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心中的一件痛事
刘炳峰
在毛泽东故乡韶山正北偏西约300公里处，有一座小县城叫“南县”。1904年8月19日，在南县南洲镇火箭村诞生了一名男婴，他就是后来成为我军早期名将、29岁被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冤杀、建国后被毛泽东誉为“共和国第一烈士”的段德昌。初次相见，段德昌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
1921年4月下旬，毛泽东以湖南省督学身份，与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陈书农到洞庭湖区各县考察教育情况、体察社会民情。他们从长沙出发，经岳阳到君山、湘阴、华容，于5月初到达南县。这时，段德昌正在该县第一高等小学（今德昌小学）就读。毛泽东一行进入南县后，上任仅两个月的县劝学所所长严世杰向三位省城来人汇报了南县的教育情况。汇报中，严所长无意中谈到一个学生名字，就是县一高小号称“孩子王”的段德昌。
原来，这年年初，县一高小闹过一场风波。原校长因贪污食堂财物，学生伙食极差，大家的意见很大。段德昌为此发动全校学生抗议造反。事情传到县里后，当事人被各打五十大板，校长被撤职，段德昌也受到处分。毛泽东听罢，心头一震，不由想起此前曾有学生给他写信之事，印象中寄信人好像就叫段德昌。毛泽东很想见一见这位“有勇有谋”的热血青年。不巧，段德昌正在家中照顾生病的父亲，没有在学校。于是，严世杰叫人赶到段德昌家中。很快，一位身着蓝色布衫、看上去十分精神的学生，被引到毛泽东面前。
当段德昌获知这位身材高大、满脸英气的人就是不久前他写信反映情况的省督学毛润之时，惊喜不已，上前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在交谈中，毛泽东发现段德昌的思维极其敏捷，话语幽默，还不时对上课老师进行惟妙惟肖地模仿。这是毛泽东与段德昌第一次相见，却令他印象深刻。当晚，毛泽东又将段德昌叫到住处，继续询问南县乡村的国民受教育情况。段德昌说：“五四运动后，许多在外地求学的青年纷纷回乡投身教育，他们希图革除旧弊，大力倡办新学。现在小学的初小学制四年，高小三年。教学由课堂面授取代了私塾的点授。县立中学于民国2年(1913年)并入县立高等小学，到民国5年停办。去年师范学校在县城办起了师范讲习班。职业学校县城已办两所，一所是今年恢复的县立女子学校；另一所是县乙种商业学校。尽管这样，多数孩子仍然进不了学堂……”毛泽东听得十分仔细，并不时插话。谈话间，毛泽东从包裹里拿出最新出版的《新青年》等刊物给段德昌看。段德昌欣喜地接过书，很认真地翻看起来。毛泽东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将油灯移到段德昌跟前说：“德昌弟，我看你也像我从前一样，遇到好书，就像饿牛闯进菜园子，大口大口地吃个不停哟！”段德昌笑道：“我母亲早逝，父亲在外地任职。我是靠祖母抚养带大的。父亲每次回来都会带些好书给我看，如《天演论》、《民约》等，我都很喜欢读。”他们越谈兴致越浓，不觉东方已露出鱼肚白。毛泽东感到，眼前这位在读的高小生，成熟稳重，很有思想。于是，他对段德昌说：“德昌弟，我们新民学会今年1月1日至3日，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举办了新年年会。会上确定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赞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从今晚你反映的情况看，目前我国国民教育问题很多，改造中国任重道远啊。”他见段德昌紧锁眉头，又语重心长地说：“砸烂旧世界，要靠我们这一代人。青年人就应善于学习各种各样既文又武的方法，将民众组织起来，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段德昌越听越兴奋，尽管通宵未眠却毫无睡意。他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润之兄，与你相识真是三生有幸！俗话说‘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话真的一点不假啊！”
太阳已喷薄欲出。毛泽东走到窗边，推开窗棂，舒展了一下筋骨说：“德昌弟，我们刚到南县，人生地不熟，咱们出去吃饭，饭后你带我去乡村转转，可以吗？”“润之兄，看你说的，你们考察国民教育，我当然愿望为你带路。”就这样，他们吃罢早饭，就起身向乡下走去。毛泽东等随段德昌最先到了九都山，在乡村小学和私塾中进行调研，获得了不少新信息。接连几天，段德昌都过来陪同毛泽东一行走村串户，同吃同住，亲密无间。随后几天里，毛泽东利用考察间隙，让段德昌引导陪同，游览了附近的名胜古迹。
在几日的接触中，段德昌所表现出的机敏和上进，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分别之后，毛泽东写信推荐段德昌去黄埔军校
在南县考察一周后，毛泽东等人准备前往安乡考察调研。临别时，毛泽东拉住段德昌的手，依依不舍地说：“德昌弟，国家的兴旺要靠民众的觉醒，民众觉醒要靠教育啊！希望我们都投身到国民教育的事业中去。”段德昌重重地点点头：“润之兄，放心吧，我今后一定致力于国民教育。”毛泽东离开不久，段德昌就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建议他高小毕业后去长沙读中学，以便投身于省城的革命活动。征得父亲同意后，段德昌乘江轮，远赴长沙，并考取了长沙商业专科学校。
在长沙，段德昌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更多了。他常利用学业间隙参加革命活动。段德昌入学不长时间，家中就传来了父亲病故的噩耗。这意味着家里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无奈之下，段德昌打算辍学回乡。毛泽东获知这一情况后，写信告诉德昌，让他到长沙文化书社“宁乡分社”去做书社的推销助理工作。一来可以在民众中撒播革命火种，二来也能挣点津贴贴补家用。段德昌欣然同意。在书社，段德昌积极工作。他按照毛泽东对书社的要求，将革命书籍的发行工作做的有声有色。在这期间，段德昌结识了在宁乡甲种师范学校任教的谢觉哉。
谢觉哉觉得段德昌赤诚、坦率，将来一定是个可造之才。于是，在谢觉哉指导下，段德昌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共产主义ABC》、《解放与改造》、《各国社会思潮》等大量革命书籍。他一边如饥似渴地读书，一边深入宁乡各学校教师之间，与他们交朋友、送书刊，销售《新俄国之研究》、《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劳务政府与中国》等译著。接着，他又和追求进步的教师、同行一起，在宁乡成立了一个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青年学会”，结识、结交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新朋友，被毛泽东称赞为“好同志”。
一个偶然的机会，段德昌结识了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的共产党员、华容县人何长工。不久，他和何长工一起在华容创办了“新华学校”，何长工任学校董事长，段德昌任副董事长兼教务部长、英文教员。学校大力开展新式教育，积极发展革命分子。段德昌开始亲身践行毛泽东在南县考察国民教育时的嘱托及阐述的教育思想。
1925年秋天，段德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又通过毛泽东经中共湘区委员会推荐，前往黄埔军校学习。段德昌和一同被派往黄埔军校的同事喻文兵一起，经过30多天艰苦行程，步行到达广州，并双双被黄埔军校录取。不久，段德昌被编入燕塘入伍生第二团，随后又以优异成绩升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第二团。
段德昌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毛泽东也来到了广州。一天，当毛泽东从李富春主办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回来路上，意外地与段德昌相遇了。两人热烈地拥抱在一起。良久，毛泽东邀请段德昌到寓所畅叙。从交谈中毛泽东得知，段德昌到黄埔军校学习后，因学习训练刻苦、成绩优异，被周恩来等师生誉为“文武全才”。期间，他参加了由共产党员组成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并成为中坚骨干，带头与国民党极右分子打着孙中山旗号组成的“孙文主义学会”作斗争。“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大肆抓捕共产党人，段德昌和同学们一起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公开信，指责蒋介石“脱离了革命，正在日甚一日地变成军阀”，信中说：“如果我们从前当作孙中山博士的拥护者和学生，跟着你走，那么你要知道，当你背叛人民那天，我们将毫不手软地把你打倒！”公开信很快被送到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读罢勃然大怒，随即下令逮捕了写信者，开除了段德昌。
蒋介石之所以对段德昌手下留情没有逮捕，主要是因为在校学习期间，段德昌的军事天赋曾博得过蒋介石的亲口夸赞。就这样，段德昌留下一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话后，愤然地走出军校大门。毛泽东得知段德昌的事后，对其行为称赞不已，他充满希望地说：“德昌弟，为了对付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组织千千万万的工友农友拿起武器开展革命斗争，建立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你就先到李富春同志主办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去吧。”段德昌赶忙拿出临别时周恩来给他开的去讲习班的推荐信，毛泽东看后说：“那就恩来推荐，我来介绍，先去讲习所学习一段，怎么样？”段德昌高兴地点了点头。
洪湖实战，提出与毛泽东“十六字诀”相似的游击战原则
毛泽东所说的讲习班，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是毛泽东、李富春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州创办的培养我军政治干部的学校。讲习班于1926年2月开学，理事会由代理理事长毛泽东和理事李富春、林伯渠等7人组成，李富春为班主任。当时有学员382人，大部分都是湖南人。从此，段德昌正式成为毛泽东、李富春的一名学生。
在讲习班里，段德昌尤其喜爱毛泽东、阮啸仙关于农民问题的宏论，特别是毛泽东有理论、有实践，诙谐幽默的授课风格，常引起他对自己家乡现状的深思。毛泽东对于这位早已熟识的小弟弟也格外关注，对段德昌提出的每一问题，总是很耐心地一一解答。6月初，在举办了四个月的讲习班结业后，段德昌又参加了国民革命政治部短训班。结业后，他被分配到了第六军任营长。不久，他又以高昂的革命激情，踏上了北伐的征程。从此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论是北伐战歌、南昌枪声，还是潮州血战、弥陀寺起义……到处都有段德昌的战斗英姿。至此，段德昌已从一名充满革命激情的热血青年，真正成为一名有胆有识、智勇双全的红军初级指挥员了。
当北伐军攻克武汉后，随着湘鄂赣农民运动的发展，为了给农运提供骨干，1926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提出在武昌开办“农讲所”。1927年3月7日，武昌农讲所正式开课，学员来自全国17个省，共800余人。恽代英、瞿秋白、彭湃、方志敏、李汉俊、李达等分别讲授主要课程。毛泽东亲自担任《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主要课程教学，并给学员作了对湖南数县农村调查32天后写成的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专题报告。此时，段德昌随北伐军一起进驻武昌。一天夜间，毛泽东正伏案写作，忽然听到敲门声。他开门一看，不禁大喜过望。原来是段德昌和彭德怀前来拜访。
“诶哟，真是贵客临门啊！”说着，毛泽东上前一手一个，拉起段德昌和彭德怀的手，热情地迎进屋内。毛泽东问：“你们两个怎么走到一起的？”段德昌回答：“我现在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德怀是一师一团一营的营长。”彭德怀接过话说：“德昌现在是我们师政治部的秘书长兼《北伐周报》主编，我们是通过团指导员米青引见认识的。”毛泽东说：“德昌可是个难得的人才哟！从宁乡分社走后，又和何长工在华容创办‘新华学校’，还是个英文教员呢。”又说：“你们两个现在都比我强噢，手中都握有不少枪杆子。革命需要笔杆子，但革命成功更需要掌握枪杆子！”毛泽东问段德昌：“德昌，听说北伐军总部有嘉奖令，是通令嘉奖你在指挥北伐战争中所立功绩的？”一听这话，彭德怀没等段德昌回答，就抢先介绍起来。他说：“德昌在中央政治讲习班结业后，先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任营长，随后担任五团党代表。北伐开始后，德昌调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在攻克醴陵、进占平江及汀泗桥等战役中，德昌身先士卒，为部队组织担架、送水送饭、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受到总部通令表彰，被誉为‘铁科长’。攻下武昌后，他升为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我是在一营时认识德昌的，他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呢！”（注：彭德怀曾两次提出入党申请，都是段德昌介绍的。第一次，因当时国共关系处于敏感期，中共决定不在彭德怀所在部队发展党员，彭德怀的入党请求未获批准。1927年10月，彭德怀被告知段德昌再次介绍他人党，次年获得批准。）段德昌谦虚地一笑：“德怀兄，那没什么哩。”“不错就是不错嘛！不必谦虚，功不可没哟。”毛泽东肯定地说。彭德怀继续夸赞道：“德昌很会做思想工作，打武昌前，他到我们营讲话，把全营煽得人人心中象燃起一盆愤怒的火。所以打起仗来那是个个似猛虎啊！”听到这里，毛泽东露出欣慰的笑容。
接着，毛泽东与段德昌、彭德怀又淡起了古今中外的军事思想和著名战例，分析了中国革命形势，并对未来革命进行了展望，一直谈到金鸡报晓……1927年8月1日，段德昌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三师第二团党代表身份，参加了由周恩来、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随后，段德昌受周恩来指示，遵照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转入鄂西农村领导开展武装斗争，点燃了荆江两岸的革命烈火，开辟了洪湖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05月，在总结井冈山游击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派贺龙、周逸群到达湘鄂西，与段德昌一道建立起了以洪湖根据地为中心的“湘鄂西根据地”。在面对国民党四面“围剿”的情况下，段德昌与周逸群一道，在游击战的不断实践中，同毛泽东心有灵犀，总结出了与其“十六字诀”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人多则跑，（敌）人少则搞”的游击战争指导方针。同时，为了将游击队员训练成为正规的人民军队，段德昌在洪湖还特别注重军纪训练，并编写了《红军战士纪律歌》，亲自到基层各连队教唱。这与同一时期毛泽东在1928年春夏于井冈山根据地提出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担任洪湖游击队队长的段德昌带领游击队员，在河港交错、芦林茂密的洪湖地区与敌人周旋、作战，不久他又从鄂西游击队长升任为游击队总队长、红六军的副军长、军长，带领红军和游击队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被誉为“常胜将军”。至此，段德昌已经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高级指挥员、杰出军事家和革命家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了鼓励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在撰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专门对段德昌在创建洪湖苏区、领导游击战争的功绩大加赞赏，称：“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持续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冉冉将星，据理直谏却惨遭冤杀
作为受到毛泽东称赞、贺龙手下的头号战将，段德昌早年对《孙子兵法》熟烂于心，因此深得孙子“动如火掠，不动如山”的用兵精髓。在我红二军团（红四、六军会合后的称呼）的几乎所有大捷，无不闪耀着段德昌的斗争智慧，成为贺龙所部人人称赞的“无段不胜”的铁血将军。此外，作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水上和平原游击战的开创者、电影《洪湖赤卫队》队长的原型之一，段德昌还很善于运用“火攻”。当年，他曾利用当时洪湖地区的天然柴山、芦林，在古赤壁的旧战场上，指挥过多次火烧连营的著名战役，因此还获得了“火龙将军”的美誉。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由各革命根据地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段德昌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段德昌的这一职务是经毛泽东亲自提议，并受到与会代表的认可而当选的。可是，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正当一代将星光芒闪耀、冉冉升起之时，却如昙花一般，刚刚露出笑靥便逝如云烟了。
1931年3月，王明等人为推行“左”倾路线，分别派代表团和“中央代表”到各大苏区改造领导机关。夏曦奉命来到洪湖，担任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上任后，便在湘鄂西地区大力推行“左”倾盲动路线。他认为段德昌的游击战术已经过时，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所创造的“十六字诀”不过是童谣。夏曦提出了一个“三打三不打”原则，即：“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准打大仗、打硬仗，不准打游击战、运动战；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等中心城市，不准打小据点。”（参见贺龙：《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根据夏曦“正规化建设”和阵地战命令，红军和游击队几乎每战必败，即使偶有“胜利”，也是付出了“毙敌800，自损2000"的代价，最后终于导致“洪湖苏区彻底失陷”……
对于夏曦的这种“打法”，贺龙、段德昌等人从一开始就坚决抵制。尤其是段德昌，他心直口快，藏不住话，曾多次嚷着要找“老鸡婆”（老机会主义分子）论理。贺龙多次善意地提醒他：“德昌，夏曦早巳视你为眼中钉，以后说话注意分寸，注意场合，注意方式。”段德昌的抵制被反映到夏曦那里，夏曦马上给段德昌一个党内“最后警告”处分。
洪湖苏区沦陷后，在总结失败的原因时，贺龙、段德昌等大多数人都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左”倾路线、错误的军事策略和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尤其是内部“肃反”极大地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更有人干脆说根据地是被“夏曦杀跨的”。而夏曦则完全持相反观点，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革命阵营内部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破坏的结果。到达大洪山后，夏曦就开始在内部进行第二次“肃反”，并把“肃反”与段德昌挂起钩来。贺龙后来回忆说：“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10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1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原因是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很多老红军后来都用“阴狠”来形容夏曦。在洪湖苏区，段德昌公开“反夏”，虽受到了党内处分，但那时夏曦还能保持几分忍耐。可一出洪湖，夏曦就露出杀心，并且毫无顾忌地把目标锁定在段德昌身上。
面对当时的严峻局面和不利处境，段德昌心知肚明。1933年2月，在参加完中央分局在鹤峰毛坝召开的扩大会议后，段德昌回到家中，对爱人刘淑云（红九师秘书长）说了这样一段话：“分局书记夏曦要继续杀人，我坚决反对，他杀的全是我们党的精华啊，能不令人痛心吗？我估计他很快会对我下手。……你要保重，你腹中有孩子。我们从洪湖一路打过来，征战五省，行程7000里。你将来生了孩子，如果是男孩，你就叫他段五省；如果是女孩，你就叫她段七干，以示对我的纪念好了。”此时，尽管段德昌有了心理准备，但他丝毫没有表现出怯懦。不久，当夏曦宣布解散红军党组织时，段德昌再次站出来厉声质问夏曦：“你把苏区三万红军搞得还剩下多少人？把苏区丢光了，连党也不相信了，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夏曦终于被激怒了。他怕自己的所作所为将来被组织上清算，于是下令将段德昌以“改组派”的罪名逮捕，并不顾苏区人民和红军的反对，不顾段德昌的反复申诉，也不顾贺龙所说的“德昌是开创苏区的元勋，杀了德昌，红军会脱离人民”的忠告，于1933年5月1日，将段德昌杀害于湖北巴东金果坪江家村松树坡。一声枪响，名震遐迩的洪湖名将段德昌猝然倒地。时年仅29岁。
满眼泪花，毛泽东心中难抚之痛
段德昌牺牲后，毛泽东是何时知道这一消息的？当时作何反应？目前并没有相关的文字记载。但有一个事实是十分清楚的：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历时11个月的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开幕式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将“关于讨论党史中六个重大问题的结论意见”提交中央委员会讨论，被会议一致通过并最终形成决议，这个决议就是著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党以来的历史，尤其是1931年初至1935年底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从思想上和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分析了期间发生的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产生的历史背景、内容及其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危害。随后，在同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决定召开中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6月17日，红军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及“七大”全体代表、延安各界代表参加了大会。毛泽东担任主祭，并题写了“死难烈士万岁！”的挽词。在“死难烈士”中，段德昌名列在册。这是段德昌被害后第一次在组织上的公开祭祀。这表明，毛泽东此时已郑重地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被王明错误路线执行者夏曦错杀的红军杰出将领段德昌，正式平反昭雪了。
1951年3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民政部举行颁发全国革命烈士证书仪式。此前，在填写烈士证书时，毛泽东凝望着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印”的烫金证书，神情庄重地思考了好几分钟，随后他拿出序号为“壹”的那张空白证书，用毛笔道劲有力地写下了“段德昌”的名字。由此，段德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号烈士”！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殊荣，是党和人民对段德昌革命功绩的最高褒奖。从这一事件中，足以看出段德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之巨，同时也能看出他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
1955年，人民解放军举行授衔仪式前，毛泽东对段德昌这个军事英才死于“左”倾路线之下，再次表现出深深的哀痛和惋惜。当彭德怀带领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青等几位同志，向毛泽东汇报授衔方案时，毛泽东问“拟授将军以上的同志里边，有多少黄埔生”？彭德怀屈指细算，最后还提到了已牺牲的“段德昌”的名字。毛泽东听后神情一下子严肃起来，他站起身，点上一支香烟，嘴里叨念着“段德昌”的名字，悲伤不已。彭德怀发现，毛泽东满眼泪花，一言不发地摆了摆手。彭德怀不得不中止汇报，悄悄地退了出去。
一直以来，党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段德昌等革命功臣和先烈们。1981年7月1日，在建党60周年庆祝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报告中特意提起“段德昌”的名字，追思、缅怀这位红军早期的著名将领。80年代中后期，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时，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亲自主持开会，通过对我军建军60多年来众多将领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第一次正式确认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33位我军军事家，其中就有段德昌。1989年11月，新当选的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代表中央军委正式宣布，段德昌为我军33名军事家之一。1994年8月经中央军委审议，又增补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3人为军事家。这样，被称为我军军事家的共计36人，段德昌名列第29位。在牺牲的先烈中，段德昌位居叶挺、许继慎、蔡申熙之后，排在第4位。
近年来，段德昌的名字一再被军史学界反复提起。许多军史研究者认为，如果段德昌不被错杀，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和功绩，日后必将被毛泽东所重用，并独当一面，上升为共和国开国元帅中的前几位都是很有可能的。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但却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后人对段德昌的认可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