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建立的报告制度，党取得历史性胜利的一个根本保证

黄少群

1948年，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是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建设、集中统一党的领导的一项重要举措。关于报告制度，毛泽东极为重视，亲自抓制度的落实。这一制度的贯彻执行，对随后三大战役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起了重要作用。

在战略大决战的前夜，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必须大力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日益发展壮大，到1948年，全党已拥有300万党员，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解放区日益扩大，占领的城市越来越多。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因为过去在被敌人分割的战争环境下，党曾经允许各地保有一定的地方自主权，这在各个地方和各路大军还处于分散作战、并与党中央隔离的状态下，是完全必要的。但随之却产生了某些不好的倾向，如：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无纪律、无政府的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等，以至不能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中央的一些正确措施往往不能贯彻到底。这就分散和削弱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战略大决战的前夜，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必须大力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必须立即完成下列三项任务：（1）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做到全党上下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集中统一；（2）必须使党中央能及时了解各地对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以便于及时总结实践中的新经验和新创造，集中全党智慧，保证党的领导和决策的正确；（3）必须迅速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使之能适应大决战和新中国建设的需要。

为此，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为使这项制度能彻底贯彻落实，8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并多次检查和通报执行情况，批评某些单位和部队仍然存在的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各自为政，自成一个独立王国的现象，要求所有兵团及军区负责人，严格及时地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解放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与这些措施和行动密不可分。

鉴于东北局没有按规定向中央报告情况，毛泽东起草电报对此进行了批评

要从全局着眼，相互配合地为进行战略决战作好准备，必须加强集中统一指挥。因此，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坚持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报告。华北、中原、西北局均及时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自己执行中央指示的准备工作情况，并立即开始行动。但是，东北局却在接到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以后，竟然在6个月内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按规定到7月应该向中央和中央主席送三份综合报告）。这使中央和毛泽东对东北地区的情况缺少了解，无法给以具体指示。

为此，毛泽东在8月1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亲自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长达2000多字的电报，对林彪和东北局进行了严厉批评。当林彪匆忙就此问题向中央作检讨，并送来综合报告后，毛泽东在20日复电林彪，进一步说明：“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

这是毛泽东对如何做好领导工作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的原则解释。直到今天，仍然是各级领导干部应该遵循的不易准则。

22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东北局时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他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大决战前夕的极端重要性：“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

正是这样，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在大决战的前夜，实现了全党全军在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指导上的完全统一，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统一的权力集中统一于中央。于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下，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标志着蒋家王朝的彻底覆灭。

集中统一党的领导（特别是在大局上），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和党的最基本原则

在三大战役第一战——辽沈战役准备和进行期间，中央、毛泽东和林彪又在战役的具体部署上，发生了一场长达7个月的争论。

那时候，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有55万人，已经被分割和压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块互不联系的据点和地区内。而我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超过100万人。人民解放军已占有显著优势，完全可以立即进行战略决战。

1948年2月还在陕北的时候，毛泽东收到东北野战军攻克辽阳、连续取得几次大胜的报告，根据东北战场的情势，就曾经致电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即首先攻占锦州的大胆设想。但当时还是在征求意见，并没有下最后决断。林彪则对主力从北满远道南下打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并对周围有若干据点的锦州顾虑重重，担心久攻不下，敌人从华北和海上增援，将会陷解放军于被动地位，再三提议先打长春，并在4月18日报告军委，强调进攻长春的有利条件，“计划在十天半个月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

无可否认，在军事指挥方面，林彪的思虑是很深刻的，他的这个报告，未始全无道理；而且，毛泽东在4月22日复电同意了他们先打长春的计划。但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以两个纵队等部共13个师试攻，发现攻占长春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容易，乃改用严密围困的办法。同时于7月20日和22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联名将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后认为的“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的意见上报军委。毛泽东在22日深夜即给他们复电，表示同意他们新的意见，并望他们详加考虑，指示他们应作好南进作战的各种准备，尤其财经粮食方面的工作，并要求他们对具体作战计划拟出全套方案电告军委。

但是，到了8月的8日和11日，林彪等又两次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一大堆困难，先是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后来又提出：“南下则因大批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因此“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确定”。

毛泽东于9日和12日，两次致电林彪等，一方面告诉他们，杨成武部已开始湖北配合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同时严厉批评他们说：“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杨部孤军早出，如被傅作义赶走，对于战局有何益处？并指出他们“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正是在毛泽东的再三批评和催促下，直到9月10日，林彪等才致电军委表示完全同意军委所指示的前途和任务，立即南下作战，并先打锦州，争取东北与华北战局的根本变化。

毛泽东正是因为掌握和了解了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地区的全貌，从2月到9月7个月间，代表中央军委连续给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发出大约15封电报，才纠正了林彪的一再犹豫不决，正确地指导了辽沈战役的进行，使辽沈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由此可见，集中统一党的领导和统一全军的军事指挥，对于大决战的胜利是何等重要。

历史充分证明：集中统一党的领导（特别是在大局上），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和党的最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在我们今天大力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同样也是必须遵循的、不可动摇的。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