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智慧，精心准备：开拓党的历史性盛会的新境界
文林墨客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准备比较充分的重要会议，都取得了巨大成功，结出了丰硕果实;凡是准备不充分的重要会议，都留下了难以承受的遗憾，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我们这里所讲的重要会议，是专指我们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决定党的前途和命运的会议。
建党早期，我们党在革命斗争的艰难困苦条件下，一些重要会议由于缺乏充分准备，难以取得圆满成功，往往留下了重要遗憾。从党的七大以来,我们党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传统，就是在召开重要会议之前做好充分的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70多年来，这已经成为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
一、毛泽东开创了召开重要会议前做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的先河
在党的七大以前，我们党召开的历次代表大会和绝大多数重要会议都因准备不足而留有不小的遗憾。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频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从1921年到1925年，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斗争形势极为复杂，每次召开会议都是极为匆忙的，既缺乏充分的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也难以深入讨论各项议题，所通过的相当一些文件都存在着这样那样一些缺陷。在这里，我们仅举党的一大和六大为例来说明这种情况：
党的一大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变，拉开了中国社会根本变革的序幕。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当时，我们党建立的宏观条件都以具备：马克思主义已经得到广泛传播，工人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苏联十月革命的榜样引导作用已经深入人心。然而，建党的微观操作却因准备不足，而留下了诸多重大遗憾，以至于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会议组织准备不足，党的两个领袖级人物“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党的一大。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多次找到陈独秀、李大钊商讨“组党”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必须“走俄国人的路”，建立自己的政党。他们虽然参与了筹备，但却因故没有参加党的成立大会，致使会议存在着诸多不足，不能不说是留下了重大遗憾。陈独秀没有参加的原因竟然是所任职务离不开。当时广东国民革命政府邀请陈独秀担任教育厅长，而且陈独秀当时持有反对“职业革命论”的主张。也就是说，当时的陈独秀把就业工作看得比革命斗争更重要，并没有把革命看作是主业而是副业。这说明陈独秀的马列主义素养还没有达到足够高的境界。因为工作脱离不开，只能委托包惠曾代为参加。最后留下了一个悬案，包惠曾认为自己是正式代表，而有些人认为他是代表陈独秀参会而不算正式代表。究竟是12名正式代表与会，还是13名正式代表参会的争论，到现在仍然难以得到权威认证。陈独秀被选举为党的总书记后不能及时到任，竟然委托周佛海代理负责全党的工作。
二是会议文件准备不足，事先没有经过充分地酝酿讨论。大会需要审议的两个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纲领》、《工人运动计划》，都是由张国焘提供的;大会宣言也是张国焘在南湖游船上临时提出的、临时起草的，并没有事前讨论研究、征求意见。实际上，党的一大会议的主导权落在了张国焘手里。从大会文件到活动经费都由张国焘一手包办。他还极力阻止各位代表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间进行交流，引起其它代表的不满。
党的“一大”会议
三是会议议题准备不足。与会代表几乎就没有带什么议案。涉及中国革命的两个极为重要议题都没有涉及，即发动农民革命问题、组建工农武装问题。由于当时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这两个极为重要的议题，这是导致后来大革命失败的致命原因。
假如陈独秀、李大钊与会，并主持会议，上述不足就可以少一些，甚至可以消除。但是，历史没有假如。由于上述情况使然，使得这次“组党”会议本应取得的成果没有取得，还留下了诸多重大遗憾。因而不得不通过后来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予以弥补。
党的六大召开，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重点清算了陈独秀右倾路线错误，对左倾路线错误也做了一定程度地批判，通过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十大政治纲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突然发生，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迅即遭遇失败。我们党本就不多的党员纷纷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宪特的逮捕和杀害，革命被迫转入地下。我们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环境和条件都以不复存在。但是，为了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急需召开一次新的全国代表大会，不得已只能到苏联去召开。1928年，我们党的代表们历尽艰辛转辗数月，赶到苏联的莫斯科郊区召开了党的六大。因为环境相对稳定，会议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但由于时间较短，使许多涉及革命的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集中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没有解决对革命的性质、革命领导权的认识问题。在党的六大召开前，我们党内许多同志对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由什么来决定的?什么性质的革命应由谁来领导?这些问题都不知所云，处于迷惘状态。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则提出“二次革命论”的主张，误导了全党。周恩来于1944年3月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指出：“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不是领导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是替资产阶级抬轿子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要争取领导权;认为帮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无产阶级可以得到自由、八小时工作制，以后再搞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用这种观点来看待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就很久得不到解决。”直到六大代表到了莫斯科，会议召开前夕，斯大林找中国同志谈话。他用俄国二月革命为例来说明中国革命的性质，才使中国同志的头脑有所开窍，但革命领导权问题并未真正搞懂。
二是没有解决对革命形势、革命策略方针的认定问题。在党的六大召开之前， 斯大林同六大代表的谈话中还谈到中国革命的高潮低潮问题。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对斯大林的正确判断，我们党相当一些代表不以为然。当时，李立三就反驳说，中国革命还是高潮，其理由就是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
许多代表仍然头脑过热，并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思路，认为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中国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李立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党的六大以后，作为总书记的向忠发不管事，党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了李立三的手里。由于他顽固坚持“革命高潮论”，因而犯了第二次左倾路线错误。这种情况说明，他们在政治上、理论上还处于比较幼稚的发展阶段。缺乏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和科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能力仍然欠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境界。
三是受到共产国际部分错误观点的直接指导。党的六大，在共产国际的眼皮子底下召开，不可能不接受共产国际的面对面指导。共产国际的指导喜忧参半。正确的指导自不必说，错误的指导也不可避免。共产国际把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强调到纯而又纯的程度，因而对参会代表人选过分强调工人成分，排斥从事实际工作、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在党内享有声望的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参会。以至于错误地选举工人出身的、政治素质比较低、严重缺乏领导经验的向忠发担任党的总书记。以至于后来向忠发因缺乏政治信仰而叛变投敌。共产国际远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对中国革命的了解仅限于个别代表到中国来观察情况的简单汇报。因而只能从理论上、宏观上做指导，至于实践上、微观上的情况千差万别、瞬息万变，他们不可能做出准确判断，存在错误在所难免。
共产国际并没有在六大期间重点引导我们党批判和清算左倾路线错误这个致命的危险。相反，在六大以后还助推左倾路线错误，并把它推向了极致，给我们党造成了灭顶之灾。这就是安排对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严重缺乏了解的王明担任了党的主要负责人。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使王明从一个普通党员当上了政治局常委，窃取了中央的领导岗位。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后，由他的亲信秦邦宪(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在四年时间里，执行了一条极端左倾的错误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时隔17年之后，我们党在延安召开了党的七大。这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解放战争即将到来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次会议。这次重要会议是在毛泽东指导下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在思想动员、理论准备、组织选举、时间安排上都做得非常充分，因而使这次历时50天的全国代表大会成为我们党有史以来最成功、最圆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准备充分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的思想达到了空前统一，为七大胜利召开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从党的六大以来，在17年当中，我们党的第一次左倾路线错误还没有结束，紧接着第二次、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又相继发生，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长达4年之久，给我们党带来了灭顶之灾，几乎断送了中国共产党、断送了中国工农红军、断送了中国革命，损失惨重。以至于不得不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正是在极其艰难的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我们党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军事上的错误，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才使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此踏上了胜利的坦途。
至于对左倾路线错误的彻底清算，没有相对稳定的环境是无法进行的。到了延安，我们党有了可靠的根据地，开始从思想上清算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为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党来一次整党整风运动。毛泽东亲自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个重要报告，使我们党找到了左倾路线错误的思想根源，即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观主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就从根本上澄清了许多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头脑中的模糊认识，极大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七大胜利召开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
二是通过理论创新，使党的指导思想增添了新内容，为七大胜利召开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毛泽东以善于调查研究、习惯哲学思考、及时理论概括而著称于世。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到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三篇整风问题报告。以这些著作为骨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指导了党的理论创新。他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论断，成为我们党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在这个重要观点的指导下，运用这个科学方法，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产生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理论成果：党的七大将其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将其载入了七大党章，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新内容。这说明，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全党的一致认可和普遍接受。
三是通过组织整顿，使党的组织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为七大胜利召开奠定了充分的组织基础。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整顿党的作风，以反对宗派主义。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
在民主革命中，我们党前后共建立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每个革命根据地都自成体系，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形成了许多“山头”。每一个“山头”，在组织上都是一个宗派。这样就使我们党处于分散状态，不利于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形象地把反对宗派主义比喻为“削山头”。我们理解，把每一个山头都削平了，就形成了一片连在一起的开阔地带。 我们党克服了闹独立性问题、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团结问题、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问题等宗派主义的残余表现，加之对干部进行了大规模审查，组织上更加团结、更加纯洁、行动上更加一致。
四是通过对历史问题的公正评价，妥善处理党在历史发展中的若干遗留问题，为七大召开奠定了充分的历史基础。中国共产党在过去24年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重要的事件、留下一些当时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每一个重要的事件所产生的重大问题，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一批党员和干部。如果不能对历时事件的性质给以认定、对事件当中的党员和干部给以公正评价，就会严重影响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既使对犯错误的同志也需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利于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
毛泽东和党中央基于这样的考虑，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这个决议，卸下了背在自己身上的沉重历史包袱。涉及历史问题的党员和干部释放了沉重的负担，可以轻装前进了，也使我们党的力量更加强大了。大家可以轻松愉快地迎接党的七大胜利召开。
当时，我们党从思想、理论、组织、历史等方面，为党的七大召开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所以，党的七大成为我们党自成立以来最为成功、最为圆满的大会。以团结、胜利为标志的七大，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党的史册上熠熠生辉，闪烁着经久不息的光芒。
我们通过对党的三次代表大会准备状况的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出会前准备得充分不充分，对会议是否成功召开至关重要。毛泽东开创的召开重要会议前做好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的宝贵经验，是他留给我们党的宝贵遗产，已经成为我们党此后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
二、邓小平继承了召开重要会议前做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的传统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由于缺乏经验，不得不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同民主革命时期学习苏联革命经验一样，存在着把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的倾向，逐渐暴露出其中的弊端。毛泽东较早发现了这些弊端，并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予以明确指出并加以清晰阐述，避免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所遭受的损失。但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仍然犯了左的错误，一直得不到纠正，以至于后来发展到十年文革的全局性动乱。直到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才结束了20年左的错误。
经历了20年左的错误，特别是十年文革以后，中国又一次处于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究竟应该带领中国人民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许多党员、干部，以及人民群众又一次处于迷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急需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予以明确回答。正是党的事业发展的这种社会需要，我们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这样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时刻，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主要负责人担当起这个历史重任。为召开这样一次重要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从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由于 左的错误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致使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能够利用“四大”的形式，严重混淆了党的思想理论是非。长达20年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在许多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急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以便统一全党的思想。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受到了主管宣传的汪东兴的压制，却得到了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实质上这是一场关系党的思想路线的原则斗争。这篇文章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撰写的、经胡耀邦的过问和支持、组织理论专家修改的重要文章。
正是在这场大规模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使全党对左的错误思想有了深刻地认识，重新回到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上来。
在此基础上又批判和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两个凡是”是指1976～1977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之所以错误，就是表面看是在维护毛主席的威望，实质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全盘继承和延续下来。通过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使我们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上来。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主基调。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着重讲了解放思想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认为，党的思想路线不恢复，党的思想理论就不能顺利发展;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只有回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党才有希望、我们国家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有希望。通过这些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工作，就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扫除了思想障碍。
二是从政治上进行顶层设计，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在20年左的错误指导下，我们党一直把工作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上。正是这种不必要的阶级斗争，错过了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机遇，严重贻误了经济发展，使国民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据有关部门统计，文革十年的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把国家的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为了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过去的损失补回来，我们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十年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迅速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两年徘徊”的局面。为此，邓小平明确提出今后全党新的历史性任务，即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这就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奠定了足够的政治基础。
三是从组织上进行彻底整顿，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20年左的错误，特别是十年文革，自己人整自己人，制造了高达3000万件冤假错案，牵连人数1个多亿。其中高级干部：中央政治局委员22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96人，中央书记处书记13人，国务院副总理12人，中央局第一书记4人，中央监察委员34人，全国人大常委60人，全国政协常委74人，中央军委副主席5人，民主党派负责人11人。
自邓小平复出以来，就开始审查党的历史上发生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评价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决定撤销中央做出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天安门事件的错误决定，纠正对彭德怀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的错误结论，平反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陆续处理了一大批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做了许多坏事的干部，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增补了中央领导人选，使党和国家逐步走上了正常发展轨道。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好了组织准备。
正是有了这样充分的准备工作，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顺利召开，并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序幕。这次重要会议，被评价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历史性盛会。
三、习近平发展了召开重要会议前做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的传统
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召开党的十九大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央要求全党要确实做好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从党的十九大召开的决定做出，到党的十九大正式召开，期间大体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一年时间里，我们党需要为会议召开进行大量的筹备工作。以往的经验表明，只有把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好、做细、做实，才能使会议获得圆满成功、取得丰硕成果。
党的十九大，是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以来，主持召开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从做出召开十九大的决策到目前为止，已经过去了10个月的时间。在这10个月期间，不断有关于十九大筹备的重要信息披露出来，充分说明十九大筹备组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导下，各项准备工作卓有成效。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历数五年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新中国建立前的动荡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后左的错误年代，是难以确定党代会的届期的。从文革以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大，特别是邓小平主持召开党的十二大以来，我们党就立下了一个规矩：每隔5年召开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中央领导集体任职5年。我们党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到现在已经5年时间了，正好是一届。
习近平总书记主政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社会矛盾增多的国内形势，准确判断、沉着应对、深化改革、重点突破、果断施策，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了一系列重大工作，效果十分显著，使我国的经济社会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根据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根据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强烈追求，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科技创新驱动的强大威力，使生产力发展不断登上新的台阶，生产出科技含量、价值含量更高的多样化产品，有力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升级换代的消费需求，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加强烈。
党和国家的有关部门对这些成就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进行全面统计、综合分析，详细列举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准确数据，就可以将十八大以来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载入十九大报告之中。这项准备工作应该截止到2017年10月。只要有了一个确定的截止日期，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数据链条，就会呈现出一个系统的5年成就的展示状态。我们从中央电视台“砥砺前行这五年”的报道中，即可看到这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二是精辟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在党和国家的所有重要集会场合、在基层的所有调研活动、在出访外国和参加国际会议中，都不失时机地发表重要讲话;在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工作部署中、在重要的国内外活动中，都及时做出重要指示、批示或祝辞;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形成了许多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构成了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2017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在中央党校2017年春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集中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所形成的“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他的讲话透露出的重要信息告诉我们：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的第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全面概括、系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理论体系，并通过党的十九大这个历史性盛会将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公布于世。
这就需要组织专家智库从习近平总书记的大量讲话、文章、批示、以及其它文字当中，抽取出其中最能代表其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的论述，勾勒出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我们可以从刘云山的讲话中看出这项准备工作也已经基本就绪。
三是制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有效措施。小康社会的美景是孔子在《礼记》中最早提出来的。他对理想中的小康社会是这样描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他把小康社会也称之为大同社会。
邓小平首次提出小康社会，是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大平正芳问：中国的现代化蓝图究竟是如何构想的?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邓小平在“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中，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是邓小平1984～1987年期间提出的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第一步(1980～1990)人均产值翻一番，由250美元达到500美元，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1991～2000)人均产值翻一番，由500美元达到1000美元 ，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2001～2049)人均产值翻两番，由1000美元达到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现在是2017年，到2020年仅剩下了3年时间，已经进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决胜阶段。党中央要通过全国代表大会做出全面部署。所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就是：一方面是需要统计核实以往目标实现的状况，另一方面是设计3年决战阶段的政策措施和具体要求。就目前的时间来看，这项准备工作也应完成。
四是精心设计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本路径。我们党善于从战略和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超前设计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早在1964年召开的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现代化建设的构想。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两年以后就爆发了文革动乱。邓小平常说，在动乱情况下是无法搞现代化的。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以急迫的心情，在1979年就重新提出现代化建设问题。在其后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时，就明确提出从1987年开始到2049年为止用62年时间，在我国成立100周年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过15年的建设发展，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从2002年到2049年用47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又经过了10年的建设发展，党的十八大又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5年时间，其中前3年我们完全可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后2年将开始向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前进。我们党既需要全面总结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经验教训，又需要精心设计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本路径，竭力筹划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开局措施，使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设计和施工实现无缝衔接。这项准备工作也应完成。
五是确定党的十九大的主基调并做好思想动员。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为了做好会前的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2017年7月26日～27日，中央决定利用两天时间召开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这次研讨班直接以“迎接党的十九大”为研讨主题，这在以往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的研讨主题中还从来没有过。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的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亲自为十九大召开做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把十九大召开的所有重大议题都讲清楚了。既讲到了过去5年的成就和主要经验，又讲到了十九大的主题和召开的重大意义;既讲到了党的理论以时俱进的创新品格，又讲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全新要求。他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为党的十九大成功召开指明了正确方向，提出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如此精心准备的党的十九大，一定会获得圆满成功，成为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空前盛会。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具有全面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必将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最大利益；继续以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中来，举全国之力创造更加辉煌的成就，实现我们党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早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此文写于2017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