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首策杖走天山
——纪念王震诞辰110周年
李慎明
2018年4月11日，是王震同志110周年诞辰日。特同时刊发四篇“旧文”，以为纪念。
原编者按：
2018年4月11日，是王震同志110周年诞辰日。特同时刊发四篇“旧文”，以为纪念。这四篇“旧文”是：《皓首策杖走天山——王震晚年关心新疆往事》(《百年潮》，2009年8月4日、9月4日)、《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共产党人楷模——怀念王震同志》(《学习时报》，2017年3月15日)、《忆王震和王任重的一些交往》(《人民日报》，1997年12月16日)、《战争风云中将军的侠骨柔肠》(《中华英才》，1999年第1至第5期)。
“旧文”不旧，精神永恒，日久弥新。透过字里行间，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位战争风云中侠骨柔肠的将军，一位为党为国为各族人民根本利益而抱病皓首策杖走天山的长者，一位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共产党员楷模，一位无私无畏、光明磊落、心底透亮、敢于直言、关心和保护党内优秀干部的同志，一位在生活上对自己、对家人要求严格的丈夫和父亲的伟岸形象……宛若耸立眼前。
1993年3月12日王震逝世。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依照其遗愿捐献了眼角膜，同年4月5日其骨灰撒落在大雪初霁、晶莹夺目的天山之巅和他魂牵梦绕的石河子垦区。
纪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震，对于我们今天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皓首策杖走天山——王震晚年关心新疆往事
1980年9月至1981年8月，王震同志受中央委托，4次赴新疆考察。当时我任《解放军报》记者，每次都随行采访。从1983年始至1993年王震去世，我又有幸被调到他身边担任他的秘书。在他身边工作，时时、事事深受教益。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震已进入古稀之年，他更加情系被他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曾经战斗、工作和生活过的新疆。1953年，他调离新疆后到去世前曾先后14次回新疆视察工作，其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便8次扶杖往临新疆考察。在他北京的住所，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经常是他的座上客;新疆有关部门在北京举办有关活动，他总是在极其繁忙的公务中挤时间参加;在有关会议上，遇到新疆的同志，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西北边塞的情况。王震还经常戴着老花镜，亲自动笔，字斟句酌，多次就新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建议。新疆的各族干部群众说:“王老是身在北京，心在新疆。在晚年，他对新疆的工作更是弹精竭虑操尽了心!”王震去世后，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怀念王震的悼文中，深情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在有关新疆稳定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丰富了我们党做好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工作的经验。”
促进民族团结 稳定新疆大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疆同全国各地一样，各项工作逐步呈现大好局面。但由于境内外别有用心之人的挑动，加上工作中出现新的问题，1980年下半年，新疆的民族关系一度出现紧张态势。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受到影响，工农业生产也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十分忧虑。
王震焦急忧虑，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对新疆局势的发展十分关注。
中央对新疆形势十分重视。1980年9月23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了新疆工作座谈会，王震出席会议。同时，“中央决定，派王震同志到新疆，代表中央慰问新疆各族干部、各族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
此时的王震，做完膀胱癌治疗手术刚刚4个月，身体十分虚弱。但他领命的第4天，即带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沙俄侵华史》、《左文襄公在西北》等书籍，登机出发。同行的有国家农委主任张平化、农垦部副部长张林池、著名诗人柯岩和王震的夫人王季青等。
这是王震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后第一次到新疆视察指导工作。9月27日到达新疆后，即听取了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工作汇报，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解放军指战员举行座谈，直接听取他们对新疆形势的看法和建议。在自治区领导汪锋等陪同下，出席自治区第三次文代会和自治区四届政协第十次常委(扩大)会议，亲切看望驻乌鲁木齐部队的部分团以上干部，并分别作了重要讲话。视察期间，王震还不顾疲劳，先后到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地，看望阿克苏地区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各族干部、群众和当地驻军指战员。在视察即将结束时，在乌鲁木齐还亲切看望和慰问了自治区各族干部并作重要讲话。
1981年，王震率中央巡视团到新疆巡视工作，和兄弟民族代表亲切交谈
在新疆各地视察中，王震反复强调:
(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新疆居住的维吾尔、汉、哈萨克等13个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其他兄弟民族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荣历史，都是以勤劳、勇敢、智慧和团结而著称。陈潭秋、毛泽民等在新疆传播马列主义牺牲了，陈云、李先念也在新疆工作过。新疆的各少数民族很早就受到中国共产党、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受到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的影响。各民族之间要互相学习。
(二)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荣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形成了亲密团结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虽然也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但都为时短暂，和睦友好相处是悠久的。解放30年来，新疆各族人民的团结是好的，友谊是牢固的。各民族的团结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犹如天山上的雪莲，在风雪中傲然盛开。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汉族干部受到冲击;前不久，少数坏人反汉排汉，许多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冒着危险，也要把汉族干部群众保护起来。新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各族人民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党、国家和各兄弟省、市、自治区大力支援的结果。
(三)新疆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面对保卫边疆和四化建设的重任，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局、生命线和根本共同利益所在，人人要争当团结的模范。要时刻警惕境内外敌对分子妄图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罪恶阴谋。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
(四)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要在各族干部和群众中坚持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宗教观的教育，坚持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的科技人才，大力发展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坚决打击扰乱社会治安的打砸抢分子、流氓犯罪分子。但要注意，不要一有人闹事，就说是少数民族闹事。要有阶级分析，各民族绝大多数群众都是很好的，各民族中都有极少数的坏人。不管是什么人，是哪一个民族的，犯了罪，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五）驻守新疆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解放30年来为保卫建设边疆作出了巨大贡献。要进一步加强军队的内部团结，加强军政之间的团结，加强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在学习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提高军事、政治素质的同时，积极协助地方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的利益。
（六）农垦职工要继续做好屯垦戍边工作。屯垦戍边，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办法，毛主席也提倡。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不可动摇。在边疆工作的汉族同志，特别是老同志，要特别注意保持和发扬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扎根边疆。国营农场要在搞好民族团结和农垦与地方团结上起模范带头作用，与地方农牧企业、农牧生产相互支援，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在开发、建设、保卫边疆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新疆视察慰问的17天中，王震每天往往工作十一二个小时，脚上的末梢神经炎也使他深夜难以入睡，但他仍咬牙坚持。他先后与几百人直接座谈，与近万人会见、合影，并作了多次讲话。在这次视察中，王震十分注意身体力行，带头为民族团结作贡献。9月27日，他在自治区欢迎便宴后，有少数民族同志邀请他跳舞，他不顾刚动过手术、双脚又患严重的末梢神经炎，依然十分高兴地应邀，潇洒地跳了一段新疆舞，赢得了在场的各族干部群众的齐声喝彩。王震带来的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亲切慰问和他的言传身教，使新疆各族军民很受教育和鼓舞，从而也使一度紧张的新疆民族关系有所缓和。
回京后，王震给中央递呈了《赴新疆慰问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说：一是要运用各种有效形式，坚持民族团结教育，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疆。二是加强新疆自治区的班子建设。从长期坚持在新疆战斗、工作的同志中，选拔熟悉当地情况、懂得生产建设并善于团结各民族及与他们有长期友好合作关系而又年富力强的干部，充实进自治区领导班子。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提拔。三是把工作重点放在建设及开发新疆上，积极利用新疆资源。加强石油、有色金属、黄金等勘探开发，新建一批发电站，横贯塔里木盆地至青海和通往喀什、和田的铁路修建等都要陆续进行。四是国家教育部增加高校在新疆的招生名额;增加少数民族青年入伍名额;军队要办好干部子女学校。五是组织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及技术人员赴内地或出国访问，以开阔现代生产技术的眼界，有利于新疆的开发建设。这些建议在后来的工作中，逐步被中央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采纳。《汇报提纲》最后说:“我请求党中央、中央军委让我以现在的职务、身份，在新疆帮助工作”，这是“出于对新疆山山水水的情谊，出于爱国者、革命者和共产主义战士的赤诚之心。”
1980年12月26日至1981年1月5日，由胡耀邦主持，中央召开了新疆问题座谈会。会议决定成立以王震为团长的中央赴新疆巡视团，到新疆帮助工作。
此时，喀什、阿克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垦区几千名支边青年聚集在阿克苏，强烈要求回沪安家落户已达月余。1981年初，位于新疆南部的叶城县又发生动乱事件，少数人游行示威，冲击机关，殴打干部，扬言要建立什么“伊斯兰共和国”。
1981年1月8日，王震率团迎着刺骨的寒风又一次到达新疆。在新疆的10余天时间里，王震不顾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的发作，走遍冰天雪地的天山南北。他到处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加强民族团结，要维护安定团结。王震还说:“现在一说到专政，就有人怕扩大化。我们当然要注意不要重犯扩大化的错误，但对唯恐天下不乱的打砸抢分子，对妄图破坏祖国统一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要坚决实行专政。”
对王震这两次视察新疆及期间的讲话，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农垦职工、解放军指战员都反响强烈，欢欣鼓舞，不少人纷纷给中央写信，表示坚决拥护。
5月上旬，新疆伽师县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公开扬言要用枪杆子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根据王震请求和中央决定，5月16日至24日，王震率中央巡视团，再次来到新疆指导工作。
在此前后，王震还曾几次邀请邓小平暑期到新疆度假。8月10日至19日，王震和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任重，陪同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到新疆休假。这是王震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支撑着患了癌症的病体，第四次巡视新疆。就在临出发的当天上午，王震在解放军总医院作了膀胱镜检查，往膀胱里注射了治疗癌症的药物。那时，王震的心率最快时每分钟曾达160多次，医生让他最少要休息半个月。王震深知这次到新疆的重要性，下午便出发了。王震陪同邓小平到了乌鲁木齐、石河子、吐鲁番等地，与各族干部群众、农垦战士、解放军指战员广泛接触。途中，王震还向邓小平详细介绍了新疆的有关情况和自己的一些看法。
10月19日下午，胡耀邦等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乌鲁木齐军区领导进行了谈话，再一次讨论了新疆工作问题。会上宣布了中央关于调王恩茂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决定。胡耀邦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新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治区各级党委务必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断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迎接新任务。对工作中所遇到的每个重要问题，都要在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的基础上，深思熟虑，妥善处理。全区各民族干部，要进一步发扬亲密团结，共同战斗的优良传统;特别是汉族干部，要牢固地树立长期在新疆工作，全心全意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的思想。”
至此，新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逐渐恢复并发展。
力主恢复和发展壮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980年前后，新疆局势稳定工作接连出现问题之时，恢复和发展壮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便成为萦绕王震心头的一件大事。
王震是新疆现代屯垦事业的开创者，又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缔造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1954年成立后，对发展自治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防御霸权主义侵略，保卫祖国都作出了重大贡献。1962年，苏联霸权主义者制造了伊塔事件，煽惑裹胁我数万边民外逃。事件发生后，生产建设兵团迅速组织军垦战士，分赴边界，担负警戒，稳定局势，充实了边防。到1965年，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拓荒1000多万亩，当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达6.6亿元，占全区的1/3。此间，国家投资7亿元，生产建设兵团自己积累投资14亿元，上缴国家税金8亿元。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生产建设兵团受到严重冲击，人心涣散，生产下降，由盈转亏，直至1975年生产建设兵团体制被撤销。这不仅给国家和自治区增加了负担，而且严重削弱了边防。对此，王震感到十分痛心。
粉碎“四人帮”后，王震即考虑建议中央适时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新疆局势出现问题之后，更加坚定了他的这个想法。
1980年九十月，王震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次到新疆视察指导工作期间，他每到一地，在讲话中除了强调各族人民的团结、边防的巩固、四化建设外，几乎都要强调农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0月5日，王震在阿克苏接见当年跟随他进疆开发塔里木仍留在原农一师工作的老红军、老八路和老标兵时说：“屯垦戍边，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我们的农垦方针是正确的。希望老同志保持和发扬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安心边疆工作……在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中，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次讲话不仅是对那些老同志的安慰和鼓励，而且是为尽快地恢复被撤销的生产建设兵团体制，作了一次舆论上的准备。
1981年1月，王震在再次巡视新疆工作期间，在自治区党委召开的上千名局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上，联系到新疆的历史和现实讲到兵团的问题时，他情绪十分激动，态度十分严肃地说：“解散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完全错误的……生产建设兵团搞了农业、畜牧业、工业、商业还有交通运输业，这些办得完全对，有什么错误?！……兵团绝不允许破坏，什么抢了‘饭碗’、占了‘资源’，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央确定我分管新疆的工作，我就是要管。我要管新疆的农垦，绝不允许破坏生产兵团。”这次讲话，实质上为恢复生产建设兵团体制作了一次动员。
1981年1月20日，王震从新疆返回北京。1月30日，他正式向邓小平递呈了报告。报告中说：新疆农垦现有200万人，“屯垦在全疆各地”。“主力屯垦于准葛尔(天山北)、塔里木(天山南)两大盆地，建设起七十多个边境团级农场，担负生产和边防警备。”“应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农工商联合企业，归中央农垦部和自治区双重领导。”
邓小平经过慎重考虑，于7月1日挥笔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
此后不久，邓小平应王震之邀来到新疆。他一下火车，便对前来迎接的自治区领导说：“我们明后天就到石河子垦区去看看。”8月13日，邓小平在王震、王任重的陪同下视察了著名的军垦新城石河子。邓小平看到阡陌相连的绿洲，高耸入云的林带和丰收在望的棉田欣喜不已、感叹不已。邓小平认真听取了各族干部群众对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看法。回到北京后不久，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强调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实有必要。组织形式与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
1981年邓小平在新疆视察期间，先后接见了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先进工作者代表和文艺工作者
遵照邓小平的批示，王震也邀集国家农委党组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紧锣密鼓给中央起草《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经过王震多次亲笔修改和国家农委党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多次讨论，9月22日，报告正式成文。《报告》总结了30年来新疆农垦事业的经验教训，认为：“生产建设兵团这种体制，是有利于新疆的安定团结的，是适合新疆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事业发展需要的”。《报告》提出：“我们经慎重研究，从防御苏联霸权主义入侵，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富裕文明的新新疆的战略考虑出发，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
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上述报告，联合发文，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此，被撤销6年之久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得以恢复。
王震对恢复后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更是十分关心，倍加爱护。1982年6月1日，王震结束在罗马尼亚的休假和参观访问之后，特意在新疆停留，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参加“庆祝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会”。王震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要求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要坚决贯彻‘劳武结合、屯垦戍边’的方针，随时保持高度警惕，防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武装侵略和破坏”;第二，“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为恢复和发展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农垦，为繁荣新疆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事业而努力奋斗”;第三，“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第四，“要严格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加强新疆各族人民的团结”;第五，兵团“广大复员、转业军人、知识青年和专家技术人员要树雄心、立壮志，在新疆艰苦创业，守卫自己祖国的寸土尺地，把自己的宝贵年华献给新疆的建设事业”。王震在讲话结束时语重心长地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肩负着历史的重担，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你们寄托着殷切的希望”。“我相信，兵团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职工，一定会顺利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
王震十分关心新疆建设兵团的领导班子建设。他关注着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他说，兵团各级领导班子中老同志多，那些年岁大了、身体确实难以支持工作的，就退下来。老同志要搞好传、帮、带，选好接班人。这些老同志是有功劳的，一定要安置好。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一定要加强学习和改造，逐步确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王震强调，兵团各级领导要懂业务，懂经营，要根据党和国家的政策，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得有成绩。王震一有机会，便和兵团各级领导接触。他听汇报，忆往事，唠家常，谈笑风生，言传身教，使大家倍感亲切，深受教育。兵团原政委郭刚回忆说：“我来兵团工作后的六七年间，曾先后12次谒见王震同志，深深感受到王震同志为兵团事业的发展壮大倾注全部心血的深情厚谊，更受到王震同志始终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思考和决策问题的远见卓识的教育和启迪。”
王震十分关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兵团刚恢复之时，王震指出:兵团各级不要搞那么庞大的机关了。兵团在平时主要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生产部队，是一个经济实体，实际上是一个大的企业公司，主要是讲求经济效益，同时是担负维护祖国统一、巩固祖国边防的工作队和战斗队。兵团是大农业，既要发挥全民所有制大农业的优势，又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生产责任制和专业承包是对的，一定要搞好，但要有统有分。对兵团体制改革中遇到的困难，王震总是热情关怀、帮助解决。有人认为兵团是企业，不能设立公、检、法等机关。王震在北京听取了兵团领导的汇报。王震和王恩茂都认为：兵团不仅是企业，它还担负着建设、保卫边疆的任务，担负维护社会治安、改造劳改犯人的任务，行使着地方部分政权的职能。王震说:“我和有关同志谈谈，请他们解决。”在王震和王恩茂的关心下，此事经过立法，较快得到圆满解决。
1989年10月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赴新疆考察回来后转送王震一个报告。报告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后，各项建设事业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但也遇到不少问题：兵团粮、棉、油等大众产品和糖、布、纱等生产是按照国家体制进行生产的，产品绝大部分都按平价交给国家，而农产品价格偏低，所需生产资料大部分又为议价购进，不少团场和企业出现亏损;兵团有丰富的水土资源，有强大的职工队伍、机械化等优势，但兵团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没有直接列入国家或国家有关部门的计划，致使这些优势远远没有得到发挥。王震认真阅读了该报告，又专门听取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的汇报后，即在报告上批示，“呈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建议作一决定，兵团依遵执行。”此后不久，国务院召集国家计委、财政部、农业部、水利部等7个部门专门研究，并形成纪要，同意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计划和经济管理体制作必要的调整;兵团可向国务院各部门直接请示报告工作，各部门要积极支持兵团并在计划行业规划上给予安排;兵团的工农业生产计划纳入国家计划或有关部门计划;凡兵团自产的产品，允许兵团有经营销售权，并享有外贸进出口权。这样就使兵团的各项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王震十分关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自治区的关系。他多次对兵团领导说：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是上级，你们是下级。你们要尊重服从领导，有事要多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请示汇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决定，你们要坚决贯彻执行。兵团各个团场都要处理好与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关系。兵团干部职工要虚心向地方各族人民学习，同时有责任帮助各兄弟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发展，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要尊重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搞好与各少数民族的团结。王震也多次嘱咐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说:兵团是巩固边防、繁荣边疆的十分重要的力量，要大力支持兵团的发展。1991年8月17日，王震最后一次到石河子垦区视察。在兵团农八师一四三团的棉田里，王震特意把陪同视察的自治区政府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和兵团领导金云辉、郭刚拉到自己身边，语重心长地嘱托:“地方和兵团不要分你我，要互相支持，加强团结。”当这几位领导说地方和兵团历来团结得很好，并都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团结时，王震满意地笑了。
王震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倾注了大量心血，兵团这枚镶嵌在祖国西北边睡的明珠更加璀璨夺目。1993年王震去世时，兵团的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了119.05亿元，比恢复前的1980年的16.56亿元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达1619元，比1980年增长了4.8倍。兵团各项经济指标在新疆的比例，都高于人口平均所占的比例。
一定要把新疆的经济建设搞好
1980年九十月，王震率中央慰问团在新疆慰问期间，更加感受到大力发展新疆经济，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稳定新疆局势、改善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赴新疆慰问归来后，他在写给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汇报提纲》中说:“新疆占我国版图的六分之一，是我国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省区之一。新疆雪山积雪径流量就有千亿立方可供贮留引灌，能源有石油、天然气、水力、煤炭等，蕴藏量都很丰富。工农业生产建设现已有了一定基础”;“只要政治局势稳定下来，号召奋发图强建四化，全力发展生产……反过来对巩固新疆边防，加强民族团结，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四项基本原则，对稳定整个政治局势，也是重要关键。”因此，要把新疆“工作着重点放在建设及开发新疆上”。
1981年1月5日下午，在中央召开的新疆问题座谈会上，王震在回顾解放后新疆建设的历程后满怀激情地说:“新疆要成为中国最好的、最富裕的、最美丽的地方!”
第一次赴新疆返回后，王震即向中央建议由冶金、农委、农垦、农林、农业、水利、化工、财政、石油、三机、五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十多个部委抽调专人，组成中央赴新疆巡视团，对口考察新疆的工农业生产情况，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以加快新疆的经济发展。中央批准了王震的建议。1981年5月中旬，王震作为中央巡视团团长，率7位副部长和几十名部门领导、专家去新疆。在赴新疆的飞机上，王震向随行的中央各部委的领导、专家深情地回忆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勉励他进疆后要为新疆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的情景，介绍新疆的历史和现状，要求大家不辞辛劳、尽心竭力为新疆的经济建设作贡献。到达新疆后，除少数同志随王震活动外，其余分为各个专业调研组，分赴新疆各地调查研究，历时一个月左右，分别对开发新疆的水利、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和各种矿产资源，加快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建设等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有的部门现场办公，当即解决问题;有的返回北京后向所在部委汇报，迅速进行研究、上报，列入国家“六五”计划。
为进一步加深中央各部委对新疆的了解，督促有关建设项目和事宜，王震在听取了近4个小时的汇报后说，新疆的经济建设，要立足于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不要指望一切都靠国家的支援;请求国家解决的应是新疆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而自己又解决不了的事情。此后，王震即指示秘书与国家有关部委联系，请他们听取新疆同志的汇报。在王震的亲自安排下，从6月17日起至7月6日止，新疆赴京汇报组先后向国家计委、石油工业部、铁道部、水利电力部、轻工业部、化学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电子工业部等十多个部委作了汇报。各部委的同志反映说:“国家大，新疆又地处边远，我们下去少，你们新疆又来人反映少，我们对不少情况了解得不清楚，听了汇报后心里有底了。”通过这次汇报，较快地解决了新疆农业、工业、交通运输、林业、商业、人才等六个方面的20余个问题。如北疆铁路和博斯腾湖造纸厂一期工程列入国家“六五”勘查设计项目和预备项目;兰新线铁路改造和加快新疆石油勘探、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资金得到了落实;适当增加大学毕业生分配名额等。新疆赴京汇报组返疆前，王震在病榻上又专门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
对事关新疆经济建设全局的重点项目，王震则倍加关心，千方百计促成。1981年5月18日，王震率中央巡视团听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作汇报，当他得知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的新疆大化肥工程于1980年11月列入停缓建项目时，十分着急，第二天就到施工现场。当他看到已花费2.3亿人民币从日本、荷兰购进的成套设备在露天或简易仓库堆放，从四川等地调集的2000余名专业施工人员却无所事事时，心里更是“上火”。王震用手杖敲着地面说:“我要骂人哩!我也知道，骂人不文明。这样停缓建，长此以往，两个多亿的设备就会变成一堆堆废铁!几千名施工人员还得发工资。不一鼓作气建成，损失太大!国民经济要调整，但绝不能一刀切。”接着，王震要来纸笔急速写道:“乌鲁木齐石油化工厂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各同志：新疆建大化肥计划已是二十年了。现在设备基本进入厂址，要加强领导，加速施工，讲求质量，动员建设”，“以增加粮、棉、糖、油、肉、奶人民生活必需物资”，来“巩固国防，振兴中华”。写毕，王震嘱咐大化肥建设指挥部即为他拟呈请求开工的正式报告。5月19日下午，王震又在请求开工的报告上批道:“呈赵紫阳总理:我已责成该施工单位立即按照施工计划进度日程施工。详情另有书面报告。”王震返京后，又向国务院有关领导详细陈述了续建的理由。不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委接到国家计委正式同意续建新疆大化肥工程的通知。
1982年6月3日，王震又一次亲临视察了该项工程，亲切会见了施工现场的干部职工和外国专家、技术人员，勉励大家“紧密团结，精心施工，确保质量，加速建设”。王震还多次听取工程建设情况汇报，帮助解决有关问题。1986年7月31日，大化肥装置一次试车投产成功。从锅炉点火到生产出尿素，只用了102天，与国内同类装置比，试运时间是最短的，比投资预算节省了2000余万元。闻此喜讯，王震特致电祝贺。
王震还批示或直接协调有关部门，解决了乌苏至阿拉山口段北疆铁路第二期工程列入1988年国家计划和240双公里正线钢轨，60双公里站线旧轨等问题，从而加快了北疆铁路，也加快了“欧亚大陆桥”建设的进度。
对看准的工农业新技术，王震全力支持。20世纪70年代以来，王震积极倡导在石河子垦区进行地膜植棉试验。1981年1月12日，王震在视察石河子垦区时得知地膜棉试验田亩产270斤时十分高兴，亲自到田间察看，又召集科技干部和垦区领导座谈。然后对石河子垦区领导说:“地膜栽培国外已搞了多年，1957年我访问日本时，日本已普遍应用。地膜栽培省水，发育早，杂草也长不出来，病虫害少，要大力推广，甜菜也可以试验地膜栽培。对地膜要注意回收再用，不行就回收再生，不要污染土壤。”当天晚上，王震在接见石河子垦区新湖农场场长黄金山时，鼓励他将当年3.5万亩棉田一亩不空地改种为地膜棉。当黄金山担心太费工时，王震说:“你们原定1981年棉花亩产70斤，搞地膜可以翻番甚至更多，利润相当可观。这个是费工，但你们有20多万职工，劳动力充裕，完全可以做到。”为了确保地膜棉推广，王震与黄金山当场签了合同:“新湖农场植棉三万五千亩，使用地膜植棉技术措施。单产争取一百五十斤以上，利润一百五十元以上。”王震还拉着陪同视察的国家农垦部副部长张修竹等一起在合同上签字。1月13日上午，王震又与奎屯农垦局局长修新民签订了1981年地膜植棉20万亩的合同。为了调动职工采用地膜植棉的新技术，合同中还写道:“争取单产皮棉一百五十斤以上，并力争向石河子试验场亩产皮棉二百七十斤奋斗。达到第一项亩产指标，则每人可得超产奖金140元，如达到亩产二百七十斤，则每人可得奖金380元。此议向全体职工宣布，进行革新竞赛。”返京后，王震又专门指示国务院有关部门给新疆垦区安排了农用薄膜。1981年8月13日下午，王震陪同邓小平来到石河子总场一分场视察。望着近一人高、长势喜人的地膜棉，邓小平叫着“王胡子”称赞道:“你来新疆带了个头，把地膜推开了!”1981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王震以老军垦的名义签订合同鼓励职工生产》为题报道了新湖农场全面丰收首次盈利的喜讯。
1991年8月，王震视察新疆，和赛福鼎 • 艾则孜、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铁木尔 • 达瓦买提一起
王震为加强新疆同内地省、市、区，同台湾、港澳地区，同日本、欧美国家的经济技术协作，扩大新疆的对外开放尽心尽力。王震指示新疆组派精干的参观访问团、经贸洽谈团、高新技术和资金项目引进团赴内地、港澳台和国外扩大交流，加强合作。他到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考察，或是到日本、美国访问，也总是鼓励国内外企业到新疆投资。他还把兵团有关领导召到珠海，与珠海市领导直接洽谈有关项目。他还直接促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日本北海道派遣数百名研修生，从日本引进先进纺织设备改造新疆纺织企业。1984年6月30日，王震亲自陪同日本前外相伊东正义、前众议院副议长冈田春夫等32位日本知名人士乘专机赴新疆访问，考察洽谈有关项目。合资企业出了问题，王震也倾力解决。1982年4月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子昂、孙晓村联名致信王震:“新疆天山毛纺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纺织行业第一个大型中外合资企业。两年来情况尚佳，但最近退步，我们想请求您……援助。”1982年5月，在新疆考察期间，王震专门到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视察，明确表态支持这一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同时协调有关方面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王震不仅关心新疆的农业、工业，还十分关心畜牧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旅游业等。他说，新疆是全国的几大牧区之一，畜牧业生产要大发展。牧业生产要实现机械化，畜产品加工，特别是肉食、奶制品加工，要尽快实现机械化。发展畜牧业生产，不能只靠天然草场，还要发展牧业水利，大搞人工草场。要搞好草原基本建设，要对天然草场施用化肥，要多备饲草，防御自然灾害。王震还指示，汉族群众要多养猪。猪繁殖快，一年两窝，一窝七八只。要养牛，有肉牛，也要有奶牛，这样既可喝奶，吃牛肉，又可增加肥料。同时还要养鸡、鸭、鹅和兔、水獭、旱獭等。要培养畜牧专家，要引进胚胎移植新技术，要发展生物工程、遗传工程，要搞体外繁殖。同时要搞好畜牧产品深加工，搞好对内地对国外的输出。王震还说，新疆要成立一个葡萄酒研究所，要建一个全国第一流的葡萄酒厂。新疆名胜古迹很多，发展旅游业大有可为。要注意保护旅游资源，不要把王母娘娘洗脚盆里的水(指天池)弄脏了。
王震还十分关心新疆的科技教育事业。他多次说过，科技教育事业搞不好，新疆经济建设事业就没有后劲。在新疆视察期间，他多次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科院、新疆大学、新疆八一农学院、新疆有色金属公司等十多个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的数百名各民族的专家、教授先后交谈，勉励他们为新疆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献计献策，出力流汗。王震对他们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视，能够解决的及时解决。1981年5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教委的一位维吾尔族领导在座谈时向王震反映，新疆原有一所石油学院，1962年被调整下马，现在石油局要求恢复。王震当即说:“新疆的石油前景喜人，新疆石油学院要恢复，化工局所占的原校舍应搬出。口头说了不算，你们马上呈递报告。”王震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的报告批转给国家石油工业部。1982年10月，新疆石油学院正式挂牌恢复。王震在亲笔写就的贺信中说:“新疆蕴藏的石油和天然气将是我国四化建设的宝贵财富。”“衷心祝愿你们办好这所高等学院，为各族人民培养又红又专的杰出人才，走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行列。”
熟悉情况的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十分感慨地说:“王震同志不仅是当之无愧的新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改革开放后，王震为推进新疆的经济建设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安心新疆扎根边疆
改革开放后，由于新疆与内地特别是东南沿海物质生活待遇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加上新疆局势一度不稳，一些人不安心，要求调回内地。王震高度关注着这一现象，多次勉励当年进军新疆的老同志、支边知识青年、科技人员和复转军人要热爱边疆，安心边疆，扎根边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继承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屯垦戍边大业作出新的贡献。
1980年11月初开始，新疆阿克苏地区数千名上海支边青年，聚集阿克苏市区，冲击机关，围攻干部，甚至绝食，要求返回上海。
11月15日晚8时半，王震打电话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说:“请转告阿克苏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闻他们聚众闹事，甚表不安……我将请求数日内到阿克苏调研。上海知青是我亲自办理入疆的，我要自始至终对国家的支边青年依法负责到底。”
11月19日，王震在向党中央、国务院递交的报告中说:“我本人请求前往进行安抚，不管其闹事头头威肋、‘王老头来就叫他有来无回’那一套。总之要遵循国家政策法纪，妥善处理。”考虑到王震刚刚做了膀胱癌手术，10月中旬才从新疆回来，身体比较虚弱，中央没有批准王震的请求，由国务院派工作组前往。经国务院工作组的工作，事态有所缓和，但仍未从根本上控制。
1980年12月26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阿克苏上海知青闹事问题。王震在会上说:“从1949年起，从一些人口稠密的城市调一些青年去支援边疆建设。青年人志在四方，这是一件很有意义、很光荣的事情。现在有些支边青年闹事，发展到这么没有中华民族感情，没有爱国主义道德，没有一心一德为社会主义建设奋发图强的程度”，“我主张给他们点儿辣椒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挽救他们，也才能教育大多数。”王震再次请求赴新疆解决阿克苏上海知青闹事问题。
1981年11月8日，王震飞抵乌鲁木齐。14日、16日，王震两次与来自阿克苏、库尔勒、石河子三个垦区的几十名上海支边青年代表座谈。这些代表中，有团场和连队的干部，有全国三八红旗手，还有学校教员、机修工人等。他不时提出问题，与大家深入座谈。不少人谈到，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大环境造成的：雷锋精神不吃香了;南泥湾传统被说成了“老皇历”，没有人再提倡了;共产主义精神也不提了，甚至连爱国主义精神也被淡漠了;部分领导干部丢掉了艰苦奋斗本色，把孩子调往内地或安排到非生产单位，搞不正之风，造成极坏影响。这样，部分青年放弃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便趁虚而入。
弄清了事情的原委，王震既激动又深情地说:“新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有石油、天然气、金属矿藏，煤炭比山西还多，塔里木盆地是全国少有的富油富气的宝地，还有广大的土地资源”。“新疆地处反霸前哨”。“我是执行党和政府的指示，动员你们来的”。“新疆面积占全国的六分之一，而人口现在也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一多，从内地动员一部分青壮年和知识青年来开发新疆，是正确的，你们进行的事业是光荣的。有人说我是什么‘人贩子’啊，什么‘骗子’啊，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革命老兵!我这个老兵就是要带领革命青年走正道，让青年人把勤劳、聪明、智慧、才华用来开发建设祖国的边疆，用来建设幸福文明的社会主义新生活。有的上海青年说王震不行，不敢来了。我的诺言是退休也要来新疆!我是70多岁的人了，还得了病，中央的同志不让我来，我是从北京‘开小差儿’到这儿来的，就是要见一见你们，不准那些人胡闹!我们革命革了一辈子，就革出这些青年人向党向国家闹事，这多么令人痛心，不把这些人领上正道，我是死不瞑目呀!”“上海青年到新疆已经十七八年了，你们和解放军、老垦荒队员一起，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把过去的荒滩、沙漠、盐碱沼泽建设成了美好的田园，你们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嘛!现在新疆农垦系统总人口有220万，占全疆人口的百分之十几，耕地面积占22%，1980年总产值占全疆的23%。这是一支了不起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你们都是30多岁的人了，都是有一两个孩子的爸爸妈妈了，还想往自己父母的怀抱里跑，这种精神状态不行啰！你们问一问我们干革命的那时候，有谁想自己的父母，想回家的呀!我们脑袋里装着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前途。你们不能只装着自己的父母，只装着回上海。现在国家经济有困难，上海也在搞经济调整，还有很多待业人员要安排。现在上海一平方公里住了十来万人，你们这么多人回去，上海受得了吗?当然，国家也要关心你们的生活，关心你们的实际问题，该解决的又可能解决的还是要解决。你们现在辛苦一些，是为了你们的子孙后代过得好一些。”王震最后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志气、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民族。过去，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赶走了帝国主义;今天，我们同样能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我是老了，有生之年不多，把希望寄托给你们年轻人。中华好儿女志在四方，你们要爱社会主义，爱自己的祖国;要有雄心壮志，有远大抱负，建设好新疆，为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总之，上海青年要为上海人、为中国人争气，要为上海支边青年留下一篇光荣的历史。”王震感人肺腑的讲话激起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王震的讲话在新疆农垦上海支边青年中传达后，引起强烈反响，不少人给王震来电来函表示:青春无悔安心边疆，艰苦奋斗奉献终身。
王震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题词
对不安心边疆的老同志，王震同样进行甚至更严厉地批评。1980年9月，新疆局势不稳，不少人要求调回内地。一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部下要求调到西安工作。王震当即回信:“住在原地不动，特此劝告，望深思与多虑……不要乘歪风走斜路……切切所盼。”1981年8月王震在新疆视察期间，一位当年随王震一道长征后又一起进疆的老同志前来看望王震，当王震听说这位老同志已在1974年就调回老家湖南工作后，便劈头盖脸地批评说:“你雪山草地都走过了，现在却当了逃兵，没出息!你就一定要那么封建，一定要死在家乡呀?战争年代，谁想过自己的骨头一定要扔哪里哟!哪里不能埋忠骨。我死了不让你给我送花圈，你死了我也不给你送花圈!”王震越说越火:“西汉的张蓦到过新疆，东汉的班超、班超的儿子班勇，清朝的林则徐以及左宗棠，都曾来到新疆。即使这些封建社会的爱国志士，还不畏艰险和路途遥远，西出阳关来到边塞，为开发、繁荣和保卫边疆尽心尽力，我们有的老战士，老党员却开起了小差儿?!”这位老同志被批评得满面通红，连声说:“我错了，我错了，我作自我批评!我还有三个孩子在新疆，我向您老保证，我一定教育他们安心新疆，扎根新疆!”王震这才说:“好，咱们一言为定，你一定要将功补过!”
每次视察新疆，在新疆每次重要的讲话，王震总是勉励汉族同志要热爱边疆，把新疆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在讲话中经常引用左宗棠驻守新疆时同乡赠左公的诗句:“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以此鼓励大家在祖国西北边陲建功立业。他还多次与汉族干部职工座谈，殷切希望他们在边疆做爷爷当奶奶，教育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扎根边疆，与各族人民一道，把祖国的边疆建设得更加美好。除此之外，他还呼吁有关部门和报刊、电台、电视台大力宣传安心边疆做奉献、扎根边疆志不移的先进典型。1982年10月间，王震看到《光明日报》刊载新疆大学副教授夏熙提出的报纸应加强对默默无闻在祖国奉献多年的“老边疆”进行褒奖的建议时，当即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信。信中说:“我极赞成在新疆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发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子子孙孙定居边疆，以实际行动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实边政策，有如移民实边，屯垦戍边，屯垦实边，援助和团结边疆各民族，共同建设和繁荣边疆。中华民族古代先人、诸多学士、军人、巾帼英雄与边疆中华各民族兄弟结识交往，结姻亲戚，这种可歌事迹见之史书，闻之民间传奇，观之戏剧者凡多。我愚不能文，特请贵报报道中或做文以赞扬歌颂‘实边’、‘戍边’的爱国主义者。”接到王震来信，《光明日报》遂加强了这方面的宣传报道。1982年12月底，王震看到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期简报中刊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副书记曹国琴热爱边疆的简要事迹。曹国琴原是上海复旦中学的学生会主席，1963年，她和31名同学放弃了留在繁华上海和考大学的机会，主动申请到塔里木军垦。1980年前后，很多人要求返城时，曹国琴坚定地说:“我不后悔，永远也不后悔，因为我们走过的这条路并没有错。我们离不开新疆，新疆也需要我们。正是边疆的艰苦环境磨炼了我们的意志，看到新疆逐步繁荣起来，我们这些老知青都非常高兴，因为这繁荣中也有我们一份辛勤。”曹国琴还多次表示，“愿将忠骨埋天山”。王震看后，十分高兴。他指示秘书打电话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议要好好宣传这一典型，大力提倡“好儿女志在四方”的精神。
王震十分爱听、爱唱《新疆好》这首歌。在北京或到外地视察，一有机会他便夸新疆好，动员大家到新疆安家落户。他驻地警卫班的战士有几个复员后便被他动员到了新疆。1992年就在他重病之时，仍忍着巨大的病痛，动员守候在身边的北京卫戍区的战士复员后到新疆工作。对已调离新疆工作的老同志，王震则多次鼓励他们退休后重返新疆安家。1986年10月，当他得知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张希钦、工程兵副司令员徐国贤、成都军区原副政委金忠藩结伴退休新疆安家后，十分欣慰，他提笔给这三位原三五九旅的老战士写信。信中说:“你们把天山当成你们的家乡和归宿，是光荣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和公民。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礼。祝你们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互相团结友爱，欢度晚年，为祖国的安全，为世界和平，为共产主义崇高而又伟大的事业奋斗终身。”由于王震的表彰和这三位老同志的示范，使一些调离新疆的老同志退休后重返新疆落户。
王震强调，一方面要大力提倡安心边疆、扎根边疆的精神;另一方面要求各级领导关心群众疾苦，为大家安心边疆、扎根边疆创造条件。1984年3月3日，王震在中央广播电视部总编室编的《情况》中看到，新疆汉族干部不安心于新疆的原因之一，是经济负担较重。196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取消了15%的边疆津贴，而其他边疆省区仍有边疆补贴;新疆的生活补贴是按1953年的物价定的，而物价涨了好几倍。新疆的汉族干部职工，在内地大都有亲人，他们回内地探一次亲，一般花费都在千元左右，但其中能报销的路费仅有200多元，因此《情况》建议恢复边疆津贴。王震在这份《情况》上批示:“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王恩茂同志，请指定人研究，如何解决，有何意见，盼复我一信以便考虑向中央作建议。”1984年4月19日，王恩茂给王震复信说:“关于恢复边疆津贴，近几年来干部群众呼声较大，我们也反复进行过研究。鉴于新疆属边疆地区，工作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汉族干部、职工几年回内地探亲一次花费较多。为鼓励汉族干部职工安心边疆，并争取内地汉族干部继续支援边疆，我们意见是恢复边疆津贴比不恢复好。”信中还提出了恢复的几种具体方案。王震将来信批给国务院有关部门。1988年，中央正式批准新疆恢复边疆津贴。
王震十分关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职工居住条件的改善。他鼓励兵团改革建房形式，提出实行自建、互建或自建公助的办法。1985年春，他召集兵团领导同志商议此事，提出“在住房问题上应是以连(排)为统一规划，在有利于武备的前提下，帮助军垦职工自建家园，逐步形成以团部为中心，平战结合，屯垦戍边的现代化小城镇群，以促进生产发展，职工生活改善，有利于边防的安全和巩固”。在王震的关怀和指导下，兵团在新疆广裹的戈壁深处建起200个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小城镇，以独有的风姿屹立于天山南北。兵团的教育、科研、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各族干部职工安心边疆、扎根边疆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条件。
将军忠魂伴天山
1993年4月5日上午11时30分，王震的骨灰伴随着鲜艳的月季、菊花和玫瑰，撒落到大雪初霁、晶莹夺目的天山之巅和他魂牵梦绕的石河子垦区。
与此同时，新疆人民以不同的方式追思着将军的丰功伟绩。人们清楚地记得，1980年10月16日，王震视察新疆返回北京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建设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新疆》的长篇文章。文章结尾写道:“‘革命岂须桑梓地，青山处处埋忠骨。’我希望在新疆工作的同志们，都能一如既往，安心边疆，扎根边疆，把祖国边陲保卫好，把新疆建设好。我虽年过古稀，身患疾病，但是，我的心是和新疆各族人民连在一起的，我期望新疆更加繁荣昌盛。我十分拥护我们党和国家不搞党政军领导干部终身制，在我们党召开十二大的时候，倘若我还活在人间，我将申请辞去党的领导职务，退休到新疆来，和各族人民一道，共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繁荣、昌盛而奋斗到底!如果去见马克思，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在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同新疆各族人民共享欢乐，同庆胜利。”
人们清楚地记得，1982年6月2日，王震在乌鲁木齐接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交企业负责人座谈会全体代表及兵团、各师部分领导和兵团机关处以上干部时说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多年了，当年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现在也五六十岁了。我也到了退休年龄了。今年下半年开党代会，我准备辞掉一切职务，到你们这儿来离休。我这个人好讲真话，爱管闲事。你既然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得像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的:‘要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
人们更难忘的是，1991年8月16日至24日，在原中顾委常委萧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赛福鼎，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恩茂、马万祺的陪同下，王震以83岁高龄回新疆视察工作，看望各族人民。在9天时间里，王震不顾年事已高，越天山，穿戈壁，走绿洲，视察了乌鲁木齐、石河子、喀什、巴音郭楞等市州。他深入田间地头、农民家中、兵团农场、石油探区、驻疆部队调查研究，亲切会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军和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干部，看望离退休老红军、老干部、老农垦、老劳模、老知识分子和各族干部群众，亲切与他们见面握手、合影、座谈，先后有4000多人受到王震接见。在石河子垦区，他不仅与部分老农垦促膝谈心，而且与农垦第二代、第三代座谈。他深情地说:“你们父母、爷爷、奶奶走过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道路，是无比光明无尚光荣的道路。希望你们要把这一传统发扬光大，永远安心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8月23日下午，在与新疆党政军领导干部话别的座谈会上，王震又一次十分动情地说:“我在1980年曾经说过，现在我重申，如果去见马克思、毛主席，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同各族人民守卫在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边疆。”24日上午，王震特意穿上维吾尔族民族服装返京。在机舱门口，王震久久地挥动手臂，向欢送的人群致意。在舱门就要关闭之时，王震缓缓地弯下腰，向新疆大地、向新疆各族人民深深地鞠了一躬。
王震对祖国、对新疆、对新疆各族人民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永远教育、温暖和感奋千百万在新疆工作的干部、职工。他艰苦创业、不息奋斗的伟大精神和“安心边疆、扎根边疆”的谆谆嘱托，永驻新疆各族人民心间。
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共产党人楷模——怀念王震同志
李慎明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带头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学习《准则》，更加怀念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同时也怀念我的老领导王震同志。
我第一次见王震同志是1980年9月27日，在新疆。那时，他率中央代表团慰问新疆各族军民，我作为《解放军报》记者随团采访。1982年底，我被调到王震同志身边工作，一直到1993年3月12日他去世。
王震同志的一生波澜壮阔，有很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这里仅说说他艰苦朴素方面的事。王震同志去世后的1993年3月19日，新华社在播发生平时说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深深知道，这决不是空洞的文字，也没有丝毫的过誉。
来到王震同志身边工作后，在整理文档时我看到，王震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先后颁发的《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文件的空白处和反映一些高级干部艰苦奋斗、不搞特殊化的事迹材料上批示：“亲属成年人传阅，然后工作人员传阅，再开一、二次会讨论如何严格遵守规定。”“季青同志阅告栗勇同志（王震同志生活管理员），不许搞特殊化。”“宿舍各员都看看，要奉公守法。”“季青并栗勇同志，要切切实实遵守政令办事。”
1983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整党决定，王震同志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顾问。在任顾问的当天，他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欧阳修的名言，“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跟随王震同志十多年，亲眼所见，又听其老部下所谈，对王震同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之事，了解得便更多。王震同志牢记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殷殷训戒，无疑是我党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楷模之一。这从他的衣、食、住、行、用和对待礼品的态度上表现得比较充分。
先说衣。战争年代，环境艰苦，王震同志那粗布做成的旧军服上经常是补丁摞补丁。新疆和平解放后，他和广大干部战士一样节衣缩食，穿没有口袋的军衣，戴没有衬里的军帽，省下钱用于军垦生产。20世纪50年代，任铁道兵司令员和农垦部部长时，经常穿的是套旧军装。1957年，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赴日本考察前做了一套毛料西服。回来后，又换上了旧军装。70年代初，从江西回来重新工作后，王震同志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夫人王季青用王震同志和自己两个人的布票，扯了18尺蓝灰的卡，给王震同志做了一套中山装。的卡结实、耐穿、随意，王震同志不仅经常在家里穿，在平日活动时也经常穿，直穿到去世前，前后20多年，旧得发白。改革开放后，王震同志添了套黑呢子中山装，用来出国和外事活动时穿。1984年，社会上兴起穿西装热，家里人和工作人员趁他率团到日本访问前，劝他又做了一套西服。1985年，他率团访问美国，大家劝他再添一套西服，以便换洗。王震同志说：“不用添，我那套中山装可以替换。”大家说，到发达的美国去访问，不能太寒酸了。王震同志说：“什么寒酸，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王震同志穿的毛衣都是王季青和家庭保姆马小妹用普通毛线手工编织的。他的内衣穿破了，总是让补补再穿，经常是一件内衣有六七个补丁。20世纪70年代前，他没有穿过皮鞋，总是穿布鞋。解放后直到去世的44年间，除了军装，满打满算，王震同志仅添置过七八套衣服。
再说食。20世纪50年代，王震同志规定炊事员给自己家每顿做四五个菜一个汤，伙食费每个月全家每人不得超过30元。60年代初困难的时候，他规定变成了三菜一汤。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人伙食费逐渐增加到80元。他还规定，要多吃粗食，每顿的剩饭下顿要热热再吃。吃饭时，若是饭粒掉到桌上，王震同志便用筷子夹起再吃掉；若是掉到了地上，他常常是叹口气说：“又要浪费了。”栗勇说：“给王老管伙食，很简单，他胃不好，早餐常吃烤馒头片，午餐晚餐经常吃鸡蛋面条。”有时晚上外出回来晚，为了不再打扰老师傅，他便让警卫参谋何茂祥给自己做碗“挂面卧鸡蛋”。开始何茂祥怕做不好，王震同志鼓励他说：“谁开始也都不会做。”后来何茂祥的炝葱挂面做得喷香。王震同志冬季不吃时令鲜菜，他说：“那都是大棚生产的，有的比肉还贵。”不仅自己不吃，他还不让家里人吃。冬季饭桌上，往往是白菜、萝卜、土豆这些大路菜。为了调剂生活，他让炊事员在入冬前泡大缸酸菜，腌制雪里蕻、芥菜、胡萝卜等小菜。起初每年腌制一大缸，后来家里工作人员多了，又增加了一大缸。20世纪60年代初，王震同志在北京时，经常利用星期日到郊区农场微服私访。错过午饭时间，他便让老司机于九天到食堂买来三个凉馒头，老于吃两个，他吃一个。1971年10月间，王震同志从江西下放回到北京。家里的炉灶还没修好，组织上安排王震同志吃住在北京饭店，他却让管理员在院子里用砖头支个锅，每天和家里人一样，面条就着煮白菜、炸辣椒吃。就这样吃了一星期。外出时，王震同志总让工作人员通知接待单位：“饭菜上不要特殊，我爱吃豆腐，有豆腐就行。”
再说住。20世纪50年代初，王震同志从新疆调到北京工作，住在什剎海附近的冰窖胡同五号。同住的还有几家。王震同志一家加上两名工作人员，住七间房子，紧紧巴巴。三个儿子挤在仅有五六平方米的一间小屋里。夏天太闷热，儿子们便搬到前院张国华正房后边的半露天的走廊里住。经常是半夜里风雨突起，蚊帐被单被打湿。当时，王震同志任铁道兵司令员，铁道兵多次动员他搬家，他不答应，一住就是三年。后因驻地没有车库很不方便，经再三动员，王震同志答应搬到成方街五号，但交待说：“不修缮，不装修，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住进去。”一直住到1969年没有装修过。王震同志安排，自己办公室、会客室、卧室加上夫人王季青用房，共四间，三个孩子占一间，节省出住房让秘书、管理员、炊事员都住了进来。王震同志说：“这样工作方便，也为国家节省住房。”住房中装有暖气，但冬季王震同志不让烧，他说：“那太浪费，屋里生炉子挺好，既可以取暖，又可烧开水。”1971年，全家从江西回来后，先住在北太平庄，后住在东四十一条，都是旧房子，也不宽裕。1975年搬到六部口翠花湾九号。这个院本是前后两个院，前院十四间房，后院比前院多了三五间。王震同志说：“前院的房我不用，中间砌道墙隔开。前院还可住一家，后院的够我用了。”王震同志分配住房：三个儿子，每家一小间，孙子辈长大了，一个孙女跟奶奶睡，一个孙子跟王震同志睡。王震同志说：“小孩子火力壮，给我暖被窝，正好！”夏天，有的工作人员没有床铺午休，便睡沙发。1976年地震后，王震同志住房的墙震裂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作为危房要改造。王震同志不以为然，管房的同志给他做工作，做不通，请来了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吴庆彤。吴庆彤说：“您这房老了，高，又没有支柱，再大一点地震，一摇就垮。您老说没事，就是有点小事我们也负不起这责任。”好不容易做通了工作，但王震同志又提出了新条件：“墙不行了，换，但门窗还都是半新大半新，不要换。”改造后的房子除换掉个别朽坏了的窗子外，其余门窗全部用的是旧的。翠花湾九号，在大杂院深处，进出一次，要绕拐近十次。王震同志当了国家副主席后，外宾经常到家里拜访。不少同志提出，王震同志的住房太简陋，进出又十分不便，最好换处住房。王震同志说：“这条件已经很不错了。比起延安的窑洞强多了吧！比南泥湾和北大荒开荒时的条件也好多了，就和普通老百姓相比，也不知强出多少倍。我们这些人的开支已经不得了啦，又是司机、医生、警卫、秘书，给国家的负担已经够大的了，住房再也不能换了！”
再说行。1952年到北京工作后，直到去世前，王震同志坐过五台车。第一台是吉姆，从1954年一直坐到1970年。中间大小修过四次，司机老于说：“王老常年跑基层，汽车留北京，不费。”20世纪60年代初，王震同志到中南海开会，半路车坏了，他便拦了一辆三轮车。中南海的门卫不让三轮进，王震说：“毛主席召集的会，已经迟到了。”待王震同志解释清楚了，门卫战士才让这位共和国部长搭乘的三轮车蹬进了中南海。第一台吉姆实在不能跑了，又换一台旧吉姆。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后，给他配了台吉斯，后来换成了红旗。改革开放后，变成了尼桑。王震同志几次对司机老于说：“我们不能总想着换车，能跑就行。我死了，你就用这个车把我送到八宝山。”再后来，坐上了外宾赠送给邓小平，邓小平又转送给他的奔驰。1989年政治风波后，党中央提倡党政干部要带头坐国产车。王震同志几次指示工作人员把奔驰车上交。工作人员解释说：“您这台车不是配发的，是小平同志转送的。您现在可以称为元老了，您不坐，谁还敢坐，上交后放到那里也是浪费。再说，我们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不收。”王震同志说：“别找那么多理由，交！”到外地视察，王震同志不坐卧车，总与陪同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坐十多座的中型面包。这样一来可以省汽油，二来在车上随时可以和陪同人员交谈，了解情况。一次在湖南邵阳，他开始不知道前面有警车，后发现有警车，他非常生气，让车马上停下。但一时又无法制止警车，他便让司机甩开警车，调转车头选另外的路线走。因工作必须有警车开道时，他也常交待不要动不动就鸣笛，“不要搞得地动山摇”。下雨天，他还常交待司机，到行人身边要开慢点，免得把积水溅人身上。一次回家路上碰到了大卡车卸货挡路，司机想下车请卡车让道。王震同志连忙制止说，不要着急，等他们卸完货我们再走不迟。王震同志还常向家里人交待说：我的车是公家的，只许我上班、开会用，你们不能随便用。王震同志是个孝子，但他老母亲病了，他却让工作人员陪老人家乘公共汽车去住院。孩子们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搭他的便车。如果是必须用的私车，王震同志总让于师傅登记清楚并按照规定交费。他的夫人王季青到晚年腿脚不便，还经常乘公共汽车或走路上街买东西和看老同事。
再说用。王震同志主张公私要分明。他的孙子小时候要拿他的办公用纸做演算纸用，他说：“这不行哟，要五讲四美。”他反对用公家家具，除了会客室的沙发及他自己用的书橱、办公桌椅是公家配发的外，其余都是自家购置的。无论是公家配发或是自家买，均要求方便实用即可，反对配或买高档的。一次，家里的木板椅换成了皮面椅，他好一顿发火。一个大衣橱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用到去世，大衣橱的门关不上，就用旧报纸垫掖着。客厅里的沙发用了近20年，摇摇欲坠还不换。王震同志睡的始终是一张极普通的硬木板床，80年代初床上加了层塑料泡沫垫。王震同志的床头摆放的是任弼时儿子任远远手工制作送他的简陋的台灯。白天，他在院里散步，发现厕所灯亮着，马上找人关掉，并教育家人和工作人员要节约用电。晚年，他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痰多。外出时，警卫参谋口袋里装着手纸巾，备着给他用。他批评说这是浪费，让用一个废罐头盒盛点沙子放车上，回家后换上新沙子下次再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尽管他身体十分虚弱，无力抬头吐痰，为节约一张纸巾，仍坚持要十分吃力地侧过身把痰吐到痰缸里，不让医护人员用纸巾接。谈及此事，医护人员和身边其他工作人员都激动地流着泪说：“王老是我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辉榜样！”王震同志去世后，许多人赶到翠花湾九号吊唁，见到这位开国元勋的客厅、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具等是如此简朴后，都感到很惊讶，更多的是感动。
王震同志的夫人王季青说：“我们结婚后直到实行薪金制前，他没有给过我一块钱，也没有给我买过一件东西。实行薪金制后，他定的五级每月370多块，三年自然灾害时，他的工资减到了340元。他口袋里从来不装钱，也从来不花钱，不问他的工资哪去了。我定工资是12级，每月170元。孩子们参加工作后，他说家里花钱的人少了，通知管理员不要给我领工资，把工资全部交党费。这样我一年多没有领工资。后来大孙女由我们来带，照顾不过来，又要请人，他一个人的工资的确不够花了，我才又开始领我的工资。”王震同志先后把节约的几千元钱捐赠给湖南浏阳家乡支援建设。在晚年，又先后把节约的上万元捐赠给了他担任理事长的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他节俭自己，为的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革命事业。
最后说说礼品的事。王震同志的老部下多，战斗、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多，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有时有的带盒茶叶什么的，王震同志也不好意思拒绝。但数额稍大时，王震同志都坚决退回或作价付款。1961年春节前，黑龙江垦区让火车托运来一头肥猪。王震同志发现了，立即通知农垦部食堂管理员拉走，让机关的同志过个好年。王震同志的炊事员陈师傅回忆说：“那时王老家五口人，每天凭本只能买五毛钱肉，正是过苦日子的时候。我要砍下两斤，王老坚决不让，眼睁睁让拉走了。”1962年秋，王震同志的家乡浏阳蜜桔大丰收，给他带来三筐共150斤。当时浏阳的蜜桔每斤两毛钱，王震同志则按北京的市价每斤四毛钱付给了家乡来人。他还亲自写信给中共浏阳县委，要求他们要坚决执行中央有关不许送礼的规定。大别山老区湖北罗田县是王震同志直到晚年都密切联系的点。时任罗田县副县长王宗武经常带点板栗、绿茶等土特产来看他，他每次都要自己的管理员算清付钱。开始，王宗武过意不去并开玩笑说：“这是王老见外。”王震同志作正色答：“大别山许多事情还没有完全办好，人民生活更困难，将来我们到马克思那里报到，本来还交不了差，心里很有愧，怎么还能白吃老区人民的东西，剥削老区人民呢！”听了这番话，王宗武说：“作为开国元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王老，如此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当了国家副主席后，外事活动多了，外宾赠送的礼品，他都按规定上交。有时外宾赠送的技术先进的小型自动照相机，他或交给机械部有关研究所研究，或转赠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或黑龙江农垦总局使用。1990年第11届亚运会期间，全国农垦产品展销会在北京举行，时值王震同志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各垦区联名给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震同志写来慰问信，并送来几箱水果。王震同志在慰问信上批道：“亚运会动员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精神，赠我的礼品转赠亚运会。”遵嘱，工作人员很快将水果送到了国家体委值班室。1991年9月间的一天，王震同志从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后回到住所，发现院里的一个竹筐里摆放着几条大白鱼。他知道，这种名贵鱼，只有黑龙江中苏边界的兴凯湖中才有。他马上找来管理员栗勇问：“是不是东北农垦的同志送来的？”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又马上交待：“送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让他们招待外宾！”栗师傅知道他十分爱吃这种鱼，便悄悄留下一条，但当王震同志发现后，栗师傅又挨了一顿批评。
这就是我作为王震同志身边工作人员所了解的王震同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事迹的一鳞半爪。这些事迹，诞生在那些特定的年月，但这些事迹，折射着我们党老一辈革命家熠熠生辉的高尚情操，也是那个特定年代共产党人保持本色、密切联系群众特有的方式。王震同志身上体现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秀品质，完全是其内心世界的流淌，没有丝毫的做作。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