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社会主义观

——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02周年

项国兰

苏联的建立是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内外实际情况结合的产物。列宁在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两度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两度校正布尔什维克党的战略、策略，最终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历史新纪元并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与实际相符合的发展轨道。

一、理论创新：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切入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获得胜利。而列宁在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俄国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时俄国“工场”生产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如马克思学说中描述的表现出最尖锐的阶级对抗形式，实际运动提到首位，理论要承载解释、论证和组织革命斗争的功能。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全面研究提出世界经济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绝对规律。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造成一些薄弱环节乃至爆发世界大战。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提出：“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时隔一年，列宁又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俄国就是其中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根据上述规律，列宁得出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是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获得胜利”论的一个突破，是列宁社会主义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十月革命恰恰是列宁利用这个规律的成果。

从这个时期列宁对世界政治经济的总体认识看，他对所处时代的特点具有透彻的分析，特别是他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提出和利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

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为苏维埃赢得喘息时机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俄承袭着沙皇政府遗留下的战争负担。苏维埃国家一方面促使各国人民反战斗争发展成为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向各国大使发出停战照会，建议开始和平谈判。在与德奥谈判过程中，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内意见不一，遂使德奥最终提出苛刻和约，并向苏俄发出最后通牒。列宁认为，苏俄没有军队，没有进行战争的物质条件，如不在屈辱性的割地赔款条约上签字，强行战争，就得在苏维埃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如缔结和约，就能保住苏维埃政权，同时扩大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阻碍他们勾结起来反对苏俄。和约的缔结使苏维埃俄国赢得和平喘息时机，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红军，巩固国防。

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同帝国主义的妥协。这种妥协在那种情况下是必要的。和约的签订是基于资本主义世界还很强大，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如此。列宁提出，要善于区别各种风险，宁愿承受较小的危险而规避较大的风险；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壮大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一旦获得保证恢复经济所必需的技术和资金，就会牢牢地站立起来，那时，任何资本主义对苏维埃政权来说都不足畏惧。

三、“战时共产主义”、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实行新经济政策

这个标题表明三个时间段，有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这里包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认识，对市场经济及其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的认识，对现实社会主义的认识。

由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到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1917年11月建国后，列宁分析了当时俄国的经济情况，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设想，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计划，认为在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因素并存于苏维埃政权中，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时代，要正视现实，了解具体事物，看到实际情况，不能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提出要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指导，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因为社会主义要求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向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率迈进，因为夺取了政权的工人阶级要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

上述思想、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1918年夏，在苏俄内部反革命势力为内应下，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开始了。为了适应这种战争局面，苏维埃政权逐步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的体制。“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余粮收集制，即征收所有余粮，建立强制的国家垄断制。实际上贸易自由已经被禁止。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就是1917年底至1918年头几个月，苏俄国内的工业生产和交通领域中的无政府状态在不断增强。除了上述因素外，也同当时列宁等对商品经济的认识有关。根据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商品经济的观点，列宁当时认为，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仅要消灭资本主义商业，就是小商品经济也要逐步取消。他认为，俄国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农民每一次在自由市场上出售粮食、私贩粮食和投机倒把都是在恢复商品经济，也就是在恢复资本主义。他反复强调，小生产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农民中存在着产生“商品资本主义”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主要危险，认为集中的程度越高便越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战前和刚建国时提出的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被淡化。战争即将结束时，则更强调用军事方法，即行政命令方法解决经济建设问题。

1921年10月，列宁在回顾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时承认，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在估计可能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多半（我甚至不记得有什么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当然这种设想也不是每次都公开讲出来，但始终是心照不宣的。列宁还说，他特意翻阅了如1918年3、4月份写的关于俄国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方面的文章，确信当时有过这样的设想：“不必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当1918年春我们同一部分曾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同志论战而提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并没有说我们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是说我们俄国如果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我们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会快一些”。

这个阶段，列宁由初期的准备利用资本主义，到后来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基本上看成是对立与斗争的关系。这从客观上看，主要是由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这一客观情况造成的，但是从主观上看，还没有摆脱经典作家理论上关于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设想，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看得多些。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可以不经过一定的过渡时期，直接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

改行新经济政策。1921年初开始转向和平建设时，粮食和燃料严重匮乏，大部分企业无法开工。由于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农民举行了多起起义、动乱，并发生喀琅施塔得叛乱。面对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人民生活艰难，列宁深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破坏了工农和城乡之间的经济结合，严重侵犯了农民利益，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于是果断做出改行新经济政策的重大决策。列宁对实行新经济政策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资本主义世界还很强大，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如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很孤立，有被扼杀的危险。苏维埃俄国处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它们利用各种宣传鼓动手段来加深对苏维埃共和国的仇恨，它们不放过任何机会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企图扼杀它。1920年12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列宁在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中说，我们收到很多消息，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放弃明春重新同苏维埃俄国开战的打算，而且某些资本主义强国正在为此做准备，白卫分子正在所有大国内进行这种准备工作。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和各种各样的危险已经消失的想法，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而我们要善于区别各种风险，宁愿承受较小的危险而规避较大的危险。租让是在承受较小的危险。

第二，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所有资本家、资本主义剥削者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一些最残暴的资本主义剥削者的代表人物都主张同俄国恢复贸易关系的政策，各国帝国主义政府代表的是这些人的利益。而在利益上，帝国主义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于是苏维埃俄国政策的基本路线和由帝国主义政策本质产生的基本利益就会产生一种作用。据此，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创造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从事经济建设的环境。早在1920年7月间，苏维埃军队取得空前胜利时，英国政府就向苏俄正式提出建立贸易关系的议定书，而租让法令的颁布在资本主义国家引起强烈反响：法国资产阶级声称它在苏俄有取得租让的优先权。因此，英、法很难结成联盟反对苏俄。德国对租让耕地感兴趣，急于同苏维埃俄国媾和，苏俄同美国进行关于租让堪察加的谈判使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加剧。一个美国资本家给苏俄人民委员会的信清楚表明了上述观点：“1920年我们是很强大的；到1923年我们的海军还要强大，可是日本妨碍我们扩张势力，所以我们要同它打仗，而打仗没有煤油和石油是不行的。假如你们把堪察加卖给我们，那我敢向你们保证，美国人民的热情就会大高涨，使我们能承认你们。3月新总统的选举，我们党将获得胜利。假如你们把堪察加租给我们，我可以说，那时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热情。”按照列宁的观点，租让政策也就是继续进行战争的政策，但是我们的任务是维持一个被资本主义敌人包围的孤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捍卫一个比它周围的资本主义敌人弱得多的共和国，从而使敌人无法建立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联盟，使它们难以实行自己的政策，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是保证苏俄恢复经济所必需的工具和资金，一旦有了这些东西，苏维埃共和国就会牢牢地站立起来，那时，任何资本主义敌人对苏维埃政权来说都是不足惧的。

第三，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列宁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根本转变。他说，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一是新经济政策，包括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发展商业，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二是农业合作社。针对俄国当时小农占绝大多数的实际情况，提出通过合作社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工业化和电气化。列宁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四是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他认为：“从当代的基本任务看来，我们是正确的，因为不进行争取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而现在，国家政权已经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全部生产资料（部分租让的除外）也已经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改变了。这种根本改变表现在工作重心转到文化主义上。这里包括两个任务：改造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国家机关；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就是实现合作化。这样我们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而没有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都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来说是相当困难的。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利用资本主义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列宁针对当时人们常常发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的议论指出，忘记了现存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是错误的。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比较是祸害，但同宗法式经济、同小生产比较则是幸福，既然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不管什么样的资本主义，租让形式的，合作社形式的，还是贸易自由式的，都不可怕，因为俄国是苏维埃政权，工人国家掌握着大工厂、运输业和对外贸易。

第四，世界经济是一个整体，苏俄是其中的一员。这也是列宁这个时期的一个思想。所谓世界经济的整体就是突出国际经济联系的紧密性和整体性特征。列宁在这个时期反复提及这个思想。1920年2月中旬，列宁在同美国《世界报》记者谈话时说：“俄国目前的经济破坏只是世界经济破坏的一部分。经济问题，如果不是从国际的角度，而是从个别国家或一些国家的角度来考察，那是不可能解决的。欧洲没有俄国，便不能恢复元气，而欧洲衰弱了，美国的情况就会危急起来”。1921年7月，列宁在向共产国际《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中说：“我们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界上。我们是作为世界经济的一员生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中。”

从上述分析我们看到了列宁的世界历史视野，这种百年前的远见卓识在今天依旧很现实。

四、由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到与之和平相处

寄希望于世界革命成功。列宁在准备和实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一直把这个革命看作是即将爆发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世界革命思想的组成部分。在苏维埃国家成立之初，列宁认为她面临两条出路：要么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革命，要么是灭亡。他说，“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从这种战略思想出发，苏俄成立伊始，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锁定在：号召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推翻本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殖民统治、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并进行世界革命。当时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传播、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世界性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等都对列宁有一种鼓舞作用。

1917年11月8日，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直接向英、法、德三国觉悟工人发出呼吁，“我们向各国劳动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号召构成了我们对外政策不可移易的基础。”苏维埃政府在成立后的短短两个月中，通过国内各大报刊公布了帝国主义的100多份密约和电文。1917年12月3日发表了列宁和斯大林共同签署的《告俄国及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宣布取消沙俄与英国签订的瓜分波斯和土耳其的秘密条约，并呼吁东方穆斯林：“立即起来打倒你们国土上百年来的占领者吧！”“在革新世界的道路上，我们期待着你们的同情和支持。”列宁认为，此时的世界革命成功已经不仅仅是理论、理想和信念，而且是一种可能，是迫切的现实，他确信世界革命指日可待。

上述思想和政策一直持续到1919年下半年。当时欧洲的革命形势并没有如列宁所期望的那样发展，而是由高潮转入低谷。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于1919年1月被资产阶级镇压后，匈牙利、巴伐利亚和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也先后被镇压。1920年3月以后，列宁纠正了此前一个时期对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乐观判断：“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革命并没有以这样快的速度获得成功”。列宁后来又说，“断定欧洲在短期内会用扎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来援助我们，那简直是疯了”。“因此，我们要善于使我们的工作同国内外的阶级关系相适应，以便能长期保持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提出和平相处的外交政策，打破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隔绝状态。1919年9月，在国内战争接近尾声时，列宁预言，随着战争胜利，国际关系必将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我们也愿意在合理的条件下给予承租权，作为俄国从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取得技术帮助的一种手段”。同年10月，列宁在接见美国记者时说：“我们愿意保证，”绝对不干涉别国内政，“完全同意同美国（同一切国家，但特别是美国）达成经济协议。”同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的《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决议说：“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进行国内建设”。1920年2月，列宁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全俄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时说，协约国最高会议今年1月16日通过一项决定，从中可以看出它们意识到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决定“宣布解除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封锁”。“解除封锁这一事实是有国际意义的重大事件，它表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期到来了”。“最主要的是：我们同先进国家完全隔绝的状态，这种由于封锁造成的状态，已经打破了。”1920年2月18日，列宁在《答美国世界新闻社驻柏林记者卡尔·维干德问》时说，同美国保持和平的基础是“请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是不会触犯他们的。我们甚至准备用黄金向他们购买运输和生产用的机器、工具及其他东西。而且不仅用黄金买，还要用原料买。”“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有生意往来”。

关于列宁和平相处思想的形成有时间上的两种不同说法，一些人认为这个思想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提出来了，而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它形成于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上半年这个时期。从列宁这个时期相关思想的脉络看，后一种说法更具合理性。和平相处思想的形成过程是对世界革命速胜思想进行反思批判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苏俄当时所处的国际阶级关系现状——欧洲革命高潮低落；那里的资产阶级还有实力，没有不堪一击；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有部分资产阶级对用武力扼杀苏维埃国家已感力不从心，加之他们为了摆脱经济困难需要俄国的市场和原料，遂被迫与苏维埃国家建立和平外交关系——务实分析的结果。另外，和平相处策也是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战争结束后，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和平建设上来。

当然，完全转到和平相处的政策上，是在1921年改行新经济政策后。正是在这一年，苏俄相继与英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典等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建立了经贸关系。1922年，苏俄又参加了讨论欧洲经济问题的热那亚会议。当然，这时的和平相处政策只限于经济贸易关系，因为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在法律上承认苏俄。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列宁在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上善于把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起来，及时纠正理论、战略与实际的偏差。

五、马克思主义政党应根据本国和本民族的特点把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上面谈了列宁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自觉地纠正理论和实际方面的偏差。这里要谈的是另一个侧面，即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对其他政党包括对资产阶级政党实行机动、通融、妥协的策略。列宁针对当时共产主义运动中，如德国、英国、法国等“左派”提出的“革命家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不作任何妥协”等口号，提出：“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他要求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时，必须考虑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特点。而且要把“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作为共产党的主要任务。

六、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观和阶级观

将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不仅因为国家的性质问题直接与现存国家是维护哪个或者哪些阶级的利益有关，而且因为列宁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他不仅承认阶级斗争的规律，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的国家观。国家观在革命过程中和革命后略有不同。革命过程中主要是革命的领导权，而革命后则是如何对待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后，一定要用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构代替旧的国家机构，这是马克思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后得出的结论。列宁捍卫马克思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作为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性原则，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向机会主义退步是不允许的。这也是列宁对俄国革命第一阶段结束并建立资产阶级革命国家性质的情况进行总结、思考的结果。在俄国第一次即1905—1907年的革命过程中，人民政权以及各地普遍建立的苏维埃形式产生，但是这次革命失败使苏维埃没有最后确立。而出现以苏维埃为代表的、新的人民政权幼芽这个事实本身表明，追循这个路径，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农奴主和大资产阶级使其陷入的深刻危机状态。列宁通过认真研究第一次俄国革命发展过程坚信，作为劳动群众的特殊组织形式，苏维埃的产生能使革命获得胜利。在领导权问题上，列宁与孟什维克针锋相对，认为工人阶级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因为孟什维克所指望的俄国资产阶级对胜利完成这个革命不感兴趣，有广大劳动者参加的这次革命使他们感到恐惧。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推翻沙皇专制后建立的国家是什么性质的。这个问题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列宁的结论是，俄国革命胜利后，一定要建立劳动群众的革命专政，如果将政权转给反革命资产阶级，则意味着俄国革命遭到失败。因此胜利了的政权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两个关心反君主革命胜利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十几年后，获得胜利的十月革命立即将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夺来的权力转给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国成为苏维埃共和国。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等著作中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国家观与马克思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相近。在实践中，在国内战争结束和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国家经济开始稳定起来，列宁开始研究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并且提议在国内进行政治改革。他建议削减苏维埃国家的党政机关，并使之民主化，同官僚主义做斗争，将没被苏维埃官僚主义所腐蚀的工人吸引来参与国家的领导；开展文化革命；吸引群众参加管理；发展合作社运动等。

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列宁在同“左派”的争论中批评他们不善于从理论上正确认识一个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即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问题。他们甚至提出了“是政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等问题。列宁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而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七、结论

列宁社会主义观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将经典作家的设想、个别结论与苏俄国内外实际情况相结合，突破、纠正、不断完善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列宁深谙苏俄所处的世界政治、经济背景，国内的实际情况，一切以实践为归依，以革命事业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为标准，突破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纠正自己及周围人的认识与实际情况的差距，校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战略、策略和政策，从而探索出适合社会主义发展的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第一，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提出和运用，为俄国革命的进行和胜利扫清了理论障碍，奠定了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础，也是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做出的划时代贡献。

第二，改行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经济理论的创新，也是对俄共（布）“战时共产主义”前后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的校正。新经济政策体现的社会主义观可以概括为四点：苏俄是作为世界经济的一员，生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之中；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全部生产资料；高度发达的大工业作为物质基础和文化革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的混合经济。

第三，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政策的提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应根据本国和本民族的特点把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的提出都表明，列宁在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上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原则立场与战略、政策、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把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起来，及时纠正理论和实践中的偏差。这也从另一个侧面给人们以诸多启示：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即便是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动权也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方；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领袖拥有的世界历史性自觉、胸襟、视野、使命感和责任感，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整个全球化的不同阶段的战略方位有比较清醒的认知；运用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功力，能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少走弯路。

(作者是中央编译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