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底，党中央在全国发起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打虎”成为这场运动的聚焦点。为什么在新中国刚成立、各项事业热火朝天推进之时，要开展“打虎”运动？
东北局的一份报告
1951年8月31日，东北局召开的一次党员干部大会提出，自东北转入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后，一些党员干部经不住资产阶级的诱惑，产生了严重的贪污蜕化。不仅如此，在东北一级机关中也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对于盗窃国家财富、侵吞公产的行为熟视无睹。大会建议在东北一级机关开展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重点揭发、打击贪污蜕化以及官僚主义现象。随后，东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运动。近三个月中，共揭发3629人有贪污行为，仅东北贸易部检举揭发的金额就高达5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由此，贪污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机关开支也随之大大紧缩。11月1日，东北局将开展这项运动的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并第一次将增产节约和反贪污斗争联系起来。毛泽东阅后敏锐地觉察到，政府部门各级干部贪污腐化问题不仅在东北，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一个相当严重和迫切的任务。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呈现长期化的态势。为支持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国家的全年预算比1950年预算增加了60%，其中总预算的32%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而未来的一年，国家计划进行多个重点项目的建设，这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新中国面临着一个非常尖锐的矛盾：支出大幅度增加，但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要解决这个矛盾，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增产节约。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提出要开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运动。他强调，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战争，为了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这是中国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随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毛泽东下定“打虎”决心
东北局报告上来之后，中央又陆续接到其他各地反映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报告。北京市的报告反映，其机关和企业部门中发现有贪污分子600多人，贪污金额共达15亿元。西南区的报告反映，1950年上半年该区就发生贪污、渎职案件2000多件，折合人民币110余亿元，粮食200多吨。尤其是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时任书记兼专员张子善的贪污问题令人触目惊心，这两人胆大妄为，暗通曲款，动用各种粮食折款30.4亿元，同时还克扣工程款获利22亿余元，冒充修建名义骗取银行贷款40亿元私用。这些情况报到中央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深感事态的严重，更加坚定了“打虎”的决心。
1951年12月，中央出台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明确提出全体党员和干部，凡是利用职权进行贪污、浪费，都属于严重的犯罪行为。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党政军三个系统，自上而下在各级分别成立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由主要领导同志专司负责，彻底揭露打击各种贪污行为，对大贪污犯予以重点惩处，对中小贪污犯主要是教育改造。这样，新中国第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 打 老 虎 ” 必 须“穷追务获”
自1952年1月中旬后，“打虎”成为“三反”运动的高潮和焦点。当时规定，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是中小“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的是“大老虎”。在这一阶段，毛泽东为推动全党全国全军强力“打虎”，批转了大量的报告，写了很多的指示、批语和书信。他强调：“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要求把注意力集中到搜寻大老虎上，穷追务获；对还没有做出“打虎”预算的，要抓紧预算报告中央；要总结“打虎”经验，组织专门“打虎”力量，向“大小老虎”突击，对“打虎”运动进行了强有力的指导。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有力推动下，全国的“打虎”运动走向高潮。河北省在保定召开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公判大会，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北京市召集各单位领导开会，责成上报“打虎”的具体数目，要求主要领导亲自上阵“打虎”，务期必成。随后“许多原以为没有或很少老虎的，查出了许多老虎”。华北军区通过组织“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包打包查，把“打虎”专业化，在5天内查出“大小老虎”288只，其中“大老虎”12只，贪污款额总计65亿元。广东则是先找“老虎窝”，然后大胆怀疑，作出假设，进行搜集材料，最后对材料分析，找出矛盾。小会挤，大会压，个人谈。每一个“老虎”都开一个“户头”，登记材料。这样，不管“老虎”如何老奸巨猾，都可以攻破。当时，在广东广为流传着一首顺口溜：“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挑。一条活路，一条绝路；一条光明，一条黑暗。想想吧，看你走向哪一条？彻底坦白，从宽处理，拒绝坦白要严办。”
“打虎”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反对贪污腐败的初战，对党执政条件下保持自身廉洁的一次有益探索。通过“打虎”运动，惩戒和肃清了党内的一批贪污腐败分子，震慑了全体党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自进城后日趋严重的拜金主义思想和权力寻租现象，有力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正如邓小平所说，不进行“三反”运动不行，但早进行条件不成熟，再迟一点更不行，那一时期是条件最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