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在抗战历史里的外籍援华医生

根据贵阳市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材料(包括办理护照的名单、任命书和工资档册)，可以确定在贵阳的外籍医生共有26人。这批医生有波兰人、德国人、奥地利人、罗马尼亚人，还有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和前苏联人。

戴斌武介绍，“他们同中国医生一样，每人发一套粗布的蓝色红十字会制服，冬天加一件棉大衣。不同的是，他们头上戴的是船形帽。从保存下来的工资册可知，他们的待遇是菲薄的，初来时大部分人的薪金都只有120元，月薪200元的不到三分之一。”

“这些外籍医护人员，他们与中国人民一起，经受了战争的煎熬和磨练，在艰苦的环境中度过了6年血与火的岁月。”戴斌武讲述，在6年时间里，外籍医护人员不计个人得失，忍受着低微的待遇。他们学中国人拿筷子，吃糙米饭。他们住在茅草屋里，没有洗澡间和厕所，苍蝇、蚊子、老鼠使他们经常不能入睡。“尽管外籍医护人员在中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他们坚持医学良心，坚持在红十字旗帜下工作，为中国抗战做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戴斌武说。

外籍医生们渐渐与中国的医务人员、伤病员打成一片，同唱抗日歌曲，一起围着篝火跳舞，还常常组织打球、爬山等活动。休假的时候，他们也互相约着逛贵阳。“贵阳是一个还保留着许多老中国色彩的城市，城里的生活无疑还是有平和气氛的。”外籍医生富华德后来在他的《起来》一书中写道。

战时的贵阳是中国战区名副其实的医疗救护中心。戴斌武介绍，“外籍医生们以贵阳为中心到西南各地巡察和医疗。”一次，巡诊广西的医务队刚渡过红水河就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炸弹就落在他们附近，贝尔等几个外国医生镇定地抢救伤员，面对日本飞机轰炸他们说“我们到中国来就是为了工作，我们希望我们的事业和你们的事业都获得成功。”

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在贵阳开设了两个诊疗所，波兰医生戎格曼、甘理安、甘曼妮，罗马尼亚医生柯让道、柯芝兰等人都先后在这里服务过。由于条件艰苦，他们自己着手改进医疗条件，贵阳竹子多，他们因地制宜地用竹子搭起工作台，用竹子编成担架，以竹夹、竹碗代替某些手术器械，还研制出木板夹板、竹板夹板。

1941年日军在湖南常德投掷鼠疫细菌弹，肯德等外籍医师立即从贵阳奔赴现场，冒着生命危险，开棺验尸，确定鼠疫在常德流行，并与第六战区长官署军医处商讨防疫纲要，论及管理、预防、隔离、检疫、治疗、宣传、器材等事项，经过努力，扑灭了鼠疫，同时肯德利用新闻媒体，向世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在与细菌战作斗争中，外籍医生柯芝兰因参加防疫，受到感染，不幸在昆明去世。为支持中国抗战，来自英国的高田宜医生不幸永远长眠在中国贵州的土地上。

娶了中国妻子的甘扬道获得了保加利亚政府授予的“共和国勋章”，1983年，他携妻子访问了中国，向中国对外友好协会捐赠了一批珍贵的抗战历史照片。“1989年11月，甘扬道夫妇再次访问中国，和大儿子甘保中来到贵阳，在图云关寻找当年的抗战记忆。”戴斌武告诉记者。

据了解，外籍医护人员不仅在中国战区协助救护总队从事战地救护，而且远赴印缅参与盟军战地救护工作，他们一直战斗在最前沿，直至取得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