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红军老政治工作者的金石之言

双  石

傅钟（1900.6.28～1989.7.28），四川省叙永县人。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生涯中，傅钟历任支部书记、总支部局副书记、师政委、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边区省委书记、大学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参加了长征。

傅钟当了一辈子的总政副主任，参加过延安批判张国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从此与“张国焘路线”彻底划清了界线，更加坚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政治立场，从此不再动摇。1945年，傅钟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反对山头主义》的发言，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受到毛泽东等与会同志的称赞。

《西北局的光荣使命》是他于1987年12月撰写的文章，这个时正是一些为“密电”和“西路军”“翻案”、“平反”风潮正盛的时候，但傅钟一直坚持他在延安会议后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没有去附和这个潮流，表现出了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担待和担当的态度，令人钦佩和敬仰。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弼时同志主动找我谈话。他讲了二方面军七个多月的艰难行程，也称赞四方面军的《二次北上政治命令》和《北上抗日政治工作保障计划》搞得不错。他对我信任很深，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发的小册子，讲和党中央的分歧，一方面军“不辞而别”，散布不和，损害团结，为什么要发给我们？那是不应该发的。随后，他开门见山问我：“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呀？”我不加思索地说：“不知道。”他很惊讶。我说当时确实如此，不知道怎么闹到了那种地步。他仔细地听我说了我的经历和所见、所闻。

毛儿盖会议后，我在右路军前敌指挥部任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是陈昌浩同志，徐向前同志是总指挥。尽管张国焘对我们说过一些挑拨离间的话，诸如，中央对徐向前不信任呀，要让陈赓来改造四方面军呀，等等，但都知道他的为人，并未深究，而且对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完全同意的。所以王稼祥同志说：“看来你们和张国焘是有争论的。”这段时间令人不安的是，陈昌浩同志非常傲气。我看到他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面前也是旁若无人，对党中央、一方面军说些令人十分难堪的话。我看不下去，表示了意见，陈就要我离开政治部，到包座前线部队进行战地工作。随后李卓然同志也去了。九月十一日清晨，突然来了骑兵通信员，送来陈昌浩的“特急飞传”的信件，里边是张二指宽、四寸长的纸条，写着：傅钟、卓然：赶快回来，中央夜里秘密开走，去向不明。他们丢下我们“开小差”，用意何在？飞速来议。

这突如其来的事变，真是霹雳盖顶，卓然和我都懵了，象被窒息了一样说不出话来。回巴西！于是丢下带来的工作人员，我和卓然快马加鞭，往巴西飞跑。到达巴西已时过中午，见陈昌浩同志在大庙里，庙里坐了好多人，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斜卧在门板上。我靠近他坐下。陈昌浩同志开始讲话，神情暴躁至极，说中央“右倾”，“怕死”。丢下我们“逃跑”了。许许多多难听的话都脱口而出。人们听了更觉茫然，心神无主，难过极了！昌浩说完，问谁有话讲。我说没有，卓然也说没有。向前同志难受得很，叹气，无语。天近黄昏，陈昌浩宣布南下，口号是“打回通南巴！”要政治部对部队进行动员。我问昌浩：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昌浩说：傅钟，你不必担心，我们还有几个军，自有出路！你们搞好政治动员。在庙外草场上，我面对部队说不出话来，心慌意乱；只讲了讲行军注意事项，什么绑腿要打好呀，脚布要包好呀，防止“烂脚病”呀，要发扬阶级友爱呀，东一句西一句，言不由衷，匆匆结束。

第二天，黎明即起，在凄风苦雨中南下，人们的心象被浓厚的乌云紧紧包裹着，部队情绪和北上完全相反。走了十多天才知道，原来不是去通南巴！待到过了板阳，十月初，张国焘、朱总司令从阿坝方向来到卓克基，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后改为三十二军）又会合在一起，七、八万人，浩浩荡荡！但想到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已远去北方，不免感到孤单和不安。徐向前同志说过，合而再分为兵家所忌。但张国焘是不懂这个道理也听不进这种意见的。有天晚上，他突然召集会议宣布成立“中央”，自任党的军委的“主席”。一下子就乱了！胡说的、胡喊的，混乱极了！错误也罢，罪恶也罢，张国焘闹独立，搞分裂，这算坏到了顶！

任弼时同志是敏于事而慎于言的，听过我讲的过程，严肃地问我：“北上有决议没有？”

我说：“有。”

“有，为什么不执行？”

弼时同志这个提问，一针见血，刺中我的思想深处。尽管草地的凌晨格外寒冷，我身上还是不由得冒出了汗。关于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上，党中央都作了决议或补充决定，其中有两个会议我也列席在场，但却没为执行和维护它进行坚决斗争。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过失。后来我多次为此作过自我批评。但这天晚上，弼时同志没有再说什么，只要我明天到总司令部机要科去看电报，说：“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

看过电报才知道，原来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不少重要事情我根本不知道，不是弼时同志打破张国焘的封锁，我还是被蒙蔽着。比如：中央率一、三军团到俄界后，不仅等了三天，来电七次，规劝张国焘放弃“南下”，跟随北上，而且直到九月十八日，彭德怀、聂荣臻同志等还致电张国焘，告知他们已占领甘南的大草滩一线，当地的物资丰富，汉、回民众热烈拥护红军，“请你们立即北进”。显然，中央一直是坚持两河口会议精神，希望、等待并准备接应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对争取张国焘一起北上真真做到仁至义尽。所以弼时同志再次和我长谈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

这对我启发很深，彻底分清了是非。

关于张国焘自立“中央”问题，弼时同志说己在李卓然同志那里了解过。

我说，那个委员名单，全是张国焘和黄超搞的，别人概不知道。那天晚上开会，事先都不摸底，陈昌浩同志也不晓得要干什么。经过十来年艰苦奋斗和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创造的红军，眼看分裂到这种地步，谁不痛心叹惜妮？所以不管当时一些同志胡说了什么，胡喊了什么，都是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所使然，党会理解的，历史会澄清的。弼时同志就是这样，以布尔什维克的实事求是态度对待这个问题，团结了所有同志。我把那次会上的记录给他看过，他明确指出：“责任全在张国焘，事是他干的，人是他定的，你们谁管得了？”

后来，弼时同志没有为此批评哪个同志。对我则非常诚恳地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当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他的这些话贵如金石，在我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不仅使我经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会引起新的震动。

有一天，弼时同志当面告诉张国焘已和我谈过话。张国焘满脸不高兴又不好明讲，只是说，可以再多找几个同志谈谈。还指名可以找谁谈谈。弼时同志说，和傅钟同志还没有谈完，以后再找别的同志。他清楚张国焘的用意，是要让听他的话的人来施加影响，混淆是非。弼时同志的明确答复，既是保护我，也击破了张国焘的圈套。

弼时同志继续和我谈的，是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问题。在那些天里，张国焘一直散布：他取消了“中央”，和中央那边是平等的协商关系。说是陕北那边改称西北局，这边是西南局，象上海局、北方局一样，都由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统一领导。对此，弼时同志只是静心听进去，没有说过什么。这天晚上他向我了解为什么这样提出问题？自立“中央”，已是我们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分裂危机，既然宣布取消了，为什么还不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我向他汇报了问题的由来和变化过程：

张国焘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南下红军打下芦山县城之后公开打出“中央”旗号的，党中央严厉批评了他的分裂主义行为，指令他不得再自称“中央”。一九三六年元旦，毛泽东同志给朱德同志的新年贺电说，不仅已和上海局发生联系，也同国际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自然，对于张国焘，这也是个警告。不几天，张闻天给张国焘来电说：“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这算是直言相劝了！到一月下旬，中央电告“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要点时，从国际归来的林育英同志来电肯定党中央是正确的，也要他取消自立的“中央”，成立西南局，直属驻国际代表团。朱总司令、刘伯承、徐向前同志等本来就反对他自立“中央”，这时也都劝他接受林育英的“通融”办法，目的是维护党的统一，早日把他那个“中央”撤掉，结束分裂状态。但张国焘坚持反党立场，又耍诡计，一面表示愿谋党的统一，一面却提出这里是西南局，陕北（党中央）那边要改为西北局，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他还是个不承认党中央、反对党中央统一领导的主意。

弼时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五月二十日中央有过电报谈了与国焘的关系，“暂时采用协商方式”，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而以和谐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中央没有讲与他是平行的“局”间关系，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关系，而且我们驻国际的代表团是党中央派出的，怎么能颠倒过来领导党中央呢？

弼时和我都会俄语，这有利于我们把心底深处的话，包括直接批驳张国焘的话都可以无所顾忌地说出来。对于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他极为愤慨，说：搞派别活动是张国焘的老毛病，斯大林都知道，想不到会发展的这样严重。他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是维护党中央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他用俄语说：列宁是非常重视统一问题的！列宁说过，统一对工人阶级是无限宝贵的，无限重要的，在斗争中是最伟大的武器！而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党的真正统一是不可能的。我们再不能让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了！弼时同志这种坚定的鲜明的维护党的统一的态度，对我教育极为深刻。

经过几次和弼时同志的竟夜长谈，使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党内制造的政治上的阴霾，思想上的糊涂，组织上的混乱，有力地得到了澄清。按照弼时同志的见解，我和王建安同志、袁克夫同志等四方面军与四方面军政治部的高级干部作过长谈。他们完全赞成弼时同志的意见，并积极主动地在部队中进行了团结一致和维护党中央统一领导的思想教育。这样，指战员的精神面貌显得更加生机勃勃，对二方面军同志的感情更加亲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