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线华工与中美“共有的历史”

徐国琦

摘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一万多名华工为美国远征军服务。本文根据收藏在中国、美国、法国等地的相关档案和文字资料，从“跨国史”和“共有的历史”的角度，对一战西线华工和美国远征军在欧洲战场的交集及其在中美关系中的意义等问题，进行全方位解读和分析。一战华工与美国远征军的旅欧经历，构成了中美两国之间一段极其精彩的共有的历史。一战华工与美国远征军的互动，小而言之是有助于美军提高其战斗力；大而言之则是促进了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从而有助于两国共创国际新秩序。此外，一战华工不仅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使者，更是迫使美国人正视觉醒中的中国人的使者。一战华工与美军在法国发生交集的历史，是中美两国人民的一份珍贵的共同遗产。在即将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百年之际，对一战西线华工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战西线华工的故事不仅是中美关系史中一个重要和独特的篇章，而且对一战华工史料的挖掘和研究在学术范式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展现了“共有的历史”视野的重要学术价值及其在中美关系研究上的具体应用。

1914年是中国农历的虎年和“中华民国”三年。一场当时被称为“大战争”(The Great War)或中国人称为“欧战”的战争在欧洲爆发。在这场战争中，以德国、奥匈帝国等国为一方，英、法等国为另一方，双方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不少国家相继卷入。2017年系中美两国向德国宣战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可谓卷帙浩繁，但对美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线华工关系问题在国际学术界很少有人涉及，中国更是鲜有学者研究这个课题。所谓西线华工，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和比利时一带为英法两国战争服务的中国人。西线华工课题的重要性还在于其独特的历史地位。众所周知，自19世纪以来，中国人在白人世界备受欺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白人社会都公开歧视华人。美国更是如此。当时的美国华人史是中国人的耻辱史，也是美国人的耻辱史。一个口口声声代表正义和民主的美国，居然从1882年起，公开在法律上歧视中国人，美国的《排华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3年才被正式废止。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华工在法律上享受与其他人一样的平等地位，并代表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地参与了拯救西方文明的行动。

遗憾的是，今天很少有人记得“一战华工”的传奇历程了。更吊诡的是，一战华工的记忆缺失甚至跟美国参战也有一定的关联。历史学家马克·列维奇(Mark Levitch)曾研究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画作《大战英雄谱》(The Pantheon de la Guerre)中背后蕴藏的意味深长且发人深省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甫一爆发，为了展示世界各国与法国同仇敌忾、共同对抗德国的野蛮侵略者，法国政府在巴黎专门拨出一块土地，让两名法国艺术家皮埃尔·嘉丽-贝鲁色(Pierre Carrier-Belleuse)和奥古斯特-弗朗索瓦·高古(Auguste-Francois Gorguet)牵头，在另外20名法国艺术家的协助下，绘制一巨幅《大战英雄谱》。该画周长402英尺，高45英尺，绘有包括5000位来自法国及其众多盟国的真人大小的战争人物形象。画作正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议签订之前完成。虽然这幅画名义上是民间作品，但是它得到了法国政府和军方的大力支持，同时也体现了艺术家们为这场战争而做的贡献。1918年10月19日，法国总统雷蒙德·庞加莱(Raymond Poincare)为该画完成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这里要强调的是，在最初的画作人物中是有一战华工的，然而，当美国参战后，艺术家们意识到他们需要加上美国人，于是决定涂去中国人，以美国人取而代之。②也就是说，即便是在这样一幅鸿篇巨制地展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艺术作品中，有关一战华工的记录在当时就这样被人为地抹掉了。诚如列维奇向世人指出的，《大战英雄谱》中的一战华工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例子，它让我们看到战争“是如何被记忆，又是如何被遗忘的”。③

本文根据收藏在世界各国与本课题相关的档案和文字资料，从跨国史和“共有的历史”的视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华工和美国远征军在欧洲战场的交集及其在中美关系中的意义等相关课题，进行全方位的解读和分析。在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对跨国史和“共有的历史”方法做一简单介绍。“跨国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区或世界史的研究，也不是外交史或者国别史的“全球史”研究(global history)，这里的所谓“世界史”“外交史”“全球史”偏重指研究的范围而并非方法。跨国史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彻底打破现今历史研究中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约束，国际史以整个国际体系甚至文化背景为参照系；第二，强调非政治、非“民族-国家”因素之作用及影响，如非政府组织(NGO)、竞技体育、瘟疫等在人类进步及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第三，强调多国档案研究，全球视野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多国档案及多种资料的应用；第四，跨国史/国际史强调“自下而上”(bottom-up)的方法，而非如传统的外交史、政治史那样侧重于研究重大人物和政府层面的决策，文化因素、弱势群体、人类共同的追求等常常成为跨国史研究的突破口。最近几年，我意识到跨国史研究方法的不足，开始思考新的突破。“共有的历史”视野因此成为我个人的一孔之见，作为方法的“共有的历史”(shared history)是在跨国史方法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两者是相互补充且相得益彰的。“共有的历史”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此范式的核心是“分享”，即着眼于人类共同的历程及追求；第二，侧重文化范畴；第三，强调个人及非政府机构的作用。

中外学术界在研究中美关系史时，一直强调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历史背景的不同，侧重研究中美之间的冲突、对抗和分歧。诚然这些差别和分歧是历史事实，笔者并不否认其存在。在本文中，笔者尝试通过“共有的历史”方法，通过一战华工与美国远征军的旅欧经历，揭示中国人与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的历史经历和旅程，并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找到一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的研究新范式及视野。④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美两国历史进程中的意义

要论及一战华工与美国的关系，必须要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美两国的历史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方一度被称为“文明之战”(the war for civilization)。协约国在战后颁发给参战人士的胜利勋章(Inter-Allied victory medals)上就刻有“为人类文明之战，1914～1919”的字样。⑤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这都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战争，是对西方文明的一次血与火的残酷考验。在我们即将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对这场所谓的“大战争”对于中国的意义仍缺乏真正的了解。在当今世界上仍有不少人(包括中国人在内)似乎觉得这场战争与中国无关。然而事实上，这场战争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早在1914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伊始，英国和日本即在青岛与德国军队激战，青岛在1914年11月落入日本之手。1915年日本趁列强集中精力在欧洲作战，难以分心，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意欲浑水摸鱼，置中国于日本控制之下。

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可谓一次重大“危机”。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所谓的“危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危”，即危险或挑战。二是“机”，即机会或机遇。把握得好，中国就可能一举摆脱内外枷锁，以平等身份进入国际社会。把握得不好，则会再次堕入深渊。幸运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也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中国急切寻找新的国家认同，呼吁加入国际社会并成为平等一员的浪潮在中国波涛汹涌；二是中国有一批学贯中西及对国际体系有深刻认识的精英；三是对中国不利的既有的国际秩序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正在崩溃。⑥

为了拯救国运，为了去“危”得“机”，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决心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奋力一搏，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诉诸“苦”“力”。苦力者，一战华工是也。民国时期政治家梁士诒于1915年提出了一个极其精明的外交策略：“以工代兵”。1915年的夏天，西方列强已经开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付出沉重代价，尤其是法国，它的伤亡率极高。所以战争还没有进入第二个年头，法国人和英国人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持久战和整体战。战争的结局取决于经济、军事实力和人力资源。中国正是可以为英、法两国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的国度。正是在这场决定西方文明生死存亡的大战之紧要关头，14万中国农民在中、法、英等国政府的安排下，背井离乡，远涉重洋，作为苦力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来到法国，为英、法的生存，为拯救西方文明赴汤蹈火，谱写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一曲壮歌。⑦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美国通过这场战争一举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大有俾倪天下之气势。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可谓雄心万丈，在美国人参战后不仅宣布要将此战化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the war to end all wars)，更昭告天下美国人是在为“民主而战”(the war for democracy)。威尔逊也一度被世人奉为神明和救世主，似乎他会为全世界带来希望。连以“老虎宰相”著称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都感慨，上帝只给了人类十诫，但此公却给了人类“十四点计划”这个世界新秩序的蓝图。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也说威尔逊是世上“头号好人”。⑧甚至连大名鼎鼎的亚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也要写书题赠给他。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发誓要建立在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建立国际联盟，为万世开太平。可是美国人发现战后的世界秩序并非如其所愿，美国国会抛弃了威尔逊及其国际愿景，甚至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不准美国加入威尔逊一手缔造的国际联盟。

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及美国政治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也是十分复杂的。1912年，中国实际上是效法美国和法国而一举成为共和国的。1913年，美国学者古德诺(Frank Goodnow)应聘成为中国的宪法顾问，1917年中国也是步美国后尘，在美国1917年4月宣战并呼吁其他中立国家参战的情况下，因缘际会，在1917年8月正式参战。中美两国由此成为同一战壕的盟友。更重要的是，在美国总统威尔逊公开提出“十四点计划”之后，中国人对战后和平会议更是充满期望，对威尔逊的国际理念也有高度的认同。但是，当得知在巴黎和会上英、法等大国决定让日本继续占据青岛后，中国人发起了著名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

美国总统威尔逊固然是国际联盟的始作俑者，但在巴黎和会上美国参与出卖山东给日本却为美国国会中的反对者提供了有利的武器，他们成功地阻止了美国加入国联。同样因为山东问题，中国政府代表团最终愤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中美两国历史的巧合就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人和美国人差不多同时抛弃了威尔逊孜孜以求的国际新秩序，由这场战争导致的中美两国的共同经历因此成为两国共有的历史。更有意思的是，正是由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据理力争并大义凛然地拒绝在对中国不利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才把所谓“中国问题”从道德高度变成世界瞩目的焦点，并为“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结束后的迅速解决提供了契机。正是在1921年至1922年美国倡议并主办的华盛顿会议上，在中国人的巨大努力和美国的大力斡旋下，国际社会迫使日本把山东归还给了中国。一战华工中的大多数人来自山东。所有这一切与山东有关的盘根错节的历史，不仅把当时的中美关系搅得曲折迷离，更让一战华工与美国远征军在欧洲战场的交集的故事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并成为中美共有历史的精彩一章。⑨

二、美国人、法国人和华工

1917年秋，美国军队开始陆续抵达法国前线。但美国人实际上完全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找到劳工更是美国远征军的燃眉之急。由于运输能力的限制，无法从美国本土运送劳工到法国前线，因此美国亟需在法国得到所需劳工。1918年2月5日，美国远征军要求法国政府立即给美军提供五万名劳工，“以便让同样人数的美军士兵从正在从事的劳动中解脱出来，能上前线去同敌人作战”。⑩美国政府进一步表明，如果没有劳工的支援，美军在帮助法国政府作战方面所起的作用会大打折扣。(11)在美国的强烈请求下，同时考虑到共同打败德国的大局，法国政府同意为美国远征军提供一万名左右的法招华工。根据一份官方报告，截至1918年8月20日，法国政府已经向美国远征军提供了1.1539万名华工。(12)这批华工一直为美军工作到1919年5月以后才被还给法国政府。(13)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搬运军火、修筑战壕及配合美军的其他工作。(14)

法国陆军部为美国人提供华工的条件是：当华工工作时，他们受美国军官与士兵的管辖；当华工工作之余在营房时，他们则由法国人负责管理。必要的纪律措施在与具体负责的美军军官磋商后，要由法国军官来颁布执行。美国人必须遵守法方同华工之间的招工合同上的所有条款，未经法方的事先允许，美军不得随意调遣华工。(15)法国殖民劳工局局长米·博斯切蒂(M.Boschetti)提醒美国人，这些劳工是由法国政府招募的，法国政府与他们就待遇和工作条件等事宜与中国政府和华工都签有合同协议。合同上的义务法国政府理应履行。法国政府因此必须确保美军遵守法国人对中国人所做的承诺。为此，法方要求美军不得私自惩罚华工，不得自行调动华工工作，务必要保障华工应得的权益。

应该说，法国方面非常注重根据协议保护为美军工作的华工的权益。当发现在默恩地区(Mehun)为美军工作的华工没有自己的食堂，华工不得不坐在床上吃饭时，法方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这违背卫生条例和营地设施条例”，提醒美方有责任改善华工待遇。(16)美军承认华工没有食堂是事实，但辩称华工的条件已经比驻地美军士兵要好，认为在美军自身没有营房过夜，只能在简易帐篷里睡觉和在野外吃饭的情况下，未能为华工提供自己的食堂也是合理的。(17)法国政府还发现有800名华工被调去为驻扎在圣迈克桑(St.Mayxent)的美国空军部队服务后，他们的“安置条件很糟糕”。营房的通风条件很差，厨房太小，食品供给也不足。华工营地里既没有盥洗室、淋浴间和脸盆，也没有活动厅和医务室。厕所也“条件简陋”。法国也注意到美军对华工的管理极其粗暴。为此，法方警告美军说：“放任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对卫生条例的严重违反和对维持部队纪律的沉重打击。”(18)1918年6月2日，法国官员博斯切蒂责问在默恩的美军为何在未经法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150名华工从默恩派往奥尔良铁路公司的驻地。(19)鉴于美军经常逼迫华工在周日工作，法方提醒美军，根据为美国远征军服务的华工所制定的协议的第二条，为美军服务的华工有权获得与在同一场地工作的法国工人同样多的休息日。法方坚持如果华工不得不在周日工作，那么，他们必须在工作期间于周日之外获得一天休息(作为补偿)。(20)此外，法方认为，如果华工需要在周日工作，美军也必须在周日工作。(21)

面对法国政府的大量指责和抗议，一份美军内部备忘录辩解称：“圣迈克桑和罗莫朗坦(Romorantin)都有美军空军服务站，我们与法国人之间发生的违约行为无疑是由于有关［华工］合同条款及规定的信息方面的沟通不良造成的。”(22)美国政府含糊地答应法国政府，会克服“极大的困难，防止一切虐待(华工)行为的发生”。(23)对于美军事先未同法方交涉即擅自调动华工的做法，美国远征军劳工局局长约翰·普赖斯·杰克逊(John Price Jackson)开始时辩解说，因军事需要，有时很难有时间事先沟通。他向法方建议，允许美国人“在部队内部调动华工而不用通知博斯切蒂的全权代表”。但法国人坚称规定就是规定，不能更改。杰克逊于是又很快写信撤销了他的请求，并承诺会“努力保证若未如我们同意的那样事先通知法方，美方绝不会擅自调动华工”。而对美方不断破坏规定的行为，连杰克逊本人都深感不安，并向法国政府道歉，表示他为“就调动华工一事没有事先通知法国劳工局而深表歉意”。(24)

但是杰克逊的道歉和承诺并没有让美国的违规行为停止。甚至就是美军自己发布的指令也常常被美国直接指挥华工的军官违背。人们开始怀疑美国人是否有诚意遵守协议。在合同条款中，美国人经常违背的一条规定就是在未事先通知法方的情况下不得调离华工。博斯切蒂不断告诫美方要遵守这条规定。他发送了无数的备忘录提醒美方，强调他们务必随时通知法国政府负责官员有关华工的调动情况。(25)事实上，尽管杰克逊向法国政府承认擅自调动华工违规，但美军指挥人员根本置若罔闻，不仅经常我行我素，同时还一再强烈要求法方把华工管理权让给美国人，认为双重管理制约了美国人的效率。美国远征军陆军中校弗兰克·埃斯蒂斯(Frank E.Estes)指出，“既然我们整个的目的是在各协约国政府的领导下提高军队的作战效率，那么我们主张如果可能的话，法国人应让美国人来(独立)管理为美国工作的华工。”(26)埃斯蒂斯注意到法国在美国人强迫华工周日工作问题上的抗议，但他认为，为了保证军队服务的需要，有时华工在周日工作是绝对必要的。(27)美国陆军少校罗伯特·贝茨(Robert J.Bates)也向上级报告说，华工应该由美国军官全权管理。他向上级反映，如果没有法国人的约束，“事实上我相信我会把华工管理得更好”。他指出，“既然华工团是由美国人组织和指挥的，也是我们在付工钱，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他们施行全权管理。但是只要有法国人在场，这就无法做到，因为他们和两边都不断产生矛盾。我恭请所有的法国军官和士官们尽早离开我们的驻地。”(28)一位名叫格林伍德(J.B.Greenwood)的美国军官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向上级报告说：“我很遗憾(地发现)法国人不愿让我们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对于目前(华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个人并没有责任。”他坚持说，即使我的上级“缺乏足够的爱国之心，不能(在管理华工方面)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也不会像法国人那样待在这里，把时间都浪费在纠缠一些(有关华工的)鸡毛蒜皮的细枝末节之中的。我在这里就是干实事”。(29)

不仅如此，美军对华工的工作时间和报酬也特别斤斤计较，从而导致在英、法、美三支不同国家的军队中，华工最不愿意为美军干活。华工认为美国人比法国人小气，而且认为美国人故意延长他们的干活时间。华工的抱怨的确不无道理。根据一名美军军官的报告，华工从早上6：30工作到下午5：30，中间有一个小时的午饭时间。之所以5：30收工，是因为“5：15以后天就黑了，什么也做不了”。这位美军指挥官似乎觉得华工工时不够，他要求劳工局局长指示“究竟是给这些劳工发全天的工资，还是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时间发工资”。(30)根据中国政府与法国政府的协定，华工应在工作满三个月后获得一些津贴。但是美国对此有不同意见，有的军需部门拒绝支付津贴，致使法国方面代表华工向美方提出抗议。(31)美军最终同意支付这笔津贴。(32)

对于华工管理方面出现的诸多问题，美国远征军劳工局局长杰克逊自己承认：“由于美军人员缺乏对这些外国劳工的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的了解，以及将普通百姓纳入军队管理体制所产生的合作上的困难，加上我们的工作还要全面符合法国人及法国法律的要求，所有这些都使得劳工局的工作变得最为复杂棘手。”(33)当然，杰克逊根本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实际上，美国人在使用华工的问题上不仅仅是管理方面出现了问题，许多问题的出现是因为美国人无法理解和正确对待这一批中国人，他们不能像对待在美国的中国人那样合法地歧视华工。正是因为美国人骨子里的种族主义，才导致他们在对待一战华工问题上出现了无数盘根错节的失误。但有一点杰克逊说得对，他指出，“美国军官与法国军官之间的摩擦实在太多，而倒霉的是中国人。”(34)

三 美国人和华工

从规定上讲，为美国远征军服务的华工仍然受到中法之间所签订的协议的保护，他们不会受到来自美方的擅自惩处。然而，美方的管理者常常无视这些协议，有时蛮不讲理地惩罚华工，之后也不向法方或中国人做出任何解释和回应。1918年5月，在吉埃弗尔(Gievres)一名华工被美国主管用棍棒打死；另一个华工在厕所外如厕时被美国哨兵开枪打死。(35)1918年8月初，又发生了一名美军军官拘留40名华工的事件，显然这一事件是由于沟通上的错误和误解造成的。1918年7月10日，出于对他们的指挥官的恐惧，为美军工作的160名华工全部逃走。1918年7月29日，一个美国军官叫一群华工不要抽烟，但他们仍然继续抽，这名军官甚至当着中国政府派遣的“保工委员”李骏的面打了其中一人。(36)

法国政府对于美国人对华工使用暴力的事件非常震惊，他们多次正式向美国远征军提出抗议，坚称只有驻在美军营地的法方管理人员才有权力惩罚劳工。(37)在法国政府的坚持下，最早于1918年7月29日，美国远征军终于向美方的华工管理人员发布了相关指令。指令中称有时华工是被冤枉的，并提醒军官们这些外国劳工不在美国人执行纪律的权限范围之内，而要由一般法国法庭和刑事官员去处理。当华工触犯法律时，美国军官应将被告移交至最近的法国警察局而不得直接对其进行惩处。同一指令还要求，应立刻将当时正在被监禁的或者面临其他惩处的华工移交给法方。(38)

美军管理华工的一个重要难题是缺乏合格称职的美军军官。直接负责华工事务的军官都是从军衔最低的士兵中挑选出来的。(39)许多人既没有管理能力也根本不知道如何管理一个劳工营，更不用说管理由那些从地球的另一边来的劳工们组成的队伍了。例如，美国远征军二等兵约瑟夫·维尔格斯(Joseph Welgos)曾任第一华工团的队长，后来被解职，原因正如其长官所说：“这名士兵不具备他的工作所要求的起码资格，另外，他的管理工作没有效率，他对履行职责也漠不关心。”(40)部分管理华工的军官不仅不称职，甚至道德败坏。彼得·埃科(Peter E.Echo)就是其中一员。埃科曾经将一位华工的戒指拿走据为己有。在该华工表示不满要求他归还戒指之后，埃科还对他的上司撒谎说他已经还了，其实是直到长官向他问起此事他才不得不将戒指归还。此外，埃科还强迫一些华工给他钱作为交换以得到较轻松的工作。以上滥用职权的虐待行为本该将彼得·埃科送上军事法庭，但是他并未受到应有的惩罚，只是被调离了事。(41)还有一个例子是一名美军士兵把一些旧的美军制服卖给了一名华工。这名华工为此支付了38法郎。不过当华工将制服带回营房时，一名美国军官声称购买军队制服是违法行为，并将制服全部没收，而这名华工的钱却没有被退还。(42)

翻译人员的缺乏让情况变得更糟糕。一个驻扎有800名劳工的华工营地却只有两名中文翻译。(43)没有管理经验而又缺少翻译的军官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在他们管理的劳工队伍中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同时由于在文化上几近全面的无知，致使美国人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沟通问题。一家报纸当时就报道说，华工与美军存在着很深的沟通问题：“唯美人欲解华工之所言，或欲使其了解，乃一极困难之事。例如有某华工操作甚勤，一日因其眼有疾病，故为妥置暗室，以保其目，乃送入卫兵所，俾其调摄，彼不解美人之说明，而疑为嫌其工作惰劣，因情意隔阂，而激起冲突。”(44)下面谈到的一个典型事件可以说明当时美国军官与华工在语言沟通上是多么困难。有一天，当带队的美国军官下达华工上班“出发(Let's go!)”的命令时，差点酿成华工的一场暴乱。“Go”的发音和汉语里“狗”的发音相近，对许多中国人而言，尤其是对中国的北方人来说，被称为狗是一种严重的侮辱。华工们错误地认为美国人以狗称呼他们，故而愤怒地拒绝前往那里工作。(45)连对华工没有什么特殊感情的华工营指挥官威廉·考夫曼都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我有一名会说中文的不错的美国兵，他就能事事让华工们称心如意。”(46)

对华工的种族歧视甚至导致美国士兵和华工们打群架。一名叫陈宝玉的华工说这种冲突经常发生。他记得有一次有一群美军士兵侮辱在美军营地旁边散步的华工，导致双方拳脚相加，大打出手。结果有20名华工和10名美国兵受伤，其中就包括陈宝玉。中国人坚称是美军士兵先动手的，后来当美国远征军派军官到医院探望受伤的华工时，军官向他们保证这类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据陈宝玉说，这次打架事件使美国人明白中国人不怕打架，而且很会打。在这之后美国人就收敛多了。(47)

应该说中国政府很关注美国远征军违背中法之间的协议及美国人在管理华工方面出现的问题。北京政府在1915年提出的“以工代兵”计划，不仅标志着中国在国际化和寻求东西方文明交融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渴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把中国人的命运同协约国连在一起的具体表现。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奉行保护华工的政策。为了确保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华工权益得到切实的保护，中国政府在幕后做出了许多努力。(48)为了保障一战华工的合法权益，早在1916年，当华工启程远赴法国之际，北京政府农商部和外交部就共同审核制定了一项旨在保护这些出国华工的新法令，决定“凡侨工所在地方得因必要情形设管理侨工委员，管理侨工委员由外交部、内务部、农商部会同呈请任命”。(49)这个新法令不久就获得了通过。随着大量华工被派到欧洲援战，北京政府国务院在1917年9月设立了侨工事务局，直属国务院管辖。(50)张弧被任命为首任局长。(51)中国政府也认真采纳了有关中国应该派遣外交人员检查赴法华工的利益和待遇是否得到保证的建议。采取的第一个重要举措是委派劳工事务官，一旦遇有同劳工事务相关的纠纷，就由劳工事务官负责与英法两国政府进行交涉。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在欧华工的生存状况不但不是不闻不问，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对协约国虐待华工事件都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协约国尊重华工的人权，不得有所歧视。(52)

为了保护华工并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当地生活，早在 1916 年 11 月底，李骏即被驻法公使馆选派专门负责在法国的法招华工事务，他的官方头衔为“保工委员”。他“专办注册、查案、劝晓、保护事务”，专职保护赴法华工的权益。据李骏向国内报告说，美国人根据自己的旨意管理华工，置法方抗议于不顾，无缘无故地惩罚华工，蛮不讲理，也不做解释。⑤李骏也对华工不愿意为美国人工作的问题做过详细观察和分析。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由以下原因造成: ( 1) 旅美华侨在美国受到美国人的合法歧视，造成美国军人对在法华工也有同样的偏见; ( 2) 部分美军士兵教养差，对待华工极其傲慢; ( 3) 美国人体格魁梧，性情暴躁，对华工稍不如意则举拳相向，甚至体罚; ( 4) 美国人随心所欲地对待华工，无视与法国的协定; ( 5) 美国人办事固执，不给华工合同之外的任何奖励，让华工失望; ( 6) 美方的规定过于苛刻; ( 7) 当美国人与华工发生冲突时，法国人往往站在美国人一边。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 20 万美国黑人士兵随美国军队驻扎在法国，并受到美军的不平等对待。他们中的很多人与华工在一起工作。人们或许会想，这些黑人士兵有时候对待中国劳工的极不友善态度，是否是他们对在美国社会所遭受的苦难，以及受到白人的不公正待遇的反弹? 黑人士兵和黑人劳工之所以有更多的机会和华工在一起，是因为在法国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在劳工营工作。然而，当华工在他们手下工作时，他们怎样对待华工呢? 尽管黑人在美国国内是二等公民，但他们毕竟还是公民，而华人却是世界上第一个不被允许成为美国公民的族群。非裔美国士兵是否像他们的白人同行一样，认为他们可以欺负在法国的华工呢? 尽管这些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如果能够透彻地分析美国黑人虐待华工和美国黑人在国内受歧视之间的联系的话，在学术上还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尽管存在着无数这样那样的摩擦和纠纷，为美军服务的华工的工作还是得到了肯定。美国人对华工的表现有如下评语: “工作不错”“工作做得很好”“工作令人满意”“比法国工人或动力机械工做得还好”“工作异常优秀”，等等。指挥官伍德曼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尽管生活条件不好，但是中国人仍然“很愉快并且心甘情愿。没有听到抱怨”。在另一份报告中，他指出，他们“乐意合作，容易管理”。中国劳工们的态度“非常好”。美国远征军的报告承认，中国劳工“又高又壮，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表现出色”。①

更重要的是，尽管时时要面对美国大兵的粗暴对待，华工们的慷慨仍然延伸到了美国人身上。美军属下的第 23 华工团有一天休息。但当他们发现大批美军士兵穿过他们驻扎的小镇开向德军前线，士兵们显得十分疲惫时，华工们主动排队为这些士兵送去饮用水。饥渴的美军士兵们喜出望外。许多满怀感激的美军士兵愿意拿出一法郎来买水喝，但华工们拒绝收钱。当美军士兵给钱时，华工们会用蹩脚的英语说，大意是“我们是兄弟，尽我们的力量为你们服务是我们的职责”。②一名来自加拿大的基督教青年会官员目睹了华工的善举后认为，“美国大兵有特殊的理由感激这些苦力的善良。”据这位加拿大人说，这样的事发生过不止一次。“我记得去年夏天也有几次类似情况，美军士兵向战场进发，又热又累又渴，跟着队伍行进的苦力们，会把肩膀上挑着的水桶拿下来递过去，士兵们传递着喝水。当美军士兵要给他们钱时，这些虽然贫穷但有尊严的中国人一分钱也不要。”③不仅如此，一些多才多艺的华工甚至加入了美国远征军的马戏团为士兵们表演。马戏团的负责人说: “这些中国人很聪明，无疑对我们的表演极有帮助。”④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美国人也尽力为华工服务和帮助华工。查尔斯·伦纳德( Charles A． Leonard) 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曾在中国传教。在为美军华工团服务的八个月时间里，他向华工们解释西方人的做事习惯，解释为什么协约国参与战争。美军注意到，“那些没有得到过会说汉语的青年会干事帮助的华工们，对于我们为什么在打仗，以及他们的国家为什么会加入战争，没有任何概念。另一方面，当他们一旦懂得了我们所捍卫的道义原则，他们立刻就明白了我们的事业的正义性，并积极热情地投身到工作中。而对于华工来说，对他们在我们所正在从事的这场伟大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在我们所共同面临的困难条件下努力工作的重要性，这些问题都需要有人向他们做出提示。”①有鉴于此，一位美军军官强烈要求伦纳德获准尽早走访所有规模较大的华工营地，以帮助华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清楚明确的认识: ( 1) 盟军为何而战; ( 2) 中国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 3) 劳工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 ( 4) 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 5) 为什么中国人有必要在各方面都向人们证明自己能力很强; ( 6) 对西方文明的认知。②

有些美国人甚至宣称像查尔斯·伦纳德这样的传教士“帮我们赢得了战争”。③在伦纳德作为翻译服务的华工团所在地，一位美军军官声称，由于伦纳德的工作，“华工团的工作效率至少比过去提高了 25% 。”④

美国人阿莫斯·霍格兰( Amos N． Hoagland) 甚至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安排下，竭尽全力指导一战华工的体育娱乐活动。霍格兰生于 1884 年 1 月，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根据基督教青年会的推荐信，霍格兰“在我们看来，是唯一能够胜任这项职务的人选。我们认为尽快通过对他的任命至关重要”。⑤另一位美国人 W． W． 彼得大夫被基督教青年会派往法国，他给华工举行了一系列的医疗卫生讲座。彼得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作为一名医学传教士去了中国。他抵达中国时，正值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于是他迅速投入到了照料伤兵的工作中。随后为基督教青年会工作。⑥彼得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到法国为一战华工服务。⑦在法国的几个月时间里，除用中文为华工们开设了多场健康知识讲座外，他还通过对华工进行采访来了解一战华工的生活和思想。①据报告，他在法国开设的讲座“内容简单，引人入胜，介绍了西方社会的条件和情况，对改善华工们的恶劣生存环境也有所助益”。②

在美军看来，伦纳德、霍格兰、彼得等美国人的贡献不小，他们提高了华工的士气和工作效率，有效地防止了骚乱。但从共有的历史的角度，可以说，这些美国人的作用，小而言之是帮助华工，进而帮助美军提高战斗力; 大而言之则是促进了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从而有助于两国共创国际新秩序。

四 “威尔逊时刻”、留美学生和华工

如果说一战华工为美军远征军服务是中美关系史中独特的一章的话，那么留美中国学生与一战华工的交集则是其中十分精彩的一节。大约 54 名留美中国学生如史义瑄、晏阳初、蒋廷黻、陈立廷、王正序、全邵武、桂质廷、林语堂、陆士寅等，曾响应基督教青年会和美国总统威尔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号召，到法国为华工服务。③史义瑄是第一位为在法国属下的华工工作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他 1886 年出生于山东，于 1911 年在庚子赔款的资助下赴美留学。④ 1917 年 11 月，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求学期间，史义瑄来到里昂郊区费赞( Feysin) ，为那里的华工建立了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中心。1919 年 4 月 19 日，他与一批华工一同回到中国。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出席了于 1921 至 1922 年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此后，他任职于交通部和外交部。1923 年，作为交通部的代表，他参与了“临城劫车案”的调查。除了在政府任职，他还曾任教于南开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湖北人桂质廷也是庚子赔款项目资助的学生。他于 1917 年从耶鲁大学毕业，随后成为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研究生。他曾在美国发行的《中国留学生月刊》担任主编，还是清华校友会会长。他从1918 年 6 月起为在美国远征军中工作的华工服务。湖南人蒋廷黻 1918 年毕业于美国奥柏林学院，曾是奥柏林学院文学杂志的主编。在奥柏林时，他是学校毕业晚会的主持人和“美国大学优等生协会”( Phi Beta Kappa) 的成员、校足球代表队队员，以及知识与劳动学会的会员。他后来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并成为中国一名出色的教育家和外交官。无疑地，当时这些留美中国学生都是中国最优秀、最聪明的精英。他们的世界观和对中国的认识与华工大为不同。①

这些留美学生在欧洲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华工写信，教他们文化知识，帮助他们认识和理解中国与世界; 更重要的是，他们决心要将这些劳工培养成中国和世界的新公民。他们之所以来到欧洲是因为这些受过西式教育的年轻中国人已经迷上了威尔逊所倡导的世界新秩序，以及中国可以受惠于新的更好的国际体系的承诺。他们要用他们的知识、力量和经验，为促使世界新秩序的早日实现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了帮助华工成为真正的中国公民和世界公民，为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中国留美学生为华工举办夜校，教他们识字，并常常为华工组织幻灯片讲座和放映电影并举办各种演讲，以传播科学知识和推广健康观念。②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份机密报告指出，“有意义的是，我们的干事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持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中国需要平民教育。”③基督教青年会留美学生为一战华工教授的科目包括英文、法文、历史、数学、中文、地理，等等。同时，他们还尽最大的努力向华工们讲解这场战争的意义，向他们介绍西方文明。④根据史义瑄的观察，不少华工都很喜欢青年会在晚间开设的课程，并非常珍惜这一受教育的机会。⑤

留美学生还举办了大量的普通大众教育讲座，内容一般针对卫生、林地、道路建设、民族自觉、第一次世界大战、公民意识等方面的问题，并配有幻灯投影片说明，为那些上课听不懂或者不愿意上课的华工提供耳提面命的受教育机会。很多华工都表示，中国留美学生的课程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公民，拓宽了他们的知识和视野，为他们培养了在归国之后能够自我管理和保持独立的能力。⑥

耶鲁毕业生陈立廷就以“中国人与欧战的关系”为题为华工做过一系列讲座。对不少华工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听自己国家的精英们专门为他们发表演讲。甚至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听演讲。有趣的是，陈立廷的演讲场所可谓

不拘一格。有时在操场上为华工演讲，有时坐在巨大的炮管上为华工讲演，有时甚至站在基督教青年会房屋的屋顶上为站在下面的大批华工演说。有一次，在演讲中突降大雨，华工们的衣服均湿透，但无人离开，直至演讲结束。有时一些华工团的美国军官也一起听讲。陈立廷和他的同伴们的演讲，也让那些平日里蔑称华工为“支那猪”的军官们对华工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对留美学生的演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美军军官事后坦诚，他们从来不知道中国人也这么有能力。他们有时邀请演讲者同他们一起用餐，以示感激之情。①

为一战华工工作的留美学生中影响最大的一位应该是晏阳初。晏阳初曾是耶鲁大学的学生。他会弹钢琴，打网球，有一副好嗓音，是耶鲁男子合唱团的第一位中国学生，还是“美国大学优等生协会”的成员，广受同学的拥戴。他自 1918 年夏从耶鲁一毕业，即奔赴法国为一战华工服务一年之久。一名基督教青年会的官员回忆道:“晏阳初先生是我所交往过的最出色的人。”②晏阳初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华工出版了一份名为《基督教青年会驻法华工周报》的杂志。由于没有汉字排版，晏阳初亲自动手先把报纸文章刻在钢板上，再通过平版印刷的方法把报纸印出来。在出版后的短短的三周之内，报纸的订阅数量便达到了 2000 份，而总发行量后来更是上升到了1． 5万份。作为该刊主编，晏阳初一直工作到 1919 年 6 月才返回美国。随后由毕业于密苏里大学的傅若愚继任主编，傅若愚一直工作到 1919 年 11 月才返回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陆士寅继任主编。

《华工周报》运用口语化的语言，便于华工们阅读和理解。从“600 汉字”扫盲班毕业的华工们，更是发现这份报纸是他们练习阅读的绝好材料。《华工周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有人观察到，“中国苦力们不管在哪里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这份报纸，因而该报纸本身也变成了一个教育媒介。”③

为华工服务的经历也对这些留美中国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领悟到了为普通人服务的意义和快乐。有一位留美学生说他之前从未认识到“我们学生对劳动者阶层负有直接的责任。我们必须返回中国，继续以同样的方式为大众服务”。④晏阳初后来回忆说: “战争以前我从来没把自己同劳工联系在一起． ． ． ． ． ． 我们自己认为我们知识分子阶层同他们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在巴黎我有幸与他们朝夕相处，像朋友那样了解他们。我发现他们与我一样出色，他们也发现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我出身优越而他们不是。”①

晏阳初在法国同华工们在一起的经历让他明白中国农民诚实质朴，智商高，能力强，渴望学习，只可惜缺乏读书的机会。②他像蒋廷黻一样对华工和中国的未来产生了极大的信心。晏阳初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认为，这些华工对中国和世界的思考非常深刻，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试想这些能关心国家大事、能思考国家大事的华工们回到家乡后，那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在那些一字不识、只求一日三餐免于饥饿的中国农民中间，他们必然是鹤立鸡群的佼佼者。”③因而他总结道，虽然他们只是劳工，但是觉醒了的劳工有着巨大的力量。外国人叫他们“苦力”( coolie) ，在中文中，这个词包含了“苦难”和“力量”两个含义，也就是“苦不堪言的苦”和“力大无比的力”。晏阳初决定用他毕生的经历去帮助他们免除其“苦”和发挥其“力”。④他意识到，在他来法国前，他对中国劳苦大众及其生活一无所知。⑤是劳工教他真正认识了中国。他坦承，“战争期间在法国，表面上是我在教他们，实际上是他们教育了我。”由于他的经历是如此令人激动并成效卓著，还在法国的时候，他就宣布他已经彻底地改变了自己，“以前的‘小我’死了，以后的‘大我’就是‘苦力’。”⑥

晏阳初此后终身致力平民教育运动。他的平民教育运动如此成功，甚至还成为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学习的榜样。20 世纪 30 年代，在美国教育部长雷莱曼·威尔伯( Ray Lyman Wilbur) 宣布美国政府将开展一场大众扫盲运动时，他指出这一计划与晏阳初在中国的项目是相类似的。《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称晏阳初的平民读写教学方法可以成为“美国显而易见的学习楷模”。⑦后来联合国要求晏阳初开始在全世界推广他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在国际化的视野下，晏阳初的计划则变为“除天下文盲，做世界新民”。

留美学生与一战华工互动的巨大意义只有从共有历史的角度才能看得比较清楚。一方面，留美学生发挥了一战华工和美军之间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一战华工充当了中西文明之间的使者。更有意义的是，诚如蔡元培先生常常强调的，中国人需要学习西方文明以使中国更为富强。而一战华工则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的先行者。①的确，一战华工成为一代新人，深受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的熏陶。例如，当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赴巴黎参加和平会议的途中经过法国哈维尔港时，当地的华工主动派出代表欢迎威尔逊。②当获悉列强达成不平等的《凡尔赛和约》后，华工派代表致书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并置一手枪于内，宣示“苟签字承诺日本之要求，请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③华工在回国途中，当轮船停靠在日本码头时，船上的华工坚决拒绝上岸，他们宣称日本对中国一向不厚道，作为中国人，他们绝不应该登上日本国土去享乐。④

一战华工的旅欧经历实乃人类文明史上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一章。虽然这些大多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的主要动机是谋生，但他们用自己的血与汗甚至宝贵的生命，参与了拯救西方文明的过程，并通过同西方文明的直接接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中国观、世界观，从而进一步为中华民族逐步走向国际社会，为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们无疑是一群非常普通的人，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不朽的传奇。他们的命运，甚至他们的生命，无疑同中国及世界前途息息相关。凡此种种，其巨大意义甚至远远超出了中美关系的范畴了。

五 余 论

共有 200 多万美国人走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伤亡人数高达 11． 6516 万人。如今，有 1． 4246 万名阵亡美军士兵被葬在位于凡尔登西北 26 英里处的默兹－阿尔贡( Meuse-Argonne) 美国公墓，这使该公墓成为欧洲最大的美军公墓。①有关美国人的牺牲和贡献的记录，很好地保留在各种纪念碑、墓碑和对美国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中。可是，对那一万余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甚至战后为美国远征军服务的华工的纪念又在哪里? 前面多次提到的美国远征军劳工局局长杰克逊，曾在他的总结报告中写道: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些为我们服务过的中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等，当他们离开部队回到他们原来的百姓生活当中去的时候，我希望他们知道，那些曾经雇佣过他们的人，对他们为我们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所做出的卓著而宝贵的贡献，内心充满感激。”②美国人显然口惠而实不至，他们并没有真诚地对中国人表示过感激。长期以来，似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都忘记了中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牺牲和贡献。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虽然今天很少有人记起一战华工和他们与美国远征军共同经历的旅程，但历史就是历史，任何人都无法抹杀。诚然，华工刚到法国时的确无知。绝大多数华工在开始的时候对于世界，甚至对于他们的祖国都没有多少认识。他们对美国当然更缺乏了解。一战华工中曾一度流行一个说法是，美国之所以参战是因为美国皇储同法国公主订婚，所以美国必须支持其新盟友的战争。华工中还有很多人相信，是美国人与英国人及法国人的私谊促使美国加入了大战的杀戮之中。③

但华工与美国远征军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欧洲的交集，无疑对华工的心路历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毕竟与美国人在欧洲的土地上共同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共同近距离直接观察对方，影响对方。一名华工曾这样向美国人 W． W． 彼得坦诚心迹，透露他对西方文明的失望: “当我返回中国后，我( 可能会) 害怕我一看到外国人就会想起在法国闻到的尸体腐烂的气味。在这里的日子就像噩梦。每天睁开眼都能看到新的恐怖景象。即使战争结束也没有丝毫好转。日复一日，我们所工作的地区简直就是一片废墟，地面被战火破坏得这样深，在以后的很多年内这里都不可能长出任何东西。”目睹了战争中法国发生的一切，他只能总结说: “世界上没有人比外国人更知道如何毁灭生命和财富了。他们夜以继日地用蒸汽和火焰，在陆地、海洋、天空乃至海底进行着毁灭和破坏。”这名华工对西方试图建立的战后世界新秩序也非常悲观。他问道: “当西方人说着那些美好的词汇，如自由、正义、民主、自决、永久和平的时候，他们究竟想表达什么样的意思? ……现在你们所谓的光荣战争已经结束，人们的内心真有和平吗? 你们外国人对你们所取得的收获满意吗? 一切都解决了吗? 当我回到我的家乡小村庄时，我该如何向急切期待着我的父老乡亲讲述我看到的一切?”①

华工能有这样认知，难道一心要以西方模式重塑中国的美国人不应觉醒吗? 一战华工不是他们在美国国内为所欲为可以歧视的中国人，经历过西方文明自我残杀的一战华工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无疑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华工对于直接管理他们的美国人当然也有自己的观察和结论。他们有理由质问，为什么这些美国人下命令时从来不解释清楚? 为什么这些军官们根本不懂他们的语言，还侵犯他们的习俗?为什么华工要听从这些人的支使?

一战华工目睹和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和野蛮。因此可以想象，在他们眼中，战争和西方是联系在一起的结合体。无论他们愿意与否，归国华工都会因为自己的经历和所看到的一切而成为西方文明的诠释者。正如彼得在听到一战华工心路历程后所指出的: “在法国，他们的身体脖子以下的部位才有用( 即只能出卖劳力) 。但是回到中国，他们用他们脖子以上的部位( 大脑/知识) 所能做的，是西方世界无限担心之处。”②对彼得和其他许多西方人来说，中国人提出的问题给他们造成了极深的困扰，例如: “西方文明说到底只是一种物质文明吗? 东方文明是否在道德方面更高于西方? 如果我们接受西方的物质文明，它是否会损害我们更高层次的道德文明? 又或者说，是不是如果我们要为我们的道德文明赢得地位，使我们能安心地享有我们的文明，我们就必须武装起来，用西方国家所拥有的武器来同西方争战?”彼得警告西方社会必须密切注意华工回国后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变化。③

毋庸置疑，一战华工的新思维和美国人彼得的警告显示出一战华工对部分美国人的影响。难怪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留学生月报》(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在 1918年就郑重宣布，一战华工是中国连接世界的桥梁。④的确，14 万华工就是 14 万名使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懂得自己的责任，并乐于担当这一角色。⑤对于为美军工作的一万多华工而言，他们不仅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使者，更是迫使美国人正视觉醒中的中国人的使者。

2018 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年，沧海桑田，如今中国在国际地位和中美关系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中国人和美国人理应重温一战华工与美军在法国发生交集的故事，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留给中美两国人民的遗产，并进一步思考中美关系的百年历程。本文不揣冒昧，从“共有的历史”的角度，尝试解读一战西线华工的特殊地位及其与美国的关系，并揭示中美关系史上长期被忽略但极有学术意义的一章。如果拙文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空白，并可抛砖引玉，引起国内外学者对此一课题的关注，则余愿足矣!

徐国琦: 香港大学嘉里集团基金教授( 全球化历史) ( Kerry Group Professor in

Globalization History，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