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倒”格局下的人民外交

胡新民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制定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这次会议的报告认为，“只要一天它们（帝国主义——引者注）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方针就这样确定下来并且延续了十余年。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提出了“一边倒”。9月29日，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此有这样的阐述：“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一边倒”并没有闭关锁国的意思。《共同纲领》第五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运动风起云涌。在中国共产党没有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就从实际出发，着手开始人民外交，即从解放区派员积极参与和参加有关国际组织的活动，例如1946年参加世界工联会议。“一边倒”方针确定后，人民外交以“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兴起了一个个热潮，在传播新中国的声音、全面宣传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政策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一边倒”格局下，中国所寻求的主要外交目标基本上都得以实现，人民外交功不可没。

十五分钟的欢呼声和四十一分钟的鼓掌

1949年3月，总部设在巴黎的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向各国维护和平的民主团体发出通知：定于1949年4月在巴黎召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

为了“让全世界人民在听惯了帝国主义通讯社的诬蔑造谣之后，真正看到一个崭新的人民民主的中国怎样在成长、强大”，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代表团参加会议。 3月18日，周恩来在西柏坡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彭真、叶剑英并转李维汉的电报，通知他们中央决定组织代表团参加大会，并责成李维汉在北平先动员和组织社会人士、文化团体及文艺界、科学界推举代表性人物。同时，周恩来还亲自拟了一份供参考的名单。

当时新中国尚未正式宣告成立，代表团成员所持的护照仍沿用中华民国的蓝皮护照，不过签发人变成了北平市人民政府市长叶剑英。中国人第一次持这样不合“国际惯例”的护照出访外国，其本身就是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作第一次精彩的亮相。

4月18日，以团长郭沫若（副团长刘宁一、马寅初，秘书长钱俊瑞）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一行40人到达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由于法国政府只给每个代表团签发8个签证，大会筹委会决定分两处开会，即分别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步进行。4月20日上午10时50分，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在巴黎文化厅和布拉格国民议会会场同时开幕。

4月23日夜里，我人民解放军胜利解放了南京。4月24日上午开会，当布拉格和平大会主席宣布这个消息后，会场爆发出长达15分钟的欢呼声。大会只好临时改变日程，让大家尽情地欢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上街游行庆祝中国人民的胜利。他们把中国代表抬起来，抛向空中，表达由衷的欢乐和喜悦。在巴黎，当英国代表团团长克劳瑟向大家宣布这一消息时，全体代表起立欢呼。据当时外电报道，“这是大会开幕四天中最热烈的场面。”

◆1949年4月，以团长郭沫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赴欧洲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走向世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第一个壮举，使世界人民真正认识到“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并不是一句空话。在那个“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签订之时，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率领的中国青年代表团正在出席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胡耀邦在会上宣布这个消息后，全场一百多个国家的青年、学生代表和各界人士顿时沸腾起来，欢呼跳跃，掌声雷动，热情拥抱。胡耀邦也成了世界青年代表心目中的英雄与和平使者。阿拉伯青年兴奋地跑上台去给胡耀邦戴上阿拉伯的头巾，穿上阿拉伯的衣服。接着与会代表就把他长时间地抬抛到空中，连声高呼“毛泽东万岁！”“和平和友谊！”一些代表还将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和朝鲜人民军代表高高扛在肩上，在会场内绕圈，欢呼。中国青年代表团回到北京后，毛泽东特地把胡耀邦叫到家里，兴趣盎然地向胡耀邦了解开会时的详情。胡耀邦把当时的生动情景作了汇报。毛泽东问他：“真的是鼓掌四十分钟吗？”胡耀邦答道，“主席呀，是四十一分钟呢！”

周恩来告诉美国青年一直在努力改善中美关系

“一边倒”的关键问题是，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毛泽东强调，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因此，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努力与世界上各种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友好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与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建立这种关系尤其显得重要。

但是美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采取了敌视新中国的政策。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军事对抗的展开，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发展为全面的遏制政策。1951年1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对中国实行全面遏制政策的文件。按照这个文件精神，美国继续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纠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加强对台湾的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支持。

尽管如此，中国方面还是一直在试图改善中美关系，经过努力，于1955年与美国开始了大使级会谈，从此中美双方的官方有了一个经常性的沟通管道。在民间交流方面，为了向美国人民传播新中国的声音，敲开美国封锁的大门，1957年8月，中国方面成功邀请到40多位敢于突破美国禁令的美国青年访华。周恩来于1957年9月7日在北京与他们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交谈。

周恩来首先说：“我们两国人民在过去很长时期内彼此来往得很多。最近这个时期中断了。这次你们一来就来了四十一位，你们作了打开两国人民来往的先锋。因此，我代表中国人民非常欢迎你们，同时，中国政府也欢迎你们这种友好的访问。刚才你们的团长说得很对，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去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来进行。因此，你们在中国访问期间，不仅在北京，还可以在外地，跟中国人民、首先是和青年朋友接触，这对于打开两国人民来往的关系是一件好事情。你们将要从直接接触中，看到很多事情，知道很多事情，听到很多事情，这些直接接触比我跟你们诸位谈什么恐怕更为有益。而且你们会从直接的接触中，用你们自己的智慧和良知来加以判断，比我来向你们诸位介绍要好得多。”周恩来还举出中日人民交流发展顺利的例子来鼓励美国青年。

◆1971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

周恩来还谈到官方层面的努力，他说：“我们希望在日内瓦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当中，能够达成一个初步协议。虽然这个会议已经经过两年，但我们并没有失掉希望。即使达成的协议是微小的或者是有关个别问题的，但是也可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当然，这一切协议都应该是平等的、对等的。”周恩来还特地强调：“为改善两国关系，我个人在日内瓦和万隆会议上，以及直到现在都在努力。”

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努力，就是要为中国的建设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因此，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再次申明：“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中，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需求，首先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这对我们中美两国也不除外。当然，这种友好来往，经济来往，也是要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这正是亚非会议二十九个国家所通过的原则。”“如果中美两国友好起来，毫无疑问，对两国经济发展都很有好处。”“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是建设中的国家，一个是工业化很高的国家，当然是有贸易可以互通的。我开始已经讲过，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能孤立的。”

会见结束时，全体代表热烈鼓掌。团长华伦•麦肯纳代表大家对周恩来的接见表示感谢。他说：“这次接见是我们来到中国后最好的一个节目。”

美国青年访华期间，进行了广泛、深入和有针对性的参观访问，足迹遍及北京、武汉、南京、上海、广州，还乘船游览了长江。所见所闻与他们在美国获得的信息有巨大的反差。因此代表团的绝大部分成员回国后都不顾美国政府的阻挠、拉拢和迫害，坚持宣传新中国，成为主张中美友好的积极分子。

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功访华，坚定了中国领导人加强中美人民之间外交的决心。在1957年10月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期间，中国方面特地提出了“开放文化交流和人民往来”的议案，但却遭到美国方面的拒绝。参加会谈的王炳南大使后来回忆道，50年代中美关系始终无法获得突破的责任在美国政府。1972年6月，周恩来在会见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领袖时严肃指出：“杜勒斯的思想指导了你们整个五十年代，杜勒斯时代的思想要变了。”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认识错误，因而不愿意接受中国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美国的开放政策。不过，中国方面一直没有放弃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努力。1971年轰动世界的“小球推动大球”的中美乒乓外交，就是通过人民外交努力取得的具有重要历史影响力的成果。

1972年4月12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回访美国。4月18日，尼克松接见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并进行友好谈话。他说：“仅在一年前，一个美国乒乓球队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欢迎。这是改善两国关系的一个关键性的步骤，我对你们的来访给予高度评价，因为你们开创了人民对人民的接触，使两国人民的友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尼克松那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真正开创中美人民对人民接触的是1957年美国40多名青年访华。那次访华实质上冲破了美国政府的阻挠和封锁，开拓性地进行了第一次具有实效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正因为有了这个开拓性举动，才使得中美乒乓外交成为了“改善两国关系的一个关键性的步骤”。

毛泽东认为非洲反殖反帝斗争更有世界意义

2013年3月，中国新一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结束后，外交部长王毅在介绍此行有关情况时特地指出，访问非洲三国，着眼的是发展中国家这一中国外交的根基。

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高瞻远瞩，大力支持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项正义事业。他更是把非洲国家和人民视为最可信赖的真诚朋友。这不但是“一边倒”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体现，即从根本上改变和颠覆长期以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推行的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政策，而且也是从全球战略高度出发的考量，努力为新中国外交的长远发展开辟广阔的国际空间。

◆1959年，毛泽东主席与亚非拉朋友在一起。

毛泽东认为：“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有世界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非洲，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二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尚未独立的国家都在为争取独立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此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那些来自斗争前线的非洲人民的代表团。除了代表中国人民表示对非洲人民的坚决支持，也给他们提出十分中肯的，后来证明是睿智的建议。这使得千千万万的非洲人对毛泽东产生了热爱和敬佩之情，延续至今。2017年9月，几内亚总统孔戴来中国参加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会议，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道：“我在法国担任学生组织主席时（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几内亚在为经济独立进行斗争。中国的情况和毛泽东思想在这一阶段给了我很大的启迪，也给了很多像我一样的非洲年轻人启迪。”

当年，许多像孔戴这样的非洲青年十分钦佩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他们认真阅读毛泽东著作，希望把中国的经验运用到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去。他们更渴望有机会到中国亲眼看看。他们中的一些人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有的还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58年7月，非洲青年代表团一行15人应邀访华。他们到达北京后即表达了想见毛泽东的强烈愿望。按原来的接待计划，是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接见这个代表团。毛泽东知道代表团的愿望后，同意接见他们。当中方陪同将此消息告诉代表团的时候，他们高兴得跳了起来，有的还像顽皮的小孩，兴奋得在地上打起滚。

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门口迎接这些非洲青年，并一一握手。毛泽东的谦逊、朴实、慈祥给代表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们深为感动。

会见中，毛泽东热情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毛泽东说，我们亚洲、非洲，还有拉丁美洲，这三个地区过去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压迫者是没有前途的。不过压迫者是少数，好人还是占多数的，就是在西方国家里好人也是占多数。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要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毛泽东还特地指出，争取民族独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斗争，如印度和加纳；另一种是武装斗争，如阿尔及利亚。当代表团的一些成员请求毛主席在他们正在阅读的《毛泽东选集》法文版上签名留言时，毛泽东讲了一大段意义深刻的话。他说：“所有这些（指毛著——引者注）仅仅只能作为你们参考。一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环境。我们过去吃过亏，照搬外国，就是照搬苏联，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结果只好长征。我们走了很多路，这些路等于地球的轴心，从中国钻进去，从美国出来，有12500公里。这以后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要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结合就灵了，打胜仗了！”毛泽东还告诉他们，在斗争中要准备遭受困难，也要准备付出时间，可能要有较长的时间，不要困难来了没有精神准备。

会见进行了两个小时。结束时，毛泽东亲自把他们送到门口。

回到下榻的宾馆，大家兴奋不已，感叹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的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有的团员说：“毛主席这样的伟人，花这么多时间接见我们，意义深远，对我们来说不只是热情一番，而是应该好好思索思索。”

毛泽东总是告诉非洲朋友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开展斗争。对于他的著作，他的意见，只能供非洲朋友们参考。

1959年2月21日晚，毛泽东会见了来自喀麦隆、肯尼亚和马达加斯加的青年代表。客人们都谈到了毛泽东著作在非洲的影响。肯尼亚代表说感动非洲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一篇讲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文章。喀麦隆代表说：我们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印得最多，发到游击队伍中去，让他们运用到实际中去。毛泽东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要犯错误。”二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毛泽东还强调：“我讲的意见，仅供你们参考。”

在“一边倒”格局下对亚非拉国家开展的外交活动，特别是对非洲的外交活动，主要是通过人民外交进行的，取得的成绩也是非常显著的，成为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孤立、封锁和遏制政策的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毛泽东看到席卷非洲的独立浪潮到来的时候，说道：“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广大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

1971年10月25日上午，当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投票结果公布时，最兴奋的是非洲朋友，很多都站起来热烈鼓掌，有的还手舞足蹈起来。这个特别的现象引起了美国的不满，但给中国人民、特别是外交界人士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吴建民对“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感受颇深。周南认为，除了中国国力增强，又有“两弹一星”外，还有“上世纪六十年代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大批非洲国家独立，而且加入了联合国，他们和中国互相支持。”

在联合国大会上手舞足蹈的非洲朋友中有一位是当时坦桑尼亚驻联合国的代表萨利姆先生，他后来担任过坦桑尼亚总理、非洲统一组织的秘书长。2003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时，他告诉新华社记者：“毛泽东思想曾对非洲产生过深远影响，对现在的非洲也有着重要影响。”“毛泽东本人从未到过非洲，可许多非洲兄弟都知道他的名字，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已融进了中国援助非洲人员的行动中。可以这样说，没有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的指导和中国在经济上的无私援助，非洲国家在摆脱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获得国家独立和经济自给的道路上将花费更多的时间，付出更多的牺牲，走更多的弯路，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他还坦陈道：“非洲现在的很多问题，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来为国家发展服务。”

2014年6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李源潮为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访非成果访问了赞比亚和坦桑尼亚。李源潮专门看望了萨利姆。萨利姆回忆起非洲国家协力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难忘经历，还幽默地提到他曾对后来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说，非洲国家为你开辟了通往北京的道路，你是坐享其成。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萨利姆在那次联合国大会上的手舞足蹈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后来在他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时，美国接连投了16轮反对票，使萨利姆失去担任此职的机会。但他从来没有为此事后悔过。他说：“中国重返联合国不仅是中国的胜利，而且是第三世界的胜利，也是联合国自身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