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征途中的饮食

杨建民

本文中介绍的红军征途中的饮食，均来自于参与长征的红军干部战士的记述。仅仅通过这些记载，长征的艰辛困苦便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任何艰苦条件下，不屈服，不畏惧，即使在吃的问题上，也能显现出一种精神。它作为长征精神的一部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这是作者专门从多种文章中寻出长征饮食作为题目的初衷所在。

“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长征的出发较为仓促，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长时间行军作战，在饮食这个基本问题上，是无法考虑更多和长久的。1949年后担任过驻外大使、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的回忆是：“大军出发，是个没有后方的战略转移，前面既无粮仓，后面亦无后勤供给，只能够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那么，也就是有什么吃什么。有时情况好，就可以吃得好，条件差，吃得自然差，饥一顿饱一顿。见不到人烟时，就没有或很少有吃的。时间长了，带在身上的一点粮食没了，只好向大自然讨要。在这后面，李一氓还有话：“至于吃谁，当时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有一条阶级路线，主要吃地主的粮仓、牲畜等。”这种情形下，队伍管理也比较严格，每个伙食单位不能单独、自由行动，必须统一在一个名为“供给部”的领导下，指定到什么地方去领什么东西。李一氓记述：“如那个地方有地主的鱼塘，就可以分到鱼。我还记得在湖南的一个大村子里，我们分得很多塘鱼，这是第一次，真鲜美极了。”

部队走到云南宣威，居然分到了全国有名的“宣威火腿”。这东西，当时主要是有钱人享用的，一般人连怎么吃都不会。据李一氓回忆，他们连队的炊事员“根本不知道如何烹饪这种东西，而是切成大块，采取类似烧红烧肉的办法，结果一大锅油，火腿也毫无味道。”但也有吃过并知道如何制作的人。1949年后曾担任过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的萧劲光（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他就不要公家烧的火腿，而是让分一份生火腿给他。他把这火腿蒸熟，搁在饭盒的菜格子里。这样，每天行军正午休息吃午饭时，他就打开来下饭。李一氓称其“聪明”，还羡慕地说：“这种味道当然比红烧火腿有意思多了。”

但是，这样的日子并不多。绝大多数时间，有一顿正常的米饭就很不错了。在一位名叫谢扶民的红军写的一篇日记《苗山一夜》里，写到长征到了大、小苗山时，老百姓都躲进了山里。经过一位老人出面说服，百姓才回到家。战士们以六块大洋100斤的价格，买到了部队需要的大米。可在分发的时候，一些单位却不愿意要这些大米，说买到的都是糯米，这种米，吃了不管用，行军“脚发软，走不动路。”经过了解，才知道这块地方只产糯米，没有其它粮食，大家只得收下。一些人开玩笑说：“好吧，就算过一个年节吧。”因为在大多数地区，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舍得用糯米做些年糕、甜米饭之类的食品。这说明，当时部队行军，是走到哪吃到哪，有什么吃什么，没有多少可以挑选的。

这是正常时节，还有许多时候，部队走的是偏僻山地，或荒无人烟的草地，时间久了，吃食就出现问题。据1955年授予少校、长征时的小战士谭清林回忆，1935年秋，他所在的红四方面军越过大雪山，在草地边缘的康猫寺休息两三天后，没有找到什么粮食，只好采集了一些松菌、松果，烤熟了一些牛羊皮做干粮，随即向草地进发。他所在的三十军九十一师一个连队，进了草地几天后因为大风冰雹，找不到前面队伍留下的路标，只好返回出发地。等到再出发时，原来准备的干粮松果、松菌之类都吃光了，再找不到吃的。进入草地那天，只有他自己的最后一小把炒面，分给几个战友各人“一小撮”，就着雪水吃了。在草地中，头两天大多数人只能喝一些带有草味的黑色苦水，吃一点随手拔起的野草、野菜。找不到青草时就抓起枯草，嚼嚼草根，咽些口水。后来几乎沿途所有野生植物，都被大家尝遍了，之后发现一种满身长刺的矮树，上面叶子落光，结着豆子粒大小的红果，吃起来味道酸甜酸甜的，这算是最好的食物了。见到这样的树，大家都一口气跑过去，满口满口吃饱了，还要折下几枝，带给伤病的战友。可这样的尝试也带来灾难。第二次进草地第六天，有人在地上扒出一种青萝卜一般粗大的水生植物，刚试着吃时，味道甜还爽脆。得知这个消息，大家都分头去找。谁知这东西吃下去不过半个小时，毒性发作，呕吐不止。有人好心舀碗凉水给呕吐人喝下去，不料呕吐更厉害。几位战士当场牺牲。这以后，大家采到野草野菜时，总是先放在嘴里小心嚼嚼，多试几次后才敢咽下肚去。

雪山顶上的山药蛋和草地里的“皮货”

1949年后曾担任过兰州军区司令和福州军区司令的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开始长征时，才不过16岁。在攀越大巴山前，班长给了他一个“猪肠子那么大的干粮袋，一半装的炒熟的黄豆，一半装着剩下来的炒饭。”在皮定均看来，这点东西，还不够他一顿吃，可现在却要做几百里山路行军粮食。人小，不知利害，肚子一饿，他便偷偷抓炒黄豆往嘴里喂。一吃黄豆，口渴起来，乘班长不注意，抓一个雪团丢进口里，“用舌头压在一边，不但不觉得凉，而且精神焕发，越走越有劲了。”不长时间，皮定均携带的干粮被偷吃得差不多了。当副班长检查他的干粮袋时，距离他们的目的地还有“两个七十里”：“小伙，这怎么行呢，山还没有到顶，你的干粮就快吃光了。你不打算过去吗！”说完后，塞给他一个山药蛋。再三叮嘱：“你可要慢慢啃，不要一口吃光了。”

干粮不够，攀爬寒冷的高山是很危险的。后来，皮定均不敢轻易动这颗山药蛋，肚子饿时只是伸手摸摸。到山顶，已是夜深。大家肚子都饿了，皮定均拿出山药蛋，让给同志们。大家都是用门牙轻轻啃一下，又还到他手上。在山药蛋的支持下，大家度过了这漫漫长夜。下山后，副班长又掏出最后一个山药蛋，让全班战士啃。终于，这个大家都不肯吃的山药蛋，又到了最小的战士皮定均手里。他推给副班长，副班长对他说：“小伙，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了，你赶快吃了，鼓足劲消灭敌人！”多年后，皮定均以《两个山药蛋》为题，写下纪念文章。他在文章最后说：“这座大巴山，是我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遇到的第一座高山，也是我在斗争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道关口。……那里有我们的足迹，那里有我们全体战士同艰共苦的友情。这种友情，就象（像）大巴山一样，屹立在我心中。”

长征中吃皮带的事，1949年后曾担任过成都军区副司令的李文清（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最后的脚印——记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文中有确切记述。作者所在的红二方面军五师十五团是从甘孜进入草原的。当时每人带了半个月左右的粮食（每人每天三四两计）。这点粮食，很快就消耗殆尽。一天，李文清到师部汇报工作。进了帐篷，闻到了一股香味。师长王尚荣（1955年被授予中将，曾担任过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拉住他：“先别忙汇报，这里搞了个牦牛脑袋……来！先喝它一碗。”“我接过来咕咕一气就喝了下去。多香呀！我好像这辈子第一次喝过那么好的汤。……而且，这锅汤是整个师部喝的。”此文中也记述了吃毒草的情形。因为他们是后卫部队，在草地上连可吃的野菜也几乎没有了。为了活命乱挖，结果就挖到有毒的草：“有的吃上毒草，轻的就会四肢抽风，神经失常，口吐白沫，重的就会丧命；当时又缺医药，大家围在一起束手无策，眼看着自己的战友倒下去，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心里象（像）刀割一样难受。”

在这种濒临危亡的情形下，吃皮带这种极端行为，也就容易理解了。那是快走出草地前的一个星期，因为根本没有粮食，前进的速度也“慢得异常可怕，每天只能走八里十里。”有一天，一个通讯班的小鬼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把皮带放在火上烧，然后用刀子把烧焦的部分刮掉，切一块嚼一嚼。虽然苦但是可以吃。“这个意外的发现马上就在全团推广了。于是，枪皮带，腰皮带，皮挂包，只要是皮，全吃光了。”

就连牛皮一类平时几乎不可吃的东西，长征中获得也不容易。据一位名赵连成的红军在《咱班的“王政委”》一文中记述，他们部队刚进入草原时，看到了先头部队丢下的一堆牛皮，他和另一位战士把牛皮拉回来，交给队长、指导员。领导将这些牛皮给每人分了两块。大家把小一点的牛皮用棕绳穿起来绑在脚上当鞋子，大块些的缝成一个带尖的帽子戴起来，有人还随手画个五角星在上面。走着走着彻底没粮了，这些“皮鞋”“皮帽”，陆续进了肚子。

打猎和吃青稞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有时即使有较好的食物，无法以好的方式制作，吃起来也不是滋味。在李天焕（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担任过公安部副部长职）的长文《气壮山河———红西路军远征记》中，记述了他们在祁连山作战时，没有粮食，便让身体好、枪法准的同志到山上猎野牛、黄羊。其他人拔草、捡牛羊粪，准备用来烤火和烤肉。不久，打猎战士回来，抬着野牛、扛着黄羊。大家用刺刀割肉，每人拿一块，找块平整些的石头，或者挂在小树上把肉切成小片，再用枪探条串起来，在牛羊粪火上烧着吃。开始大家饿极了，肉烧得半生不熟便送到嘴里吃起来。吃过几块后，感觉不好了。野牛羊肉本身膻味很重，没有盐，用的又是粪火直接烧烤，那肉真是又膻、又苦、又臭、又腻……再饿也吃不多，勉强多吃就要呕吐。一个小战士机灵，他把肉放在脸盆里烧，不直接用粪火烤，结果味道少了苦和臭味。可惜，当晚落雪，这位睡在草地上的小战士竟然被冻死，连名字也没留下来。

这还是有猎物可射杀，没有的时候，为了人能活命，只好宰杀用来驮物资的牲口。吴先恩（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的《党岭山上》一文里曾记载，部队在过西康丹巴一带的党岭山前，宰了两匹牲口，“把肉分给伤员，皮和骨头给工作人员分了。”李文清的文章中，也有相同的记述：“情况已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了。为了救下这些革命的种子，现在，只有把最后一手拿出来了———把驮帐篷、物资的牦牛和首长骑的骡子杀了。杀一头全团要吃三四天，先煮汤和着野菜吃，再把煮过的肉分给每人一二两带着，不准吃，第二天再煮……”有牲口可宰杀，在长征中还算是较为幸运的。苏红的《红色少年连队通过草地》一文，记述了最早进草地时吃青稞的情形。此文介绍，当时吃的是“青稞囫囵饭”。这东西很难煮。炊事员为了第二天早晨大家吃好，居然一夜未眠煮青稞。吃饭时，一次三五粒嚼碎下咽，才会稍好消化。可人大多数时间大口吃着，结果就消化不了。在钱治安的《一次支委会》一文中，就记载了有关青稞的情况：“离德荣还有好几天路呢，全连就颗粒不剩了。这是我们连第一次经受饥饿的考验，饥饿第一次把我们带到生死存亡的边缘。据前面部队介绍，马骨头和马粪中没消化的青稞，都可以用来充饥。”牲口胃的消化能力强大，可也不能将青稞消化掉，可见其不便成为人类食品。

有关青稞在长征途中的故事不少。文人出身的李一氓，大约因为记忆深刻，故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还专门对青稞在当地生长和食用的情形作出记述：“稞麦就是大麦的一种，全名叫‘稞大麦’，因为生长期快，3~5月播种，7~9月收获，非常适合于青藏高原的地质和气候。……这种作物很经得起煮，用水煮了几小时后，仍然是一个个完整的麦粒。以为熟了可以吞食了，但还不能消化，排泄出来的还都是一粒粒的青稞。因为每个人分得的数量有限，有的甚至把排泄出来的青稞淘洗过后，再煮再吃。”粮食缺乏的情况，由此可想而知。

买食物和“借”食物

食品的来源，也五花八门。时任红四团六连连长的杨信香在《攻破腊子口》一文里记述，1935年9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来到距离腊子口15里的地方。先头部队经过战斗，击溃敌人一个营，还缴获了大批面粉、白糖等。后来在攻击腊子口前，炊事员便用白天缴获的白面，给大家做了一顿好饭。吃饱后，战士们几番进击，打开了腊子口，使这支部队可以顺利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次的粮食，是从敌人手里获得的。

从多数记载里可以看出，虽然粮食总体缺乏，可部队的政策还是严格执行的。譬如对从百姓那里获得，大都需要购买。1955年被授予少校的康正德在《心连心》一文中记述，红四方面军行进到原西康省一个叫波巴的村寨时，为尊重少数民族，决定不进房子，在村外露营。当时百姓大约受到敌人宣传，都带着牛羊上了山。为了获得他们支援，战士们便分成若干工作队去山上寻找。藏胞们先有人回家，看到他们门上的锁、红布条、神符都原封未动，夹墙中的东西一件不少，而战士们却露宿村外受冻，吃着清水煮野菜，十分感动。他们回山，告知其他人，老乡们便赶着牛羊从山上草地回来。在一位老人的带领下，藏胞焚香点烛，硬把战士从村外请到家里。有的把在地下埋藏三年多的腊肉也挖出来给战士吃。还一下子慰劳了300多只牛羊来。当时红军不熟悉藏胞习惯，没有接受，这使藏胞很不高兴。战士看到藏胞没有盐吃，有钱也买不到，便将自己带的盐送给他们，可藏胞无论如何也不接受。后来通过翻译，战士们才知道没有收下藏胞的东西，是把他们当“外人”，因此藏胞很生气。于是，战士接受了他们给的粮食和肉，给藏胞一些盐，藏胞收下，之后便亲如一家。

在钱治安《一次支委会》一文中，还记有部队进入到德荣县城后，没有找到一粒粮食，战士本以为进了县城，可以得到一点补充，一些战士，看似病重，其实是饿的，有了粮食，吃饱了，病就好了。后来在几间破房子中，发现埋在地下的一大缸青稞。有了粮食，这本是大好事，可在藏区，部队有严格要求，不能随便动他们的东西。在饥饿和政策面前，连队开了一次支委会。在维持纪律和饥饿的实际情况下，经过争论，支委会通过了以白洋买粮食的决定。大家将地下400来斤青稞挖了出来，按照病号每人8小碗，一般同志5小碗，干部每人3小碗分发。在藏粮食的地方埋大洋时，领导让文书写了一张纸条，上面说，老板，实在对不起，我们挖了你的青稞。现将青稞折合五十块白洋留给你，请收下。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三连全体。纸条是红色的，50块大洋用蓝布包了两层，红纸条端正贴在上面，放进装青稞的缸里，一个战士怕不够，又添了12块云南小银币。“这时候，支部委员都站在旁边看着，直到原封原样地埋好以后，他们才像放下一副沉重的担子，各自散去。”

肖永银（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是西路军战士。1937年西路军在甘肃高台、酒泉之间遭到极大损失后，他受令掩护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回中央。其间为有人能回到中央汇报，徐向前决定兵分几路，分别向陕北方向突围。肖永银与总部参谋陈明义两人一路，带着一个皮包和徐向前写给中央的信，以及几只做盘缠的金戒指，往中央方向进发。在路上，他们没有东西吃，也不敢轻易下山去买。在黑河边看到一户人家，他们便脱下军衣，化装成老百姓的样子去找饭。可遇见的那家汉子狮子大张口，听说他们要吃一顿饭，竟然要收5块钱。当时5块钱不少，一般一顿饭不过1角2角。这位汉子也许听出他们是外地人，要敲他们竹杠。可肚子里几天没食了，没有办法，就掏出一个金戒指当饭钱。那个汉子试了又试，终于收下，给他们做了一盆青稞面疙瘩。饿坏了，也不管烫不烫，呼噜呼噜吃起来。一连吃了七八碗，把肚子胀得发痛，可还想吃……再往前走到永昌城，天下大雪，老百姓家也不敢去，躲在野地会被冻死。想想，上一年部队经过时，住在城北半山腰的一座庙里。到了庙里，四处看去也没法躲，最后从后面钻进一尊几丈高的大菩萨的肚子里。睡了一觉醒来，出来找吃的，看到祭台上香烛还燃着，台上还摆着一些残存的供品。他们先捡起来吃了一通，再把剩下的装进口袋，扛着出了永昌城。这是向菩萨“借”食物。再往后走到一处名为“十二洞”的小村子，他们每每靠讨食维持。这天讨饭到了一大户人家，被狗咬了一口。村子里的人怕他们“找事”，便一家一户地凑了半布袋饭。凭着以血换来的“饭”，他们才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岁月。

吃肉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得，可也偶尔能够碰到。据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的徐海东回忆，他所在的部队，四处打听中央队伍。在甘肃与“马家军”打了几仗，进入到了陕北边沿白区红区交界的绍山地界。部队翻山越岭走了3天，也没有碰到一个村庄。背的粮食吃光了，“全军两天没吃上东西，许多同志饿得昏倒在路上。”这天下午，忽然发现了有500多只的一大群羊。上前一问，才知道是一个羊贩子赶到他处倒卖。经过和羊贩子“好商量一番，他才把羊卖给我们。”部队一下子就有了吃的。这次吃羊肉，没有盐，连锅也不够。这时，有脸盆的，就用脸盆煮肉；没有脸盆的，只有把肉切成薄片，放在石板上烤着吃；还有的操起一只羊腿，架在火上烧着吃……这下可救了命，不仅有吃的，还是高质量的食物。徐海东最后说：“幸亏了这群羊，才使我们坚持到了苏区。”

长征途中，由于路途遥远，各地条件不一，所以能获得的粮食也五花八门。从以上材料看，多数时间，有顿饱饭亦属不易，更不用提吃野菜、烧牛皮、嚼马粪中的青稞……长征是一次行军，同时也是对身体意志的严峻考验。

（本文作者为陕西省汉中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