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开始仍然由党的负总责博古主持。博古做“主报告”，周恩来做“副报告”。博古从客观上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转移以来所遭受的严重损失进行辩护，周恩来则从主观上承认军事指挥上存在错误，同时婉转的把自己与李德、博古加以区别。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列出的提纲发言，批驳博古、周恩来的报告完全错误。毛泽东长时间的发言，直指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完全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得到参会者的“欢呼”。朱德、林彪、彭德怀等将领相继发言斥责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的错误指挥。朱德甚至放出“狠话”，声称“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支持毛泽东。王稼祥的发言尤为重要，批评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的同时，提出取消三人团、由毛泽东领导的主张，得到大多数参会者的拥护。

　　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完全处在被激烈批评乃至声讨的境地。李德、博古二人是会议集中批判的主要对象，由于毛泽东事先的安排，尽管也有人对周恩来提出批评，但相对比李德、博古的境遇好得多。由此，博古已经无法继续主持会议，毛泽东在“欢呼”声中，成为会议的实际主持者。⑴遵义会议不仅增选毛泽东为常委，而且决定“撤销用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即决定毛泽东取代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的领导权，由毛泽东领导。

　　会议虽然确立了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或领袖地位，但“教条宗派及其拥趸”的势力依然十分庞大，尤其是中央一班人对临时中央政治路线错误不但没有丝毫觉悟，而且俱都是“桃源中人”。“倒向”毛泽东的张闻天，尤是临时中央政治路线的主导者之一;周恩来等政治局成员，也都是这一政治路线的积极拥护者。毛泽东为了保证大局的团结，不但没有触动博古负总责的职位，也回护周恩来，并让周恩来继续担任党内委托的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让张闻天负责起草会议决议。

　　遵义会议的第二天，进行第一次常委分工。这次分工实质是如何定位毛泽东，给毛泽东的“名份”是“党内委托的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负责者周恩来的帮助者”。“帮助者”的说法意味深长，极有可能是张闻天的提议，也有可能是周恩来的提议。1932年10月的第一次宁都会议上，周恩来等在排挤了毛泽东并取代了毛泽东的总政委头衔后，周恩来提议让毛泽东“助理”，也即做周恩来的“助手”。世事易势，不论是周恩来还是其他人，已不敢再让毛泽东“助理”了，斟词酌句出“帮助者”一词。

　　一是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周恩来等已经无法让毛泽东“助理”。

　　二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都是常委，党内地位平等，而毛泽东却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政治地位高于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更高于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对红军的领导职权上不仅与中央委员会相同，而是实际权力高于中央委员会。从中革军委主席到红军总司令总政委以及各军团领导人等一系列军事领导者的任命决定权，和军队编制，都必须经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

　　三是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五中全会的“中央书记”都十分清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领导者和领导机构的定位，是毛泽东担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而不是中央委员会。也即在共产国际的定位下，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实际是统筹中共党政军一切事务的最高领袖，甚至，不仅业已无法像以往那样剥夺毛泽东的这些职权了，而且必须高调宣传共产国际定位的“毛主席”领导的事实。⑵

　　1935年2月5日的第二次常委分工会议，是一个突发事件。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撤换博古，毛泽东鉴于博古实际早已于通道会议后已经失去威信、无法领导、遵义会议后更加无法领导的事实，找来周恩来商议。张闻天想要取代博古的意图十分明显，毛泽东为了团结张闻天，说服了周恩来，并安排周恩来说服其他政治局委员，以及说服博古。尽管周恩来等人按照毛泽东的安排在分工会议上同意张闻天接替博古，但同时极力强调“毛主席”的最高领袖名义。

　　一是给张闻天的名义是“负总的责任”(负总责)，而不是博古原有的总书记名义，而且，分工会议上，与会者极力强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是最高领袖。

　　二是分工会议后，向李德的通报和向各级的传达，尤其是“中国领导同志的许多讲话”，都明确说毛泽东是“中央主席”。以至于李德1939年回国后的多年里，仍然一直认为这次常委分工“毛泽东成了政治局的或者甚至中国共产党的主席，这是一个到那时为止尚未有过的职位;洛甫接替博古，成了党的总书记”。

　　三是土城战役尽管是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等提供的情报提议的，但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不仅同意，而且跟朱德以最高军事首长的身份一同参与指挥。事后，却把土城战役没有打好的责任，都统一推在毛泽东身上，也即毛泽东承担了最高领袖的责任。

　　周恩来倒向毛泽东尽管是“半心半意”，但也绝对不会支持张闻天。周恩来跟王明一起指定博古、张闻天成立临时中央时，撇开年长博古五岁的张闻天，立博古负责全面工作，就是因为觉得张闻天缺乏基本的工作能力;现在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说服其他政治局委员接受毛泽东的安排，自然只是无法“驳”毛泽东的安排。张闻天则在替代博古后，终于出了博古“不配爬在头上”这口气，但却又被毛泽东“爬在头上”，便迅速跟毛泽东“分道扬镳”。

　　张闻天跟毛泽东“分道扬镳”，先是要求离队去上海“恢复地下工作”，结果被毛泽东、周恩来等批评了一个晚上，最终承认“政治上动摇”并作出检查了事。由此，张闻天开始考虑排挤毛泽东和周恩来。首先因为不看好周恩来的军事才能，提议成立毛泽东担任政委、朱德担任总指挥的前敌指挥部，把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架空。接着利用打不打打鼓新场的事件，趁毛泽东企图以辞职扭转众人意见之时，顺势提议政治局会议罢黜毛泽东前敌政委的职务，顺带罢黜了朱德的前敌总指挥一职，同时提议早已考虑好的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这一切都失败后，在毛泽东的主张下成立新的军事三人团时，既不顾遵义会议前力推毛泽东出来领导的主张，也不顾对周恩来军事能力的否定，主张设立三人团“团长”这一不应有的职位，同时主张由周恩来担任新的军事三人团“团长”。但是，从中共中央及其核心层，到红军各军团将领，都只认可毛泽东，不认可周恩来。张闻天也极力撇开周恩来这个“团长”，把四渡赤水期间的“走弓背”，渲染为毛泽东“冒险的军事战略”指挥导致的结果，四处煽动反对毛泽东的情绪。甚至，煽动到共产国际国际顾问李德的头上，李德直接告诉张闻天，“不能赞同他在目前这种时刻变换领导的要求”。博古在听到李德有关张闻天四下煽动的行为后，也反对张闻天的这种分裂行为。⑶

　　林彪也煽动彭德怀反对毛泽东领导，并提出由彭德怀指挥，遭到彭德怀的拒绝。随即向中央写信，要求“毛朱周随军行动”，由彭德怀指挥。要求聂荣臻签字时，被聂荣臻拒绝。因而，林彪被人们称之为“摇摆不定的毛派”。彭德怀、杨尚昆也牢骚满腹，尤其是杨尚昆，不但不履行政委的职务说服教育部队，反而表示赞同张闻天、林彪等的毛泽东“军事破产”说。

　　张闻天、林彪、彭德怀、杨尚昆这次鼓噪的对象，本应是张闻天主张的三人团“团长”周恩来，却撇开周恩来，戟指毛泽东，与土城战役后撇开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戟指毛泽东的套路完全一样。他们如果不是把毛泽东当作最高领袖的话，便只能是一场阴谋。至少，张闻天一方面一直企图在名义上贬低毛泽东，实际又把周恩来看作无物。⑷

　　毛泽东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先是多次痛斥张闻天，在摆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后，召开政治局会议，痛斥张闻天的分裂行为，并得到周恩来、博古、李德等的支持。指挥红军巧夺金沙江后，毛泽东再次召开由受张闻天鼓动的彭德怀、林彪、杨尚昆等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斥责林彪是个“娃娃”，斥责杨尚昆“算什么政治委员”，斥责张闻天联络彭德怀搞分裂活动。会议上，有领导人当场站出来揭露张闻天到红三军团活动彭德怀的事情，张闻天迅速表白自己不但从没有反对过毛泽东的领导，而且一直是支持毛泽东的。周恩来、博古、李德乃至朱德，逐一发言，批评分裂活动，并强调必须维护毛泽东的领导，不允许任何人的破坏。

　　周恩来认准了一向反对的“农民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博古、张闻天这些人已经被证明“政治路线”及其“政治理论”都与王明相差甚远，王明又在苏联的情境下，不得已而为。因而，在毛泽东的主张下，首先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但在毛泽东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便按照毛泽东的安排行事。也因此，周恩来遵义会议上不但没有“谦让”，新三人团成立时，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也担任新三人团“团长”，而且，即使病重得无法工作之时，也从不提出“谦让”，直至被张国焘贬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非毛化”“研究”，对遵义会议相关问题，只断章取义引用有利于否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的“史料”。为此，其“分析”和“论述”，也都采取“双重标准”。比如谁主持遵义会议的问题上，有三种说法，一是彭德怀回忆的毛泽东主持，二是聂荣臻回忆的博古主持，三是伍修权回忆的一开始由博古主持，便确定为“博古主持”。但综合三种说法，显然是开始仍然由博古主持，受到强烈的批判后，已经无法主持会议，即由毛泽东开始主持。再比如，一方面渲染“陈云是一位党性原则很强的领导人，决不会离开《决议》和《大纲》精神，去另外发挥自己的认识”，一方面又把陈云1935年10月15日代表中央向共产国际的《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极力渲染为陈云的个人“私货”，因为陈云的这个报告对遵义会议的总结是“我们撤销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也即报告明确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太上皇”地位。

　　毛泽东处在“欢呼”声中，见李德《中国纪事》。

　　⑵：“权威机构”及其“权威”的“研究”，都极力回避毛主席是中国革命最高政治领袖这一事实。对毛泽东遵义会议后全面决定党政军的事务，篡改为毛泽东“越权”，渲染毛泽东资历深(党的创始人之一)、年纪大等因素，才使得张闻天、周恩来等核心层不感到毛泽东“越权”。事实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定位，只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几个核心人物知道，并在遵义会议前一直有意进行封锁。遵义会议后的第二次常委分工，无疑有人揭露了这一事实，并得到参会者的一致强调。也因此，才有博古等“中国领导同志”向李德传递的内容和各级传达的内容和“许多讲话”中突出强调“毛泽东是中央主席”的事情。“中央主席”，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简称。

　　⑶：见李德《中国纪事》。张闻天到红三军团煽动彭德怀之事，刘英也进行了回忆;杨尚昆则在包括刘英等人都明确说张闻天经常去红三军团的情况下，却硬说张闻天没有去过红三军团。王稼祥会理会议前向毛泽东报告张闻天与彭德怀串联企图推翻毛泽东的事情，会理会议上，也有领导人当场揭发张闻天串联彭德怀之事。延安整风期间，张闻天就此事专门私下与王稼祥对质，因王稼祥当时只是偶尔路过听到而拿不出证据，只好说自己瞎说的。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林彪说写信一事跟彭德怀没有关系，只证明了林彪写信要“毛朱周随军行动”由彭德怀指挥一事跟彭德怀没有关系。彭德怀与张闻天串联活动之事，一向不受半点委屈的彭德怀，却终生三缄其口，在其“自述”中，也极力避开此事不“述”。

　　⑷：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时，没有“团长”一回事。毛泽东提议成立新三人团时，张闻天故意问毛泽东谁当团长，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当这个团长，一向不看好周恩来军事能力的张闻天才高兴起来。四渡赤水期间，张闻天煽动李德等人时，却不是把他认为的“军事破产”归咎于“团长”周恩来，而是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个人。只能说明周恩来只是张闻天借以贬低毛泽东名义地位的一种手段。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是与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一样的“最高军事三人团”，统一指挥党政军，因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三个人一商议，便成立了。不是“最高三人团”的话，则必须由“毛主席”签署任命，中央政治局无法直接任命。

　　毛泽东经过会理会议的整顿，张闻天等人“安静”下来。随着军事形势的顺利发展，尤其是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会师，在张国焘咄咄逼人的情况下，惶惶如也的张闻天等，也开始遵循“毛泽东领导”的原则，唯毛泽东马首是瞻。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又分裂，凸显了“具有领袖气质”的张国焘目光短浅。⑸红军的发展方向，不仅是军事上的，还有政治上的。这一点，张国焘远不如李德、博古等人。李德、博古都赞成毛泽东向中国腹地发展的主张，在发展革命势力的同时，扩大中共革命的政治影响。张国焘却执意去“成都吃大米”，去中国的边缘地域，并受到徐向前、陈昌浩四方面军总指挥和总政委的赞成。

　　张国焘想要军事指挥权，当中革军委主席，并让陈昌浩替代周恩来当红军总政委。张闻天、博古等人极其害怕毛泽东与张国焘联合起来，清算他们以往带给中国革命严重灾难的责任，也加紧活动，刺激起红四方面军包括徐向前在内的将领的严重愤恨。毛泽东再次痛斥张闻天等，但却阻止不了张闻天等私下的继续活动。同时，他们又把毛泽东坚持北上与张国焘坚持南下这个关乎中国革命成败的原则问题，背地里造谣为毛泽东与张国焘二人争权。

　　毛泽东是中共党内唯一不争名利地位、严格推行党的领导、恪守组织原则之人。张国焘却跟教条宗派及其拥趸一样，争名争权，不顾革命大业的成败。教条宗派及其拥趸，遇到毛泽东这样的“实力派”，可以对毛泽东为所欲为，遇到张国焘这样的“实力派”，便像老鼠遇见猫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毛泽东不屑跟张国焘争权，张国焘也深知，无论如何也超越不了毛泽东的政治地位。

　　首先，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领导者和领导机构的定位，是“毛泽东同志担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领导下，因而，即使张国焘担任了党的负总责，也超越不了毛泽东的政治地位。

　　其次，张国焘非常明白，中共对外宣传必须“以毛主席的名义”(或“毛、张、项的名义”。毛即毛泽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即张国焘、项即项英，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在政治名义上和政治影响上根本无法超越毛泽东。

　　实质上，1932年初，周恩来来到苏区后，也遭遇过张国焘必须面对的“毛主席”，也十分清楚无论如何都无法超越“毛主席”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名义。周恩来的政治局常委的党内地位，在“毛主席”面前并无优越性。张国焘、项英都是政治局常委，却也都是“毛主席”的下级。而且，周恩来想取得军事决策权，必须获得“毛主席”签署任命。因而，周恩来只能采取“非常手段”，提议“取消政府主席”，遭到拒绝后，利用苏区中央局“非法”规定“毛主席”“专做政府工作”。

　　因而张国焘一心想要的是军事决策权。但张国焘的一系列作为，不仅把本就担心其与毛泽东“联合”的张闻天、博古等教条人物推向对立面，也把周恩来推向了对立面，进而把彭德怀等军团领导人推向了严重的对立面。

　　一是张国焘要清算“中央路线”，吓“跳”了张闻天、博古等教条中人。

　　二是张国焘指使陈昌浩等致电中央，要求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张国焘致电中央，要求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既开罪了朱德，更开罪了周恩来。

　　三是在两个方面军混编时，已经取代周恩来的张国焘，主张把中央红军方面的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等原军团领导人，降级为军长军政委，并使他们处在徐向前、陈昌浩的领导之下。周恩来则被降职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也在前敌总指挥和总政委徐向前、陈昌浩的领导之下。⑹

　　“分歧”虽然是没有会师前张国焘就“挑起来”的，但“斗争”却是张闻天、凯丰等教条中人首先挑起来的。还没有与张国焘会面，张闻天、凯丰等即开始酝酿对张国焘及四方面军发起批评。张闻天、博古等人，都是靠“斗争”起家的。苏联留学时期，张闻天就参与了发生在莫斯科的党内各种斗争，有着丰富的党内政治斗争经验。回国后，也是靠对毛泽东的“政治批评”，迅速显露头角。但是，张闻天等教条中人，按照以往“先发制人”的党内斗争经验，拉开对张国焘及四方面军展开批评时，却不可避免的陷入“教条”泥坑。

　　首先，在莫斯科的一系列斗争都能取胜，是找对了“靠山”，并且直接倚靠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这个坚强后盾。其次，对毛泽东无休止的批判、打击、迫害，虽然也是倚靠共产国际做后盾，但毛泽东却是中共党内唯一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组织原则之人。因而，张闻天等人依据莫斯科的斗争经验和对毛泽东的斗争经验，以为张国焘也跟毛泽东一样，祭起共产国际大旗、运用“言必称希腊”的手段，先发制人，也能迅速把张国焘打趴下，没料到张国焘也是为了权位名利，不管不顾、不择手段之人，更没料到张国焘会利用手中的实力反过来追究“中央责任”。

　　因而，一开始，张闻天、博古、凯丰乃至邓发等“轮番上阵”，企图把张国焘“整”成第二个毛泽东。结果，不但激起了张国焘的野心，反过来极力要追究中央的责任，而且激怒了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众多将领。张闻天在陈昌浩、徐向前等四方面军众多将领的斥责声中，落荒而逃。

　　毛泽东获悉张闻天等的作为后，再次痛斥张闻天“这么不懂事”，同时也对张国焘膨胀起来的野心进行压制，但事情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诸多四方面军将领，满怀愤慨，早已不以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为意，唯张国焘马首是瞻。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等一方面军将领，也满怀激愤，对虎视眈眈的张国焘等加强了戒备。为了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彭德怀私下在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驻地部署了一个团的兵力，以防张国焘、陈昌浩等采取什么行动。两军“对垒”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

　　在毛泽东看来，北上南下之争，事关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决不能让红军南下，最后局促在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必须向北、向中国腹地进军，打起抗日大旗，扩大中共的实力和政治影响。但在教条中人以及其他一些人看来，北上南下之争，却是一场“权力之争”，也即张国焘与毛泽东之间的“争权”斗争。⑺

　　尽管张闻天等教条中人及其拥趸乃至李德等支持毛泽东，但其心情却是复杂的。有对毛泽东战略主张认为正确的一面，更有极力敌视想要驱逐他们的张国焘的因素。长征前一天，张闻天突然倒向毛泽东，向毛泽东“倾诉”的心曲，也主要是被博古等人排挤的郁闷和不满。张闻天虽然经过了出走、鸭溪会议、会理会议等多次“灰头土脸”后，对毛泽东的颟顸心理并未丝毫减少，反而更加郁闷。因而，教条中人一方面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一方面诋毁毛泽东跟张国焘“争权”。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当然还是张闻天。在毛泽东接到叶剑英偷来的“密电”，决定先行一步后，尽管张闻天积极拥护，并私自部署对四方面军的警戒，但却一直污指“悄悄”先走，“不是马列主义方式”。

　　正当张国焘与教条宗派及其拥趸“打斗”的热火朝天之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毛泽东做为中国革命的唯一旗帜，其画像被悬挂在大会主席台上， 共产国际名义主席和总书记等画像并排悬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的讲话，俱都把毛泽东做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加以颂扬。参会的各国国际代表数百人，听到毛泽东的名字，全场欢呼、热烈鼓掌，掌声久经不息。会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共产国际、苏共等报刊，开始掀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陈云在会后不久，也到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情况是“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发生在莫斯科的一切，草地上的张国焘、张闻天等自然毫不知情。倘若知道的话，这些人会怎样?

　　张国焘不顾中央决议，与中央讨价还加之时，原本从军事角度支持北上的陈昌浩、徐向前，突然改变主意，既不向中央报告，也不向张国焘汇报，便私自布置“右路军”南下。⑻获悉陈昌浩、徐向前擅自部署南下的彭德怀，迅速报告毛泽东，并要求“先下手为强”，扣押陈昌浩、徐向前为人质，迫使他们北上。毛泽东拒绝了彭德怀的要求，并教育彭德怀，在任何时候，都不得用“武力”解决党内争端。不甘心的彭德怀，又去找周恩来，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主张后，也拒绝了彭德怀。

　　至此，毛泽东已经深知，尽管张国焘一直对抗中央，但张国焘毕竟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此时多少还会顾及党的组织原则，陈昌浩、徐向前的作为，则已经证实此二人是根本不会顾及党的原则的。毛泽东一直对徐向前与陈昌浩的看法不同，认为徐向前还是有些党性的，并且有着一定的军事才能，因而，亲自去争取徐向前。但徐向前的“实力”观念丝毫不亚于张国焘：两军再度会师后，西北局会议否决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做出执行中央指示继续北上的组织决议;张国焘一气之下去找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在徐向前等的支持下，推翻了西北局的组织决议，坚持西进，并非议支持北上的陈昌浩想要取代张国焘。毛泽东的亲自争取，自然遭到徐向前的拒绝。

　　形势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了避免“两军打起来”，迅速决定率领“右路军”中原一方面军悄然北上，等到拉开能够避免“打起来”的距离后，再发布指令，指示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随后北上。认为不打招呼便悄然北上“不是马列主义方式”的张闻天，却私自部署彭德怀对四方面军武装警戒。⑼

　　⑸：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张国焘被中共主流吹嘘为毛泽东之外的唯一“具有领袖气质”者，尤以国防大学某“战略教授”的渲染为最。该“战略教授”把两军会师后又分裂的原因，归结为毛泽东与张国焘二人争权，并受到“权威机构”的认可。史实真如此的话，哪还有什么“战略教授”，共产党也掌握不了政权!

　　⑹：“党内地位”跟实际组织职务不相匹配的事情，1931年就已经开始。首先是任弼时等于1931年10月中下旬提议中央撤销项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由毛泽东担任;政治局常委项英、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便处在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的领导之下。1931年11月，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政治局常委张国焘、项英等，便处在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主席”领导之下。草地会师时，周恩来尽管是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但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后，自然也得处在前敌总指挥和总政委徐向前、陈昌浩的领导之下。

　　⑺：教条中人以及其他一些人这种恶劣的意识，始终是中共党内的“大蠹”：孜孜于权位的主旨下，尽管明确知道正确与错误，但却总是故意撇开大局事业，故意把双方一概污蔑为“争权”。也即在原则面前，他们总是以保住权威为唯一宗旨，敌视任何一方“爬在头上”之人。

　　⑻:1937年2月，凯丰在报刊上首次公布“草地密电”内容;3月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当面批评张国焘发密电，指示陈昌浩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张国焘终其一生都没否认过“密电”的情况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徐向前由原来承认“密电”的存在，开始极力否认“密电”。因而，只能是在张国焘还在跟中央“讨价还加”还未公开指令红军南下时，是陈昌浩、徐向前在隐瞒张国焘的前提下，首先以实力压迫中央，促使中央红军独自“悄悄”北上，而不是张国焘。不然，怎么解释陈昌浩、徐向前头天晚上还跟中央一起规劝张国焘次日上午却在没有张国焘指令下，既不向张国焘报告、也不向中央汇报，便突然下令部署“右路军”南下?

　　⑼：张培森程中原李安葆所撰写的《长征中的张闻天》中，明确写道张闻天“亲自同彭德怀一起布置部队警戒”。毛泽东并没有部署部队向四方面军警戒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