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的历史观究竟是什么货色？
—评李锐非毛反毛(51 ) 岳青山
李锐2009年9月在香港抛出的《李锐新政 何时宪政大开张》(以下简称《开张》)，是一本恶毒攻击毛泽东、公开反党、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大黑书。他在这里完全剥去“马克思主义衣衫”的伪装，径直地“打着白旗反红旗”，狂热鼓吹复辟资本主义。
在这本黑书里头，李锐反复叫喊，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必须弄清有关的三个问题。他说：“中国向何处去？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是有心人最关心的问题。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有关的三个问题：即人类历史的发展究竟依靠甚么？载入宪法的马列主义等的‘理论领导’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所起过的作用及今后应如何执政？”(第23页)
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李锐新政》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纲领。有必要分别、系统地加以评析，看一看他所贩卖的一套理论究竟是何种货色？看一看他的“新政”究竟新在哪里？看一看他这个“有心人”究竟安的是一颗什么“心”？
本文先就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即他的历史观，“社会历史发展究竟依靠什么”，作一番评析和批驳。
在这里，李锐俨然是摆出一幅“理论家”的姿态，和盘托出的他经过二、三十年思考而得出的历史观。他说：“简单地说，第一个问题，不论东方西方，古今内外，人类是从科学与愚昧、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的较量胜负过程中走过来的。1949年后，我们曾走过三十年大弯路。现在也认识到这一普世规律。”(第167页)一靠科学，二靠民主，三靠法治，四靠市场经济。“这四项属于全人类，也属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恐怕不必再争论了吧。”(第32页)“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近代以来，主要靠三个方面的胜负较量，即民主同专制，法治同人治，科学同愚昧；而科学知识乃基本动力。”(第15页)
这就是李锐的历史观。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怎么看待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李锐经过长期的的反思得出的历史观，原来就是“不论东方西方，古今内外，人类是从科学与愚昧、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的较量胜负过程中走过来的”，就是把“科学与愚昧、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的矛盾、斗争一，看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基本规律”。乍看起来，似有道理，实则大谬不然!
这是因为，在李锐的历史观中，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动力只是“民主、法治和科学”，而把社会的物质方面和经济动因、阶级斗争、人民群众的作用，就统统地被排除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之外。
这是地地道道的唯心史观!
一、从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谈起
李锐所谓“如何看待历史”，是历史观问题。
这就把我带进了比较抽象的哲学领域。我们就先从历史观的问题谈起。
李锐所鼓吹的“民主”、“法治”、“科学”实质究竟是什么？能不能说民主、法治、科学果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能不能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简单地说归结为“科学与愚昧、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的较量胜负过程”？
无庸置疑，科学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确实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民主和法治则是具体的，有阶级性的，一定阶级一定时期的“民主、法治”，对社会历史的发展确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谁要是否定这种“动力作用”，那是不正确的。
然而，真理问题具体的，有它自己适用的条件和范围，如果超出了这种 条件和范围，就会像列宁讲的，“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257页)李锐就是这样。只不过他在这里不是“多走一步小”，而是把“民主、法治、科学 ”的作用，无限夸大，推向极端，以至于完全否定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力”—经济动因，把人类社会历史简单地归结为就是“科学与愚昧、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的较量胜负过程”，这就大错特错了!不能不搞清“民主、法治、科学”在实质上究竟是什么 ？
李锐提出历史观问题，就不能不承认，它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所谓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的生产方式，而社会意识即政治、法律、文化、宗教、科学等等。前者属社会的物质方面，后者是社会的思想方面。这种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究竟怎样？用哲学术语来说，就是它们两者究竟“何者是第一性的”、“何者是第二性的”？究竟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所有的唯心史观，都是把社会意识看成是“第一性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则被认作是第二性的。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发现，第一次科学揭明“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这个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对于一切探索、研究和解决“如何看待历史”的人，是永远躲避不开的。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解决其他历史观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规定和制约着其他历史观问题的解决。就拿李锐所谓“如何看待社会历史”、“社会发展究竟依靠什么”、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什么而言，就有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两条截然不同的思路、两种根本对立的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个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3页)
如果把社会存在看成第一性的，这就理所当然从社会存在、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基础方面去寻找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进而探寻上层建筑(包括社会意识)怎么受制并反作用于社会的“物质关系”。
相反，如果把社会意识视为第一性的，也就势必从上层建筑(包括社会意识)方面去寻找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否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物质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李锐摆出一幅“理论家”的态式，说什么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首先解决“如何看待历史”。他得出的结论，是把古今中外，社会的历史视为就是民主同专制、法治同人治、科学同愚昧胜负较量”的历史，把这三者的矛盾即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试问这种所谓”民主、“法治”，乃到“科学”在实质上究竟是什么？它们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还是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
从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来看，民主、法治、科学毕竟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们固然也属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之列，问题的症结在于这种“动力”的后面还有不有经济的、物质的动力？李锐的历史观则只是停留在上层建筑方面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因，完全无视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因、物质动因，只是承认社会发展的“思想动因”，完全无视这种思想“动力的动力”。
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当然也就不能不重蹈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
二、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发现，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宣告了长期以来把社会的思想方面，或社会意识的某种形式作为社会发展“基本动力”的唯心史观的破产。
李锐的历史观荒唐可笑，只不过是把唯心史观的理论重新检起，而把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抹杀得一干二净。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客观真理性是否定不了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经典地概括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生产中产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恩选集》第2卷，第82－83页）
在这里，马克思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这一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出发，揭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这就在人类的认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解开了社会历史发展之“迷”。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文集》第7卷，第214页）
李锐的历史观，用“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 、科学与愚昧”的矛盾取代社会基本矛盾，根本不是“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而是重陷唯心史观的窼臼。
在探寻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上，唯心史观的共同特点，就是都在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寻找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终极原因”。诸如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因”。李锐所谓的“民主”、“法治”，特别是“科学”，不管在历史上起过何种作用，但它们毕竟属于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范畴。要“正确看待历史”，就不能不进一步深究这种特定社会的“民主”是干什么的？“法”是怎么产生的？“科学”的背后又是什么 ？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要深入寻找“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的动力的动力”。“而我们由此得出得出结论，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起作用的精神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物质的动力、经济的动因(《马恩选集》第4卷，第244、245页)
曾几何时，李锐在80年代刚跳出来向毛泽东发难时，还煞有介事地责难毛泽东“不懂得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夸大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歪曲了社会基本矛盾，可如今亮出他自己的历史观里，却把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发展的物质动力，完全排除出历史的动因之外，从而使自己的唯心史观真面貌暴露在阳光之下。这是李锐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全力要把中国引向“民主社会主义”，即欧美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
其实，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近百年来，始终贯串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的斗争，这就是坚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和主张“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够救中国”之间的斗争。
毛泽东遵循唯物史观的指导，深刻分析了我国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确认了资本主义的占有制的私人性和生产力的社会性的矛盾，及其“阶级表现”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而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而李锐却把资本主义看成人间的天堂，无比美妙，完全抹杀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生产关系、资产阶级专政的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社会性之间矛盾。他竟然说：“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无论遭到多大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被人类认同的。人类就这样不顾平等、正义的呼喊，脱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后，在科学、民主、法治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走向民主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不能消灭的，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的根本教训。”(第105页)李锐这里把资本主义的“美妙”喊得振天价响：“资产阶级和私有制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不是阻碍而很好地推动生产的发展；无产阶级受“先进”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是天经地义的；不管马恩列斯，直至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抨击如何把它“妖魔化”，它终归被全人类“认同”，资本主义万岁，是客观规律，“消灭了还得请回来”。
这就活神活现表现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凶恶面目!
李锐贩卖的历史观，究竟是什么货色，不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三、 李锐的历史观要害是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李锐早就胡诌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成阶级斗争的历史“有问题，不科学”。这里提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民主同专制、法治同人治、科学同愚昧胜负较量”的历史，其良苦用心乃是妄图以此来取代《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提出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著名论断，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就是李锐的历史观的要害之所在。
从唯物史观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和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其“阶级的表现”也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因之，自从阶级产生以来，社会历史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伟大动力”；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专政。这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否定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就背叛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振聋发聩地提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恩选集》第1卷，第250页) 恩格斯1883年在《宣言》德文版序言中说：“《宣言》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毎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进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同上书，第232页)
这种核心的基本思想，可以解读为如下相互联系的三层意思：第一、阐明了“毎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乃社会历史的根本动因；第二、阐明了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第三条、阐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
毛泽东坚持《宣言》的这个“核心的基本思想”，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科学论断，是社会历史真实的科学概括。李锐妄图代之以“民主同专制、法治同人治、科学同愚昧”斗争的历史，显然是徒劳的。
这是因为，历史终究是在人的意识之外，并不依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不是胡适所说的“任人打扮的婢女”。
先看中国，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的中国近代史，能说不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剧烈阶级斗争的历史？李锐口口声声反对“封建专制”，难道广大农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不是阶级？
放眼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哪个国家不是《宣言》指出了的“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陈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纵观历史，奴隶社会分裂为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封建社会分裂为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难道不是客观的真实吗？
凡此种种，李锐一概视而不见，坚持“不承认主义”，斗争阶级斗争就不存在了吗？至于诅骂阶级斗争只是“消极的破坏力量”，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其实，革命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破坏的只是旧制度，而对于新制度的建立则是巨大的推动力量。恩格斯早就指出：“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各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马恩全集》第22卷，第560页)广大奴隶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王朝的阶级斗争，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殊死斗争，能说都不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 否定这些铁的事实，就是背叛!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早就指出，“发现”人类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是他的功劳。在他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诸如，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梯叶里、基米和米湼，把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都描绘成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斗争历史，而斗争的根源则在于各阶级之间财产利益的矛盾。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还对社会各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 的历史学家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以下几点：(1)阶级 的存在仅仅同生习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2)阶级 斗争必然 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中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 社会的过渡。”(《马恩选集》第3 卷，第332页)
有趣的是，李锐一方面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提出“民主、自由、平等”，吹处天花乱坠，另一方面却又把这些资产阶级的“老祖宗”就发现和肯定社会存在着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否定得一干二净。这是什么缘故？原因无他，只是因为李锐代表的资产阶级已经处在没落的阶段，不敢直面基本的历史事实罢了!
应当看到，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谈不上什么“创新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1878年10月，德国实行俾斯麦“反社会主义非常法”以后，社会主义工人党惊惶失措，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即纠合一起，形成了赫希柏格、施拉姆和伯恩斯坦所谓“苏黎世三人团”。他们否定阶级斗争，鼓吹取消革命，推行投降主义。说什么：德国的党不应该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该成为“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无产阶级不可能自己解放自己，而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阶级”(资产阶级)的领导；不应当以暴力吓跑资产者，等等。面对党内修正主义如此嚣张的严重的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挺身而出，1879年9月17一19日，在致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尖锐地批判了“苏黎世三人团”否定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理论。他们尖锐指出：“三人团”异想天开，“如果取消了阶级斗争，那么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人士’‘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前进了’!但是让当的正是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最后庄严宣布：“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恩选集》第3卷，第347页）
李锐既然铁心“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那就不要死皮耐脸赖在共产党里，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一道走!”
综上所述，李锐的历史观，狂热鼓吹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民主同专制、法治同人治、科学同愚昧胜负较量”的历史，是把社会的思想方面看成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这就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否定了社会的物质动因、经济动因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动力”；否定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而其险恶用心更在于以此取代马克思主义“迄今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否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李锐的历史观乃不折不扣的唯心史观!
三、 完全否定暴力革命的作用历史作用。
李锐既然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那么逻辑的推演，社会的发展自然只能靠“改良”，也就势必否定暴力革命的历史作用，陷于改良主义的泥坑。他说：社会历史的发展，“不外革命和改良两大类、两大过程。革命的结果则不外以暴易暴，尤其是农民战争的结局为新皇帝代替旧皇帝，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往往不仅难以创造且遭受破坏。改良(在西方同改革是一个詞)则是和平手段，暂进的理性结果。反观历史，人类进步基本靠改良，而不是靠战争和“运动”(阶级斗争)”(第24页)”
李锐明目张胆鼓吹改良主义，反对革命，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脱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真实。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改良不可或缺，改良亦属进步，完全抹杀改良的作用，当然是不正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改良毕竟只是社会运动过程中的量变，而非质变。马克思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乃是“自然历史过程”，遵循着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量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引起质变、“飞跃”、“暂进过程和中断”。 自从社会发展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当着生产力发展要求生产关系、社会制度进行根本变革之时，腐杇的统治阶级不可能自愿退出历史舞台。这就决定各个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之时，暴力革命乃普遍的“一般规律”。舍此不能实现社会制度的“飞跃”、质变，不能有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产生。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说就振聋发聩地提出：只要革命的条件成熟，“那时无产阶级就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马克思在总结1848—和851年的革命经验时，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必要性。这就是他所说的：“迄今一切政变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摧毁它。”基于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的教训，马恩提出《共产党宣言》必须做的唯一修改，就是“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这正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李锐胡说什么恩格斯晚年放弃“共产主义”、放弃“暴力革命”，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这是无耻地歪曲和诽谤!只要看一看恩格斯去世前五年，即1889年在《致特利尔》中把暴力革命看成通往社会主义的“唯一大门”，也就再清楚不过的了。他是这么说的：“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马恩选集》第4卷，第469页）怎能 说恩格斯放弃了“暴力革命”？
毛泽东历来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早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针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明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对此，他自己后来作过这样的解读：“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过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面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存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样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跑出一个政权。”（《文集》第7卷，第105页）
毛泽东又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选》第2卷，第541页）
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是经过社会实践反复证实检验并且证实了的客观真理。
李锐鼓吹改良主义，决不是什么“理论创新”，只不过是伯恩斯坦、考茨基到赫鲁晓夫“议会道路”、“和平过渡”这类修正主义“再版”。 列宁痛斥考茨基鼓吹“议会道路”，这“是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使用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是用自由主义来曲解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打破了世界记录。”（《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4页）
再从社会历史的真实来看。中国在从奴隶制社会转变到封建社会的过程中，秦皇朝在战国如果不经历长期的战争，哪能统一中国，确立新兴的封建制度？至于清王朝已经腐败到了那般程度，如果没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能靠“改良”变成“民国”？
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哪个不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问题”？就连李锐梦袜以求的那个“民主美国”，难道不是华盛指挥下，经过长期的战争，“枪杆子里面出的政权”？
如果从一种剥削制度转变到另一种剥削制度尚且如此，那么要从资本主义转变成为社会主义要说无须经过暴力革命，岂不是天方夜谭？ 俄国的十月革命、朝鲜的革命、越南的革命、古巴的革命，哪个不是枪杆子出的政权？
至于中国革命，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急关头率领湖南工农起义军登上井冈山，创立工农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经过长达28年人世罕见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推翻国民党的的反动政府，建立中国。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方针》中论及中国革命离不开刀枪时有过这么一段名言：“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不要打。所以内战危险十分严重。”他接着说：“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的。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这个调查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杀谁？杀人民。调查了这几件事，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毛选》第4卷，第1125、1126页）否则，中国的劳动人民就不能从“三座大山”的压迫得到翻身解放。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人民的大幸，中国党的大幸。
试问李锐：你睁着眼睛看不到蒋介石“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极力鼓吹社会进步“只靠改良”，那又何必跑到延安“投身革命”？延安是干什么的？它是“改良”的会所，不是革命的中心？你把暴力革命诋毁得一无是处，把“改良”吹得天花乱坠，却又居然自称“老革命”，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不是“老革命”，而是“老改良”、“老机会”!
四、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李锐的历史观既然看不到社会历史发展中“思想动力的动力”是经济的动因，否定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否定革命的历史作用，那么，其逻辑的必然，也就势必抹杀人民群众是历史 的创造者。他公然提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同工人无关”，说什么：“科技发明和经营管理(20世纪的进步，计算机、电子手术等起决定作用)，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事，同工人无关 ”“人类到底依靠甚么来推动社会历史进步，非常值得研究。现在不是全球化吗？？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知识和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中间它所处的地位绝对 不是皮毛关系。用人体打比文的话，人类历史的进步，知识分子是头脑，工农是手脚，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文字，就湍科学发明，就没有先进生产力，也没有先进文化。”(第50页)过去却眨为皮毛关系。”(第24页)
李锐还说：“毛泽东实质上人他的作为就是农民领袖”，而中国农民却是一个落后阶级。“中国的士壤是甚么？具体来讲，第一是农民。严格地讲，农民是一个从人类历史社会上来讲一个落后的阶层。中国的农民基本上是文盲，而且农民是眼睛向上边，靠一个人来管，需要一个皇帝。“(第129页)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农民是落后的阶级。
这是十足的唯心历史观!而李锐自以为这是了不起的伟大创新。其实，只是把其老祖宗的东西加上新的包装而已。
在人类认识史上，剥削阶级总是把自己看成历史的主宰，而把历史的真正主人劳动群众，视如寇仇，完全排斥在历史之外，这种唯心史观的共同特点。为了诋毁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李锐极力推崇古希腊的“民主传统”、人道主义 ，却又竭力掩饰它阶级性。拿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图来说，他是较早鼓吹“人性论”的人。在他看来，统治和被统治是基于人的本性，而这种本性是“神”赋予的，不可抗拒的，根本不把奴隶当人看。他把人分为三等级，认为这三个等级的人是“神”用不同金属造出来的。统治者是“神”用金子造出来的，所以最高贵；武士是“神”用银子造出来的，因此成了统治的辅助者；而农夫、手工业者等劳动者是“神”用铜和铁出来的。这就注定他们只能被统治被压迫。
这种唯心史观在马克思之前鲍威尔那里达于极致。鲍威尔认为，唯有精神是历史的动力，而群众只是无精神的物质，是“精神的空虚”，是“精神的唯一对头”，胡诌什么 “精神的真正敌人应当到群众中去找”。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这种唯心史观时深刻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他们尖锐批判鲍威尔污蔑是“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的谬论，指出“这个论点简直就是疯话”。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批判的批判(指鲍威尔-引者注)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经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马恩全集》第2卷，第104、52页)
这就明确 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
毛泽东1944年1月9日在致杨绍萱、齐燕铭》中尖锐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也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真面目。”(《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8页)
194 5年 月 日 以在《论联合政府》振聋发聩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2页)
1970年8月 30日毛泽东在批判陈伯达鼓吹天才论甩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说：“这个历史 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 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 属知识 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 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决不能跟陈伯达鼓的谣言和诡辩混 上一起。”(《建国以来毛泽东 文稿》第13卷，第115页)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坚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者，始终不渝地把地无产阶级视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看成中国社会各阶级中“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阶段，一贯坚持和维护无产阶级的领导， 对于任何无视、诋毁和否定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潮，总是进行不调和的原则的斗争。
劳动知识分子是劳动群众的一部分。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贡献。李锐断言：科学 技术 的发展进步，只是知识分子的事，“与工人无关”，完全违背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科学包含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能说社会科学 的发展“同工人无关”？工人农民的伟大实践难道不是一切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的源泉？知识分子的“科学实验”全都 “同工人无关”？历史上的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能说不农民直接地是工人农民实践经验的结晶？在科技发明创造的征途中，由劳动人民直接参与创造的事例，也是比比皆是。至于把中国农民阶级说成“保守阶级”，否定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是最基本的依靠力量，那就更不值一驳了。
五、请列宁小结。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中对于唯心史观有过精辟的概括：以往的历史 观有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 理论，至多是考察人们历史 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 动机的原因，没有找到到社会生产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 规律，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 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以自然 史的精确性去考考察群众 生活的社会条件的变更。”(《列宁 选集》第2卷，第658页)
综上所述，李锐“怎么看待历史”？他只承认古今中外的“整个历史”只是“民主同专制、法治同人治、科同同愚昧胜负较量”的历史，只承认“民主”、“法治”和“科学”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看不到这些“社会意识”背后的经济动因，不承认这种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阶级 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否定人民群众 是历史的创造者。显然是地地道道的历史 唯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