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新中国诞生：解放战争影像档案录

刘守华

摄影队拍摄毛泽东主席。

摄影师高振宗拍摄的渡江战役中的掌舵老大娘。

1937年成立的延安电影团，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电影机构，拍摄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坚持抗战的许多珍贵影像。随着抗战胜利，延安电影团一部分成员被分批派往东北地区，准备筹建第一个具有较完备设施的人民电影制片厂。而在延安，1946年8月，延安电影制片厂宣布成立。此后，力量不断壮大的延安电影人辗转西北、东北、华北、华东各战场，在炮火硝烟中留下了大量记载新中国诞生史实的珍贵影像资料。

转战西北战场：拍摄毛泽东主席

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之初，原计划以拍摄故事片为主。1946年10月初，反映劳动模范翻身故事的第一部故事影片正在紧张拍摄时，陕甘宁边区连遭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犯，拍摄工作无法继续。为适应战争需要，组织决定，留守在延安的程默、伊明、罗茅、凌子风等同志，组成摄影小组，立即奔赴前线，转入纪录片拍摄。

1947年3月，国民党军依据“重点进攻”的方针，集中了34个旅25万人分由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进攻。解放军进行战略转移，摄影小组也跟随大部队一起撤出延安。

凌子风与罗茅跟随先头部队，朝着陇东方向前行。程默和伊明则与大队伍一起，去了安塞川方向。他们在离开延安时，沿途拍摄了边区军民有组织、有秩序搬迁撤退和支援前线的场面。随后，他们又幸运地赶上西北人民解放军伏击、围歼国民党军队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榆林等几个著名战役，抢拍到部队动员、进入前沿阵地及押送大批俘虏的镜头。

8月下旬，程默与凌子风听从组织安排，来到中共中央指挥部所在地葭县（今佳县）朱官寨村，准备拍摄领袖与边区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坚持对敌斗争的镜头。周恩来副主席得知后，指示摄影队要尽一切可能多记录一些有意义的镜头。摄影师们很想拍摄毛主席工作的情景，但几次请示，均未获批准。毛主席说，你们节约一些胶片，多拍一些战士和群众，多拍一些新人新事不是更好吗？没办法，程默只能请求周副主席前去做工作，毛主席这才勉强同意。

有一次，摄影师前去拍摄时，毛主席正在窑洞里看地图。他们怕影响毛主席的工作，就在窗外偷拍。机器声惊动了毛主席，他抬头一看是在拍电影，就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出窑洞说，你们来拍吧，要不然你们就完不成任务了。就这样，摄影师拍下了毛主席在窑洞油灯下指挥作战的经典镜头，拍下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离开延安后转移行军和途中歇息的镜头，拍下了陕北人民送公粮、抬担架、带路送信支援前线的镜头。此时，罗茅随野战军向南追击，也拍摄到了西北人民解放军领导彭德怀、习仲勋等人在作战中的影像素材，以及收复延安、解放宜川和瓦子街战役的画面。

转战陕北数月的拍摄工作结束了，摄影小组共积累了14本《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珍贵新闻影片素材。当时人民解放军已开始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一方面，党组织考虑要为新中国培养电影人才；另一方面，限于战争环境，这14本影片素材当时尚无条件立即洗印编辑，需要拿到新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去洗印。基于此，10月，以延安电影制片厂干部为基础的西北电影工学队正式成立，随即前往东北。到东北后，这些影像素材相继被洗印出来，一些镜头被编辑在长纪录片《红旗漫卷西风》和短纪录片《还我延安》中。

东北战场：三位摄影师献出年轻的生命

抗战胜利后不久，东北成为国共两党必争之地。中共中央发出命令，向东北挺进。随后，挺进东北干部团成立，其中就有文艺工作队。

战时消息闭塞，但东北有个伪“满映”的传闻还是让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们兴奋不已。伪“满映”是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长春经营的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这里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技术精湛的专业人员。此前，虽然延安电影人在艰苦环境下拍摄了一些八路军抗战的镜头，但设备简陋、人员短缺、资金匮乏仍让延安电影人有诸多遗憾。所以，接管伪“满映”，“必须以足够的器材运回中共中央所在地，以便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建立党的电影中心基地”，成为当时的工作目标。

1945年9月始，文艺工作队一路跋涉两个月，终于进入沈阳城。此时，蒋介石一面与共产党签订“双十协定”，一面又秘密颁发“剿匪手册”，加上美国海陆空大运兵的援助，国民党开始实施对解放区的大举进攻，东北的营口、安东（今丹东）等通海口岸已被国民党军队夺取。形势危急，组织决定，派田方和舞美专家许珂立即赶赴长春，接管伪“满映”。两人于11月下旬辗转来到长春，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几经斗争，他们终于从日本人手中接过了电影制片厂的管理权。

不久，东北战局又发生剧变。为了战略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长春。根据党的指示，电影公司也决定撤离，将接管的伪“满映”设备转移，共装了满满25节火车车厢，迁往鹤岗附近的兴山。

1946年10月1日，第一个具有较完备设施的人民电影制片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在兴山正式成立，并立即投入影片摄制，第一项工作就是拍摄《民主东北》。

厂里成立了新闻组，开始只有两个摄影队，不久，一些助手逐渐成长为能够独立工作的摄影师，摄影队增加到十多个。他们分赴前线和后方，其中四分之三的摄影师被派往前线，拍摄了一系列关于东北解放战争和东北解放区的新闻素材。

在前线的战地摄影师们，出生入死，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拍摄。他们融入战斗部队，与战士们一起翻山越岭、爬冰踏雪，拍摄节奏完全跟着战役进展情况，一个战役若持续若干月，他们就要在前方跟随部队坚守拍摄若干月。他们不仅要背着枪弹和挖防身壕的锹镐，还要背负着十几斤重的摄影机和胶片，并经常下到前线部队的尖刀连、尖刀排或尖刀班，甚至直接插到敌人腹地去拍摄。天寒地冻，他们担心机器因严寒停止转动，就把摄影机一直抱在怀里暖着。

《民主东北》共计完成17辑，《民主联军军营的一天》《松花江前线》《四下江南》《东满前线》《收复双河镇》《战后四平》《口前战斗》《营盘战斗》《公主屯战斗》《收复四平》《爱国自卫战在东北》等涉及东北解放战争的内容，穿插在各辑之中。其中，编在第9辑中的《解放东北最后战役》，将远征北宁路的绥中、兴城、锦西的战斗，到长春国民党部队起义、投降，再到辽西打虎山地区的大歼灭战，以及解放沈阳、攻克锦州、解放全东北的整个过程，全部记录下来。那些激烈交战，反映人民解放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伟大威力的珍贵镜头，是17位战地摄影师出生入死，冒着枪林弹雨拍摄下来的。正是在拍摄辽西会战和锦州战役时，张绍柯、杨荫萱、王静安3位摄影师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华北、华东战场：骡车上的电影制片厂和珍贵的战场影像

1946年4月，为开展华北地区的电影工作，中共中央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在正式接管伪“满映”后，及时抽调技术人员和必要设备，支援晋察冀解放区。10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在河北省涞源县张各庄村正式成立。随后，因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合并组建华北军区，电影队也改称为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简称华北电影队。

电影队成立后的工作重点是组织放映和拍摄新闻。但不久，战争大规模打起来，局势动荡，那些珍贵却笨重的拍摄器材不能随军转移，只能暂时坚壁在山区。留下一个放映队带着放映机和有限的几部影片，随军辗转，在军队和群众中开展放映活动。

当时放映的影片只有《十三勇士》《斯维尔德洛夫》等几部苏联早期影片，不能满足战士们的需要。是年冬，他们历时一个月，改装了拷贝机、录音机，加上洗片用的框子、药槽及胶片，将总重量600公斤的设备装在一辆由两头骡子拉着的胶轮大车上，一个战时随军电影制片厂就这样诞生了。

电影队的同志们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最简易的制片设备和手工作坊式的操作，制作影片，并于1947年7月1日清晨制作完成了第一部有声新闻纪录片《华北新闻》第一号，包括《钢铁第一营授旗式》《解放定县》《正定大捷》和《向胜利挺进》四个主题。在当天召开的军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26周年庆祝大会上，电影队献上的这份厚礼引起极大轰动。不久，影片在西柏坡放映时，又受到中央领导和军区领导的赞扬和好评。为表彰他们的功绩，军区政治部还给电影队记了集体功。

电影队的队伍这时也扩大了，两个摄影队在前线拍摄了清风店战役和解放石家庄战役，也记录下聂荣臻、罗瑞卿、杨成武、杨得志等领导指挥战斗的场面。这些素材都被编辑在《华北新闻》第三号中。不久，石家庄解放，绑在胶轮上的流动电影制片厂，也终于可以安家了。

不久，太原战役取得胜利，摄影师们完成了拍摄任务。而在淮海战役中，摄影师们也拍摄到了在前沿阵地我军激烈炮火掩护下，战士们英勇跳出工事，向逃跑敌人扑去，以及敌人缴械投降的镜头；拍到了战士们扛着各种战利品，押着成群的俘虏唱着、笑着来来往往的镜头；拍到了后方百姓慰劳歼灭黄维兵团的解放军战士的镜头。北平和平解放后，摄影队又随部队拍摄了解放军进入北平的入城式，以及毛主席和中央首长莅临北平的阅兵式。

此时，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已由局部反攻转为全面反攻。根据上级指示，“东影”除5个摄影队继续留在东北之外，其余摄影队全部进关，在北平汇合。在这里，他们利用摄影师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华北、华东战场上抢拍下来的晋中、太原、济南、淮海等重要战役的珍贵影像素材，制作完成了一系列纪录影片。

渡江战役：拍摄胶片5000多米，后期编辑成60分钟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接着，各路大军一路所向披靡，继续向南挺进。

拍摄渡江战役分为9支摄影队，是投入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 9名摄影师加上助手共23位小伙子参加了战地拍摄。他们自2月23日从北平出发，到5月27日上海解放，共进行了百余日的拍摄。摄影师们一路跟随各路南下大军长途跋涉，拍摄了渡江准备、渡江战、追击战、解放宁沪杭等各个阶段的战斗。

在长途行军过程中，摄影师们总是不顾疲劳地赶在行军队伍的前面，高声向战士们宣传：“同志们，给你们上电影了。你们不怕艰苦，英勇杀敌的事迹，全国、全世界人民都会在电影里看到啊！”这样的宣传效果非常好，战士们士气高涨，大声喊“猛冲啊，我们上电影啦！”

他们随渡江部队来到江岸。此时，长江北岸我军阵地前，大小船只摆成一排，千百尊大炮已经瞄准对岸。当渡江信号打出去后，指战员迅速登船，渡船扬起风帆迅疾驶向对岸。摄影师们用长镜头拍下了我军炮火摧毁敌人工事燃起的火光，以及战士们登陆追击敌人的场面。为了不留遗憾，补拍到解放军登船过江的精彩镜头，摄影师郝玉生和助手又坐着小船，冒着炮火在长江两岸往返了三次进行拍摄。

摄影师高振宗对他拍摄的一个掌舵老太太记忆深刻。他是随第二梯队过江的，当时所乘船只的掌舵人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敌机轰炸，炮火轰击，江面很乱，但老大娘依然沉稳地紧紧掌着舵，高振宗举起摄影机，将这个经典画面拍摄下来。

在整个渡江战役中，全摄制组共拍摄胶片5000多米，后期编辑完成长达60分钟的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获得国家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长纪录片一等奖。1950年，这部影片被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第一个电影代表团带到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在那里举办的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荣获纪录片荣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