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新华书店
江林泽
摘要：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新华书店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新中国文化宣传工作的组成部分，新华书店通过大量发行相关图书，有力地宣传了抗美援朝运动；作为规模较大的国营企业，新华书店积极参与捐献运动，为改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生活与军备提供了支持；作为国家最大的图书发行机构，新华书店不仅开展了募集书刊运动，而且组织战地文化服务队奔赴前线，为志愿军提供精神食粮与文化服务。可以说，新华书店为抗美援朝运动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抗美援朝战争正式开始，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在这场社会各界普遍参与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刚刚初步实现统一管理、成为新中国最大图书发行机构的新华书店也积极参与其中，并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学界对抗美援朝运动中新华书店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然存在不够全面、学术性弱等问题。[1]本文拟从新华书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参与的国内宣传、捐献运动、前线服务等几方面工作入手，尝试全面梳理、总结新华书店在整个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作用与贡献，以期深化相关研究。
一、新华书店的国内宣传工作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立即进行武装干涉，并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由美国指挥的“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半岛作战，将战火燃至鸭绿江边。为保家卫国，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得不开始考虑应朝鲜政府和金日成请求向朝鲜提供援助乃至直接出兵的可能性。［1］然而，对刚刚摆脱长期战乱的中国民众而言，参与似乎与己无关的朝鲜战争，尤其要与强大的“联合国军”对抗，明显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一封写给《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道出了相当一部分普通民众的心声：“我们既然要保卫和平，为什么又要声援战争？”［2］在这一背景下，大力加强抗美援朝运动宣传，对稳定国内局势、坚定胜利信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要求各地大力开展抗美援朝时事宣传活动，并提出“文艺界和出版界应大量生产各种艺术作品和小册子，以应宣传的需要”，［3］阐明了出版物在此次运动中的重要地位。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扩大抗美援朝宣传——致全国出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者》一文，“建议全国从事发行工作的同志们，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推广一切直接间接有关抗美援朝的优良读物”，并列举了诸如“编印时事读物目录寄发各地读者，组织流动供应队到学校、工厂、市集、军队里去卖书，在公园、火车站等公共场所设置书亭发售时事读物”等发行抗美援朝图书的具体办法，从而对图书发行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4］大量发行抗美援朝书刊逐渐成为扩大宣传的重要方式。
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国营图书发行机构的新华书店迅速将宣传抗美援朝运动、发行相关书刊作为重要工作。1950年12月4日，新华书店总管理处要求全国各级新华书店将以宣传抗美援朝为主要内容的《时事手册》半月刊作为这一时期的推销重点，“争取在全国行销100万份”。［5］为响应上级要求并配合运动形势，各地新华书店纷纷投入到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与图书发行工作中。山东总分店提出，推广抗美援朝书刊是当前的工作重点，各级书店不仅要在门市显著位置集中陈列相关时事书刊，而且要到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和农村中广泛开展流动供应。［6］华东总分店发起成立了上海市出版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委员会，组织全市出版界举行示威游行，并“携带大批宣传品及抗美援朝书刊，活动在郊区街头、市区里弄、工厂学校、车站轮渡，展开普遍而深入的宣传工作”，受众超过10万人，销售抗美援朝书刊2.4万册。［7］北京分店“在门市部利用橱窗、广播向读者介绍书刊”，并成立“流动服务队”，“巡回各剧院、电影院、公共场所介绍推销”，《时事手册》“每次进货，均为读者抢购一空”。［8］在全国新华书店的大力推广下，《时事手册》第1期发行14.5万册，“第3期就激增到68万册”，显然，发行抗美援朝书刊已经成为这一时期新华书店的重点工作之一。［9］
1951年3月14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全国宣传教育文化机构“制订今年内的宣传工作计划，来配合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需要”［10］。在其影响下，3月18日，新华书店总店在中宣部和出版总署联合召集的发行工作座谈会上初步提出了1951年发行抗美援朝书刊1亿册的工作计划。［11］5月5日，新华书店总店将这一计划正式提交出版总署，提出在1951年内，“组织一切发行力量，发行直接与抗美援朝运动有关的各种书刊”，其中包括图书5610万册、期刊5002万册，并对各总分店的发行任务都进行了详细分配，而且要求“任务一经确定，只准增加，不准减
少”［11］（pp.151~154）。在新华书店总店下达计划的基础上，各总分店还自行增加了发行任务。中南总分店在总店分配的2239万册的原计划之上，主动提出追加1000万册。［12］华东总分店同样将发行任务由3618万册提高至5000万册。［7］（p.144）5月22日，出版总署批准了这一发行计划，在充分肯定总店所提出的发行抗美援朝书刊“是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完成了这一工作就等于在朝鲜战场打了一个大胜仗”的同时，出版总署在补充指示中进一步强调：“通过这一行动，可以加强千百万读者对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认识，提高他们对抗美援朝斗争胜利的信心”。［11］（p.150）从上述计划、指示可以看出，新华书店乃至出版总署高度重视图书发行工作对抗美援朝运动宣传的重大作用，这一发行计划的制定对深化宣传具有重要意义。
在政治形势与发行任务的双重要求下，大量发行抗美援朝相关书刊成为各级新华书店的中心任务。由东北总分店首创的“配合一定时期的政治任务、有重点地大量发行几种书刊”的重点发行方式迅速推行到全国，逐渐形成了密切配合政治任务、取得党委领导支持、广泛组织社会发行、充分动员、周密布置的重点发行经验，并成为新华书店抗美援朝书刊发行工作中的指导思想。［11］（pp.283~284）
新华书店主要采取了三种发行方式：一是动员学生帮助推销。湖南分店“在长沙市组织学生近万人，推销抗美援朝书刊，一次即销出9万册”；［12］（p.76）青海分店则在省文教厅的支持下，组织西宁500多名学生“组成抗美援朝书刊发行小组，利用暑假分多路推销，一个月中发行3800多册”。［13］二是组织社会力量代销。1951年6月16日，武汉分店全体员工利用“亲友关系串联推销，一天之内就有近百家文具店成为新华书店的代销处，主要街道的商店橱窗，几乎都贴上了《美帝侵华史》的宣传图片”；［12］（p.298）陕西蒲城支店召集同业、代销处、合作社和邮局等26个相关单位，安排其“结合课本供应发行抗美援朝书刊，20天中销售2万余册”。［13］三是新华书店员工上街下乡，主动进行宣传推广与流动供应，这也是最重要的发行方式。中南总分店不仅制作了“巨大的《时事手册》模型，抬着上街宣传”，而且多次组织工作人员下乡，流动供应相关运动书刊；［12］（pp.93, 75）山西分店提出“走到乡间，送书上门”的工作口号，各级书店“领导带头组织职工担书下乡，走村串户宣传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发行志愿军英勇战斗的图书和宣传画，不少地方出现了‘村村买书，家家贴画’的热烈场面”。［14］
从发行数量来看，新华书店采取的组织代销与流动供应相结合的发行方式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统计，1951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出版的与爱国主义、抗美援朝相关的宣传手册共计20种，“发行数量超过一切期刊，对于全国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起了极大的作用”。［11］（p.221）其中，仅《时事手册》每期即可发行350万册，各类时事期刊发行数较之1950年同期增加18倍。［11］（p.422）截至6月底，“根据华东、东北、中南、西南、山东、西北6个地区不完全的统计，半年来已经发行了有关抗美援朝书刊4512万册，仅华东一地就发行了2170万册，东北发行了1400万册”。［11］（p.282）到1951年12月，年初制定的1亿册发行计划基本完成。［15］在相关书刊中，《美帝侵华史》、《抗美援朝小丛书》、《朝鲜前线通讯集》、《时事手册》等发行数量最多。［16］新华书店的图书发行工作，充分宣传了抗美援朝运动，在民众中广泛普及了爱国主义思想，从而对稳定后方局势、支援前线战斗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新华书店的捐献活动
发行图书、进行宣传是新华书店的本职工作，除此之外，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新华书店还号召员工积极参与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开展的数次捐献运动，为救济朝鲜难民、改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条件与军备水平提供了支持，从而为前线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贡献。
1951年1月12日，由于朝鲜前线出现大量难民、伤兵，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开展募集救济品慰劳品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组织国内民众为中朝士兵和难民捐献救济品与慰劳品，揭开了抗美援朝捐献运动的序幕。［17］1月14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在《关于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救济朝鲜难民的通知》中提出：“据朝鲜较远、运输不便的地区，一概募集现金，包括人民币和金银首饰”。［10］（p.85）19日，新华书店总店全体职工响应号召积极捐款，共捐献人民币426.3万元（旧币，下同），金戒指1枚，衣物110余件。［5］（p.120）此次募集救济品、慰劳品运动为随后开展的捐献运动确立了几条原则：第一，发动全民参与；第二，以捐献现金为主；第三，在举行捐献的同时继续教育民众。中共山东分局在《关于开展抗美援朝捐献运动的几点指示》中明确指出：“这次捐献运动不仅是为了鼓励在朝鲜前线浴血抗战的中朝人民战士，而且是为了以群众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育影响群众，启发群众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自觉精神，把抗美援朝运动普遍深入到每个群众中去。因此这个运动的开展，必须从宣传教育群众出发，而不是为捐献而捐献，使群众完全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捐献，而不能用任何的强迫或摊派的方法。”［18］由此可见，为前线战士捐献物品仅仅是开展捐献运动的目的之一，使群众继续接受教育则是其更深层的原因。
因朝鲜前线战事胶着，特别是敌我双方军备差距较大，加之我国财政紧张，故有进一步教育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坚定胜利信心的必要。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在强调“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在一切方面都能完全压倒敌人”的前提下，承认“困难的只是我们的飞机大炮等武器还不够多”，因此号召“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开展爱国的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运动，用新增加的收入的一部或全部，购置飞机、大炮等武器，捐献给志愿军和解放军，来加强他们的威力，巩固我们的国防”，对于各单位捐献的飞机、大炮等武器，“将冠以捐献单位的名字，作为光荣的纪念”。［10］（p.96）在随后发布的捐献具体办法中，抗美援朝总会进一步要求，“为了便于计算起见，所有捐献一律以人民币计算”，并规定“捐献人民币15亿元即作为战斗机一架，捐献人民币50亿元即作为轰炸机一架，捐献人民币25亿元即作为坦克一辆，捐献人民币9亿元即作为大炮一门，捐献人民币8亿元即作为高射炮一门”。［10］（pp.835~836）由此，全国范围内捐献武器运动正式开始。
1951年6月3日，新华书店总店通知全国各级新华书店，号召全店职工合力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按抗美援朝总会规定，以捐献15亿元代替飞机实物，并对各总分店进行了捐献数额分配。［19］6月14日，总店全体职工发出《为捐献“新华书店职工号”飞机致全国新华书店职工同志们的信》，对此次利用增产节约进行武器捐献的具体方法提出了建议：第一，捐献通过加班或流动供应等额外劳动带来的工资收入；第二，捐献稿费、奖金等额外收入的一部分或全部；第三，在不影响生活的原则下，自愿捐献个人薪金。［20］在总店号召下，各地新华书店纷纷开展了增产节约捐献武器运动。华东总分店规定：参与门市加班者，每天发一天半的工资；组织流动供应者，按营业额予以提成；利用业余时间向外推销的书刊一律以九折优待，上述额外收入、提成和优待部分均可作为增产成果加以捐献。［21］西北总分店员工的捐献活动与之大同小异，“在公休假日出外推销抗美援朝书刊捐献销售折扣，或加班加点捐献加班费，或在业余时间出外揽活捐献所得收入”。［13］（p.153）据当时刚刚进入广州新华书店的关玉联回忆：“每月只有20多元工资，扣除伙食费之外，口袋里只剩余6~7元钱。适逢那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社会上热情捐献飞机大炮，书店同志都踊跃认捐，但口袋那么少钱怎么办？便请财务科按月扣发少许参加捐献。我当时就连续扣了6个月。”［22］不难看出，新华书店员工在捐献过程中也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实现了“以群众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育影响群众”的运动初衷。
经过大力号召及合理推动，新华书店员工利用增产节约省出了大笔资金，在捐献武器运动中成绩斐然。仅据华东总分店记载，劳动模范王述信1人即捐献100发子弹，陈景初捐献5个手榴弹，上海分店南京路门市部捐献57.8万元，“编辑部张玫在动员大会上捐出一只订婚戒指，回家后又动员她的爱人把另一只订婚戒指也捐献出来”。［7］（p.146）截至1952年7月底，新华书店总店共收到全国各级新华书店捐献22.8亿元，超额完成了捐献“新华书店职工号”战斗机1架的任务。［5］（p.135）在向全店员工发出的《为完成捐献任务给全店同志的祝贺信》中，新华书店总经理徐伯昕，副总经理王益、史育才高度评价了新华书店员工在运动中的贡献：“由于同志们的努力，使我们的志愿军在前线多了一架新的战斗机和一门高射炮。这次捐献运动，密切地结合增产节约，因此不但完成了捐献任务，而且还推进了我们的发行工作。通过这次捐献运动，同志们大大地提高了爱国主义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创造性，这是一个更可宝贵的收获。”［5］（p.135）这不仅是对新华书店职工在武器捐献运动中优异表现的赞扬，也是对作为国营企业的新华书店及其工作人员在历次捐献运动中所展现出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总结。
三、新华书店的前线服务工作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新华书店的突出贡献不仅局限于在国内发行图书与捐献财物，为使在朝鲜前线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能够获得丰富的精神食粮，新华书店还在国内开展了两次募集书刊运动，并组织随军书店和战地文化服务队，将志愿军需要的书刊发行到战争第一线，从而为志愿军战士提供了形式多样的文化服务。
（一）组织战地文化服务队和随军书店
新华书店很早即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工作。1950年11月15日，根据政务院和出版总署的安排，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抽调了11名员工前往东北，参加抗美援朝后方工作。［5］（p.115）12月20日，为满足前线指战员的文化需求，东北总分店抽调12名工作人员组成首批随军书店，在东北军区的帮助下前往朝鲜前线。据参与其事的王志高回忆，因需求紧急，首批前往朝鲜的工作人员仅靠每人的背包装载了一批图书带到前方。［23］到达志愿军总部后，2人回国汇报前线情况并转达部队需求，其余10人则根据志愿军宣传部的指示分为3个小组，在前线部队中设立战地阅览室和流动图书馆，提供图书借阅服务，“一本本画册被翻得书页鼓胀，书角卷起，书都变形了，战士们你传给我，我传给他，书页散了，战士们用针线钉起来，书皮坏了，战士们仔细地贴补上”，随军书店的工作受到了志愿军的热烈欢迎。［23］（p.379）
显而易见，新华书店到朝鲜战争前线为志愿军发行图书的尝试是极为成功的，既满足了前线战士的文化需要，又有其政治意义。但随着活动的深入，问题也随之而来，仅仅10人靠背包提供的图书显然不能满足数十万志愿军的需求。一名志愿军干部说：“书太少了。一部电影可以几十人，几百人，上千人看，可是一本书呢？只能一个人看。你们一个人可以到一个连队去，这么一个大战场，你们才能转几个团？”［23］（p.378）前线战士迫切的文化需求既对新华书店进一步扩大随军书店的规模提出了要求，又推动了国内募集书刊运动的开展。
1951年1月6日，新华书店总店发出《为开展战地文化服务工作的通知》，责成东北总分店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商洽组织战地文化服务团，“负责供应前方抗美援朝工作者的文化食粮”，并要求各级新华书店发起募集书刊运动。［24］3月，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联系东北总分店，希望新华书店增派战地文化服务队队员，多向志愿军运送鼓舞士气的图书、画册。随即，新华书店总店在全国选派了50名工作人员奔赴朝鲜战场。［15］（p.611）在同期召开的工作总结会议上，此前的随军书店被正式定名为“战地文化服务队”，确定了在志愿军部队中普遍建立连队图书馆的方针，并在志愿军后勤部设立大队部，［23］（p.380）下设6个小队，其中4个小队在战斗部队或休整练兵部队中开展流动借阅和建立连队图书馆，1个小队设在安东市，负责书刊的转运和保管，1个小队设在志愿军后勤部，负责分发书刊与联系工作。［25］
在志愿军部队中，战地文化服务队积极参与了包括图书供应在内的各种文化工作，包括：第一，开展图书流动借阅。据战地文化服务队队员石玉明回忆，其所在小队到达驻守朝鲜东海岸的志愿军某部后，又分成两个流动展览借阅小分队，一个在直属部队开展借阅，仅5天就有114人借书226册，“有的连队从30里外派人来借书”；另一个深入到前沿连队组织展览借阅，“仅20天就有900多人借书1900册”。［25］（pp.233~234）第二，建立连队图书馆。由于书店人力有限，为了更好地满足战士的需要，战地文化服务队以营为单位开办图书馆骨干训练班，帮助各部队建立连队图书馆，其所需书刊由战地文化服务队负责供应和补充。据统计，战地文化服务队在志愿军中共建立图书馆7662个。［25］（pp.236~237）第三，战地文化服务队队员作为文化干部，还积极组织、参与志愿军各部队的文化教育活动。有的小分队通过讲解宣传画介绍祖国的建设成就与国内民众支援前线的情况；有的小分队利用弹壳和废旧物品制作跳棋、象棋等，丰富战士的文化生活；［25］（pp.234, 236）对于即将参加战斗的队伍，战地文化服务队的队员们会“选择战士们熟悉的英雄故事，或真人真事，鼓励部队的杀敌情绪，给部队以生动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26］
在朝鲜前线工作的2年零7个月时间里，战地文化服务队共发出图书1377万余册，“从鸭绿江到三八线，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整训部队到前沿部队”，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图书借阅发行网络，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鼓舞战斗情绪、推动文化学习和丰富文娱生活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27］在朝鲜战场上，《董存瑞舍身炸碉堡》、《英雄连长杨根思》、《郭志田英雄排》、《侵略者的下场》等书刊最受志愿军战士的欢迎。［15］（p.611）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战地文化服务队随志愿军部队回国。［28］
（二）开展募集书刊运动
如前所述，在组织战地文化服务队的同时，新华书店还在国内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募集书刊运动。1951年1月6日，新华书店总店发出《为开展战地文化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国各级新华书店为志愿军募集书刊，标志着第一阶段募集书刊运动的开始。［24］各地新华书店积极响应。据华北总分店统计，山西分店“配合当地机关、学校、团体大力开展这一工作”，一个月内即募捐到书刊5.7万册，慰问信、慰劳品381件；天津分店“出动宣传彩车，以‘多捐一本书，就是对志愿军增加一份鼓舞’，到街头开展宣传”，募得书刊15.5万册；北京分店“组织职工开展了抗美援朝义卖活动”，共计收到捐赠书刊36.35万册、代购书款1.4亿元、慰问品5766件和慰问信362封。［5］（pp.126~128）另据东北总分店总结，哈尔滨蛋品公司工人在10天内捐献书刊8000余册，沈阳市工商联合会在80个行业中募得书款3000万元，买书3万多册，通过募捐活动，“读者不但乐意捐了书，还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29］截至1951年8月，全国人民捐赠书刊达550万册以上。［11］（p.283）募集书刊运动的第一阶段告一段落。
从募集书刊的数量上来看，运动的第一阶段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不能完全满足前线需要。另外，在这一阶段暴露出募集到的一些书刊不适合前线战士阅读的问题。1951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各地各界同胞也给志愿军寄赠了一些书刊，但一方面是数量仍嫌不足，另方面是有些赠送的书刊，内容不尽适当，有些是内容太深了，不适合志愿军战士们的文化水平，有些是内容不正确的。由于精神食粮供应状况的不能令人满意，再加上现时前线有了可能用更多时间来进行练兵和学习，改善对志愿军精神食粮的供应工作，就更加成为迫切需要了。”［30］文章既肯定了前一阶段募集运动的成绩，又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1951年8月17日，新华书店总店通知各级新华书店，从9月1日至12月31日，在为期4个月的时间里将开展第二阶段的募集书刊运动，不过与前期运动不同，此次募集的主要形式是“募捐现金代购书刊”，如果“读者直接捐赠自己的书刊，收书后要进行审核”。［5］（p.141）在10月10日发布的详细通知中，总店重申了《人民日报》的观点，“过去在募书工作中，有的地区没有负责审阅，使得很多不适合战士们需要的书刊，甚至内容错误的书刊也运至前线，不仅浪费运输力量，且引起不好的政治影响”，为此，“我们已请抗美援朝总会选定了一批书刊，印出目录供各地人民购赠时选择，望各级店严格按照此项目录劝募”。［11］（p.358）由此，募集书刊运动由第一阶段的群众自愿捐赠书刊，变为第二阶段的按照推荐目录捐赠现金、再由新华书店代购相关书刊。在第二阶段的募集书刊运动中，全国人民再次捐赠了价值相当于700万册图书的现金，由各个出版社印制后送往朝鲜前线，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还拨出专款印制了86万册有关战斗英雄故事的连环画。两次募集书刊运动共收到群众捐赠书刊1300多万册。［31］
总体而言，募集书刊运动不仅为前线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且“在各界人民中扩大了爱国主义的宣传，加深了对美帝的仇视、蔑视、鄙视的心理，尤其是广大的工人、农民等基本群众表现得更为积极，因而也推动了从来不问政治的人参与了这一运动”。［32］通过募集书刊运动与战地服务工作，新华书店在为前线战争胜利做出了直接贡献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了对国内民众的宣传与教育。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国几乎每一个机关、企业甚至每个国民都积极参与其中。作为新中国规模最大的国营图书发行机构，新华书店“不是为了做生意赚钱”，而是“替人民和国家做事”。［9］（p.127）在宣传方面，新华书店利用“各级分支店满布于全国各地”的优越条件，通过发行1亿册相关书刊将抗美援朝宣传“普遍深入到每一个城市和每一家工厂每一个农村里去”［11］（pp.150~151），大大提升了国内民众的政治觉悟与爱国主义精神；在支援前线方面，新华书店不仅积极参与捐献运动，为改善前线官兵的补给条件与军备水平做出了贡献，而且通过发起募集书刊运动和组织战地文化服务队，为志愿军提供了精神食粮，正如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所感叹的：“在我们全国范围内，有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我们的骄傲，在出版总署系统内，有你们战地文化服务队是我们的骄傲”。［33］
总的来说，无论国内宣传还是前线支援，新华书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出色成绩，“一方面提高了群众对美帝国主义仇恨心，另一方面也使朝鲜前线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知道祖国对他们的关怀与支援，从而也提高了他们的胜利信心”，为抗美援朝的最终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34］这不仅充分反映了新华书店员工的积极工作与奉献精神，而且展现了在新中国统一领导下的国营文化事业的强大力量。通过参与抗美援朝运动，新华书店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在随后的政治宣传与文化传播工作中，作为新中国重要文化宣传机构的新华书店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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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汪耀华：《捐书捐飞机：新华书店系统的抗美援朝往事》，《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1日。
［22］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州文史》第72辑，广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23］新华书店总店编：《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新华书店总店1987年版，第376页。
［24］《新华书店总店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343页。
［25］新华书店总店编：《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230~231页。
［26］《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关于朝鲜战地文化服务队给新华、国际、中图的信》，《发行通报》1953年第9期。
［27］《朝鲜战地文化服务队工作概况》，《发行通报》1953年第9期。
［28］汪轶千：《活跃在朝鲜战场上的新华儿女》，《出版史料》2005年第4期。
［29］《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募书工作总结》，《新华通报》1951年第8期。
［30］《（一）请多多把精神食粮送给志愿军》，《人民日报》1951年8月15日。
［31］郑士德：《此生近百岁，拓荒无尽时——记出版发行家李文的艰苦创业历程》，《出版史料》2010年第2期。
［32］《新华书店山东总分店1951年上半年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9月18日）》，山东省档案馆：A028-01-113-007。
［33］《朝鲜战地文化服务队在京活动情形》，《发行通报》1953年第9期。
［34］《关于在发行工作中贯彻思想性和政治性的总结报告（1952年11月25日）》，山东省档案馆：A028-01-138-011。
［收稿日期］2017-05-04
［作者简介］江林泽，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100875。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当代社会史”（10&ZD07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管见所及，侯松涛的《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中共中央党校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简要提及了抗美援朝宣传动员中书籍的出版发行工作；汪耀华的《捐书捐飞机：新华书店系统的抗美援朝往事》（《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1日）对抗美援朝运动中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开展的相关工作进行了论述；汪轶千的《活跃在朝鲜战场上的新华儿女》（《出版史料》2005年第4期）则叙述了战地文化服务队的成立与工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