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评《炎黄春秋》第八期李锐、郭道晖在“万岁”事件上的狼狈相

    

    就《炎黄春秋》2010年第七期张素华同志的文章《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该刊第八期发表李锐和郭道晖的两篇答辩文章，尽现这两位非毛勇士的狼狈和窘态。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李、郭两人为自己在前些期《炎黄春秋》上曾经发表过的文章，硬说毛泽东在1950年五一节口号上亲自加上了“毛主席万岁”一条，作出种种狡辩。李、郭两人这一期的文章是对第七期张文的“回马枪”。但是这杆“回马枪”的效果是使自己进一步露拙显丑，进一步在世人面前暴露出自己是一副何等铁杆反毛的嘴脸。
    无论是李锐还是郭道晖都在这一重大历史事实的真实性问题上，用了相当多的不确定的语气。李锐说，当初提出这个情况的朱德秘书陈友群“应当不会有记忆失误”，“我猜想”如何如何；郭道晖说，陈友群“应是知情人”，“想必言有所本”，用了这么多“应当不会”、“应是”、“想必”、“猜想”如此不确切的含混不清的言词，在重大历史事实面前，拿不出确凿无疑的证明、证据，就迫不及待地向公众披露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实，说得再轻，也是一种对史实极不严肃的态度（实在是有违《炎黄春秋》一再标榜的“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宗旨了）。郭文还说：“即使史实不确切，似乎也合乎历史逻辑，并非完全‘客里空’”，表现出一种“宁可错杀一千”的那种非把毛泽东往死里整不可的狠劲。
    李锐的文章里还故意把责任推到胡乔木身上，散布对张素华一文提到档案问题的怀疑。李锐说什么：“我猜想，张素华看到的胡乔木的这个草稿（指‘五一口号’）可能不是最原始的。”请看，用“猜想”、“可能”这些词用来判定史实，还那里谈得上有一丝一毫的严肃态度呢？李锐在文章开头假惺惺地说：张素华同志对待事实是一种“认真的态度”，而他自己却是如此不认真！从李锐在文章中拉胡乔木来“垫背”，这种拉故去的人为自己“作证”，这是李锐这些人在攻击别人时的一种故技，反正人已去世，无可对证，凭我雌黄，其奈我何！李在文章中还提出各种疑问，说什么：“在这个草稿之前（指上文所说的胡乔木看到的那个草稿）还有没有一个预备过程？在预备过程中，胡乔木和毛泽东之间还有没有过文字交流，这都需要研究。”请看，这又是一种何等轻狂、轻率的态度，史实的真假程度还“需要研究”呢，就迫不及待地把结论抛出来了，目的无非是要把毛在“五一口号”中自己添上“万岁”的“罪名”夯死夯实，铁板钉钉地扣到志的头上，足见作者对毛泽东的怨恨有多深！
    郭文在行文中虽然提到群众拥护毛泽东而喊万岁无可厚非，却又马上硬说多数群众在喊毛主席万岁时有迟疑，不习惯，“发展到后来，这个‘万岁’口号已不再是人们出自内心的情感的呼唤，而异化为必须绝对遵从的‘圣旨’”，这是一种对群众热爱自己领袖的朴素，真挚感情的公然歪曲和亵渎。中国人民都知道，喊“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是一种朴素感情的自然流露。“毛主席万岁”同封建朝代对皇上喊“吾皇万岁”，绝不能截然划上等号。在意识形态上被封建朝代“三纲五常”羁绊的中国黎民百姓对皇帝的感情怎么能同解放了的、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和它的领袖的那种衷心的、无比真挚的感情相提并论、同日而语呢？“万岁”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广大群众对自己敬爱的领袖表达一种习惯性的爱戴、拥护的符号。按照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那篇名著中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关系问题上的深刻论述，群众对自己敬爱领袖的拥护是非常正常，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的认识在发生变化，对“万岁”这个口号带有封建色彩的个人崇拜色彩，于今人们喊得少了，以至不喊了，这也是十分正常的。但是，广大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并未减退。这种感情深深植根并内化于心灵深处。当然，对于李锐、郭道晖以及《炎黄春秋》编辑部衮衮诸公们，那是例外。广大中国人民对毛泽东同志发自内心的真情是久久不灭的，是不容侵犯、不容轻慢、不容亵渎的。有人要在毛泽东头上拉屎拉尿，群众的眼睛是看得十分清楚的。把毛泽东丑化到极致，把毛泽东推行到万劫不复的地狱深处，只有李锐、郭道晖和《炎黄春秋》编辑部的诸位先生们才做得出来。广大群众对于这种现象是十分痛恨和不齿的，他们的各种丑恶表演，激起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心头更强烈的愤慨！广大中国人民的涶沫星子就足以把他们淹没。
    有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些反毛勇士始则气势汹汹地反毛攻毛，把“万岁”这件事当作他们反毛的“杀手锏”，继则狼狈招架，言词模糊含混，在世人面前尽露丑态，实在是“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呵。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6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