行吗？他们在不同时期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成为烈士，突出这些为革命献身的先烈当然是应该的，但是把他们放在最中心的地位似乎也并不那么适合。至于刘仁静、包惠僧、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他们有的因严重的政治错误而被党开除，有的脱党投入到敌人的营垒，他们或成为托派，成为叛徒，还有的成了汉奸，成了民族罪人，当然就更谈不上突出他们了。最后就是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人了，他们不改初心，舍生忘死、鞠躬尽瘁，奋斗终身，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因而深受人们的尊敬，但就对领导革命事业的实际贡献来说，毛泽东的贡献无疑又要更大得多，试问陈研究员，不突出毛泽东又该突出谁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陈文的结尾部分还特别说到，“本文定稿后，从‘一大’纪念馆有关人士获悉 ,馆方已决定撤出那一组群体蜡像 ,重新布展。我衷心期待 ,一组符合历史真实的艺术形象 ,出现在中共建党之地。”此话无疑是想证明，馆方已经接受了他 15年前提出的意见，撤除了那组他认为“不具有历史价值”的蜡制群像，这是他斗争的一大胜利。但是，请陈研究员不要高兴得太早，一大纪念馆的重新布置与他的意见显然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是接受陈的意见，那也不会拖到 15年后才“改正”;而我们最近从网上看到，新布置的艺术品是一组浮雕群像，毛泽东仍然非常突出地被安排在中心的地位，这与过去的蜡像相比，其实没有任何实质变化。应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革命的选择。可以说是众望所归，舍此别无他途。陈研究员所想象的“胜利”并没有发生，今后也不会发生，他苦思冥想的“胜利”不过是阿 Q式的“精神胜利法”罢了。其所犯的事实和文字技术性错误看，可以断定，他的许多谬说实际上都是从另一位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自诩为“陈独秀研究权威” (见之于唐著《全传》一书封套，相信是得到作者赞同才作此广告宣传的)唐宝林所著《陈独秀全传》一书里搬来的。因此，我们批判陈研究员的文章，就不能不联系唐研究员的《全传》一书一道来进行。

两位作者，一陈一唐，都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员。照理说，他们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历史工作者，应该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提供高品质的精神食粮才是，但是实际上，他们所提供的却是充满了毒素的地地道道的害人的大毒草。两件作品，一论一著，都是研究中共早期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而晚年更有明显变节行为的领导人陈独秀的，本应根据历史事实，客观地进行介绍，以便人们以史为鉴，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但是陈唐的论著却不顾事实，制造谎言，一吹一唱，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大肆抹黑正确的历史，在理论界和社会上都起了很坏的作用。应该说，这两株大毒草都是在同样的土壤和环境里生长出来的，是这些年来一些人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大举进攻、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历史，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突出表现。它们是毒化社会生活、毒害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剧毒，其危害之大，决不可以轻估;我们理应痛加揭露，让其现出原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并给予无情的批判和挞伐，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第一篇 制造谎言，诋毁毛泽东，吹捧陈独秀

奚兆永

一、陈文说毛只是“记录员”，否定其党员代表身份

陈文说，毛泽东只是“一大”的一个“记录员”，在“一大”纪念馆的雕塑的群像里不应该突出毛泽东，这里我们要问：究竟有没有毛泽东在“一大”担任“纪录员”这回事？因为陈研究员虽然这样说了，但是却并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我们读了许多有关著作，包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等书，都没有看到毛泽东在“一大”担任所谓“记录员”的记载。读者当然有权向作者就这个问题提出质疑。

在这方面，我们知道，毛泽东在 1923年举行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被选进五个人的中央局，当时陈独秀曾被选为“委员长”，而毛泽东则被选为秘书。对此，又有人说是“书记员”，其实“秘书”和“书记”在西方语言里都叫 cecretary，俄文也一样，只是文字拼写不同，二者意义并无二致，加一个“员”字看来也是为了达到贬低毛泽东的目的。应该说，这个秘书是一个很正式的职务，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如处理内外文件，中央开会做记录，保管文件等。但是，要说“一大”，实在并无“记录员”一职之设。而从毛泽东对是张国焘在他的《回忆》里，对“一大”情况记录得相当周详，很可能他倒是认真做了记录的。这也不奇怪，因为陈独秀与张国焘、李达三人曾被选进中央局，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当时由于陈独秀在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手下担任教育厅厅长，人在广州，未参加“一大”会议，人不在上海，书记一职是由李汉俊代理的。应该说，由负责组织工作的张国涛作纪录是很可能的。退一步说，即使毛泽东在“一大”曾被人推举临时作过纪录，陈研究员的看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关键在于，在陈研究员看来，人是应该分高低贵贱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选举出的“一大”代表也应该是分等级的，毛泽东既然只是一个“记录员”，当然就应该坐在会场一隅埋头做他的纪录，怎么可以站到会场的中心位置去发表议论呢？其实，只要一个人讲话，而当旁人注意听时他就很自然地处于中心位置了，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陈研究员显然是把今天作为会议工作人员的记录员和当年“一大”代表被与会者临时推出来做纪录的情况混为一谈了。毛泽东是参加“一大”的正式代表，他当然有发言权。不可能想象，他一旦被推为纪录就失去了发言权。实际上，“一大”开会的时间长达十多天，而代表只有十三人，加上共产国际的两个外国人也只有十五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与会者当然都有发言的机会，为什么唯独毛泽东就不能站起来发言呢？退一步说，就算当时的代表临时推毛泽东出来做记录，那也是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能写得一手好字，并且曾经发表过不少好文章，应该说是对他的一种尊重，为什么陈研究员偏偏就因此把毛泽东看成低人一等而认为他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议论了呢？

陈文为了诋毁毛泽东还别有用心地说，“ 1921年 7月出席‘一大’时，毛泽东的身份是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遵循陈独秀关于先建团后建党的指示，当时湖南尚未建立共产主义的组织。 ”言外之意，他是要说，毛泽东当时只是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头，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当时的湖南还根本没有建立共产主义的党的组织呢。我们要问，这是事实吗？显然，这不是事实，这完全是陈研究员制造的谎言！

我们知道，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有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大志向，他在 1918年和 1919年曾经两次北上，一次是为了给留法勤工俭学的人筹款，一次是为了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第二次北上，他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李大钊和后来成为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都有了较多的接触。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说，“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出版社 1979年版，第 132页) 1920年，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华，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先到北京，与李大钊见了面，后到上海，与陈独秀进行了几次长谈，陈接受了维经斯基的观点，决定着手建立中国共产党。由于陈独秀的社会地位较高，在社会上较有名望，共产国际希望由陈独秀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书记，并且由他来领导立了共产党发起组，准备在一年之内在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年版，第 575页)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 1893-1949)》引用了这段话，并且说，“看来，长沙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 ”(见《毛泽东传( 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 74页)《毛泽东传》接着又引用了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的一段话：“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早有联系，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但引文却未注明具体版本和页数。我虽然并不怀疑这段引文，但是为郑重起见还是去查对了《我的回忆》一书。结果发现，与引文的文字颇有出入。我所查的文字是这样说的：“毛泽东确实是五四时代的活跃青年，他首先组织了一个叫做‘新民学会’的小团体，又主编了一个《湘江评论》周刊;这个周刊本来是以鼓吹新文化运动为主，在各省的小型刊物中仅次于施存统、俞秀松等在杭州创办的《浙江新潮》。……他之成为湖南小组的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先生通信鼓励。”(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近代史料编刊社 1980年版，第 124页)当然，两者就内容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文字上确实有很大不同，这究竟是版本不同所致还是另有原因，人们不得而知。不过，像《毛泽东传》这样的由国家出版社出版的非常严肃的而政治性又极强的读物，引文不注明出版社和页码显然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如果是因为原来的文字存在问题而加以改动也不妥当，更张国焘在文字上也确有故意贬低毛泽东的地方，如他明明比毛泽东要小几岁，但是却故意摆出一副老资格的架势称毛泽东是“五四时代的活跃青年”;还说什么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是‘小团体’，而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则是“小型刊物”，还把它说成是‘仅次于’《浙江新潮》的刊物等都有这种倾向。而实际上，这两个期刊并不是同时存在的，当《浙江新潮》在 1919年 11月创办时，早在 1919年 7月就已创刊的《湘江评论》已在 8月份就被迫停刊了，既然并不同时存在，又何言“仅次于”？即使将两者进行比较，《湘江评论》办得比《浙江新潮》要早几个月，出版的期数也更多，而所登的毛泽东写的那些雄文，特别是连续三期刊登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反响巨大，影响深远，更是《浙江新潮》所不能比拟的。当然，《浙江新潮》上也有佳作，特别是第二期发表的施存统的《非孝》一文当时在全国曾引起轰动，并导致著名教育家经亨颐去职浙江一师校长的风潮，广为世人所知，应该说办得也是很不错的。不过，张国焘如此刻意厚《浙》而薄《湘》、褒俞(《浙江评论》主编)而贬毛(《湘江评论》主编)，其不良居心则是显而易见的。

从萧子升和张国焘的回忆里，我们看到，陈研究员说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身份只是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似乎连党员都还不是，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还没有建立等都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早在 1920年 11月就已经建立起来，是一个建立得较早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一点从毛泽东于 1921年 1月21日写的给蔡和森的回信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信里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还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宣言即仲甫所为)。”这里说的“吾党”和“党一层”当然是指共产党。如果毛泽东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显然是不会这样说的。而且从他掌握的这些情况看，毛泽东显然也和陈独秀一道投入了建党的工作。怎么能说到“一大”时毛还没有入党呢？这其实是一个常识问题，如果毛泽东还不是党员，湖南还没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又怎么可能与何叔衡一道作为代表去参加“一大”呢？这明显不合事实与逻辑嘛。

至于陈研究员说的什么“先建团、后建党”的所谓“指示”，同样也是毫无根据的。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产生、还仅仅在建立过程之中，哪里会有什么陈独秀的“指示”？关于青年团的性质，有一个流传很久的说法，就是“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按照逻辑，当然是先建党、后建团，而绝不应该有什么“先建团，后建党”的所谓“原则”。从事实上来说也是这样，各个地方都是先有党(共产主义小组)而后才有团的;有的地方党和团建立的时间很接近，团也都是在党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而就全国来说，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是 1921年 7月召开的，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大”却是第二年即 1922年 5月召开的。孰先孰后不是很清楚吗？哪里是陈文说的“根据陈独秀所确定的”所谓“先建团，后建党”的“原则”？

陈文把时间搞错了，那不是在 1921年，而是在 1922年。此事有 1922年 6月 20日毛泽东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复亮的一封信为证：

“国昌兄并转中局诸兄：

“(一)一、三、四、五号通告均收，即遵第一号通告于六月十七号开大会改组，表决长沙团执行委员会细则，选举执行委员三人如下：

“书记——毛泽东。

“组织部主任——李隆郅(即李立三——引者)。

“宣传部主任——罗君强。

“(二)此间团员以毛泽东、李六如年龄虽然过二十八岁，然需要其办事，援章程附文第二项由到数全体表决推为职员，兹特请中央局同意，乞示复。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21页))

陈文还说，“毛泽东在湖南建党活动中，始终是在陈独秀思想、理论和方法指导下进行的，并取得不小的成绩，迄今为止尚未看到毛泽东对全国建党的其他建树。 ”其实，那时的陈独秀的思想还刚刚从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转变过来，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显然还准备不足，还不可能有一整套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说毛泽东始终在陈独秀都在陈独秀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指导下进行建党工作并不符合事实。毛泽东当然是一个虚心好学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极富创造精神的人。他早在 1918年就组织了一个新民学会，团结了一批立志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青年;后来，他又支持一些青年出国勤工俭学，让他们拓展自己的视野，获取更多的对于世界的了解，同时又脚踏实地，十分注意对国内情况的了解与研究;他还立足湖南、面向全国，创办了《湘江评论》周刊，并且领导了湖南的驱张运动，之后又组织成立了自修大学和文化书社，一方面宣传马列、培养人才，同时向社会传播新的思想和文化。可以说，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上面这些事，当然不可能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进行的。我们知道，湖南在全国不是一个大省，长沙在全国也不是一个大都市，但是长沙那么早就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而且，到欧洲半工半读的留学生中参加共产党的一些成员不少也是当年新民学会的成员，应该说，这和毛泽东的上述活动都是分不开的;而陈独秀之所以看中毛泽东并且愿意与他建立通信关系显然也与他的上述活动有关。不管怎么说，长沙小组不仅建立得早，而且其活动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一大”时全国的共产主义小组中，长沙小组的工作是很出色的。当时小组的党员人数已达十人之多，是仅次于北京小组(15人)的第二大小组，它的党员人数多于上海小组( 9人)、武汉小组(8人)、济南小组( 8人)、广州小组( 7人)和东京小组( 2人)。这本身就是对于推动全国建党工作的一个重要贡献。至于后来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所起的作用，更是无人可以与之相比的。显然，我们不能把党的建设只是理解为建党初期的事，实际上，这是一个不断持续进行的过程。中国革命在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和以后一系列挫折之后之所以能够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其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陈研究员不顾事实，制造谎言，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诋毁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这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毛泽东作为党的创始人和领袖，是由无数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不仅在国内，就是在国际上也被人们所公认。虽然在错误路线领导时期，毛泽东被打击、排挤，但是当他在 1929年 10月下旬因病从上杭转到苏家坡养病时，国民党因不知其去向，一些报纸说他已经死于肺结核，这个消息后来也被作为共产国际的情报传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没有核实就信以为真，——当时的条件实际上也无法核实，就在 1930年初的《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则讣闻，宣布，毛已经去世并对他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上的崇高地位和重要作用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讣闻说：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

“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 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05页)

我们知道，毛泽东自 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一直转战于湘赣边界和闽西地区，他没有去过共产国际，也没有去过莫斯科，但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却一直关注着这位从未谋面的革命家的活动，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的事迹在共产国际显然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以后，他又领导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最后又在第五次反围剿里带领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了战略大转移，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江西转移到了陕北，为后来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共产国际经过长期观察，他们确认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里的领袖地位。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之所以能够选定毛泽东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当然是由于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的英明果断和在遵义会议所起的巨大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积极支持也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的崇高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国内外所公认的，又岂是陈研究员伪造几个毫无根据的所谓“事实”就能诋毁得了的？！

二、唐著贬毛褒陈的不实之词随处可见

本来，《全传》的传主是陈独秀，关于毛泽东是无需大费周章，占用太多篇幅的，但是，唐研究员却在书里说了不少有关毛泽东的话，当然不是什么好话，而是一些中伤的话，一些不实之词：比如在《帮日，即李大钊与胡适争论‘主义与问题’的时候，毛泽东不是站在李大钊一边，而是响应胡适‘多研究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于 10月 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更有甚者，毛泽东还请胡适设计了在湖南具体落实胡适主张的方案……毛泽东当时给朋友的信中称：‘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要实行共产的生活。’”(见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68-269页)其实，当时毛泽东的思想还没有定型，他也从未说他此时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实在并没有什么进行揭露的价值和加以指责的理由。问题还在于，胡适文章的要害是“少谈些主义”，至于“问题”，谁也没有说不要研究。李大钊强调主义的重要，强调“根本解决”之道，但也并不否认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不是别人，正是李大钊自己就说了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研究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96页)唐研究员把“主义”与“问题”这两者割裂开来并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毛泽东创办“问题研究会”和办自修大学，是站错了队，这种看法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殊不知，毛泽东并不反对“谈主义”，而且一直在为追求科学的理想的主义而努力，他强调要“政治挂帅”，要“改造世界观”，何曾否定过主义的重要？但是，他一生都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把重视理论指导和研究现实的问题结合起来，并且一再提倡重视调查研究，认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恰恰是正确处理两者关系的一个光辉典范。

《全传》还说，“把毛泽东从以上思想‘大杂烩’中引导出来，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导师就是陈独秀。可能是因为在北京看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受其他各种因素的干扰，印象不深，到上海与陈独秀交谈后，才加深了认识，所以，毛泽东后来甚至说是陈独秀告诉他‘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同上，第 269页)唐著通过这些话实际上是向读者宣传陈独秀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导师”，而毛泽东是因为受到陈独秀的指点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其实，这样说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陈独秀在 1919年到 1920年夏这一段时期自己也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怎么能够成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导师”呢？李大钊在 1919年 8月写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里就谈到了陈独秀对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很少议论的情况，他说，“《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指陈独秀——引者)和先生(指胡适——引者)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面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面防遏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做了一篇《 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发表在《新青年》上。(见《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99页)在这里，李大钊当然不是自诩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而是为了表明陈独秀的被捕和胡适被诬为“过激党”都是他的这篇文章惹出来的，实际上是在道义上帮他们承担责任。这是他在实践自己给章士钊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正义，妙手著文章”里所说的处世为人之道，因为这副对联也正是他用以律己的座右铭。不过他的这段话也确实告诉人们，那时的陈独秀自己也还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唐著也承认，陈独秀只是在 1920年 8月维经斯基与之长谈后他才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又怎么能够说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呢？不错，毛泽东在七大时曾这样说到过陈独秀， ——“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不过我们应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在讲了此话之后，并没有画上句号，而只是打了一个逗号，紧接着还说，“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94页)实际上，“总司令”只不过是毛泽东的一个略带风趣的说法，而后面的话则表明，这里说的不只是陈独秀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李大钊也是“起了大作用的”。还应该看到，毛泽东在 1945年“七大”的讲话肯定陈独秀也只是肯定他在建党初期的功劳，但是对他后来所犯的错误并没有给予原谅，相反，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把陈独秀与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相比时说，“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他还说，“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 ”(同上)“孟什维克”何也？右派是也。《全传》引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就应该完整地引，而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断句取义。至于陈独秀后来在南京出狱时的表现和他在江津不止一次接受蒋介石通过其心腹、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统局局长朱家骅再通过另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送给他巨额津贴等事，由于其时还是战争环境，国民党的一些档案资料还未公开，更是毛泽东讲话时所无法完全弄清楚的。这个问题本文在后面还要专门论述，这里只是先点到一下。

唐在《全传)里还大谈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对他印象最深的三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是“陈独秀组织翻译出版的”。这样说显然是为了否定毛泽东，但却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毛泽东还在北京时，他就有可能接触到《共产党宣言》等书的中译本。我们知道，那时湖南籍的罗章龙正在北京大学学德语，那时他已把《宣言》的德文版译成了中文，只是此书并没有公开发行，而只是用蜡纸放在钢板上刻写后通过油印而成的所谓油印本，只在小范围里流传。毛泽东与罗章龙是同乡，而且又都是新民学会成员，并且又都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能想象，《宣言》会不在他们之间交流。

至于上海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之事，其实与陈独秀并无关系。最早想翻译《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是戴季陶。我们知道，上世纪初戴季陶曾留学日本。 1906年，《共产党宣言》被译成日文，并且将其在《社会主义研究》上全文发表。这在当时的日本当然是一件大事，这时的戴季陶还是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当然也很感兴趣，他将此《宣言》日译本一直保存着，并在回国时带了回来。十月革命主编的《星期评论》上译载了他根据日本人高素之翻译的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解说》日文本转译的一部分译文(未译完，后来经胡汉民补译才交付出版社出书)。到 1920年初，戴季陶又想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译成中文，并且准备在他主编的《星期评论》上连载。但是，正当他真的要翻译《宣言》之时，才发觉自己对马克思主义还知道得太少，外文方面也有欠缺，翻译此书颇有“力不从心”之感。国民党元老、此时正在上海办《民国日报》的邵力子知道此事后就开始物色适合翻译此书的人选。他想到了陈望道。陈曾经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浙江一师国文教师，因施存统在《浙江评论》上发表《非孝》一文受牵连而被迫离校;他不仅中文造诣深厚，而且通晓日语和英语，还了解马克思主义，实是一个很适合的人选。于是邵力子就写信给陈，告知戴季陶的《星期评论》想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并且为他提供戴季陶的日译本，还通过李大钊借了北大图书馆的英译本。可见，翻译《宣言》的组织工作实际上是邵力子做的，怎么能说是陈独秀做的呢？此事很快就得到陈的应允，他于 1920年初春回到义乌农村的老家，在乡下的柴房里夜以继日地开始了翻译工作，并在 5月初完成初稿回上海复命。但是，由于倾向进步的《星期评论》当时受到反动势力要“邮检”的压力而被迫停刊，连载的计划未能实现。后来，陈望道又把译好的初稿通过俞秀松交给了陈独秀，陈独秀又和李汉俊对初稿进行了校订，认为可以作单行本出版发行。应该说，能够出单行本实际上比在刊物上连载更便于《宣言》的传播，但却又遇到了经费到此事，维经斯基答应给以资助，这样，经费问题也就获得了解决。接着在上海成立了又新印刷所进行印刷，而《宣言》则是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发行的。实际上，第一版出的 1000册并没有卖，而是直接送给了需要的人。应该说，邵力子才是《宣言》翻译工作的真正的组织者;而陈独秀只是在最后出版阶段做了一些工作，当然应该肯定，但是说他是整个翻译出版工作的组织者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唐在《全传》里还对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说自己在 1920年夏读过《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三本书并且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大加质疑。他振振有词地说，“毛泽东在这里对读三本书与思想转折时间的回忆，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因为陈独秀组织翻译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到 1920年 8月才出版，而其他两本书第二年才出版。因此如果真是读了这三本书，‘才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不能说‘ 1920年夏天……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人的思想转变，不可能从某年某月某日起一刀切，旧思想完全清除，新思想完全代替旧思想。旧思想的离去和新思想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种思想还会长期共存。这种‘大杂烩’的现象绝不会从这年夏天起完全结束了。 ”(见《全传》，第 270页)

在我看来，唐研究员的这一质疑，无论是从事实来说，还是从逻辑来说，都是不能成立的。就事实来说，前面已经说过，陈望道的《宣一些工作，至于“组织翻译”，那是邵力子做的事，根本与他无涉。此书早在 1920年 5月就已经译好，但是到 8月才出版，相隔 3个月，而且还是自己办的临时印刷所印的，毛泽东从 5月初就抵沪，到 6月底才离沪返湘，在上海有两个月时间，而且他和陈独秀有密切来往，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有关《宣言》一书的翻译和出版消息。毛泽东作为一个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热烈的探求者，他也不可能不想“先睹为快”，他必然会想方设法去找《宣言》等书的手稿、清样或手抄本之类来阅读。就算不能“先睹为快”，由于《宣言》等书在上海出版，而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与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丛书”之间的渠道也已打通，尽早读到《宣言》等书的愿望也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当然，毛泽东的话是回忆，难免会有某些不准确的地方，但是，由于事关自己的思想转变这样的大事，出错的可能性却只能是很低的;倒是唐著说《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两本书是第二年即 1821年才出版的，反而更不符合事实。据了解，由李季翻译的 T.克卡朴编著的《社会主义史》是作为“新青年丛书”的第一种出版的，其上册有蔡元培写的序言，在 1920年 7月就已经出版，其下册也是在在当年( 1920年)就出版了，何来“第二年(即 1921年)出版”之说？而由恽代英翻译的考茨基(当时译为柯祖基)的《阶级斗争》一书则是作为“新青年丛书”的第 8辑出版的，时间是 1921年 1月。这时正好是冬天，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说法把 1921年 1月说耳？

从逻辑上来说，毛泽东认为自己在读了这三本书之后建立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且认为自 1920年夏天以后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人的思想是否已经发生转变，是否已经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且是否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恐怕只有自己最清楚，旁人对此说三道四显然并是不适当的。唐研究员说什么人的思想转变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从某年某月某日起一刀切，旧思想完全清除，新思想完全代替旧思想。他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问题。辩证法认为，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当然，发展变化需要一个过程。问题在于，事物的发展变化不仅有数量的变化，而且还有性质的变化，不仅有量变，而且有质变，人的思想的转变乃是一个由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过程。不同思想在一定时期虽然可以互相并存，但总是处于不断地消长变化之中，并且会由由量变转化为质变，不可能总是半斤八两地在那里并存，更不可能永远这样并存下去。因为不同的思想是对立的，是互相斗争的，不可能总是处于势均力敌地处于平衡的状态，总有一方要占上风，居于主导的决定的地位，正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些道理，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讲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时都曾有所论述，像唐研究员这样年龄的人，后来又曾在人大党史专业学习过，并且还在高校担任过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都学习和宣传过，怎么都丢得一干二净了呢？如果用唐著的观点看问题，一定要以“旧思想完全清除，新思想完全代替旧思想”才叫转变，那显然是一种绝对化的看法，是不符合辩证法的。按照这种看法，要么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要么就是所谓“大杂烩”，但是世界上没有这样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年王明曾经提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实际上是“百分之百的”形而上学。谁也不能说自己的思想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总还可能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存在，只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占了上风，就应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唐著提出“完全代替旧思想”实际上就是要否定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不是对毛泽东的诋毁又是什么？应该说，《全传》的观点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他认为，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维经斯基到上海与他谈话并介绍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有关文献后转变了思想，并且从 1920年 9月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以后就接受了列宁主义，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这不正是他所反对的是从某年某月某日起“一刀切”吗？这不是也丢掉了一个转化的“过程”了吗？唐研究员的这种“双重标准”难道不感到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三、驳唐著说陈是“提出抗日‘持久战’第一人”之谬

唐研究员为了贬低毛泽东、抬高陈独秀，除了使用上面那些明显的花样外，还使了一些“暗招”。比如，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夕和初期曾经提出过并论述过“持久战”的观点，并且写过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唐深知若公开否认此事是没有胜算的，于是采取一种隐蔽的办法来否定，居然在《全传》列出专门章节吹捧陈独秀是“反蒋抗日的旗手( 1831-1932)”，说他是“提出抗日‘持久战’第一人”。(见《全传》第 453页)

陈独秀是“反蒋抗日的旗手”吗 ？显然不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最先揭起反蒋介石大旗的显然不是陈独秀，时间也不是在 1931-1932年。我们甚至从陈独秀在 1927年写的《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一文里就可以知道，早在 1926年就有人预见到了蒋介石是一个危险人物。他在文中写道，“去年 3月 20日之前，东征陈林胜利时，蒋介石成了著名的革命人物，帝国主义者甚至于攻击他或者恭维他是中国红军首领;然而那时就有一位同志批评蒋介石是一个危险人物，未必始终忠于革命。我曾问他何以见得，他说：蒋氏此时言论固然很革命，即行动也向革命路上走;然隐微中时时表露其个人英雄主义，表露其个人权与力超于党之上，离开党的个人英雄主义，没有党的制裁，便会走到反革命，中外历史上这种英雄很多，恐怕蒋介石也是一个，现在看起来，这些话可算是对于蒋介石之终身的刻骨批评。”(《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00页)当然，陈独秀在这里并没有提到这位先知先觉者的姓名，而弄清此人是谁，看来也并非易事。不过我有一个猜测，此人或恐是柳亚子。而这里两次提到党，应该也是指国民党而非共产党。因为蒋介石和柳亚子都属于国民党，而陈独秀虽然是共产党，但由于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实行党内国共合作，他同时也是国民党的一员。柳亚子曾做过孙中山总统的秘书，后来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也非常忠诚，是国民党里的一个著名左派。柳还认为自己有预见，有先见之明，可以充当左派领袖;测而已。至于最早公开揭起反蒋大旗的，那应该是郭沫若。郭沫若本是一介书生，他的新诗《女神》曾在中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蒋介石为了收揽人才把他从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任上请去当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以后又提升为政治部副主任。蒋介石在打下长江流域一带后准备在南昌建都，而汪精卫则坚持在武汉建都，两人发生尖锐的矛盾。在这期间，郭看到蒋介石的许多言行已经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激愤之下，于 1927年 3月 31日在汉口朱德家中写下了讨蒋檄文——《且看今日之蒋介石》，并在武昌的《中央日报》上发表。郭的这篇文章还以小册子和传单的形式到处散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郭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并且于 8月 4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参加了共产党。可以说他不仅以文章，而且以行动参加了反蒋的斗争。若说郭沫若第一个揭起了反蒋的大旗应该并不为过，不过实际上，真正领导反蒋或反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当时毛泽东还不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但是，作为党的重要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权”的主张，并且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村包围城市”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他无疑是中央正确路线的真正代表;在他的领导下，曾经多次取得了反蒋介石围剿的胜利，虽然这中间也有错误路线的干扰，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最终还是摆脱了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战略大转移，于 1936年 10月抵达陕北的吴起镇，三大红军在那里会师，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的胜利。应该说，真是一个被开除了党籍而仅是人数极少且内部极为涣散、矛盾重重的托派小团体的一个头目而已。虽然他仍然不甘寂寞，仍然进行一些活动，但是对于全国政治而言早已失去了影响力。实际上，陈独秀自己在《给托洛茨基》一信中也承认，“我们在上海和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不满五十，其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像现在这样衰萎。”他甚至说“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见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陈独秀文选》，远东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91-392页)就这样一个连自己都认为没有前途和希望并且会成为革命阻碍的小宗派组织的头头，唐著居然把他吹捧为“反蒋抗日的旗手”，岂不是荒唐之极吗？

至于唐所说的陈独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战’思想第一人”，其根据竟是陈在《抗日救国与赤化》一文里的一句语，即所谓“专就此次抗日救国运动这一具体问题而论，也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不怕赤化，由全国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兵士即一切革命的民众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苏联及各国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众的援助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殊死战，以期获得最后的胜利;一是服从反赤化的国民党政府之统一指挥，对日本帝国主义退让，或求救于其他帝国主义，使中国不亡于日本即瓜分于列强，此外没有第三条道路。 ”中的“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殊死战 ”一语。(转引自唐著《全传》第 654页，粗体字为转引者所加)应该说，陈独秀的上述说法看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并不具有任何真理性。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使得民族矛盾上升，而阶级矛盾相对下降，主张抗日的不仅有革命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包括资产阶级乃至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士绅也都有抗日的要求，即使国民党政府，在群众的巨大压力之下也有可能做出政策的调整，由“不抵抗主义”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转为抵抗日本的抗战政策，这就有可能组成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是如陈独秀所说的把抗日的力量仅仅限制在所谓革命民众的范围之内，把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都排在抗日的力量之外，后来出现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上述陈独秀的话里曾经说到了“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殊死战”一语，但是唐著竟然把此话说成是“提出‘持久战’思想第一人”，这是不是也太“望文生义”了呢？以此为据就认定陈独秀是“提出‘持久战’思想第一人“，难道不觉得是太轻率、太浮躁、太不严谨了呢？实际上，在这段话里，所谓“持久殊死”四字只不过是一种表示抗日决心的形容词，并不是提出抗战的方略，更谈不上理论的论述。唐著《全传》把它说成是“持久战”思想显然是没有根据的。作为一种思想或理论的提出是必须有所论证的，而陈独秀根本就没有作任何论证，这叫什么“思想”或理论呢？至于说什么“第一人”，那也需要有所论证，也不是可以随便说说的。显然，《全传》之所以要这样说，其用心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想以此来否定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其标志是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它虽然也激起全国民众极大的抗日要求，但由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全国性的全民族的抗日显然还没有实现，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上，这一时期仍属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而不是“抗日战争时期”)前夕所提出的“持久战”主张和抗战初期写的《论持久战》一书所做的完整的论述。应该说，毛泽东提出“持久战”的主张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实际上，早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前，社会上就已经出现了两种错误的论调：一种是“亡国论”，他们认为敌强我弱，认为“战必亡”;另一种是“速胜论”，认为在短时间内就能够“速战速胜”，很快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当然，许多人是坚决反对上述两种错误论调而主张“持久战”的，但是他们对于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也缺乏认真的研究，实际上也是不甚了了，还谈不上是一个经过论证的科学论断。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早在 1935年 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时，就已经提出了“持久战”的方针。他说，“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的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也是事实，这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着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53、 155页)

之后，毛泽东在 1936年 7月 16日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又对“持久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针对一些人提出的，如果日本占领了中国的海岸和沿海地区，中国能否继续抗战的问题，毛泽东明确地说，“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做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而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隔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隔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 ”(《毛泽东文集》第 1卷，人民 1993年版，第 402页)

而在 1938年 5月，即抗日战争已进行了 10个月之后，毛泽东更写出了《论持久战》一书，一方面用实践检验了以前的观点，证明了它们的正确，同时又对一些问题做了更深入、更切实的补充论述，使之成为更完整系统、更具理论性和实用性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著作。(见《论持久战》之“问题的根据”及以后各部分，载《毛泽东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447-515页)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在抗日根据地范围内教育了广大的干部群众，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乃至沦陷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争相传阅，甚至还影响了国民党的高层，连号称是“小诸葛”的白崇禧也大为佩服，因而对于抗日战争的进行和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唐研究员一心想要抬高陈独秀，竟至于失去了理智，他也不想想，毛泽东的这样一部光辉的著作哪里是陈独秀的那几个字表示决心的形容词就能够否定得了的？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陈独秀也写过一些有关抗日战争的文章，但是他再也没有过去那种坚持抗日到底的决心和豪情了，而是充满了失败主义的情绪。如他在《致托洛茨基》一文中说，“以农业国的中国对工业国的日本之战争，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促应战，最不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执行民族革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并非意外的事。”还说，“中国目前局势有三个前途：(一)经过英法等国的调停，蒋介石承认日本之要求而屈服;(二)蒋介石退守四川、贵州、云南，事实上停止战争;(三)日本攻入云南，蒋介石逃往外国。如果是第一个前途，那便要看屈服的程度和国民党对内的政策，而决定中国将来的局势。如果是第二第三个前途，日本在中国庞大的占领地，统治上必然发生困难，然亦只是困难，日本的经济虽日陷窘境，无力开发中国，而新从中国获得的大量的现存资源及物力和广大的新住了中国几处重要据点和交通线，日本国内和国际如果没有发生巨大的事变，中国是没有力量赶他出去的。”(《陈独秀文选》，远东出版社 1894年版，第 390-391页)

人们要问：陈独秀讲的这些是关于“持久战”的论述吗？否，他这里所说的连“持久战”的一点影子都没有;他所主张的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亡国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里对这种亡国论曾经给予了有力的批驳。他指出，“我们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 30年代进行的战争。”“在这个时代，日本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代;而中国，则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依据。就国内条件来说，中国成立共产党已经有 17年的经验，而就国际条件而言，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特别是苏联的存在，更是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再加上日本是小国、地少、物少、人少、兵少，而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绝不会亡的根据。 ”(见《毛泽东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451-453页)毛泽东早在 1938年 5月对亡国论所做的这些批驳和分析比起陈独秀在 1938年 11月写的《致托洛茨基》信中所散布的亡国论要早得多，陈独秀当然是看到了的，但是他并没有从中受到教益，说明陈独秀的错误思想比之于毛泽东的论述相差又何止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