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必须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毛主席给出了答案！

栩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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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陕西省西安市对蒋介石进行了兵谏，史称“西安事变”。

　　消息传来，举国震惊。

　　在当时的中国，贪婪的日本人将魔爪伸向了中国领土，他们“通过战争占领中国”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抗日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

　　可另一边，蒋介石依然秉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说白了就是“先消灭共产党，再回头打日本鬼子”。

　　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民族矛盾”和“两党矛盾”之间，到底孰轻孰重?相信明事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不管国共两党的积怨有多深，可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

　　可眼下，异族人已经侵略到了我们的领土上，中国随时都可能面临着“亡国”的灾难，这个时候难道我们还要“窝里斗”吗?

　　张学良、杨虎城深知“民族大义”，多次劝说蒋介石无效，在实属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发动“西安事变”，软禁蒋介石，逼蒋抗日。

　　此时的红军也在陕西省——陕北的延安，当大家收到“蒋介石被扣押起来了”的消息时，所有人都觉得大快人心。

　　红军战士们一个个的与国民党、与蒋介石都有着血海深仇。很多人甚至打出了“血债血偿，枪毙蒋介石”的横幅。

　　兴奋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层突然意识到，此时此刻若杀了蒋介石，就等于削弱了中国军队自身的力量，还将引发国共之间的武力冲突，对整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弊大于利。

　　为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共产党只能暂时放下仇恨，联合国民党共同抗击日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这个决策的背后，毛泽东内心不知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和压力。

　　从个人来说，他自己的数位亲人都牺牲在国民党的枪下，可现在为了大局着想，他不但要放下自己的私人恩怨，还要面对广大红军战士们的不理解、不支持。

　　果不其然，很多红军战士站出来说：“我的亲人就是被蒋介石、被国民党杀害的，我与蒋介石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现在不杀了蒋介石，反而要放了他，我不接受!”

　　这时，周恩来站了出来：

　　“大家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知道，大家都对蒋介石有着血海深仇，就拿毛主席来说，他有没有仇恨啊?

　　杨开慧同志、毛泽建同志、毛泽覃同志都被蒋介石杀害了，蒋介石欠他的血债不比你们少啊!但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大局，他能够放得下，你们为什么就不行呢?”

　　毛泽东补充说道：“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

　　接下来，毛泽东说道：“抗日救国是第一任务，但蒋介石想消灭我们共产党的企图也不会改，我们要时刻提防着被他踢一脚。所以，我们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

　　好一句“又联合又斗争”!也许此时你还领悟不到这个政策蕴藏的深刻含义，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重要性就会凸显出来......

　　就这样，在红军内部持续的思想工作下，红军战士们暂时放下了私人恩怨，接受了“联蒋抗日”的决定。

　　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前往西安参加谈判会，最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并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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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巩固这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高层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

　　细心的人会发现，“八七会议”之后中共的土地政策一直是“打土豪、分田地”，可到了1936年7月土地政策就变成了“减租减息”，这是为什么呢?

　　“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是要将农民联合起来一起斗地主，土地所有权会转移到农民阶级手上，敌人就是地主阶级;

　　而“减租减息”政策里，土地依然归地主阶级所有，只不过通过减少土地租金、减轻借贷负担的手段降低了农民阶级的负担，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很显然，地主阶级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所采取的政策方针也必须从过去的“斗争”转化为“联合”。

　　那么，究竟“联合”到什么程度呢?中共高层内部曾经有过非常大的分歧。

　　当时“遵义会议”已经过去近3年了，但党内还残留着对共产国际盲目听从的风气。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37年12月刚从苏联归来的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策。

　　说白了，王明就是认为国民党和苏联的实力很强大，而共产党的实力尚且弱小，所以应该把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和苏联的援助上，共产党应该完全依赖于国民党，听从他们的指挥。

　　可在毛泽东看来，王明主张的政策根本无法接受，因为它触碰了底线，简直就是迂腐、幼稚。

　　毛泽东的思绪又回到了风云变幻的1927年，那时还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正是那一年国民党连续发动了“四一二事变”、“马日事变”、“七一五事变”来挤压共产党，致使上万名共产党员人头落地......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呢?

　　正是因为时任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奉行的“右倾投降主义”政策，当时陈独秀也想着依附于国民党，可结果共产党员却成了别人案板上的鱼，任人宰割......

　　为什么国民党敢视共产党为草芥，如此肆意妄为的屠杀共产党员呢?就是因为共产党没有自主权。

　　为什么共产党没有自主权呢?就是因为共产党手上没有枪。

　　自古以来，任何有话语权的人背后都有强大的实力做支撑，如果没有实力，谁愿意听你说话?连话语权都没有，凭什么给你自主权?

　　正是如此，毛泽东才会在“八七会议”上喊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

　　这不是一句空想出来的口号，而是由成千上万共产党员用生命换来的教训。

　　现在你王明倒好，一从苏联回来就搞了这么个右倾政策，再次让共产党把自主权交出去?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就因为右倾政策而损失惨重，现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你还搞右倾政策?这不是再次洗干净了脖子等着别人剁吗?你还嫌共产党员流血不够多吗?

　　王明和毛泽东的分歧，不在于“联合”本身，而是联合到什么程度?

　　王明的主张就是四个字——依附于人，而毛泽东的主张也是四个字——独立自主。

　　土地政策可以由“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减租减息”，其他政策也可以做相应的调整，但“独立自主”这个政策是丝毫不能动摇的。

　　如果日本鬼子威胁到了中华民族的切身利益，那就要与国民党“联合”;如果国民党触碰到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底线，那就要“斗争”，这就是所谓的“又联合又斗争”。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反复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必须警惕可能出现的右倾偏向，坚持反对阶级投降主义。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

　　1937年8月22日—25日的“洛川会议”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我党所处地位和王明的右倾错误，提出并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坚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抗日战争，实现党的政治路线。

　　说一千道一万，一切离不开四个字——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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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就会发现王明“依附于国民党和苏联”的政策确实是太天真。

　　因为人性的动机本身就是“趋利避害”，这决定了每一方的任何行为都会优先考虑自己，他想依附的每一方也都会首先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怎么可能优先考虑共产党呢?

　　先说说苏联吧，抗日战争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搏杀，而1937年时苏联还未被卷入二战，相对来说是个第三方的无关者，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关系不大。

　　而且从地理位置来讲，日本是苏联在东方国土上的一个威胁，而中国抗战得越激烈，就越能拖住日本北上进攻苏联，不至于让苏联“后院起火”。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怎么可能主动加入战争?怎么可能尽心尽力帮助中国进行抗日?

　　事实上，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指令确实是不接地气的，之前共产国际派来的博古、李德搞的“左倾教条主义”已经把红军害惨了，现在还要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吗?

　　再说国民党，当时西安事变的结果是“逼蒋抗日”，请注意这个“逼”字，蒋介石是不情愿的。

　　因为国民党代表着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军阀的利益，而共产党内绝大多数是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二者之间存在太多的分歧，“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虽然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双方暂时放下了矛盾，一致对抗日本人，可国民党不会忘记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给予共产党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清晰的认识到，合作不等于放纵，联合不等于依附，只能秉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式，才能使共产党在乱局中谋得空间。

　　鸟儿敢立在枝头上，不是因为它相信枝头很坚固，而是因为它相信自己的翅膀。

　　果然，毛泽东所担心“迟早要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

　　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

　　皖南事件的发生，正好给那些心存天真幻想的人狠狠的一闷棍。

　　若是当年共产党采取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策，惟“统”是从，不敢壮大自己，当国民党变脸时就会束手无策，结果就是葬送抗战大业，并赔上自己。

　　不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四一二事变”、“马日事变”、“七一五事变”，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皖南事变”，都揭示了一个真理：

　　一旦依附于人，必将受制于人。

　　中国早就有句古话叫做“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为什么说不清呢?就因为秀才只会讲大道理，而兵不会满口的“之乎者也”，并只看你实力强不强，要想让他听你讲，唯一的方法就是壮大自己，让自己比他强。

　　怎么壮大自己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根本原则，只有提出、实践和坚持这一原则，才能使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不断地壮大。

　　历史的发展将证明一切。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1946年国共两党又开始了为期3年的解放战争，此时共产党早已壮大起来了，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1949年1月21日，战争的天平已经很明显的向共产党倾斜，国民党的颓势无人能救，蒋介石眼看着国民党的政权即将坍塌却束手无策，迫于外界的压力，他不得不选择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

　　李宗仁自知无力拯救这个将倾的大厦，遂苦笑着对白崇禧说：“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想当年我们那么强大，共产党那么弱小，那时怎么能想到，有朝一日还要看共产党的眼色呢?”

　　白崇禧也苦笑着说：“没办法，人家现在实力比我们强，就算我们想和谈，共产党那边毛泽东、朱德还未必同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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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依然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维护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也许有人会说：不是说共产党“亲苏”，国民党“亲美”吗?新中国不是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吗?

　　是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实与苏联走得更近，在外交上施行“一边倒”的政策，即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反对资本主义阵营，反对帝国主义政策。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中国与苏联是“同盟关系”，而不是“依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坚决否定了王明想依附苏联的想法，坚持走独立自主的路线;建国后，新中国更不可能依附于苏联，必须继续走独立自主的路线。

　　一旦依附于他人，就相当于把自己的脑袋拴在别人的裤腰带上，关系好时自然没事，可关系不好时命运就操纵在别人的手上......

　　在变幻莫测的国际政治局势里，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能依靠的人只有自己。

　　电视剧《亮剑》里有这么一个片段：丁伟在军事学院进修时提交了毕业论文，并进行了毕业答辩，他设想假如有一天中国与苏联交战，中国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防御措施?

　　丁伟的言语引起了台下一片哗然，很多人认为丁伟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怎么能把自己的盟国作为假想敌呢?

　　难道苏联真的就是中国永久的“老大哥”吗?难道中国就可以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完全依附于苏联吗?

　　1950年代开始中苏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摩擦，随后的岁月里摩擦越来越大，直至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

　　好在毛主席从来都没幻想过什么“依附”，中国的外交从来都是秉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唯有依靠自己，腰杆才能挺得硬。就算苏联不帮我们研发核武器，我们自己也能搞出来。

　　1969年3月，中苏双方发生了面对面的武力冲突——珍宝岛战役。

　　珍宝岛战役之后，苏联国防部制定了打击中国的军事计划，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核武瞄准中国重要政治军事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你看看，苏联翻脸比翻书还快，之前还说帮我们制造核武器呢，一转身就要用核武器打击我们。

　　实施核打击绝非小事，而此时反倒是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采用折中的方法联合了中国。

　　1969年8月28日，美国一张小报《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苏联欲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攻击点将是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和重要工业城市。

　　这张小报发出的消息在全世界发出了巨大反响，苏联方面完全没想到美国小报会发出这个消息。

　　但是这张小报发出的消息也从一个侧面代表了美国的观点和主张，美国反对苏联对中国动核武。

　　面对苏联的核讹诈，中国丝毫不惧，更何况中国此时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核武器。

　　1969年9月23日和29日，在中国建国20周年前夕，中国先后进行原子弹裂变爆炸和氢弹热核爆炸试验。

　　苏联在多方面情况综合制约下，最终选择了理性，开始缓和紧张对峙的局势。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开启，紧张局势开始缓和。

　　如果当年中国不走独立自主的路线，而是选择依附于苏联，那么恐怕我们就要在苏联的核武器面前灰飞烟灭了。

　　这一事件，我们虽然得益于美国的帮助，但不得不明确：美国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为在“冷战”中占得先机才帮助中国的。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中苏矛盾”也大于“中美矛盾”，美国为了防止苏联势力扩张，才联合中国抵制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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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大于“两党矛盾”，所以国共两党才会联合起来抗击日本;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才会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共同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

　　中苏交恶时期，“美苏矛盾”和“中苏矛盾”都大于“中美矛盾”，所以中美两国才会联合起来抵制苏联;

　　……

　　无论在任何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都清晰的认识到：

　　任何的政治联盟的建立和解散，都是各方权衡利弊之后的结果，会因利大于弊而聚，因弊大于利而散，若想要立于不败之地，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外界，必须自我强大，独立自主。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要把方针要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1959年，毛主席又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建设方针，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无与伦比的革命胆略，战胜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破坏、进攻和封锁：

　　“任何事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中国的建设，必须靠自己的志气和干劲!”

　　如今，当我们翻开《毛选》，就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

　　一是实事求是，二是群众路线，第三就是独立自主，这是我们的基本道路。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