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线”与谈判桌上的“拉锯战”
——朝鲜战争中的中美外交战之二
张亦民
战争从来是自以为能战胜对方的强者挑起的，而停战谈判又总是在战争中不利的一方要求的。交战的结果，不是一方战胜另一方的一胜一败，就是经第三者调停，双方妥协，重归和平。双赢双毁的结局是没有的。世界著名的德国军事理论家冯·克劳塞维茨说：“战争从来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受政治目的支配的行为。所以，政治目的价值必然决定着愿意付出多大的牺牲做代价和承受牺牲时间的多长。所以，当力量的消耗过大，超过了政治目的的价值时，人们就会放弃这个政治目的采取谦和。”
朝鲜战争是一次实力上极不对称的战争，挑起战争的美国和“联合国军”（下称“联军”）一方有着军事实力上的优势，被动应战的中朝一方则有着正义战争的政治优势。这场本属朝鲜内部的民族统一战争，如果没有美国的干涉，势必是北方统一南方的结局，同样，如果没有中国的抗美援朝运动，就会是南方统一北方的结果。正由于双方各自的优势与弱点，相互制约，迫使双方放弃各自的政治目的，又回到战争的原点上来。分阶段的从“三八线”上的军事斗争到谈判桌上的唇枪舌战，文武结合地透视朝鲜战争的结局，对总结历史经验，认清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规律，有重要意义。朝鲜战争历经三年一个月，其间停战谈判二年又十七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停战谈判的试探启动阶段（1950年11月至1951年7月10日）
大家知道，朝鲜战争从美军仁川登陆后，得意忘形，越过三八线，是估计中国不会也不敢出兵的情况下，直逼鸭绿江边的。结果，经过两次战役，打得蒙头转向，损兵折将，感到中共军队不好对付，不仅惊动了美国社会，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特别是“联军”参战国政坛的震荡。11月23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转达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希望中国代表到成功湖后能与之讨论朝鲜问题的信息。这一举动实际上成了试探与启动停战谈判的一个开端。
12月初，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英国、印度、瑞典的驻联合国代表，向当时停留在纽约的控诉美国侵略台湾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试探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停战的条件。伍修权将情况报告北京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认真考虑后，提出五个条件：1、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2、美国军队撤出台湾；3、朝鲜问题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并驱逐蒋介石的代表；5、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采纳这五个条件，即可召开五大国代表会议，签订停战协定。
12月7日，印度大使向章汉夫递交了一份由印度等亚非13个国家提出的备忘录，建议参战国先在三八线上停战，尔后进行协商的国际会议。印大使虽然声称“这一建议不能被认为是支持美国的”。但实际上是不利于正在胜利进军的中朝一方的。所以，毛泽东认为：“这是美国人放的试探气球。”但鉴于这13国都是我们团结争取的中间力量，他们希望和平，结束战争，又不敢得罪美国，必须慎重处理。周恩来于12月12日召印度大使说明情况，指出“迅速解决朝鲜战争的关键在美国。”并阐明了我方立场与态度。
12月14日，联合国不顾我方一再声明，通过了亚非13国的决议案，并成立所谓“停战三人小组”（联合国、中、美各一人）负责实施决议任务（提到“三人小组”中国领导人都会联想到内战时期美国马歇尔主持国共调停的那个“三人小组”，中共是有过沉痛教训的）。联合国决议案的要害是“先停战，后谈判”，谁能保证美方是借和谈而备战反扑的，我方自然不能接受。事实不出我方所料，就在联合国通过这个提案的第二天，即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宣布自12月16日起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扩大征兵计划，要把美军从250万增加到390万人，并在一年之内把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分别提高5倍与4倍以上，彻底暴露了利用中立国玩弄停战的虚假和平。
这里要说明一个情况：12月8日，彭德怀报告毛泽东，鉴于部队疲劳和供应等问题，建议第三次战役暂不越过三八线作战，以便充分准备后来年开春再战。毛泽东于12月13日电示彭德怀说：当前“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休战是必要的”。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显然是从应对美方的停战需要来思考的。谁都知道，谈判是经过讨价还价的双方妥协最后达成协议的，打过三八线去，争取到进退有据的地位，就有利于我方掌握谈判桌上主动权。近些年来，在一些有意贬低抗美援朝战争意义和“非毛化”思潮中，有的文章把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和周恩来的声明歪曲为“拒绝停战”、“失去一次和平机会”等显然是错误的。彭德怀接指示后，立即在高层中统一思想，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打好第三次战役。
第三次战役是我军主动进攻。战役经过七昼夜连续作战，解放了汉城，南进80-110公里，前出“三七线”附近。此后，敌我双方你来我往地在三八线上开始军事斗争“拉锯战”。第四次战役是联军向我发起全线反击进攻，敌重占汉城，我军在节节阻击中退回到三八线附近。第五次战役又是我军发起进攻。这一战役虽有很大推进，也杀伤了大量敌人，但最终没有实现战役目的，并成为历次战役中损失最大的一次，我军仍退回到三八线附近。被美国媒体称为“失败的进攻”。
经过五次战役之后，双方重兵对持在三八线南北两侧，战场上出现了相对的平静，其实是双方都在战争间隙重新审视朝鲜战争的前途与命运。我方开始不满意被美国人讽为“失败的进攻”的第五次战役，准备发起第六次战役，被毛泽东压下了。经过全面总结经验教训，指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零敲牛皮糖”的作战原则，以积极手段巩固现有阵地，开展小规模的出击活动。敌方在美国参议院的军委会和外委会举行“麦克阿瑟事件听证会”上争吵不休，都在埋怨麦克阿瑟对中共实力的误判。会上虽有人叫嚷不惜使用原子弹来打击中朝军队，但更多的是认同“朝鲜战争是无底洞，看不到有胜利的希望”。接替麦氏的“联军”司令李奇微直言“在朝鲜战争中取得价值还不如付出的代价。”总之，双方随着军事斗争的进程与现状，似乎都认识到单纯在军事上制服对方的不可能性。美国国安会就在高层辩论的基础上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关于在“恢复战前状态的三八线上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行动”的建议。
1951年5月16日，杜鲁门批准了国安会建议，并责成国务卿艾奇逊负责实施这一计划。艾四处寻找第三者，最后找到了曾任驻苏大使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乔治·凯南。凯南不辱使命，很快拜访了有过一面之交的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并迅速报告莫斯科，传到北京与朝鲜。
4月3日，金日成在我驻朝大使馆参赞柴成文陪同下抵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商谈了停战谈判的方针与方案。4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的广播节目中发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建议的演说。6月25日，我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支持马立克建议。同一天，杜鲁门在田纳西州发表政策演说，一方面喊继续进行朝鲜战争，一方面表示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美方还决定先由李奇微发表愿同共产党司令员谈判的声明，并建议泊在元山港的丹麦伤兵船上举行谈判。接着，金日成和彭德怀分别发表答复声明，确定由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为首席代表，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为中方代表参与同美国“联军”方面会谈。对谈判地点，我方认为在丹麦伤兵船上谈判对我不利，也不方便，建议在我方控制的开城谈判。对此，美方表示了情不心愿的同意。随后双方确定联络官（我方为人民军张春山，我使馆柴成文、人民军的金一波；美方为美国空军上校肯尼，陆军上校穆莱，南朝鲜中校李树荣）于7月8日在开城会晤。7月10日正式开始。就这样，随着朝鲜战争的进程与演变，战争的另一种形式，在谈判桌上启动了。
第二：边打边谈文武攻防的“拉锯战”阶段（1951年7月至1952年10月）
这是在试探停战谈判中经我揭露“先停战后谈判”的企图之后，交战双方必然表现出来的一个特色。我们的敌人是世界上典型的武力迷信者。不在军事上碰得头破血流之前，是不会放弃他们的政治目的的。我们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对策，争取和、准备打与拖，你拖我不怕，你打我陪着，以打促谈，以谈促和。从而在三八线和谈判桌上形成边打边谈、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文武结合的攻防战。这里分别介绍三个问题：
一、双方代表团的组成和谈判的概况
参战的敌方名曰“联合国军”代表团，实为美国加南朝鲜李承晚的军职人员组成。首席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部特纳·乔埃中将，代表为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霍治少将，美国巡洋舰分队司令勃克少将和南朝鲜的白善烨少将。
中朝方面代表团，除了人民军南日大将和志愿军邓华副司令外，还有人民军前方司令部参谋长李相朝将军、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和人民军一军团参谋长张平山将军。
须知，朝鲜战争中的朝中一方，是离不开苏联支持的。停战谈判工作启动后，毛泽东就频繁地与斯大林通电，交换对谈判方针和对策的看法，并提出由斯大林来“主持谈判”工作。斯大林明确指出：“是您，毛泽东同志应该指挥谈判。我们最多可以对某些问题提出建议。”周恩来也不断同金日成交换意见，甚至共同确定代表团成员，共同组成一个代表团。
我国政府为了指导谈判工作顺利进行，特地组织了一个以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领导的谈判工作班子，并与志愿军的代表团成立统一领导的党委，李克农为书记，邓华、解方、乔冠华等为委员，柴成文为代表团秘书长，设置了秘书处、参谋处、新闻处、行政处、通讯、机要等机构。对外以人民军代表团为主，实际工作由李克农领导的工作班子主持。
从双方代表团成员的组成看到，美国与“联合国军”与南朝鲜的“大韩民国”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主从关系不必谈，李承晚是最担心美国会在谈判中出卖南朝鲜利益。因为他知道，停战谈判后一旦撤出外国军队，他的“北进”计划就宣告破产，连政权也会彻底完蛋。所以，李承晚是交战双方的19个参战政府中唯一反对停战谈判的，而且越接近尾声，反对得越厉害。
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到1953年7月27日双方签字为止，历时二年零十七天，其间两易会场，五次中断，共开代表大会58次，各种小会733次，旷日持久的谈判，创造了世界谈判史上的记录。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原因在于美国根本就没有谈判的诚意。只是当用武力达不到目的时，想利用谈判来达到它，并通过联合国的“先停战后谈判”的提案，迫我们就范。五次战役以后，暂时构不成对它的威胁时，就有意地拖。在拖中备战，要用飞机大炮同你辩论，向你施压。只有当各种伎俩用尽，别无他法时，才无奈地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这种先倨后恭的态度，表现在谈判全过程。
正式谈判前的7月8日，双方联络官首次会晤，美方联络官肯尼和穆莱两位上校态度傲慢，无视外交礼节，直入会场，以胜利者姿态坐在朝南位置上。他们据韩军联络官白善烨介绍，按东方传统习惯，面南而坐者为长者、尊者或胜利者，而接受对方招待是被认为长者或胜利者给失败者的恩施。所以，也拒绝主场茶点和午餐的招待。会一结束，目中无人，扬长而去。不过，自以为得计，也有被弄巧成拙之时。按协议规定，代表赴会“为了安全在车上覆盖白旗”，殊不知悬挂白旗在东方人眼里是来投降的意思，当“联军”知道后，东方世界和社会主义各国的报纸上，都已出现了他们盖着白旗的照片成为笑料。
7月10日，正式谈判开始，我方代表先一步进入会场，入座朝南位置，美方乔埃对此勘为不满，即找岔子，看到两边凳子高矮不同，颜色相异，就说是双方待遇不平等，要求换椅子。对此，经我方南日大将的斥责与解释方罢。位置坐定后，对方联络官将一面小小联合国旗置于首席代表乔埃面前。我方联络官疏忽了这一细节，也没有备置国旗，人民军联络官张春山就利用午休时间，将自己军用车上的朝鲜国旗取来，配上插座，放置在首席代表南日将军面前。下午复会时，乔埃见朝鲜国旗比联合国旗大，不服气，第二天就换了一面比朝鲜国旗大的联合国旗。我方联络官也不示矮，第三天也换了比联合国旗大的旗帜。双方在旗帜大小上互不相让，最后双方旗帜都顶到天花板才罢休。
谈判开始，首先是我方南日和邓华分别致词，并提出议程建议。对方乔埃第一个发言，就拒绝把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列入议程，使议程谈判陷入僵局。按理，只要双方在原则上同意停战，并有诚意谈判的话，讨论议程应该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谁也不会想到，从第一天开始，就在议程问题上费去半个月的时间才通过五项议程：一，通过议程；二，停止敌对行动的军事分界线划定和建立非军事区；三，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等）；四，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国家政府建议事项等。这五项议事日程中，实质性的问题是停战划界和战俘遣返两项。
议程有了，但一路走来，一路坎坷，无事生非，节外生枝，拖延时间。第二天，美方提出新闻记者采访问题，因双方未达成协议，就在12日有20名“联军”方面记者的车队，因遭我警卫人员阻拦而借机发难，采取要挟手段，拒绝谈判。13日，李奇微致函金日成、彭德怀，提出划开城为中立区，以恢复谈判。接着，美方又借我方警卫人员误入会场区，以不安全之名中断谈判。对方还制造了一系列破坏谈判事件，如我警卫排长姚庆祥在巡逻时遭对方埋伏的武装人员袭击身亡；我代表团驻地与车队连遭美机轰炸扫射事件等等。为此，金日成、彭德怀向李奇微提出严重抗议，并不得不从8月23日起宣告停会，以待对方严肃处理一系列挑衅事件。
显然，敌方之所以这样干，完全是配合谈判的政治讹诈，迫我接受其天理要求。敌方从8月18日开始，就集中约三个师的兵力，在炮兵、航空兵和坦克支援下，发起夏季攻势，企图夺取我东线突出阵地，与中线取平。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敌人虽突入阵地二至八公里，但我中朝部队却歼敌七万多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攻势。连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也承认“这次攻势还是没有选好时机，没选好地点，没选好敌人的败仗”（过去，有些材料借此话说美国承认朝鲜战争的失败是不当的。）。
美方鉴其“夏季攻势”中伤亡惨重的情况，以及对9月10日美机侵入中立区进行扫射事件表示了遗憾，表明美方有可能再回到谈判上来。金、彭利用时机，于9月19日致函李奇微，提出立即恢复在开城的停战谈判。20日，杜鲁门声称：美国“愿尽一切努力促使朝鲜冲突获得和平解决”。但同一天，李承晚对恢复谈判提出狂妄条件：要中国军队撤出朝鲜，解除北朝鲜武装，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产生朝鲜国民议会。李承晚横插一杆，李奇微为难。23日，李奇微致函金、彭，一方面将拖延谈判之责任委之于我方，一方面又提出更换谈判地点，建议双方联络官于9月24日在板门店会晤，讨论复会问题。随后，双方联络官奉命在板门店会晤多次，均无结果。后来，为了不让李承晚破坏谈判，我方作了让步，同意将停战谈判地点移至板门店。这样，由于美方无理阻挠而停止63天的停战谈判于10月25日在板门店复会。复会前，双方代表团的个别代表作了调整，我方边章五代替邓华、郑斗焕代替张平山。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也作了补充：杜平取代邓华为副书记，增边章五、柴成文为委员。美方的李亨根代替白善烨。
二、关于停战和军事分界线的划定问题
这是谈判中的一个中心议题。以“三八线”为界，本是对方在谈判前就放风的一个意向，也是我方的一个意愿。所以，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在7月10日第一次会晤时就提出：应确立“三八线”为界，双方武装部队同时后撤5公里，并于一定时限内完成撤离，建立非军事区，其民政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前原状。这一建议是举世公认，公平合理，切实可行的。
然而，美方首席代表乔埃，先是反对将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列为议事日程之后，又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无理取闹，拒绝我方建议。而我方代表指出，对方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之后，他们一时无言以对，竟长达两小时零十二分默不作声，拒不发言。最后因为他们要回到汶山营地，才不得不建议休会。次日，我《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应当知道，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会场上也得不到。警告他们别在谈判桌上玩花样。
到7月27日，在双方讨论停战分界线时，毫无理由地要把分界线划在我军大后方，即我方阵地以北约38-48公里的开城、伊川、通州一带，计面积为1.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要“保持军事平衡”。说什么“联合国军”是陆海空参战，现在双方虽然相持在三八线上，但空中海上他们占有绝对优势，在三八线上停战显示不出他们的优势，所以要在地面上要我方后撤以示公平合理。这就是朝鲜停战谈判中著名的“海空优势地面补偿论”的强盗逻辑。
在这个问题的辩论中，我方代表解方与美方霍治有一段“精彩”对话：
霍治：“关于保持军事平衡的问题，可以用实物作例说明”。他在桌子上排两排苹果，一方三个，指双方军力；其间并排两支铅笔，指双方阵线。他振振有词地说：“你们多次说，我方海空军的一部分效力反映在阵线上。多少效力你们来说，但至少一部分你们是承认的。好吧，战争进行时，平衡是有的，一旦停战，我方拿去了一个苹果或两个苹果，平衡就失去了，因而我方要求你方地面部队撤退一点，以恢复平衡。你方除地面部队的撤退外，拿不出其他任何东西。”
解方按照对方的逻辑回答说：“既然你们说你方海空军强，我们说我方陆军强，我们是否可作这样的设想：在停战时，只让双方数目相等的陆军停火，而我方多余的陆军不停火，你方的海军也不停止行动，这样好不好？”
解方对霍治的这一回答，引起在场人员逗笑了。霍治自己也搭讪地笑了。对方一时语塞。会议又陷入僵持局面。为了谋求下一步谁先打破僵局，霍治又提出一个令人可笑的办法说：“我建议现在丢硬币，各自选择一面，以丢硬币的结果来确定谁先走下一步。”话音刚落，又引起在座人员的捧场大笑。霍治在大家的嘲笑声中回过味来，不禁窘态百出。
写到这里，笔者突然想到前几年中央民族大学的张宏良教授有一句话，他说：“西方文化本身是有逻辑而无道理，无法实现人们的道德追求和道德完善，便用宗教来补偿这个缺陷。”解方与霍治的对话，正是最好的对号入座，使我们从谈判桌上看到东方人的智力和聪慧，以及西方人用实力和政治讹诈的场面。
“海空优势补偿论”被批驳后，我方又提出过“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的方案，对方又利用“调整”的机会，千方百计地要把开城这座开国古城和金城、高城一片调整到李承晚一边去，我们当然不干。我方又提出只讲“就地停战”，不讲“稍加调整”的方案，即以现有的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退2公里划为非军事区。对方接受了。但对方提出有效期为30天的条件，如果在30天里未签署停战协定，则双方确定彼时的接触线为临时分界线，我方也接受了这一建议。为什么双方都同意了？问题在于各自对这30天的不同看法。就对方说，实际是对方作为压力提出来的。美方打算很明显，即在30天里有新动作压我把分界线向北推进。我方之同意30天期限，也坚信敌人的任何行动将会被挫败，战局的发展将会同美方的愿望相反，力量对比将随时间推移，有利于我方的变化，军事分界线必将向南推进。以后的战局表明，越打越强的结论是属于正义事业的我方。
按照我方的想法，原以为停战的军事分界线这个关键问题解决了，其它有关停火休战撤离军队等的具体问题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了。可是，美国的想法不同，他们要的是维持停战的军事平衡，旨在对朝鲜实行长期军事占领。因此，当它看到战场上我方力量增强，特别是志愿军制空力量的增强和空军参战（我志愿军空军于1951年9月12日开始参战，包括苏联空军支援者），便感觉到害怕和长期占领的威胁，所以提出停战要监督，并从第三项议程谈判的那一天起，美方就提出停战后要限制朝鲜在自己的国土上修建机场，谈判了40天，美方在解决其它问题上有所让步，唯独在这一点上，时而威胁、时而欺骗，时而胡搅蛮缠，就是不肯后退一步。就在1952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美方代表滕纳说：“如果你们期望我会把我方提案的那一部分取消，那么你们就会在这个桌前坐到老。”
11月27日夜，李克农刚传达了毛泽东对谈判的指示精神，最后指出：“原则要坚持，策略要灵活。只要涉及到朝鲜人民的主权问题，我们决不让步！”我方代表解方对毛主席的指示，深深地印在他脑子里，就针对美方滕纳的决心以更坚定的口气回敬他说：“坐在老也可以，必须拿掉。”并指明美方的所谓军事设备即飞机场问题，只是你方假借名义干涉我方内政罢了，这是我方绝对不能容许的。
当对方发现我方寸步不让的时候，又在谈判桌上假惺惺地谈起了所谓“中美友谊”来，企图用“软”法诱我们让步。我方接着用美帝霸占台湾、炮轰辑安、轰炸安东等一系列事实对他们所谓“友谊”进行了批驳。就这样，一方坚持，一方反对，直到最后。
三、关于战俘遣返问题
战俘问题谈判是从1951年12月11日开始的。我方出席的是李相朝少将和改任为谈判代表的柴成文上校，对方是新任的美国海军詹斯本·利比少将和陆军乔治·希克曼上校。会上，我方根据日内瓦公约和国际惯例，在战争结束后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等五条意见提供讨论。而对方利比少将却含糊其词地说什么他们“希望适当而公平的交换俘虏”。何谓适当而公平？利比解释“交换俘虏不能给任何一方不平等的军事利益。”
其实，离开日内瓦公约的原则，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呢？其背景就在于战俘人数的悬殊：美方俘朝籍战俘11.2万人，俘中国籍战俘2.1万人；而中朝方面俘美英籍4417人，南李军战俘7142人。所以，对方后来就直言要“一对一”的交换战俘。这是陆军步兵对机械化陆军差异之所在。但被我批驳和国际舆论谴责后，美方又提出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要将战俘分为“愿意遣返”和所谓“拒绝遣返”两类，在停战生效后任其选择。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说到底，是要把人民军的战俘去弥补李承晚兵员不足，要把志愿军战俘转给台湾蒋介石。所谓战俘“不愿遣返”“不要回家”是谎言。事实是，美方早已派大批李承晚和蒋介石的特务冒充朝中战俘，混杂在朝中战俘当中，利用战俘被强迫刺上背叛祖国字样或盖上拒绝遣返血书指印后所产生的耻辱、顾虑等心理失常的结果。“联军”方面战俘营的这些不人道的做法，其实早被我志愿军战俘在战俘营的抗拒斗争乃至多次暴力抵抗的英勇行动所揭露。就是刚接替马歇尔就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律师出身）也认为“自愿遣返”不符合国际公约。但李奇微仍坚持自己的做法，并在日内瓦公约的解释文件中有“保护俘虏”的文字，名曰“自愿遣返”实为“强制扣留”辨护。
美方“保护战俘”了吗？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战俘在被俘期间仍保留公民身份，公民有庆祝自己祖国国庆的权利。”但被关在釜山、济州岛等各地的中朝战俘们，为了集会纪念祖国的节日，不知付出多少人的生命。1952年4月8日，巨济岛71号营战俘第1次升起国旗时，就被美李军开枪打伤了三名护旗手。七号营的600名志愿军战俘，为纪念祖国国庆，全都受到美国毒气弹的袭击。在一个多小时的升旗斗争中，65位同志付出了生命，129名负重伤，300多名受轻伤。据不完全统计，仅1951年被美军无辜枪杀的战俘就有1.7万人之多。1952年初，合众社发自巨济岛第一战俘营的电讯说：该“集中营中心变成了一个恐怖之岛”，“暴乱、酷刑、暗杀交织成俘虏日常生活中的一幅恐怖的图景。”
从南朝鲜战俘营中的生活，就可以看到1953年4月20日在板门店交换病伤战俘遣返的镜头所显示的两个场面与两种声音：
“清晨，许多朝鲜老乡正在用河水泼洒公路，殷切地等待着从敌人魔爪下归来的亲人。9时整，……在美国吉普车为先导，六辆运载我方伤病人员的救护车开过来了。车队快要到接收区时，车辆内伸出一面面红旗，伤病员情不自禁在救护车内唱起昂扬的战歌。……车门打开了，遣接组的同志走上前去，亲切地说：‘亲爱的同志们，现在回家了，祖国欢迎你们……。’美方很重视这次‘小交接’，他们为我方被俘伤病员发了呢料军服，赠送了打火机、小饭勺、香烟盒和手袋等物品。一群美国记者蜂拥而上，在抢拍‘美国优待俘虏’、‘礼品丰富、满载而归’的镜头。不料，我们的战俘伤病人员下车后，都立即脱掉敌人发给的军服，并把所有敌人发的东西都统统地扔在敌人面前。这一举动，搞得美国人目瞪口呆，狼狈不堪。
此刻，满载美方归俘的救护车，也向敌人方向驶去。美方归俘一律穿着我军赠送的蓝色工作服，满面含笑，从敞开的车窗内探出身来，向我们遣送的工作人员，频频招手，高喊‘再见’！”
这是当年主持战俘工作的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后任政委的杜平实录的一段摘记。记录了两相鲜明的对照，弄得美国方面出丑露怪，丢尽了脸面。
为什么会出现上面两种完全不同的镜头？包括外国记者、中立国成员到过志愿军管理的平安北道碧潼战俘营调查参观，就一目了然。碧潼战俘营收容有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菲律宾等13个国家的战俘，在战俘营除了给战俘供应必须的物质生活外，还对他们精神生活、文化娱乐都作了周到的人道主义的考虑，宗教活动，锻炼身体的体育设施，都按各国战俘的爱好，有比较完善的设备。还举行过运动会，被称为“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活动”。生活上还成立伙食委员会，发扬民主，不习惯中国饭菜的可以自己做饭。
战俘的国别肤色不同，各有各的信仰和世界观，美俘到战俘营时，毫不掩饰他们的的金钱、美女、威士忌。美俘的种族歧视很厉害，白人围上火盘不愿与黑人共烤，贬称黑人是“猪猡”，“没有资格与白人在一起工作和生活。”波多黎各人是受压迫歧视的“下等民族”，他们到战俘营之后，才能与白人平起平坐，享受公正、平等待遇。一名叫康姆莱的战俘对管理人员说：“你们是真正的上帝，我愿在这里学习真理，回去替波多黎各人做些有益工作。”美俘之间缺乏同情心，同班病友，非但不去照顾，甚至嫌弃。英国战俘文化程度较高，喜欢读书，探讨问题，也讲礼貌，纪律性服从性都比美俘好，有绅士派头。英俘公民瞧不起美俘，说他们是“暴发户子弟”，常设法捉弄美俘。土耳其战俘大多是农民，约一半不识字，多信伊斯兰教，能吃苦，性格强悍，重感情……。他们之所以当兵，到朝鲜来打仗，主要是找不到适当职业，当兵可以受到某种训练，积累些钱，待机找到职业或升学；有的羡慕军队生活舒适清闲，当兵能游历世界，到外国去发洋财，同占领国女人谈恋爱；有的黑人受招兵广告宣传，相信“军队中没有种族歧视”；但有许多美俘则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使者，是执行联合国的警察任务，为“帮助朝鲜独立统一”“防止共产主义蔓延而来的”。志愿军俘管处从战俘思想动态出发，提供各种书刊资料，引导他们自我教育，使他们对战争与和平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他们还向你发誓：回国后不再当兵。
大家知道，朝鲜战场有过一个美军黑人工兵连向我三十九军投降的事。他们在志愿军生活中感受到红色中国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黑人战俘回国后在反对美国种族歧视中起到重要作用。正是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军才实现不分种族的混合编制，美国政府当局也才在六十年代取消种族歧视的法规。正如有的人说，没有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奥巴马还当不上美国的总统哩！世界都知道，毛泽东的军队是最懂得“保护战俘”的。
然而，尽管我们严格地遵照日内瓦公约，最好地保护着战俘，但美第8集团军军法处长汉莱却公开说谎，声称志愿军81师23团团长下令枪杀美方战俘。其实，志愿军根本没有这个番号的部队。完全是为了破坏战俘谈判制造的谣言。美军战俘被杀害确实有过，那不是别人，恰恰是美空军数次轰炸有明显标志的碧潼战俘营，致使62名“联军”战俘伤亡。经我方揭露和反对，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对方玩弄概念转换，就用“审查后遣返”的名目，改为采取对战俘进行“询问”“甄别”后，决定“遣返”或“留下”。为此，被关押在巨济岛上的中朝方战俘，因“询问”“甄别”而遭受了各种酷刑和屠杀。
1952年夏，“联军”司令克拉克派威廉·哈克逊少将（美第9任总统后裔）接任乔埃中将为谈判首席代表。此人虽为名门后裔，却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在谈判时幌二郎腿、吹口哨，既不尊重谈判对方，也不尊重己方译员，上台才10天，3次休会。我方金、彭致信克拉克，对哈克逊的恶劣行径要为拖延谈判负责。此后，哈里逊的言行虽有收敛，但仍在战俘数字上玩弄花样，制造事端。后来得知，这是有意挑衅，经我方斥责后，于1952年10月8日宣布无限期休会。这一休会非同小可，是风云突变的前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面临着二年前美军在仁川登陆后相似的历史命运与抉择。
第三：拉锯战中转化优势，迫使美方签署停战协定（1952年10月至1953年7月27日）
这是美方宣布无限期休会进入停战谈判的最后阶段。“无限期休会”意味着正在蕴酿新的军事行动。祸福相依，胜负在一，前景怎样？决定于“未雨绸缪”的谋略决策之中。
1952年5月的一天，彭德怀回国治病休养出院，周恩来亲自到医院去接他到毛主席的菊香书屋会晤，要彭留京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参与会晤的还有代总长聂荣臻。当他们谈了国内工作转向朝鲜停战谈判的时候，毛泽东对周、彭、聂询问：
“你们看，今后美国当局对解决朝鲜问题会采取什么方针？”毛未等他们回答，自己先说了看法：“我看无非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坚持扣留中朝战俘，破坏停战谈判；其二是增调部队，不惜冒扩大战争的风险。从许多情况看，敌似正准备采取后一种。”
停了片刻，毛接着说：“有一个情况，你们注意了没有？现在美国正在竞选总统，随着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的展开和党派斗争的日益加剧，其扩大战争的声浪也愈来愈高，美国共和党的麦克阿瑟、罗伯特·塔夫脱、约瑟夫·麦卡锡等人叫嚷要在共和党取得政权以后，全力打赢这场战争。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欧洲盟军司令、指挥过诺曼底登陆战役、刚刚辞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职务的艾森豪威尔，在竞选中公开许诺他当选后将亲自去朝鲜，并结束这场战争。”
毛泽东的这一分析，经过五个月的形势发展，从美方破坏战俘谈判、宣布无限期休会上露出了端倪，证实了判断。1952年11月5日，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共和党的第一位总统。12月2日就率一批军政要员到朝鲜为“结束朝鲜战争”来了。从朝鲜活动回国后，一方面叫喊“和平”谋求“体面”停战，一方面就秘密交代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一个包括“在技术上使用原子弹”、“轰炸鸭绿江那边基地”，“同时在北朝鲜两侧海岸进行两栖登陆”在内的“艾森豪威尔攻势计划”。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就任美国第34届总统，加紧了战争计划的推行，使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道路变得更加坎坷难行。朝鲜战争正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12月4日，代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邓华回国述职时向毛泽东呈交了一份邓华、杨得志等志愿军领导人关于敌人可能在来春从侧翼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预测报告。毛泽东在报告写了一段批语：“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邓华回朝鲜前毛泽东又召来作了详细交代，要利用敌我双方在三八线南北重兵对峙的僵持局面，与美方长期中断谈判的间隙，做好新的战争准备，在这个节骨眼上迎击敌人的作战行动，力争“有备无患”。
众所周知，艾森豪威尔是利用美国朝野要求结束朝鲜战争的愿望而竞选成功的。再征兵或增加部队到朝鲜参战，有悖于自己诺言。那么，艾氏又怎样实施他设计的既能符合美国和联合国军带进战争的那些原则，又能开脱美国和联军参战责任的和平方案呢？他与对“世界事务有渊博知识”的杜勒斯提出两个办法：一曰“让亚洲人打亚洲人”，即利用李承晚反对停战谈判，帮他扩建部队，从原14个师装备到20个陆军师和1个海军陆战师共65.5万人。同时将人民军战俘补到李军中去；再是“撤销台湾中立化，放蒋介石出笼”，以朝鲜为跳板反攻中国东北。二曰“实施三齿耙捕龙的战略对付中国。”即一根齿从朝鲜出来，另一根齿从台湾出来，第三根齿从印度支那出来。（天哪，这不是毛主席下决心抗美援朝时说的，美国用“三把刀”对付中国是一回事吗？正是“英雄所见略同”，不谋而合地将正反面的高见都聚在一个焦点上了。）
为了粉碎敌军可能的军事冒险，军委决定增加在朝鲜作战的兵力，除原计划从1952年底入朝轮战的部队仍按时入朝外，再抽调三个军入朝。（笔者所在的军正是在浙江守海防，备战打上、下大陈和一江山等海岛的任务中，于12月底接受入朝任务的。全军部队集结到上海周边整顿时，陈毅司令员还到嘉定军部对营以上干部作了送别讲话。我虽然没有资格参加这一次报告会，但从首长们谈话中有二名话铭记在心：一，入朝反两栖登陆是关系朝鲜命运的关键一仗，成也此仗，败也此仗；二，打胜了开庆功会，打败了开追悼会。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我们部队在安亭登车入朝，火车为斯大林逝世鸣笛三分钟，印象极深。）军委要求在四月份做好一切应战准备。我们正是三月中旬最后入朝的一个军，使志愿军的兵力达到20个军，再抽调一部分地面炮兵和坦克部队入朝，加强纵深和海岸防御火力，还增调铁道兵入朝抢修铁路，同时加强了空军、海军训练，全力支援朝鲜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当时总兵力已达180万人（其中人民军45万），真可谓布下了天罗地网，任何地面进攻、天上降、海上来，都难逃脱被歼灭的命运。
华盛顿正在盼望两栖登陆计划能顺利展开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接到朝鲜前线克拉克发来的电报，其中报告了泰勒接替范佛里特职务后到前线视察中“发现中共军扩大了海岸防御的纵深阵地，差不多每个山头都筑成了环形工事”，从而得出“我们的登陆计划恐怕难以完成”的结论。艾氏收到报告后，当天召集参谋长联席会议布莱德雷、国务卿杜勒斯、情报局长艾伦和财政部长汉弗莱等召集紧急会议。会上除了杜勒斯认为：不要左顾右盼，该用的就用，该化的就化，表示乐观态度外，无论是情报方面，还是财政开支方面都对此计划发出消极信息，布莱德雷还直言：“实现登陆计划，必须敢于承担与中国以至苏联的规模大、时间长、消耗大的亚洲战争甚至可能触发全球战争的风险。”
艾森豪威尔听了大家分析后，对两栖登陆计划所能引起人力、财力的巨大压力和时间上的拖延感到忧心忡忡，难下决心。怎么办？要维持原计划，困难重重，收回成命吧，正如毛泽东分析所说：“面孔已经板起，要就此转弯，尚非其时，特别是他的‘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行得通与否，还要看看。”
诚然，艾森豪威尔在策划两栖登陆的同时，也一直没有放弃争取政治解决的愿望。他面对尴尬的僵局，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恰好，国际红十字会在1952年12月中旬在日内瓦通过的一项倡议病伤战俘在停战以前先行交换的决议，不失是一种可资利用的借口，即令克拉克致函金、彭，放出恢复板门店会晤的信号，提议：“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准备与你方联络官会晤……”。
但我方总不能一切由对方说了算，说休会就无理地休会，说复会就无条件地复会。于是没有立即答复。毛泽东对此作了这样分析：“联合国大会决定很快复会，在联大复会前的两天，美方发来这样一个信件，是否诚心诚意，尚有待事实证明……鉴于美国在联大尚未死心，对战场也未完全绝望，如果我们正式在板门店通知美方无条件复会，美国态度将是拒绝的居多……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观察一段时间再说，让它晾了一个月。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脑溢血突然去世。美方立即把斯大林逝世看作是为恢复停战谈判的一个时机。即令美国新任驻苏大使查尔斯·波伦打听苏联接班人马林科夫可能对西方更为灵活的迹象。苏联电台自1945年以来第一次公开承认美国和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了重要作用。苏联人还答应帮助英国人援救被拘禁在朝鲜的外交官和传教士获释。表示了新领导人对西方的一种态度。波伦在同苏外长莫洛托夫会晤中也表示了愿意促使朝鲜停战的意向。说明苏联对朝鲜战争政策的调整。
一个月过去了，美国没有再玩新花样。3月28日，金、彭函复美方，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并立即在板门店恢复谈判。4月6日双方联络组举行会议后于11日签订了遣返病伤俘人员协定。4月20日，双方开始交换病伤战俘。我方收容的“联军”病伤俘684人，一次性在当天遣返完毕。美方声称分批于5月3日遣返朝中病俘为6670人。这一工作进展顺利、意味着艾森豪威尔已放弃“两栖登陆”的计划，转向和平解决的道路上来。
可是，一心要破坏和平谈判的李承晚心怀不满，于4月24日令驻美大使向艾森豪威尔递交声明，如果签订容许中共军驻留北朝鲜的停战协定，他的军队将脱离“联军”，单干、北进。当时艾氏未予理睬，并令谈判代表团按约复会。这样，僵持了6个月的局面终于打破了。1953年4月26日，双方代表回到板门店谈判桌前。复会后的我方代表由丁国钰和柴成文接任，又经过反复争辩，于6月8日签订了《中立国遗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文件，确定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印度五国代表组成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负责在朝鲜境内监管停战后的战俘遣返工作。至此，停战谈判的议程全部达成协议。诚然，达成协议不等于落实协议，中共领导人在国内有过两次国共合作与分裂的经验教训，深知谈判与实施和平协议的各种障碍。
为了配合停战谈判，我志愿军始终高度警惕着敌方用军事手段施压的伎俩，不仅在1951年和52年间分别粉碎了敌人的所谓“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而且在美方进入“无限期休会”之后，以更充分的准备迎击着“两栖登陆”的更大战略野心。“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等待敌人“两栖登陆”的时间底线是四月底。随着时间推移和复会谈判，志愿军依然制订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计划。此计划根据停战谈判和敌我情况，分别在5月13日至26日和5月27日至6月23日，取得了两次反击作战的胜利（歼敌四万余人，我伤亡二万余），巩固和扩大了阵地面积。
本来，停战谈判从6月8日达成战俘遣返协议后，进入重新划定军事分界线和拟定停战协定的细节工作。停战接近实现。但是，李承晚集团在美国纵容下，又跳出来叫喊“就地释放”“自愿遣返”，破坏战俘遣返协议。有组织有计划地于6月18日午夜，在联军第五、六、七、九号战俘营制造了所谓“战俘越营”事件。以“越营”为名，实为扣留，先后将二万七千多人民军战俘编入南朝鲜的武装部队中去。艾森豪威尔当时不顾李承晚的破坏活动恢复停战谈判，随后又令驻南朝鲜大使晋见李承晚，传达美国政府将帮助其扩军、经援和保护停战后的安全等承诺，以平息其反停战活动。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切反动派都是如此，协议归协议，行动归行动。美李勾结，扣留人民军战俘；美蒋勾结，扣留志愿军战俘。停战后，我志愿军二万一千多名战俘中就有一万四千名被遣送到台湾去。
李承晚的破坏活动不仅激起中朝人民的愤怒，而且也遭到包括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内的国际舆论谴责。我军如不在军事上以李伪军狠狠打击，停战谈判有可能被拖延。因此，彭德怀从形势出发，也为新入朝的部队得到锻炼，提出第三次反击的建议，毛泽东说“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军委指示于6月21日下达后，就在北汉江以西、金城以南地区之伪军四个师的阵地为主要攻击地区，集中兵力展开第三次夏季反击战（亦称“金城反击战”）。
金城反击战从7月13日21时开始，担负作战任务的我20兵团及9兵团的24军组成东、西、中三个集团，完全出敌意外地在一千余门火炮的猛烈火力支援下，同时向敌四个师25公里防御正面展开了突然而猛烈的突击。一小时内即全线突破。15日已完全达成了战役任务，发展纵深达15公里，攻占面积240平方公里。16日起，敌先后在全线发起反突击。在两周内，我共击敌反冲击千余次，歼敌10余万人。什么“首都师”、“白虎团”都在被歼之列。敌惧怕我军再继续进行攻击，无可奈何地接受停战签字。从而结束了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和二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第四：编后的几点思考。
一、从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三个阶段，联想到抗日战争三个阶段和解放战争三个阶段，这似乎成了正义战争从劣势转变为优势的战争（或事物）规律。毛泽东作为彻底的共产主义者，自然有他从中国革命走向世界革命的战略思考。如果抗美援朝战争是走向世界革命的第一步，那么，中美苏三角格局的形成，是否可以说世界革命进入实力并非相等的相持阶段，而“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是否意味着世界革命进入实质性的第三阶段了呢？如果中国领导人一直沿着毛泽东世界革命的路线坚持到今天，世界又将怎样？尽管历史不能“如果”，难道“如果”的假设不正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应有的思维方法吗？建议专家、学者多加研究。
二、近些年流行着美国人创造的一个新名词：软实力。停战谈判，实际上就是软实力的较量。本文没有用这个名词，觉得软实力就是我们党一贯提倡的政治优势，是指人的因素在一定物质基础上的决定作用。专利应属中国人。其实，软实力也好，政治优势也好，都是为一定政治目的服务的。离开了政治目标，政治优势就发挥不了作用，软实力就成了骗人的工具，美国宣传的“普世价值”就是如此。毛泽东强调政治作用，就在于他不是就事论事看问题，从不忘他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政治目标，因而能辩证地将硬实力与软实力完善地结合起来而战无不胜。所以，发挥政治优势才是革命者从弱转强的核心问题。是否这样？请批评指正。
三、朝鲜战争以停战结局，我总觉得并非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意愿，尽管在谈判前的6月13日，金日成和高岗向斯大林汇报中带有毛泽东有寻找停战的意向，其实同半年前周恩来带着参战与不参战两个方案向斯大林汇报是一个道理，都在看斯大林能支持到什么程度。以后，随着斯大林的逝世，苏共领导态度的变化就起了决定性的。事实是在金城反击战取得巨大胜利的情况下结束战争，连克拉克也认为并非是中国的一种好的选择。因为当时的志愿军已极大地改善了它的后勤、防空和火力状况。毛泽东甚至确信部队已经具备了重新夺取汉城的能力。彭德怀后来也说：“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但朝鲜战争的结束，也反映了美苏两大阵营在当时世界的必然结果。只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和共产党人，都不应忘记自己的政治目标来反思历史、正视现实、透视未来。
彭德怀说过：毛泽东是中国领导人中“唯一读懂历史的人”。我们能读懂抗美援朝的历史，也会了解毛泽东是怎样真正读懂历史，面对现实，胸怀世界和人类的人，从而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
中美外交战之三——
日内瓦会议上对美国“拖朝进越”的斗争
2011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