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尘封的往事，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七十多年前，一群野蛮侵略中国、肆意屠杀中国人民的恶魔，还有追随这些恶魔来到中国的日本侨民，超过三万人，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正义力量的感召下，不仅放下屠刀，还弃暗投明，重获新生，于是，他们有了一个终生引以为豪的崭新的身份——中国人民解放军日籍战士。

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信奉武士道精神，大多数日本军人是宁愿自杀也不会投降的，这些年，许多抗日题材的影视作品都在渲染这种精神。可被八路军、新四军俘虏过来的日军（相当一部分）不仅投降了，还心甘情愿接受改造，自愿加入共产党的队伍，帮助中国人民反击日本侵略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独特的功勋，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初期建设中抒写了可歌可泣的浓墨重彩的篇章。

不仅可以将魔鬼改造成人甚至可以改造成天使，当我们重温这段往事的时候，不能不惊叹，毛主席和他领导的共产党、人民军队是多么伟大啊！

1937年10月25日，毛主席在接受英国记者贝特兰的采访中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针对日军俘虏，制定了优待政策。八路军、新四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对日俘优待政策，用宽广的胸怀、无比的真诚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俘虏过来的日军逐渐认识到侵华战争的罪恶和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从而自愿自觉接受改造，并最终选择投入人民军队温暖的怀抱。

还是举两个例子吧。

从小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前田光繁，1937年6月，从日本来到中国，加入了侵略者的行列，几个月后，在华北被八路军游击队俘虏。他以为会被杀掉，结果受到优待。通过学习，他认识到八路军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于是思想逐步转变。1939年1月，在毛主席、朱总司令主持的新年晚会上，他和另外两名俘虏庄严宣誓加入八路军。前田光繁光荣地成为第一名日籍八路军战士，他下定决心要与八路军生死与共。1939年11月7日，前田光繁和另外两名日籍八路军战士在抗日前线宣布建立“日本士兵反战团体觉醒联盟”，义无反顾地举起了反对日本侵略的旗帜，以唤醒被蒙蔽的日本侵略中国的士兵。从那以后，各抗日根据地都成立了“反战同盟支部”。这些反战战士通过标语、传单、书信、阵前喊话等方式，对日军士兵展开宣传工作，让他们了解战争真相，劝他们从军国主义的迷梦中觉醒。日籍八路军、新四军战士的反战宣传对打击日军嚣张气焰、瓦解日军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佐藤猛夫，曾是日本华北派遣军的一名陆军中尉，被俘后，经过思想改造，1939年8月，加入八路军。他先后担任八路军129师野战医院医务主任、副院长，救治了许多八路军伤员，被誉为日本白求恩。

抗战期间，八路军俘获日军官兵2047名，自发投降的715名，其中300多名被送到延安日军工农学校，他们在这里接受思想改造，先后成为反战同盟的光荣战士，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由于地利，四野成为日籍解放军最多的部队。下面我着重讲述四野日籍解放军的一些故事。

据有关史料记载：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日本人留在东北解放区，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粗略知道的日本人数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共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内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较多。具体分布在各部门的日本人数是：军区卫生部7200人，军区军工部2000人，军区军需部900人，军区其他系统1500人。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年，东总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

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勋显著者，无疑是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这支关东军的王牌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计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

事实上，共产党进入东北后，被吸收进来的日本侨民并非全部从军追随四野一路征战，还有一部分技术人员因解放区建设急需被分散到中国各地，规模最大的一支是1950年秋，800名日本铁路技术人员及其家属被送抵甘肃天水，负责修建兰州到天水的铁路。1951年春，天兰线正式开始建设，1952年10月1日，在建国3周年时，天兰线提前8个月通车。抵达天水的这批日籍铁路技术人员，除了修建天兰线外，还有部分人员被抽调修建兰新铁路和山西铁路修建改造的工程中。

在日籍铁路技术人员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四野29后方医院的日籍炊事员吉冈宽，吉冈以前是技术高超的火车司机，解放战争结束后，吉冈转业至地方，在衡阳铁路局当火车司机。1953年毛主席到南方视察，吉冈被上级交代一项重大任务，为毛主席返回北京时，担任长沙至岳阳段的专列司机。吉冈宽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日本籍的工作人员会被委以如此重任。这一次担任毛主席专列司机，被吉冈宽视为一生最大的荣耀。

1990年4月，以中村义光为团长的从日本来的“第四野战军日籍战友回娘家访问团”来中国访问，成员有福山三利、平野丹通、若生爱子、本间雅子等，共17人。他们几乎全是在第四野战军10纵工作过的医生、护士、宣传队员，大都参加了四平血战、三保临江、四下江南、林海雪原剿匪、黑山阻击战、锦州战役，尔后随四野百万雄师入关，又参加平津战役，百万大军下江南，一直随队打到海南岛。从1953年起，这些日籍解放军才陆续以日侨身份回到日本。

中村义光有这样的经历：1944年3月，中村被征召入日军，1945年8月，任日本关东军7352部队的少尉，听到日本投降消息，中村与10多名不愿向苏军投降的日本兵逃亡到吉林敦化，寄身于一股流亡日军与当地土匪合伙组成的武装，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当地剿匪，这股流亡的日本人再次面临选择，经交涉，决定交出武器，并留在队伍中。中村不懂医务，所以在四野的卫生部门长期担任会计工作，但在战争中却立了3次大功、3次小功，这样的立功记录即使在一线作战部队也不多见。全国解放时，中村因表现优异，上级一度准备发展动员中村入党，后因考虑到中村将来要回国而作罢。

1949年，只是连级干部的中村，在组织关照下与同在卫生系统的近藤清结婚，当时部队中只允许大校以上才可结婚，所在的医院破格为中村夫妇提供了结婚的一切方便。

1954年5月，中村夫妇携两个在中国出生的女儿返回日本，在县政府谋到一份公职安顿下来后，中村开始力所能及地为那些回到日本谋生不便的老战友提供帮助。由于回到日本的四野日籍解放军战士特别怀念在四野的战斗生活，1967年，中村率先开始联系散落在日本各地的四野老战友，发起组织了“回想四野会”。1970年3月，在富士宫市举行第1次正式成立会议后，“回想四野会”便每年1次在日本各地轮番召开。1980年以后，为确认会员及报道中国老战友的消息，中村义光创办并发行了1年4次的《回想四野会报》，成为紧密联系往昔战友的纽带。

《回想四野会报》不但记叙会员们的活动和战争回忆，还积极评论时事热点新闻，尤其是关注如何加强中日两国的友谊。中村义光除了发起“回想四野会”外，还组织了中日友好会、解放奖章授给事务局，并长期义务从事日本在华遗孤的寻找救济工作。

据参与接待“第四野战军日籍战友回娘家访问团”的某师政治部主任傅乐平回忆：

部队安排他们到工作、战斗过的原四野10纵野战医院二所，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进行40年后的回访。成员个个事先郑重其事地准备一番，身挂奖章、勋章、衣着整齐、精神抖擞。当走进医院，看到数百名身着白衣的医生、护士手挥鲜花、彩带热烈欢迎老战友，高呼“欢迎老战友回娘家”时，访问团成员个个热泪盈眶，有几位女团员扑到欢迎队伍中的女战士怀中，抱头痛哭。

爆发的顶点则是在某部钱树根军长、宫永丰政委主持的欢迎宴会上。当时主客突然放下酒杯，集体起立，情绪激昂泪花滚滚地唱起当年最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几位女团员还干脆离席在空地扭起了东北大秧歌。

代表团的伤心地是黑山阻击战烈士纪念陵园。黑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最关键的战场，也是他们生涯中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当年，仅二所三天三夜就抢救医治了2000多伤员，许多日本藉医生、护士三天三夜没合眼，吃饭都在手术台上。

代表团中的本间雅子永远面带微笑，举止优雅，像是演员或大学教授出身。她当时除了做手术外，还多次为危重伤员输血，被称为“万能输血者”。据介绍，医院几乎所有的日本医生和护士都给伤员输过血。

雅子回忆说：“那时三天三夜下来，每个人躺下就不省人事，人累得像死人一样，看着断肢少腿，鲜血淋漓、生命垂危的伤员，马上又挣扎着起来也要去抢救生死与共的战友。”几十年后，这些日籍老兵与当年幸存的老战友重聚这无数战友长眠之地，相拥号啕大哭。

中村先生在自述中坦承最初留下来并非情愿，只是因为别无选择的临时之计。尤其是并未打消对共产党的疑虑和恐惧。中村和那批加入中日混合武装集团的日本人被四野收留不久，因朝鲜族战友的揭发，那位曾担任土匪头目的前日本军官被枪决，不熟悉共产党政策的中村和另外两名日本人因恐惧而一起逃跑，但很快被追回。

民主批判会上，朴素的中国战友们纷纷主张应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处决，但当时的机关卫生部的首长伊海的一番话救了他们的命，也彻底改变了中村等人的看法，伊海说：“日本同志是不同国家的人，人情，风俗，习惯也不同，在语言不通的环境里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稍有误解便会给他们带来不安。指责他们的同时，更应该给他们反省的机会，让他们为中国革命发挥更大的力量。”

几乎所有归国日本老战友都会在回忆中强调当年解放军的纪律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日本媒体。

中村义光今天还能熟练地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旧日本军队也有类似的纪律规定，但从来不像共产党军队这样当真。而且，经历过日本军队中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严厉的体罚的人，再加入共产党军队，会有异常巨大的反差感受。

2002年，中日建交30周年，日本NHK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被留用的日本人》专题片，被采访到的当年解放军老兵们，在被问到如何看待自己的那段历史时，几无例外的回答是：现在我为参加了中国革命而骄傲，为青春奉献给了中国而自豪。

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日籍人员，归国后处于日本警视厅和各种组织的监视之下，有的人找不到工作，有的受到上司和同事的猜疑。中村义光回日本30年不讲中国话，不敢写中国字。当他快退休前义务参与到对中国日本孤儿救助工作时，那流利的汉语、娟秀的中文使厚生省的官员们大吃一惊。小木曾博子28岁那年回国，到家第一天，来了5个警察，询问她在解放军中是否被强奸，博子愤怒地回答：“解放军与日本军队不一样，他们绝不会干那样的事!”

当年四野日本籍官兵都获得了中国解放纪念章，不少人还获得了各种军功章。回国时，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对华态度，出于保护这批日本战友归国就业、生计问题，决定收回他们珍藏的各种中国解放纪念章、军功章，并说明将来条件允许，环境变好了将发还他们的这些奖章。

1972年9月30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当天，中村义光就提笔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补发或归还这些珍贵的奖章。他在信中说：“突然给总理同志写信，请原谅我的失礼。1972年9月29日，那是我们1953年5月12日从上海港返回舞鹤港以来，苦苦等待19年中日建交的一天。因为，我们从中国返回日本以来，19年来一直被歧视的生活中稍稍被解放出来，期待着至少能够过上光明的生活。离开中国时，中国政府保管、回收了曾经发给我们的东北、华北、华中、西南(及对个别人发放的西北，海南岛)等解放纪念章。现希望能够按约定，把这些纪念章再次交给我们这些同志。这纪念章应该是我们为中国革命付出的青春奖赏。我们绝对不会要求特权与养老金，而是希望现在毫无顾忌地向子孙讲述我们曾是在中国工作过的，是伟大革命的一部分的参与者这一事实当作话题，当作最大的骄傲。”

第一封信发出后，中村和战友们又历经9年时间反复申请和要求，中国方面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补发当年收回的奖章和纪念章，最终满足了日本战友，满足他们的正当要求和热切愿望。

1982年5月25日，日本歧山会馆的“回想四野会”聚会上，这些年过半百的老人们身着整齐的正装，佩上了久别的各种解放纪念章，洋溢着无比的荣耀和自豪。这是他们人生中难忘的经历和殊荣。

1956年6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

能将最凶残、最顽固的敌人感化、改造成自己最信赖的同志、最忠诚的战友，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数以万计；不是一年两年，而是终生不渝，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吗？能创造这样奇迹的有且仅有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和人民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