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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持久战》是抄袭蒋百里、陈诚的吗?

作者:李永春 岳  梅   来源:毛泽东研究  

毛泽东《论持久战》是抄袭蒋百里、陈诚的吗?

李永春   

毛泽东《论持久战》是抄袭蒋百里、陈诚的吗?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论持久战》在总结抗日战争初期经验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来解决中国抗战方针的军事政治著作。近年来,有人不断发出毛泽东自诩“持久战”的首倡者、《论持久战》是抄袭蒋百里、陈诚等人之作等奇谈怪论。已有论者对毛泽东《论持久战》与蒋百里《国防论》、《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的关系作了一些考辨,但缺乏对三种文本的比较研究,也缺少对持久战思想来源的分析。本文拟从原始文本来考析毛泽东与蒋百里、陈诚的“持久战”思想的关系,驳斥上述错误论调,还原《论持久战》的历史真相。

一、毛泽东是抗日持久战思想的集大成者

一些论者言之凿凿地说,“持久战”一说最早出自蒋百里的《国防论》,毛泽东剽窃了蒋百里的成果,把自己塑造成“持久战”的首倡者。

事实并非如此。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在《论持久战》发表时已是一种流行的观念或是一些先进之士的共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开篇就提到“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他既然承认当时“很多人都说持久战”,又怎么可能自诩为“首倡者”呢?而且《论持久战》针对和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也说得明白:

【“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

显然,毛泽东不是像“很多人”一样“说持久战”,而是要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等深层次问题;也不仅是像“很多人”一样“说最后胜利”,而是要说明为什么会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等根本性问题。既然要解决的问题根本不同,抄袭一说从何而来?

进而言之,毛泽东也是当时“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对持久抗战有着长期的思考和理论探索。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毛泽东与项英、朱德在1931年5月8日签署发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训令第1号“为节省经费持久斗争”,其中指出实行持久战略,就要节省经费,储备粮食,并使群众为了阶级利益而自愿吃苦。这是毛泽东提出持久战略的较早记载之一,并且是就国内战争而言的。毛泽东把持久战提到战略思想的高度,可以追溯到1935年12月17—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称瓦窑堡会议)。他为大会起草并经会议通过的《中共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

【“中国革命保存了一种持久性。他向中国革命民众及其首领中国共产党指明:准备着长时间同敌人奋斗罢,为着同敌人作持久战而准备自己的持久艰苦工作罢,没有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军,是不能最后解决敌人的”。】

这里首次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随后,毛泽东在12月27日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指出:

【“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

据此初步论述了持久战的策略,提出要“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可以说,毛泽东已经系统提出“为什么是持久战”“如何持久战”的理论,并且提升到战争策略的高度。

1936年7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提到了通过持久战争取得抗战胜利的方针,希望斯诺向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抗战方针。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从战略高度详细阐述了“持久战”的问题。他说:

【“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

又说,

【“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

他强调

【“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

同时提出

【“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提出以“持久战”作为中国革命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阐述了抗日战争中“战略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同时并重的原则,从而进一步深化了“持久战”理论。1941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铅印出版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毛泽东在“著者识”中认为该书“藉供党内同志参考”,“对于目前的抗日战争还是有用的”。“出版者的话”特别说明:

【“原著尚未完稿,因抗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应抗战之急需,毛泽东同志乃另著《论持久战》一书,以供国人,是书则因事忙辍笔。”】

就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与《论持久战》的思想关联,也说明了毛泽东“持久战”理论体系形成的基本经过。

抗战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在1937年8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上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要广泛发动群众使抗日战争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抗日战争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9月1日,毛泽东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大纲中,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结论是持久战”,并号召“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为充实的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从而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思想。据1938年1月7日到延安拜访毛泽东的梁漱溟回忆说:

【“当时我对国家的前途是悲观的,日寇侵略我们,全国处于崩溃边缘。我非常失望,对蒋介石政府失望。“我听了他(指毛泽东———引者注)的谈话,也就由悲观变成乐观了。他对我谈话很多,中心是《论持久战》的内容,这篇文章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抗日谈话,把我心中烦闷一扫而光,完全佩服,非常佩服。”】

由此可见,至迟到1938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思《论持久战》。可以说,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分析和研究一直持续不断,结合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国共抗战的经验教训,逐渐形成了持久战的理论体系。

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全面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在此基础上系统阐明了坚持持久抗战的理论和进行持久战的策略方针,科学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论持久战》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成为指导人民抗战的纲领性文献。当时国内提出持久战的不止毛泽东一个人,但是能把持久战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实际斗争,并且上升到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则是无人可以相比的。而且《论持久战》科学解释了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是持久战,如何进行持久战等问题,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而又切实可行的理论体系,把“持久战”从一种思想观念上升到理论和战略的高度。这是之前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很多人”所无法企及的,也是之后各种“持久战”理论无法超越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被公认为“持久战的最成功的代表人物”,他的《论持久战》也被誉为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之一。因此,说毛泽东《论持久战》抄袭蒋百里《国防论》、《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是毫无事实根据的。

二、《论持久战》不可能抄袭蒋百里的“对日持久作战的完整战略”

《国防论》是蒋百里在20世纪前期考察欧美列国情况后所作的文章,刊行于1937年,因刊行时间早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加之文中多次提到“持久”一词,有人妄断《国防论》论述了对日持久战的观点,提出了“对日持久作战的完整战略”,并且妄断《论持久战》抄袭了《国防论》。

揆诸史实,《国防论》根本没有提出“对日持久作战的完整战略”。从文本来分析,《国防论》在吸取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和西方新的军事理论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中国国防建设应采取的方法,强调“国防建设必须与国民经济配合一致”,“国防强兵必须理财”。书中涉及日本的主要是明治维新和日俄战争,并没有关于抗日战争对日作战的理论,更毋庸说对日作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与构想。所谓《国防论》为中国抗战提供理论基础的说法,是没有文本依据的。

《国防论》多次提到“持久”一词,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侧重于分析感情与性格的强健。如说:“盖坚固仅由于情之强,而欲其持久不变,则不能不藉于智之彻,盖行为之继续愈长,则对于行为之计划亦愈密,而忍耐力则实生于智力之计划者也。”这里“持久”主要用于说明情智与“坚固与忍耐”的关系。又如:“性格云者,确守所信,而能持久者也。如持久力或由于聪明之极或由于感觉大钝,其在军事,则印象及于感情者强,而所见所闻之变幻不可测,乃至于怀疑之,甚且举其已定之径路而逸出者,决非与世间常事所能同日语。”这里“持久”旨在说明信守与性格强健的关系。此类“持久”均与对日持久战无直接关联。

另一类涉及对敌作战的战略,在《国防论》中共有三处:一是分析“持久与速决”时,“国防的部署,是自给自足,是在乎持久;而作战的精神,却在乎速决,但是看似相反,实是相成:因为德国当年偏重于速决,而不顾及于如何持久,所以失败;若今日一味靠持久,而忘了速决,其过失正与当年相等”。二是论及面对强敌侵略时,“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三是面对与彼此同等抑或较强之国作战时,“故对于彼此同等抑或较强之国,尤不可不审慎出之。文明国之战争,其起也甚难,而其动也甚猛。不动则已,动则必倾全国之力,而财力、国力不许其持久,故动作尤必速而且烈”。这三处“持久”或“持之以久”的说法,虽说是作战战略,但主要是关于国防部署的战略战术,而不是以持久战来抵抗日本的具体战略,虽然对中国持久抗战不无启发意义,但绝不能说提出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理论,以及由此形成了“对日持久作战的完整战略”。

也有人说《国防论》阐述了对日三大战略:用空间换时间,等待时局扭转;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这些都是关于国防方面的军事战略,虽说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方向,但绝不是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

三、《论持久战》不可能抄袭陈诚的持久抗战论

陈诚在抗日战争期间发表了有关持久抗战的言论,提出要进行对日持久抗战的思想,《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编行于1937年11月,早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有人想当然地认为,《论持久战》抄袭自陈诚的持久抗战论。从《论持久战》与《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的文本分析可知,这种结论是根本不成立的。

《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共有3篇关于持久抗战的文章,分别为:《持久抗战应有的认识》、《持久抗战的几个重要点》和《持久抗战的战局谈》。不妨以陈诚三篇关于持久抗战的文章与毛泽东《论持久战》作比较分析。

首先,陈诚的持久抗战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特别注重精神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大意是: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敌人,可是我们有为国家民族的生存与世界之正义和平而奋战的牺牲精神,只要精神上不屈服,存必胜之决心,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在抗日战争中尤其要有坚毅沉着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只要保持一贯坚毅沉着的精神,镇静防护,敌来即杀,终究是能杀敌致果的”;只要始终抱定百折不挠的精神,“则一切物质的困难和缺陷,无疑地都是可以克服补救的”。因此,只要人人抱定必胜的决心、必死的决心,从死中求生,“则我们个人不成功亦成仁,而全民族的最后胜利,必然有确实的保证了”。陈诚看到了人心和精神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然而,对于如何鼓舞人心、振奋精神,如何树立必胜的信心并无深入地分析,也未提出具体的方法与手段。

毛泽东则不同,他同样看到了抗战精神与决心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但他跳出了精神层面的动员与喊话,提出了具体的策略和方法。他充分肯定中国各阶级、各阶层、各种社会力量空前团结一致对敌时所蕴含的伟大力量,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因此要对全国人民进行精神上的总动员。更重要的是,毛泽东阐述了战略方法上的总动员,指明“兵民是胜利之本”,动员全国人民广泛参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战。因为日本敢于侵略中国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号召组织中国民众,武装中国军民,开展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可见,毛泽东不仅认识到了人民要有抗战的精神与必胜的信心,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法使中国人民看到自身的力量,了解自身的价值,看到抗战必胜的光明和希望。进一步夯实了只有进行人民战争,才能取得抗战胜利的持久战思想。

其次,陈诚、毛泽东都对中日双方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原因所在。陈诚指出日本侵华造成财政预算激增,兵力不足,加之国际上被孤立,必定走向失败;中国方面虽然实力处于下风但有广阔国土与敌周旋,兵力人数更占优势,加之有一定的交通运输线可以接受友邦援助,故坚持三、五年定能夺取胜利。毛泽东深入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着“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四个特点,据此揭示了中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强于中国,但是他具有国小、地少、人少、兵少、物少的弱点,加之发动战争的非正义性,必然失道寡助;而中国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但国大、地广、人多、物多,正处于进步的时代,有共产党及其军队作为团结抗战的核心,必然能使全民族团结抗战,加之战争的正义性,必然得道多助,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援助。两人的分析模式是大体一致的,但毛泽东的论证更为系统全面,逻辑更为严密:他不仅对中日双方的特点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还对“亡国论”与“速胜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对于持久抗战的论证更有说服力。

第三,毛泽东与陈诚虽然都提出对日作战要实行持久战,但两人认识的本质是不同的。陈诚在《持久抗战的几个重要点》中指出:作战一经开始,“须抱定三年五年如一日的精神,确信大家只有沉着坚定,百折不挠的朝前干去,无论如何,总要坚持到三年五年,以争取最后的胜利”。《持久抗战的战局谈》则指出:战争中敌我相对,各有消耗,日方军需用品消耗大于我方,而壮年劳动力奔赴战场无法进行生产,后继补给不足,长此以往,我方能在战争中占据优势。故此,他号召人民群众持久拖延着,

【“只要我们继续如此的坚持着,拖延着,拖到一年半载,三年五年的时候,敌人军实耗尽,经济崩溃,国本动摇,一定要在我们面前屈膝的。所以实行持久战与消耗战,必能屈敌歼敌,实为我们对倭作战的铁则”。】

陈诚强调抗日要坚持“三年五年如一日”、拖延“三年五年”,其实他所主张的是一种消极的持久战与消耗战,要用持久拖延的消极方式来消耗敌人,等待敌人消耗殆尽,自己走向崩溃,这从根本上反映了国民党依靠军队抗战,期望国际支援的片面抗战路线。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则积极探索了持久战的策略与方针,规划了一条积极的全面抗战路线。他将持久战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对持久战的战略战术作了具体论述。书中指出,抗日战争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进攻,战略持久中的战役速决,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外线作战,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组织指挥战役,消灭敌人。抗日战争的历史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上述分析和预测,足见《论持久战》显示的军事才华。毛泽东还分析指出,对日作战主要采取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三种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而不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要采取不同的作战形式,在战略防御阶段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和阵地战为辅;战略相持阶段则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和阵地战为辅;战略反攻阶段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和阵地战为辅。又特别强调以游击战作为主要作战方式:游击战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毛泽东不仅指出了抗战胜利属于中国人民的必然性,而且在战略战术层面对如何取得胜利进行了科学规划。毛泽东明确提出,抗战主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同时努力争取外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这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如前所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很多人”已经提出或认同的观点,陈诚、毛泽东都不是这一观点的首创者,但无疑都是“很多人”中的代表人物,毛泽东是“持久战论的最成功的代表人物”。作为代表作的《论持久战》,将持久战的观点上升为理论和战略,而且其理论体系明显比陈诚的持久抗战论更高一筹,更具战略性、创新性,对抗日战争更具有实际指导意义。既然如此,《论持久战》怎么可能抄袭陈诚的持久抗战理论?

陈诚本人仔细研读了《论持久战》,深为其中的精辟分析和科学预见所折服,并结合战例在该书书眉上写了许多批注,还特地请周恩来到湖南衡山给军官训练学员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充分说明《论持久战》不可能抄袭他的“持久抗战论”。

四、结论

历史是不容伪造或篡改的。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与蒋百里《国防论》和《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的比较可知,《论持久战》把对日持久战问题上升到了战争哲学和军事辩证法的高度,客观全面地考察了中日双方的特点和各种因素,制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科学地预见了中日战争的前途,揭示了持久抗战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的客观规律。《论持久战》的理论高度,绝非时人可企及,不可能是抄袭之作。一些人利用大众没有系统研究过《论持久战》、《国防论》、《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散布《论持久战》抄袭蒋百里、陈诚等人之作等奇谈怪论,向毛泽东及《论持久战》大泼脏水,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也警示我们,没有深入的文本研究,不能妄下结论,亦不能人云亦云,以免被人愚弄甚或甚至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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