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歌谣所反映的汉代吏治
全根先
歌谣作为民间文学，决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总是与人民的生活、社会政治有着密切关系。在汉代，歌谣作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得到了空前发展。它像一面镜子，真实地折射出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汉代民间歌谣中，有大量反映吏治情况的歌谣，既有对社会政治丑恶现象的揭露和批判，也有对为民谋利的清官廉吏的赞美与歌颂。因此，深入探讨这些民间歌谣，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汉代社会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选官制度 欺诈横行
汉代选官制度，以察举制度为核心，并以“举孝廉”来考核官吏。其中流弊，首推官吏不尽其职，选官不得其人。正如《后汉书·百官制一》注引中所言：“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许多官吏利用察举之权从中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如东汉顺帝时，太尉施延就是“以选举贪污策罢。” 通过察举踏入仕途的，鱼龙混杂，良莠不分。[1]同时，一些人利用察举制度，矫情欺世。对此，民间歌谣也多有揭露。
据《后汉书·陈蕃传》记载：“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赵宣假装为其亲守孝二十余年，瞒天过海，骗取乡人“孝子”之誉，名噪一时，以致官府竟也被其蒙蔽而数请其仕。殊不知，他的五个孩子都是在守孝期间所生，最终还是太守陈蕃揭露了其假孝子的嘴脸。
又，许武以假分家产的欺骗手段，竟使兄弟三人皆平步青云。据《后汉书·许荆传》记载：
祖父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请之曰：“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于是共割分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并悉劣少。而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豫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位至长乐少府。
许武可谓费尽心机，为骗取美名，攫取政治资本，让其二弟以“克让”美誉被举，他采取在分家时“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的办法，甘愿自冒“贪婪”的恶名，而二弟则以“兄弟克让”的美名被荐举，后许武又把多占的三倍的财产还给二弟，自己又赢得更高声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这些所谓“孝廉”之人是如何挖空心思、不择手段来实现自己卑劣的政治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类似“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2]这样的谣谚出现就不足为怪了。“秀才”和“孝廉”皆汉代察举科目，可所选“秀才”不是博学多才之人，所举“孝廉”也非知孝行廉之士，官僚自谓“清白”者却浊如污泥，将领身居高第者竟怯弱如鸡，其讽刺可谓入木三分。
东汉时期，滥举之风盛极一时。葛洪《抱朴子·审举》说：“灵、献之世，阉官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选用失于上，州郡贡举轻于下。……于是悬爵而卖之，犹列肆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其货多者官贵，其财少者其职卑。”《后汉书·桓帝纪》云：“延熹四年七月，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又，《灵帝纪》载：“光和元年十二月，初开邸卖官，……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中平四年，是岁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
对此，民间歌谣也予以无情的揭露。《汉书·贡禹传》引俗语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这无疑是对察举之风轻滥、卖官鬻爵盛行的极大嘲讽。显然，这是“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3]的必然结果。《抱朴子·审举》引谣谚“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既是对“桓灵之世，更相滥举”的控诉，也是对贪污腐败的金钱政治的抨击。在这种情况下，以才德优异为标准的光禄茂才选举，实际成了以财富多寡论进退。
察举制度关乎吏治成败，更涉及到国家兴衰，本应是极其严肃的事情，可《后汉书·献帝纪》却记载了这样的史实：“九月甲午，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曰……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手归空，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这里，连皇帝竟然把选贤任能的察举制度视为儿戏，无怪乎民众以充满讽刺的语气唱道：“头白皓然，食不充粮。裹衣蹇裳，当还故乡。圣王愍念，悉用补郎。舍是布衣，被彼玄黄。”[4]汉末政治舞台上上演的这出闹剧，令人啼笑皆非。
官场黑暗 怪象丛生
在名不副实、欺诈横行的选官制度下，汉代官场之黑暗可想而知。对此，民间歌谣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史记·佞幸列传》说：“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讽刺当时官场才德俊异之士得不到重用、善于逢迎谄谀之徒反而如鱼得水之怪状。又，据《汉书·佞幸传》载：“元帝时，宦官石显为中书令，与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为党友，诸附寄者皆得宠位。”相应歌谣有：“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5]揭露了一些人靠攀附权贵、投机钻营得官的卑鄙行径。
《汉书·王莽传》载长安民谣：“欲求封，过张柏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讽刺了一些人投机取巧、逢迎作秀的伎俩。《后汉书·五行志》载顺帝末年洛阳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抨击了当时正直之人遭殃，邪佞之辈反而高升的咄咄怪事。汉代察举科目之一便是举“贤良方正”，因此，这首歌谣对汉代吏治是极大的讽刺。与此类似的，还有《蒋横构祸时童谣》：“群用谗慝，忠烈是殛。鬼怨神怒，妖气充塞。”[6]官场的黑暗，致使东汉建武年间蒋横被奸佞所谮，遭祸身亡。
东汉政坛，怪事无奇不有。据《后汉书·葛龚传》注：“桓帝时，有人辟公府掾者，请人作奏记文，人不能自为作。……梁国葛龚者，先善为记文，自可为用。不烦更作，遂从人言写记文，不去龚名姓。”故时人为之谣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7]真不知这位官吏是如何被荐举入仕的，他本人连奏书都不会写，请葛龚代笔也罢，却在抄后送交朝廷时竟忘记去掉“葛龚”二字，真是天大的笑话。
由于政治环境险恶，一些官吏为避祸自保而碌碌无为。《后汉书·胡广传》引谚云：“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说的是胡广“性温柔谨素，常逊言恭色。”[8]本传注云：“质帝崩，固为太尉，与广及司空赵戒议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以蒜年长有德，恐为后患，盛意立蠡吾侯志，广、戒等慑惮不能与争，而固与杜乔坚守本义。”由此看来，胡广其人胆小怕事，言行小心谨慎，所谓“万事不理”与“天下中庸”只是其两块遮羞布而已，胡广以此成为当时政坛不倒翁。
清官廉吏 歌以颂德
先秦时期，歌谣的歌颂功能就与暴露功能并举。相传唐尧时代的《康衢谣》、虞舜时代的《卿云歌》和《南风歌》、夏代的《涂山歌》等，大多是对贤明君主的赞颂，为我们描绘出上古社会上下同乐的太平盛世。《左传》等典籍中也载有诸如《郑舆人诵》《郑舆人又诵》等对子产等名臣贤相的称颂之章。秦暴政，几无赞歌，概为咒语。到汉代，在大量揭露时弊同时，歌谣中也产生不少对清官廉吏的歌颂之作。
对于那些爱民、利民、便民的清官廉吏，民众对其爱戴之情也溢于言表。汉初，黄老之学盛行，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利民政策，萧何、曹参相继为相。他们以道家思想为宗旨，实行“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政治清明，政局稳定。于是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斠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9]这是汉初政治的真实写照。
汉武帝时，赵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泾水，为民众灌溉带来便利,民众对其大加赞颂。《郑白渠歌》云：“田於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如云，决渠为雨。水流灶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10]光武帝时，渔阳太守张堪，“捕击奸猾，赏罚必信，吏民皆乐为用，……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11]对于这位给百姓带来实惠的太守，百姓也热情歌颂：“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12]
又，东汉歌谣：“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无襦，今五绔。” [13]这是颂扬京兆人廉范的。其时，成都民物阜盛，房屋栉比鳞次，十分拥挤，为防火灾，官府禁止百姓夜作。民众对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十分不满，夜间照作不止，只是更为隐蔽，结果火灾大量增加。后廉范到任，废除禁令，并储水以防火灾，百姓得其便，故有此歌。
对于能深入民间，体谅百姓疾苦的官吏，人们也用歌谣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如东汉灵帝时，交趾地区百姓起义，贾琮被委任为交州刺史。他下车伊始，便察访民情，得知赋敛过重、民不聊生，人们被迫聚而为盗。于是，他告示百姓，使其安其资业，招抚荒散之民，免除徭役，并简选良吏，百姓以安。民众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14]又如歌颂王涣（字稚子）的歌谣：“王稚子，世未有。平徭役，百姓喜”；[15]称赞王世容的“王世容，治无双。省徭役，盗贼空”。[16]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对于正直清廉官吏，人们十分敬佩。如“冬无裤，有秦护”，[17]就是对廉吏秦护的赞颂。时“秦护清廉，不受礼贿，家贫，衣服单露，乡人歌之”。[18]光武帝时，郭宁刚正不阿。《后汉书·方术列传》载：“时匈奴数犯塞，（光武）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议。宁以为天下疲敝，不宜动众。谏争不合，乃伏地称眩瞀，不复言。帝令两郎扶下殿，宁亦不拜。帝曰：‘常闻关东觥觥郭子横，竟不虚也。’宁遂以病辞退卒于家。”在皇帝面前，郭宁也表现出正直不屈的刚毅性格。
东汉灵帝时的桓典也是一位不畏权贵、秉公执法的正直官吏。当时宦官专权，桓典身为侍御史无所回避，奋起抗争。因其常乘骢马，百姓赞之曰：“且行且止，避骢马御史。”[19]又如“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仇朱伯厚。”[20]是赞颂州从事朱震（字伯厚）官职虽小，但不畏邪恶、直言敢谏、疾恶如仇的气魄。 遗憾的是，在汉代像这些歌谣中赞颂的正直清廉官吏实在是太少了。
民间歌谣对于汉代社会政治并不总是被动的反映，两者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正如当时民谣所说：“千人所指，无病而死”，歌谣对于社会政治也有着巨大的威力。历史表明，那些政治上较为开明的统治者，总是能广纳民间歌谣，听取民众意见，从而使“内外匪懈，百姓宽息。”反之，那此不能倾听群众呼声、不采民间歌谣的帝王，则经常导致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灾难。
参考文献：
[1]《后汉书·顺帝纪》
[2]《抱朴子·审举篇》
[3]《汉书·贡禹传》
[4]《后汉书·献帝纪》
[5]《汉书·佞幸传》
[6] [15] [16] 杜文澜：《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898、364、429页。
[7]《后汉书·葛龚传》
[8]《后汉书·胡广传》
[9]《史记·曹相国世家》
[10]《汉书·沟洫志》
[11] [12] 《后汉书·张堪传》
[13]《后汉书·廉范传》
[14] 《后汉书·贾琮传》
[17] [18]《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五
[19]《后汉书·桓典传》
[20]《后汉书·陈蕃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