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秘密：“国际”从此脱魅，不再具有无庸置疑的正确性
郭松民
夏夜的风，吹过纱窗，带来一阵清爽，也带来一阵缠绵、忧伤的歌声——江西民歌《十送红军》。
我静静地听着，仿佛看到了红军举着火把，沿着崎岖的山路远走他乡，渐行渐远的背影。
红军走了，也带走他们所象征的价值和秩序，来的是谁呢？来的土豪劣绅的“还乡团”，他们是主张保护产权，“物归原主”的，“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
土地革命的成果将因此丧失。
中央苏区的老百姓完全预见到了这一点：“愁绪万千压心间”，唱的是他们的忧虑和思索;“十万百姓泪汪汪”，道的是他们的痛苦和无助;“锣儿无声鼓不敲”，则刻画了他们的压抑和沉重……
时间过得真快，今年已经是长征胜利结束81年了!
我这里用“胜利”来形容长征，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实际上，在长征刚刚结束的时候，它看上去并不像是一次胜利。
正像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教授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所说的那样：“那些到达陕北的筋疲力尽的长征幸存者们，除了他们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活下来这一单纯的(又是奇异的)事实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庆祝的了”。
但长征却被以后的历史证明，它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毛泽东说：“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
的确，从那时起，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再也没有遭受重大的挫折。一路凯歌行进，赶走了日本强盗，埋葬了蒋家王朝，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这些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沐浴在长征的恩惠中。
长征的秘密在哪里呢?红军在长征中悟出了什么呢?
长征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结果，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又可以说是红军在军事学说上力图和“国际接轨”的结果。
当时红军军事战略的最高决策者主要是三个人：远在莫斯科的王明，王明在中央苏区的代理人、有“黑面木偶”之称的博古，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
王明和博古是正宗的“海归”，俄语说得比汉语还要流利，能够滔滔不绝地背诵马恩列斯的语录，李德则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巷战专家”，专门被共产国际派来指导中国的军事斗争。
他们三个人的共同特点，是看不起毛泽东主张的、已经显示出巨大生命力的中国红军自己的军事学说。
他们一致认为：毛泽东不过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佬，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他们根据欧洲、苏联的经验及教条，认为既然已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么现在和白军的作战，就是国家和国家的作战，大军和大军的作战，因此就要“夺取中心城市”、“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就要打堡垒战、消耗战，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被迫开始长征。
也许，单是这三个人，还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灾难。但他们的雄辩、他们的国际背景和洋学历、他们对国际共运中“主流”理论的娴熟运用，确实迷惑了许多人，因此主导了苏区的舆论。
许多红军官兵既是出于对自己的不自信，也是出于对“国际”的迷信，相信这几个人手中是握有真理的，这是他们能够顺利地剥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能够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比较彻底地推行他们那一整套基于“国际标准”的战略战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那个年代——我真不知道应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是一个血与火的年代。红军时刻游走在生死存亡的边缘，理论上的争论固然没有时间展开，但也没有“政绩工程”存在的空间，惨烈的战争后果立刻就给出了斩钉截铁的裁决——毛泽东是正确的！
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选择覆灭和死亡。
长征途中，尤其是湘江一战之后，所有愿意思考的红军官兵都明白了：红军需要自己的军事学，而不是什么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普世的军事学。
当然，他们可能并没有用这种词汇来表述，他们也可能只是朴素地认为，跟着毛泽东就是胜利。但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长征中完成了一次最具决定意义的启蒙：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任何照搬别国的理论——无论它看上去多么权威、多么“主流”——的做法，都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红军从此具有了“坚韧而清醒”的政治品格，“国际”从此脱魅，不再具有无庸置疑的正确性。
这就是红军在长征途中发生的最大的秘密！
81年后的今天，我们回看这一结论，发现它仍然熠熠生辉，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中国仍然要寻找自己的路，仍然要警惕各个领域的王明、李德和博古们，中华民族不仅需要自己的军事学，也需要自己的政治学、经济学……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够突出重围，开创一个新局面，最终走上复兴的道路！
《十送红军》的歌声还在唱着，我忽然想到，“送别”其实为了“盼归”，暂时的离别仍然为了最终的重聚和团圆。红军当年在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后才获得启蒙，才得以胜利回归。今天，我们什么时候再开始一次新的长征，获得一次新的启蒙呢?什么时候才能盼到红军的回归呢?
“深情似海不能忘，红军啊，革命成功，(介支个)早归乡” ……
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深深的伤感。我关上了窗户，不忍再听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