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与原子能问题的两次中央会议

宋泽滨 陆云峰

1955年1月15日和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两次扩大会议（及国务院全体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发表重要讲话。两次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即：“我们必须掌握原子能”。第一次会议作出战略决策，提出指导思想、指明前进方向；第二次会议作出重要决定，进行详细部署、规划发展路径。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议讲话，是政治定向、哲学阐发、战略决策；周恩来的国务院会议讲话，是事业规划、行动方案、具体部署。两次会议相互补充、相互依赖；两个讲话相得益彰、相映成趣。两次会议、两个讲话共同构成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理应共同写进历史。如今，两次会议、两个讲话已经过去了整整65个年头，从那时起，在新中国大地上，原子的巨大能量被逐步释放出来，终于在1964年10月爆出一声巨响，实现了惊天壮举，成为塑造新中国大国地位的标志性事件。

一、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大决策

1987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周恩来书信选集》时，发现了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给毛泽东谈原子能问题的信，便向当事人钱三强了解：“当时您和李四光同主席、总理具体谈的什么问题？”由此，引出了新中国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会议的首度披露：1955年1月1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大决策！对于这次会议及其评价，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权威文献《毛泽东年谱》和《周恩来年谱》中较为详细的记述；一些党史、军史、国史及反映核工业历史的专业志书上的相关论述；钱三强在相关文章中与此大体一致的回忆。但由于各种文献中的表述不尽相同，仍然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毛泽东接见李四光。

关于这次会议的性质问题，即到底是“讨论”了发展原子能问题，还是作出了“决策”？目前，主要的权威文献在表述上稍有差异。如，《周恩来年谱》（1997年5月）：“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年谱》（2009年12月）：“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彭真年谱》（2012年）：“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毛泽东年谱》（2013年）基本同《周恩来年谱》：“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会议作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几种不同的文献，显然有两种表述：邓小平、彭真文献，说的是“讨论”；毛泽东、周恩来文献，既“讨论”了，又作出了“决策”。两种不同的表述，含义是有差别的。如果只是“讨论”，而没有涉及是否作出“决策”，是一回事，“只表明开会涉及了这样一个主题”；但如果既“讨论”了问题，又作出了“决策”，那则是另一回事，即通过研究讨论，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是否干这件事的相关决策。上述文献上的不同表述，是反映了编写者对这次会议的认知和态度，还是由于文献编辑者掌握文献多寡所致？抑或是不经意作出的判断？由于这次会议材料披露的有限，我们很难对上述表述作出准确的判断。

会议上到底是作出了决策，还是决定？所引上述文献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文献都说作出的是“决策”，而未说是“决定”。此外，198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用的也是“决策”：“这是一次对中国核工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但有的文献则用的是“决定”：《中国共产党历史》（2011年1月）第二卷指出：“讨论了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这次会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2011年6月），其表述与上引党史同：“专门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从现有文献来看，恐怕这次会议还不具备作出“决定”的标准，而主要还是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大决策。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

会议作出的决策到底是发展原子能事业，还是研制原子弹？正是由于文献中对这次会议的主题表述不一，因此有人提出质疑：会议作出的决策，究竟是发展原子能事业还是研制原子弹？质疑者认为，会议决策的是原子能而不是原子弹；研制原子弹是1957年10月中苏签订《新技术协定》以后的事。本文认为，这个质疑不成立。因为，当时讲的原子能，就是指的和平利用和军事运用两个方面。上引《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一书，既没有用“原子能事业”，也没有用“原子弹”，而是用的“核工业”，其实也是指原子能的两个方面。在1957年10月中苏签订《新技术协定》之前，毛泽东多次谈到过要研制原子弹。1954年的秋天，当刘杰等向毛泽东汇报发现了铀矿时，毛泽东向刘杰说：“这是决定命运的！”我们设想，只有和平利用原子能而没有原子弹，恐怕是不能说决定命运。1954年10月3日，毛泽东会见赫鲁晓夫时曾表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这里将“原子能”“核武器”“工业”这三个概念都使用了。10月23日同到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中，毛泽东又指出：“中国现在没有原子弹，不知道印度有没有。我们正在开始研究，原子弹是要花本钱的，我们一下子还搞不起来。”这应该是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中国正在搞原子弹这一重大消息。在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搞原子弹：“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正像《当代中国的核工业》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发展核工业，当时的方针是首先用于军事目的。”聂荣臻在1988年对韩素音转述过周恩来的话：“没有一声巨响，就没有人会理睬我们。”据韩素音说：“毛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放一个响屁比长篇大论更引人注意。’周的话只是把毛的警句用较为文雅的方式说了出来。”毛泽东与周恩来关于原子弹的幽默讲话，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关于原子能问题，在领导人那里首先是从它的军事运用角度来考虑的。1964年12月31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联欢晚会上，毛泽东兴致勃勃，特意向首都驻军和领导人拜年。毛泽东握住陈士榘上将的手，笑着说：“祝贺你，你们（指工程兵）立了功，他们（指站在一旁的张爱萍和国防科委）出了名，你们做窝（建成两弹基地），他们下蛋（成功地爆炸原子弹），我们中国人说话开始算数了！你们都立了大功。”毛泽东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一天，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第77天。

二、中央书记处第一次扩大会议的议程和内容

1955年1月15日之前，毛泽东两次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随即召开书记处会议。在已经解密的苏联档案尤金《工作日记》载：1月8日“会谈中谈到了前不久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谈到美、英、法采取了准备原子战争的方针，因此展开了原子战争的宣传。”“毛泽东同志说，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分子大肆叫喊原子战争是想以此掩盖自己的虚弱。他们想以叫喊原子战争恐吓本国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但是关于原子战争威胁的这种叫喊应该通过共产党的努力反转来反对帝国主义分子自身。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根本不害怕战争，原子战争的威胁反而会进一步激励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反对战争贩子。”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一个时期以来，党和毛泽东同志一直非常关注原子能问题，是召开第一次会议的重要背景。

1955年1月14日，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前一天，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原文是：“主席：今日下午已约李四光、钱三强两位谈过，一波、刘杰两同志参加。时间谈得较长，李四光因治牙痛先走，故今晚不可能续谈。现将有关文件送上请先阅。最好能在明（十五）日下午三时后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除书记处外，彭、彭、邓、富春、一波、刘杰均可参加。下午三时前，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时来汇报下今日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明日下午谈时，他们可带仪器来，便于说明。”这封信，被人认为是关于中国决策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唯一重要资料和证据。1987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给当事人钱三强的公函，第一次披露周恩来这封信的存在。同年6月1日，钱三强复中央文献研究室信。从他几个月后发表的《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者》一文，可以想见复信的基本内容。《周恩来年谱》载：“1月14日，由薄一波陪同，同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谈话，详细了解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人员、设备以及铀矿资源等情况，仔细询问核反应堆与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原子能事业所需要的条件等，并告诉他们：中央将要讨论发展原子能问题，请做好汇报准备，到时还请带上铀矿石和简单的探测仪器来进行探矿模拟表演。”

周恩来1月14日给毛泽东信中所提到的“现将有关文件送上请先阅”，到底指的是什么文件？有没有一份周恩来向毛泽东的请示报告？这关系到我们判断1月15日会议的主题。1997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载：“1月14日，在中苏《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上批写：‘此件已经陈云、一波、刘杰、伍修权等同志研究过，认为可以同意。尤金大使通知我，苏联政府命他代表签字，我方因陈云同志不在，可改由我代表签字。’本日，毛泽东批：‘同意。’二十日，周恩来在《议定书》上签字。”《毛泽东年谱》载：“1月14日，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苏《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这里用了“报送”和“请主席批示”，这里讲的“附信”，应该就是周恩来写的批语，实际就是“请示”。以上文献告诉我们：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将与陈云、薄一波等人研究过的《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上报毛泽东等人，提出“可以同意”的意见。毛泽东批示“照办”，刘、邓也同意。所以，关于1月15日会议，除了周恩来1月14日致毛泽东信外，还有周恩来上报毛泽东的《议定书》，以及周恩来报毛泽东的“请示”。

综合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关于第一次会议讨论文献的重要结论：目前我们能够知道的、反映这次会议的原始档案材料，应该有三份：第一份是周恩来1月14日写给毛泽东的信；第二份是拟签署的《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第三份是周恩来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即写在送审文件上的“请示”或“批语”。那么，人们把1月14日信作为“目前唯一可资佐证”的提法，则是值得商榷的。当然，实际上这三份文件也可以看成是一套文献：是为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扩大会议做准备时同时产生的，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央书记处1月15日会议需要做整体性把握的重要原始文献。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右）和钱三强（左）合影照片。

关于第一次会议研究讨论的主要问题，目前披露这次会议信息最多、最具权威性的文献，当属《毛泽东年谱》：1月15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关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铀矿资源情况的汇报以及有关核反应堆、原子武器、原子能和平用途等的讲解，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出席会议。毛泽东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接着，李四光拿出从野外带回来的黑黄色铀矿石标本递给毛泽东、周恩来等看，并说明铀矿地质与我国的铀矿资源及勘察的情况。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器对铀矿石作了演示。毛泽东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毛泽东还从哲学的角度谈了粒子可分的问题，鼓励核科学家们进一步地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作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通过梳理各种文献，本文认为，1月15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议程共有3项：1、讨论并通过《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决定派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签字；2、摸清我们自己在原子能方面的基本底数，包括研究进展、人才储备、铀矿资源等；3、毛泽东作总结讲话，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大决策。而主题就是：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当然这只是根据现有资料所做的一种逻辑推论，是否符合实际，请专家指正。

三、中央书记处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地位和成果

中央书记处在1月15日召开第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重大决策后，时隔半个月后的1月30日，又召开了讨论原子能问题的书记处会议。虽然第二次书记处会议的具体内容没有披露，但在会议第二天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应该是对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是对第二次书记处会议主要内容的详细展开。周恩来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规划了中国发展原子事业，对进一步做好原子能工作作出正式部署。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国务院的这次会议，是对书记处会议的全面贯彻，在我国原子能发展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会议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瞄准目标：赶上原子时代。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原子能问题？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对中国来说，这是个新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用于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我们为什么需要“懂得”原子能问题？讲话指出：“原子能现在已经成为常识，世界到处在议论。帝国主义在叫嚣原子战争，我们要把它戳穿，应该使全世界的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全世界人民都看清楚了原子能问题，重视原子问题，就好似当年对蒸气机那样地重视，则为有效利用奠定了基础。“如果连对原子能的认识都不够，哪里有信心和勇气来制止原子战争、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呢？”讲话表示：“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能够赶上去。”在周恩来讲话整整2个月后的3月3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结论时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可以说，全面反映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的周恩来讲话，为毛泽东判断当时人类社会所处技术形态特征的一个基础资料，也代表了当时党的高层的一致共识。“开始要钻原子能”！就是向全党发出的政治动员令，就是中国人民赶上时代的勇敢追求！

二是我们要主动作为：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在这样一个大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如何开展工作？周恩来讲话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作了分析：从积极方面说，我们要使广大人民了解原子能，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和认真的工作。讲话还透露：“去年有个朋友对我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宣布一下我们也掌握了原子武器？我说，那何必呢？我们要实事求是，没有掌握就是没有掌握。”这些话恐怕也是在会上第一次披露，即便是今天看来，也是很有趣味。讲话还说：“掌握原子能不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有苏联的帮助，只要我们认真工作，我们是能够掌握原子能的。”为什么会说“不是非常困难”？本来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基本还未弄懂，困难一定很大很多。但是，半个月前的中央会上李四光、钱三强等人的介绍，毛泽东的坚定态度，加上前期我们所做研究，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掌握原子能。根据有两条：一是“苏联帮助”，这个已经公开了；二是“认真工作”，这个就看自己的努力了。

从消极方面说，讲话认为：“的确有可能造成一种力量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其理由是，“因为现在美国和苏联等都掌握了原子武器”。讲话举例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发明了毒气，各国都掌握了，后来国际上订立了禁止使用毒气的公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是希特勒也没有敢用毒气，因为都掌握了，你用我也用，战争就无法进行了。所以，现在也有可能禁止使用原子武器。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时，曾向毛泽东说，氢武器使用起来就无法控制。当时毛泽东就说：既然无法控制，问题也就解决了。如果帝国主义真要胡搞，全世界人民不赞成。既然毁灭不了人类，其结果毁灭的还不是他们自己？谁发动战争，谁就要倒台，这是历史证明了的。

◆钱三强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里使用的“消极”“积极”两个概念，就是要求我们做好两手准备：“对人民很好地进行教育，一方面要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另一方面我们要掌握原子能。”从积极方面来说，我们要公开地进行教育，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从消极方面来说，我们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而根本还在于自己掌握，也就是后来张爱萍将军所说的要有一根“打狗棍”！

三是具体部署：需要开展的主要工作。具体到工作层面，必须将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结合起来。周恩来在讲话中布置了需要进行的几方面的工作：要开展一个运动。周恩来传达中央决定：要配合19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议号召的签名号召，准备在2月份开始进行签名运动。那次会议号召人民起来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禁止制造原子武器，并决定在全世界展开签名运动。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的指示》，决定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名发起并组成“中国人民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委员会”，在中国人民中开展签名运动。2月12日通过《关于发动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的决议》，制定了开展签名运动的计划；《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规模开展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的社论，将签名运动在全国推动起来。要进行原子能教育。针对我们许多领导干部都不懂原子能的现实，讲话作了具体部署：首先是科学院开会统一自己的认识；第二，组织原子能和平利用讲座，先从高级干部组织起。第三，编些通俗的小册子；第四，写些文章登在报上，表示欢迎苏联对我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帮助，反对美国叫嚣使用原子武器；第五，要培养人才。中国搞这方面研究的人少极了，必须培养；第六，要把现在的原子物理专家逐渐从行政工作中抽出来。要认真地进行工作。讲话提出：“要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就要严肃、认真地工作，这是要保密的，现在国家已正在进行中。”既然是保密的，讲话中自然没有过多展开，也许是讲到了，在公开发表的文稿中删掉了。讲话中还是提到了找矿队伍规模问题：“钻探队，地质部有两万多人，燃料工业部有四万人，重工业部有两万人。”到此时国家在这个领域投入的力量，可见一斑。讲话还提出要教育人民懂得相关知识。发展原子能事业，是需要少数专业人员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起来才行。“认真研究业务是少数人的工作，但要反对使用原子武器那是几万万人的事情，要扩大原子能的教育也是几百万人的事情。”

周恩来的讲话，有思想阐释，有行动部署；有发展战略，有具体要求；主题鲜明，目标明确，内容丰富，部署得当；思想性、政治性、操作性都非常强，是不可多得的纲领性文献，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仍然焕发着耀眼的光芒。我们也可以说，周恩来31日的讲话，就是30日书记处会议实际上的主题报告，是对书记处会议内容的一个展开、贯彻、落实！一次国务院会议，就是这样历史地必然同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有机联系在一起，成为我们讨论研究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献资源。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次国务院会议，就是对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的一次深入贯彻，一次全面动员，一次具体部署。

两次中央书记处重要会议（及国务院全体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重要讲话，时间虽然相隔半个月，但内容相同、主题一致，为全面推进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未来发展提供历史镜鉴！这是向全党全军全民发出的向原子科学进军的时代号角，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心和意志。中国人民钻原子的新时代，从此肇始！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开始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陈东林研究员、王宇博士的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