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毛泽东转战的美国人
缪平均 刘文强 杨普秀
阳早和寒春是一对美国夫妇,他们从青年时代起就来到中国,投身于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在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吃小米,住窑洞,饲养奶牛,转战陕北;在陕西北部的三边,他们参加了创建新中国牧场的工作;在西安附近的草滩农场,他们同中国工人一道建设畜牧机械化;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他们大力宣传延安精神,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40多年的光阴,数万里征程,这两位美国朋友在中国广阔的田野上留下了艰苦奋斗的足迹,播下了友谊的种子,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称颂,人们亲切地称他们是“咱们的美国老乡”。
“到中国去!”
阳早,原名欧文·恩格斯特,1918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阳早以做临时工所挣的一点钱作为学费,进入纽约州立大学学习农业。由于自己和家庭的苦难经历,阳早对美国统治阶级宣扬的资本主义的“神圣”、“美好”十分怀疑,转而对资产阶级拼命攻击的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正在这时,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记述红色中国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问世了。阳早和同宿舍的韩丁深深地被它吸引住了,他们激动地说:“人家不光讲革命道路,还真的发动群众,搞起了革命斗争,真了不起!”他们的目光渐渐地集中在毛泽东头上戴的八角军帽的红星上面,心里燃烧起炽烈的希望之火。两个朋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一致决定:“应该到世界的那一边看看,到中国去!”
1945年上半年,韩丁来到中国。在山城重庆,他见到了正在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和韩丁亲切交谈,问他为什么到中国来,来中国之前是搞什么的?还询问了一连串关于农业的问题。回到美国后,韩丁以激动的心情把他在中国的见闻告诉了阳早。阳早听后非常兴奋,立刻变卖了自己的家当,准备前往中国。但由于当时美国政府采取敌视政策,公开去中国解放区显然是不行的。在朋友的帮助下,阳早参加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救济总署,到中国去做救济工作,身份是救济总署的奶牛专家。
阳早去中国的消息,传到了韩丁的妹妹寒春那里,寒春原名琼·辛顿,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先在纽约州立大学学习3年,后又到著名的威斯康星大学专攻原子物理,参加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工作,是成绩优异、为数甚少的年轻女物理学家之一。寒春也很向往中国,积极赞助哥哥和阳早的行动,但她又舍不得离开她的加速器。阳早准备去中国了,寒春在华盛顿为阳早送行。“再见,祝你一帆风顺!”寒春握着阳早的手说。“谢谢,祝你取得更大的成就!”阳早也热情地祝愿寒春。两个都憧憬着自己热爱的事业和美好未来的青年,在华盛顿的秋风中分手了。
1946年3月,阳早到了上海,在联合国救济总署上海办事处工作,并设法同中国共产党驻上海办事处取得了联系。“我变卖家产,万里迢迢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去中国解放区。”这位美国青年激动地向办事处负责人说明来意。办事处负责人对阳早的行动十分赞赏,周恩来还在办事处接见了他。经过周恩来的安排,阳早宣布脱离联合国救济总署,从上海来到北平。当时,以叶剑英为首的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正同国民党谈判,他们热情地接待了阳早,准备护送他到解放区。有位工作人员问阳早:“你到了中国,又要去解放区,要不要起个中国名字?”“好啊!请你们帮个忙吧。”大家想了又想,一位工作人员说:“上海《大公报》有个进步记者“羊枣”,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他是一个深受尊敬的革命者,你用他的名字,表示继续他的事业,行吗?”“太好了!”从此,他改名“阳早”,以表达同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信念。在北平住了一个时期之后,在军调部工作的黄华把阳早送上了飞往延安的飞机。
战火中的“牛倌”
1946年10月的一天,阳早乘飞机抵达延安。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来到了红星照耀的地方。阳早怀着激动的心情欣赏着周围的一切:这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繁华的市场,也没有红男绿女;八路军指战员穿着粗布军装,有的还打了补丁,但却干净整齐,精神抖擞;山西、河北解放区的人民正赶着毛驴,推着小车,挑着担子,运来大批粮食支援陕北受灾地区。阳早深深地感到:这里同美国不一样,同上海、北平这些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也完全不同,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
几天之后,阳早来到延安杜甫川的光华农场。这个农场只有几十个人,几十亩地,还有从阎锡山统治区缴获的几十头奶牛。阳早被分配到畜牧组干他的老本行,这位畜牧专家打心眼里喜欢这几十头荷兰良种奶牛,精心地饲养、照料它们。在紧张的劳动之余,他还认真地学习汉语。一年之后,阳早已经基本掌握了日常交流用语,只不过带有明显的陕西口音罢了。
正当阳早以喜悦的心情迎接他在延安的第一个春天的时候,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于1947年3月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猖狂进攻。阳早和农场人员一致表示:“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但是,上级的指示很快下来了: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边区政府机关和各直属单位准备转移。阳早对这个指示怎么也想不通,这位年轻的美国朋友站在寒风凛冽的山坡上思绪万千:他好不容易来到延安,开始了崭新的生活,难道就这样轻易地从延安撤走吗?延安是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红星啊,解放军为什么不跟敌人拼一拼呢?
3日上旬的一天下午,一辆吉普车把阳早接到了中央军委所在地王家坪,在一间普通的平房前停住了。阳早推门进屋,只见几个美国人坐在那里,有马海德、李敦白,还有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特朗。一会儿,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进来了,热情地同大家握手、问好。毛泽东操着湖南口音,微笑着问阳早:“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阳早回答说:“我原是纽约州的农民,现在光华农场养奶牛。”这句话引起毛泽东的很大兴趣。他从头到脚仔细打量着阳早,兴奋地说:“农民,好啊,中国是农业大国,欢迎你来帮我们搞农业技术。”早在美国看到斯诺《西行漫记》上那张毛泽东头戴红五星的照片时,阳早就从内心崇敬这位中国共产党领袖。今天他终于见到了毛泽东,同他握手、谈话,并得到他的赞扬和鼓励。当时已是敌人正要进犯延安的紧急关头,但这些共产党领袖却镇定自若,谈笑风生。阳早感到他们身上蕴藏着一种不可战胜的勇气、信心和力量。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热情地邀请美国朋友一起吃晚饭,然后由周恩来向大家介绍国内形势,说明中央暂时撤离延安的部署、指导思想和革命前途,美国朋友听得个个心服口服。谈完撤离计划后,周恩来说:“这里很快就要打仗了,你们可以离开这里,也可以到蒋管区住一阵子。”阳早坚决地说:“我不走,我要和同志们一起撤退,上级已经答应我了!”直到深夜,阳早才离开那个令人难忘的房间。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雄才大略激动着,心里默默念道:我们一定要打回延安,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敌人逼近了延安城。光华农场接到上级命令:实行战略转移,向延安城北撤退。阳早和同志们赶着那几十头荷兰奶牛,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征程。行军中紧张的一天来临了:敌人误以为这支农场队伍是解放军主力,便紧紧追赶。阳早他们使劲地轰赶着那些步履蹒跚的奶牛,艰难地行进着。傍晚时分,一条河流挡住去路。河并不很宽,但水流湍急,有的地方还打着漩涡,河面不时漂过几片薄冰。河面上一架由木头搭起的简易小桥,被水冲得摇摇晃晃。人可以相互搀扶着从桥上走到对岸,可那几十头奶牛怎么办呢?两年前,阳早为了来红色中国,忍痛卖掉了自己心爱的奶牛;今天,为了中国革命,他要全力以赴保护人民财产,决不能丢掉一头奶牛。
紧急关头,阳早决定自己和牛一起游过河去。他告诉大家:“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丢掉这些奶牛,它们为中央首长和边区的孩子们提供过牛奶,今后还要靠它们发展大牧场呢!”说着,他把牛一头头赶下水去,自己也“扑通”一声跳进冰冷的河水里,保护牛群前进。当阳早赶着牛游到对岸时,他的身体已经冻僵了。历时一年的转战结束后,领导和同志们对阳早的工作做了高度评价。他的鉴定上这样写到:“对革命胜利有信心,1947年战争中表现坚定。”
圣地花烛
在华盛顿送别阳早之后,寒春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美国军方对科学研究的干涉,使这位年轻的核物理学家多年来走纯粹科学道路的幻想破灭了。正在这时,她接到阳早自中国解放区发来的长信。信中对延安生活的描写,又使寒春看到希望所在。她拿定主意:到中国去,和阳早一起共同战斗!1948年初,寒春拎着一个手提箱,带着一部打字机,远渡太平洋来到中国上海。随后,她在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到了南京和郑州,两次试图进入解放区都未成功,只好返回上海,准备先去北平再寻机转往延安。1948年4月,寒春来到北平,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在北平住了一段时间。
1949年2月,寒春告别了刚刚解放的北平,搭乘解放军的军用卡车,经过两个星期的颠簸来到延安。当时,阳早正在陕北瓦窑堡农具厂工作,闻讯后立即赶回延安同寒春见面。4月,这两位来自太平洋彼岸的青年在革命圣地延安举行了婚礼。婚礼是在边区政府礼堂举行的。中国的同志像过节一样筹办阳早和寒春的婚事。按照陕北风俗,青少年们点燃了噼噼啪啪的鞭炮,乐队吹唢呐敲锣鼓。为了使婚礼具有美国特点,大家还举办了简单的舞会。新房是边区政府接待组的客房,里面摆满了同志们赠送的礼品、喜帐、对联,不少同志还赋诗作画祝贺新禧。最醒目的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赠送的“爱情与真理的结合”的喜帐和一幅写着“万里良缘,圣地花烛”的喜联。
阳早和寒春出身于美国两个不同阶层的家庭,他们的专业也不一样,他们还都曾热爱自己的事业,走着不同的道路。是什么力量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了呢?是中国,是中国解放区,是追求真理的理想!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为人类服务的正义事业,把自己的理想、生活和命运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有什么能比这更高尚、更可贵的呢?两个星期后,阳早和寒春一起回到瓦窑堡农具厂,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农具厂制做铁锅、铁犁,还有一个革新小组,那里车、铣、冲、刨等机床都有一点。曾经研究加速器的寒春一下子投入到革新车间,和阳早改革了铁铧犁,制造了水车和风车。业余时间,大家看报、学文化、唱歌、演节目,中国同志还积极学英文,阳早、寒春成了他们的老师。这里一切都是那样真诚可爱,到处都是那样的生动活泼,寒春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地方。
陕北的生活是艰苦的,这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却觉得苦中有甜、苦中有乐。一次,阳早过生日,按照美国的风俗要做个大蛋糕,插上蜡烛,以示祝贺。可陕北当时哪有蛋糕呢?聪明的寒春还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傍晚时分,她拉着阳早的手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要对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祝你在陕北度过这难忘的日子。”说完,她转身捧出一样东西,那是一个用黄泥土捏成的特大号双层蛋糕,上面刻了很多很细的花纹,乍看起来还和真的一样呢。没有蜡烛,寒春就在蛋糕上插了一根根小木棍。阳早高兴极了,双手捧起那个蛋糕,上下左右看个够。这个在陕北高原用泥蛋糕过的生曰,永远地印在阳早的记忆里。
“要用延安精神搞四化”
1949年8月,新中国诞生的前夕,阳早、寒春和战友们向更偏僻、更艰苦的陕北定边县进发了。那里紧靠内蒙,有着广阔的草原。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的指示,要在那里建设一个三边牧场,场部设在定边县的城川镇。阳早、寒春和同志们为了尽快站稳脚跟,十分尊重当地牧民的风俗习惯,学习他们的语言,不要任何报酬地为他们提供种畜,利用科学知识为牧畜防病、治病。牧场的规模一天天发展起来了,阳早、寒春和牧场工作人员成为牧民最可信赖的朋友。
在三边牧场工作了两年之后,阳早、寒春被调到西安,先在西安奶场工作。1955年,他们来到西安城北20公里渭河之滨的草滩农场,和那里的工人、农民一起度过了10个春秋。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为农场设计建成了我国当时最先进的奶牛场自动化挤奶管道专用线,为我国奶牛场机械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6年4月,阳早、寒春被调到北京,阳早进了电影局,寒春在对外文委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怀疑他们是美国特务,他们的孩子在学校被孤立。但阳早和寒春坚信,当时一些人的做法不符合共产党的传统和毛泽东的一贯思想,真理的阳光一定会驱散乌云,中国是红星照耀的地方,红星是不会被狂风吹落的。
1973年3月8日,阳早、寒春出席了人民大会堂“三八”茶话会,周恩来总理同他们热情握手、亲切交谈,告诉他们:“毛主席早就主张世界革命不分种族,中国人和外国人应该一样,主席很关心外国朋友。”周总理还说:“你们、我们都在经受考验,我们一块干革命。”这些充满真挚感情的话语,使阳早、寒春兴奋不已。回想起1947年撤离延安时周总理的那次谈话,阳早深深感到:中国革命的航船是经得起风浪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着辉煌灿烂的前途。
1972年,阳早、寒春请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经黄华安排,他们又回到农村,来到北京郊区的红星公社牛场工作。阳早先后担任北京市畜牧机械化顾问、农机部顾问、畜禽机械研究所副所长等职。40多年过去了,阳早和寒春从未忘记在延安、在陕北战斗的岁月,他们经常向人们宣传延安精神,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诚恳地告诉周围的人们:“必须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要用延安精神建设四个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