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郭松民

中国近代的衰落，从国民精神状态维度看，和文化及价值观的衰落正相关。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康乾盛世”结束后，社会风气和文化价值就一路下行，“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

从军人的精神状态看，嘉庆17年(1812年)以后，几十年无大阅，营中操练逐渐废弛，军营中流传着“进营要少，见贼要跑，雇替要早”的诀谚。

军官吃空额、扣兵饷成了普遍做法，还有官弁出售兵缺，军营设赌收费，有的水师干脆把战船租赁给商贾贩货。

以至于后来曾国藩不禁发出浩叹：“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

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走私，主要依靠力量是广东水师，但广东水师恰恰是走私鸦片的最大获利者。林则徐被革职后感叹说：

“粤营以水师为最优，其岁入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禁绝烟土，则去其得项百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也。”

中国近代被西方打败，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是败于西方的“船坚炮利”。

亲历了鸦片战争的近代思想家魏源却发现，那有这回事?

清军遇到英军，即望风而逃，沿海的宁波、余姚、慈溪、奉化、上海等地皆不战而弃，“我兵望风辄溃，及夷至，城中已无一人，何尝与炮事哉？”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是一个关键转折点。

此前中国主要是被英法等西方大国打败，朝廷和士大夫阶层还觉得“败的有面子”，但这次被一直处于中华朝贡体系边缘地带的“弹丸小国”日本打败。

日本在历史上两次被中国打败，中国也是日本的文化母国，如今竟后来居上，以小凌大，“天朝”朝野上下这一惊非同小可。

大家觉得再这样人人只为自己私利考虑，恐怕亡国不远，于是价值观开始出现触底反弹。

首先觉醒并且站出来的是传统的“士”这个阶层，其政治上表现就是“公车上书”，戊戌变法。

失败之后，再加上此前李鸿章、张之洞等旧官僚主导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失败，传统的“士”就边缘化了，由他们作为主要承载者的传统文化也受到强烈质疑。

现在有些人，把传统文化说的天花乱坠，但不正视这段历史，不正视其不能抵御西方入侵，承担救亡使命是不行的。

第二波站出来救亡的是沐浴了欧风美雨的留学生阶层——看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影视作品，里面角色个个都是西装革履，一副洋派，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搞出来的救亡行动就是辛亥革命。

但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救亡问题，中国随即陷入了军阀混战。

袁世凯为了称帝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中国作为一次大战的“战胜国”反而受到了战败国的待遇，亡国灭种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原因何在呢?

因为辛亥革命只动员了少数精英阶层，这个阶层根本无力对抗帝国主义，反而要靠帝国主义的扶持才能生存。广大劳苦大众没有参与进来，中国的深层利益结构没有变化，革命只革了一条辫子。

很显然，要救亡，仅靠精英觉醒是不行的，必须有民众的觉醒，在作为农业国的中国，必须要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觉醒，这就有一个“唤醒民众”的问题。

正如毛主席所言：“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农村变动，所以失败了。”

这个农村变动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土地革命；二是农民主体意识、历史主动意识的觉醒。

鲁迅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的，在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鲁迅成了时代召唤出的当之无愧的巨人。

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是：

“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这是恰如其分的。

鲁迅在其名著《藤野先生》中，记载了他如何从学医转向文学，致力于唤醒民众的心路历程，他在仙台医专观看日军斩杀中国人，中国人却麻木围观的纪录片——

“‘万岁！’他们（日本学生）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

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从此，鲁迅将改造国民性当作自己毕生努力的目标。

他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曲折艰难的历程，虽然也曾失望消沉过，但他毫不妥协，不留情面地痛斥国民性弊端。

鲁迅的杂文对国民性的生存哲学等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的三部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都是揭示国民劣根性的作品。

鲁迅也毫不留情的抨击封建文化的荒诞与残忍，曾对《二十四孝图》所表彰的孝子事迹进行了泼辣犀利的讽刺——

“老莱子娱亲”行为其实是“将肉麻当有趣”，“侮辱了孩子，污蔑了古人，教坏了活人”，而“卧冰求鲤”、“郭巨埋儿”则是“有性命之虞”的行径，只能使“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害怕我父亲做孝子”。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精神真实而全面的写照。

在鲁迅那里，一切的憎都源于爱。怒其不争的另一面是哀其不幸，憎恶与痛斥的另一面是希望他们觉醒与强大。

鲁迅在《文化偏执论》中提出了“立人”的主张。他认为：

“欧美之强，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物，其首在立人”。

“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其个性而张扬精神”，使大家“渐悟人类之尊”和“个性之价值”，也就是悟出自身的奴性，不甘于再做奴隶，受人奴役。这样“国人之自觉至，”

“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毛主席曾经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绝非虚言。

鲁迅“改革国民性”、“立人”的构想，在毛泽东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远远超过鲁迅梦想的实现。

鲁迅的阿Q、祥林嫂、闰土，变成了毛泽东的张思德、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和雷锋，中国也从一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变成一个自豪、自尊、凛然不可侵犯的中国。

毛泽东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从文化和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就是使人民意识到自己才是历史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同时确立并身体力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

我曾经在《“老三篇”应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四书五经”》一文中说，毛泽东就是张思德，就是愚公，就是白求恩。他一方面通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感动上帝”(即人民群众)，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对群众进行教育和组织，“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逐渐上扬的曲线，经过鲁迅和毛泽东的前后接力，在毛泽东时代达到了顶点。

鲁迅的“国民”转化成了毛泽东的“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这是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国家)，打赢了五次对外战争，实现了工业化……奠定了今天一切腾飞和崛起的全部基础。

今天的中国，如果说有什么隐患的话，那就是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存在着从“毛泽东时代”堕落到“鲁迅时代”时代的严重危险。

也许这种堕落已经发生了，回过头来看看近代以来的历史轨迹，晚清各种“当今大弊”，如郭、徐腐败案的重现令人不寒而栗。

十八大以来空前力度的反腐，令人看到了希望，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还必须在文化与价值观方面向毛泽东时代复归，目前进行的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还仅仅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