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怎样认识抗美援朝战争
刘国新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70年过去了，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大都已作古，这就为我们再现历史本来面目，全面认识这场战争提出更高要求。说到抗美援朝战争，纵论其得失成败，仍然是诸多问题中的首要问题。2019年笔者曾写过一文，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讲怎么认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文章从战场和战局、外交以及军队的精神几方面作了阐述，属于宏观层面的。这次再续前章，换一个角度，从中美两军的综合比较出发，看志愿军是如何取胜的。
一、中美两军的综合比较
我们都知道抗美援朝战争中美两军差距悬殊，为了说明差距在哪，先从国力说起。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为8772万吨，中国只有60万吨，美国是中国的146倍;美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2800亿美元，中国是100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28倍。再有就是武器装备优劣。美军是世界上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军队，拥有原子弹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仅以火炮一项来看，美军一个师有各种火炮959门，其中70毫米以上火炮330余门，此外还有各种坦克140余辆和装甲车35辆。志愿军一个军才有各种火炮522门，其中70毫米以上火炮190门。美军一个师的火炮相当于志愿军一个军的2倍，在运动战阶段，志愿军没有坦克装甲车。毛泽东在拟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专门谈到大炮问题。他说：“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按照毛泽东的计算，美军火炮是志愿军的42倍。另外，美军军种齐全，陆海空军齐备，中国只有陆军，是一军对三军（彭德怀语）。
然而，实际状况还不止这些，再看后勤保障。
先说衣，朝鲜冬季寒冷，必须着棉衣类冬装。这一点，双方差距不大，因为第一批入朝作战的都是中国东北地区出来的原四野部队，有冬季作战经验。只是棉衣布料不适宜朝鲜山地环境，战士们爬山越岭，棉衣常被树枝蒺藜刮破。所以，周恩来提出给志愿军缝制棉衣一定要均匀地扎成竖道，不易被刮。后来，这种制式的棉衣成为志愿军的标志。至于九兵团因衣着单薄而严重冻伤减员那只是个特例。有些著述说，九兵团穿着单衣赴朝作战，也有的说是穿南方的薄棉衣，南方的薄棉衣在中国北方尚且不足，何况朝鲜的严寒。如果是单衣，在摄氏零下30度，真是难以想象的了。
再说食，两军的伙食对比。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最常见的C口粮，其中包含了饼干、午餐肉、豆子、脱水蔬菜、水果硬糖、咖啡粉、果汁、口香糖。英联邦国家在朝鲜战争时期每周口粮包括肉、培根肉、奶酪、鸡蛋、蛋黄酱、糖、茶叶等，他们还有一种食品叫“鸡蛋粉罐头”。我们的战士缴获之后，不知是何物，还以为是硫磺。志愿军作战和生活需要的各种物资，主要靠国内组织供应。但美军投入朝鲜战场的各型飞机有1200余架。这些飞机除一小部分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外，大部分被用来轰炸和扫射志愿军后勤供应，敌人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不分昼夜地狂轰滥炸，使道路、桥梁、仓库等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尤其是车辆，在第一次至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后勤被毁汽车1200余辆，平均每天30多辆，这就使后勤供应出现严重问题。用周恩来的话叫作“敌人火力强，我方运输力弱”。1951年4月8日，三登火车站遭到美军飞机轰炸。三登是一个比较隐蔽的小车站，是志愿军后勤一分部库存作战物资主要的卸车点和转运站。敌机发现目标后，从早晨6时至下午4时，四架敌机轮番轰炸，结果损失约84车皮。其中生、熟口粮260万斤，豆油33万斤，单军衣和衬衣48万多套，还有大量其他作战物资。
另外，志愿军部队作战的机动性大，第一次战役打到清川江，第二次战役进至三八线，第三次战役一直插到三七线附近。短短的76天，运输线由50余公里延伸到500公里以上。后勤战线机动能力有限，跟进十分困难，难以适应这种多变的作战要求。特别是第四、第五次战役，攻防交替，战线伸缩不定，情况变化急剧，当地无粮筹措，大量物资积压在后方，无法送上前线。粮食初期供应仅能满足需求量的1/4，到第四次战役时，也只能达到需求量的一半。
“由于敌机频繁的轰炸扫射，粮食运不上去，运上去了，又不敢做饭，生火冒烟，往往招致敌机轰炸。”前线部队白天不能生火做饭，战士吃过早饭，就装上一些煮熟的土豆。在摄氏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天，土豆很快就冻成一个“硬石头”，啃起来费劲，硬啃，夹在腋下化，化一层啃一点儿，再化，再啃。众所周知的炒面，那是从第二次战役才开始供应部队的。吃炒面是有“讲究”的，必须边吃边喝水，否则又噎又呛，根本无法下咽。朝鲜冬天不愁没有雪，吃炒面时，先吃一口雪团，让嘴里湿润了，炒面自然也就不干巴难咽了。这就是志愿军“一把炒面一把雪”的来历。志愿军是真正的“风餐”。
通过伙食对比，可以看到世界上没有哪国军队比美军的伙食更好，也没有哪国军队能像志愿军一样伙食如此简单并且供应不足。
再说住。战时条件下，美军都是住帐篷，里面有取暖设备，士兵有鸭绒睡袋，钻进去，拉上拉链，御寒保暖不成问题。志愿军则基本上是“露宿”。志愿军主要作战方式是夜战，晚上打仗，白天休息。为了防空，部队都是躲在山里就地露营。幸亏朝鲜境内松树多，每个山头都有成片的松树林，有利于我军隐蔽，成为我军入朝后的宿营地。战士们在雨裂沟豁处找些树枝干草铺垫铺垫就地将寝。有时连干草树枝都没有，因为第一位重要的是伪装。美军飞机知道志愿军隐蔽在山里，他们就拍下照片，第二天对照照片侦察，发现一丝不同，立即扫射轰炸。前三次战役又适逢天寒地冻，志愿军野外露宿其艰苦可想而知。
最后说说行。美军是全机械化军队，每个师配有各种车辆3800多辆，步兵出门作战全部乘坐卡车，从来不会步行。志愿军则完全靠两只脚。美军坐车，都是挑大路走，小道无法行车。志愿军徒步，不能走大路，因为敌机轰炸，只能翻山越岭，既增加了行军长度，又增加了行军难度。不仅如此，美军乘车无所谓负重。志愿军徒步，就有负重问题。每个战士，首先带足弹药，再有七天的口粮，也就是说，行军打仗的一切都得靠自己背着，每个战士负重都在二三十公斤。又因为我们的后勤保障的缘故，我们的随队重武器像迫击炮、重机枪等都要分解开来人扛肩背。山炮、野炮由骡马拉，爬山时骡马上不去，也得人背。一只轮子，重约百斤，全凭战士接力轮换背上山。这还没完，仅仅是行军，还没到打仗。打起仗来，因为我们的战术是穿插包围，我们的战士要冲锋，和敌人拼杀，还要插入敌后，有时需要奔袭几十公里。这一仗打下来，我们战士的运动量和体力消耗是美军无法比的。第四次战役美军变换战略，且退且停。退个一二十公里，就停下来打一阵子，再退个一二十公里，再打一阵子，吸引志愿军到他的预设阵地。志愿军及时改变战术，实行战略退却，美军又追着打，所谓“磁性战术”，让你不得喘息。这进一步造成志愿军的疲劳。无怪乎彭德怀本来希望志愿军能休整两个月再战的。中美两军实际作战的体力消耗问题长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視，这同样是影响战争变化的重要因素。
志愿军的衣食住行在抗美援朝第二阶段——阵地战阶段有了极大的改善，困难主要在第一阶段——运动战阶段。但正是在运动战阶段志愿军吃着最有限的简单口粮，时常半饥半饱地风餐露宿，休息不好，长途作战数百公里，在如此艰苦的生存条件下经过五次战役，硬是把敌人赶到三七线，最后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奠定了抗美援朝停战谈判的重要条件。
志愿军是靠什么取得胜利的呢？
二、志愿军是靠“人海战术”取得胜利吗
在中美两军从装备到生存条件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志愿军以数量对质量是必然的选择。这也是我军作战的一贯指导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但是，如果把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原因仅仅归因于中国兵多，即国外所谓的“人海战术”，那就简单化了。
笔者在仔细考察抗美援朝战争全过程时，发现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无论是在运动战阶段还是在阵地防御战阶段，志愿军的总兵力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占有优势，但在局部战场却常常处于人数弱势，由此构成了战略战役上的以多对少和在战斗中的以少对多的格局，这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绝不是个例。而且越是艰难、关键的战斗志愿军越是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并最终取得胜利。
第二次战役是扭转战局的战役。这次战役的预设目的就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粉碎敌人北进势头，将战线推进到平壤、元山一线。所以，志愿军一开始就“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战术”，以小部队节节抗击，给敌造成错觉，引敌进攻。1950年11月25日，待敌进至我预设反击阵地前沿，志愿军出其不意地发起反击。为了迅速发展胜利，彭德怀两次命令四十二军和三十八军果断插进，向西南方向对西线的敌人构成两层包围。接下来两天残酷的血战，集中在龙源里和松骨峰两个“要点”上。
三十八军一一三师忍受和克服着连日作战后的饥渴疲劳和山高路险等困难，14个小时连续不断地行进145里，愣是抢在敌人前面及时赶到了三所里，卡断敌人退路。美军改道向龙源里汹涌而来。一一三师三三七团一夜急行军，赶到龙源里。30日，麦克阿瑟集中了几百架飞机和各种大炮对我各路战斗部队狂轰滥炸，命令其被志愿军包围的部队向顺川突围，同时急调美骑兵第一师及英第二十七旅向北增援接应。此时，美第二师指挥四个步兵团，并配属土耳其旅和六个炮兵营、两个坦克营及一批特种兵分队，总兵力达到2万余人。志愿军只有四个营。但官兵们以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顽强战斗，顶住了美英军潮水般的轮番进攻。在激战中，有的阵地几度易手，志愿军拼死苦战，战士牺牲了，通讯员、卫生员、司号员、炊事员冒着敌人的弹雨上阵厮杀，夺回阵地。连长郭忠田带领一个排粉碎敌人成营兵力的三次进攻，歼敌200多，成为全军闻名的一级战斗英雄。三三七团牢牢地守住了阵地，堵死了大批溃逃敌人的退路，使南撤和北援之敌相隔不到一公里，却只能相望而不能会合，彻底粉碎了美第二师由此突围的企图。
另一个要点在松骨峰。松骨峰战斗是志愿军一个连同美一个团进行的一场实力悬殊的激战。松骨峰位于龙源里的东北，与三所里、龙源里成鼎足之势，主峰高288.7米，从山顶往东延伸120米便抵近公路，是个便于扼守歼敌的好地形，但它不过是个半石半土光秃秃的山包。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三三五团一营三连奉命截住敌人。三连在完全没有防御工事的情况下，仓促应敌。这个不起眼的小山包，成了美军第二师第九团覆灭之地。从凌晨6时多到上午10时许，该连在接连打退美第九团有飞机、坦克和炮兵掩护的四次集团冲击后，带领第一批战士战斗的连长牺牲了，带领第二批战士战斗的政治指导员也牺牲了，全连只剩下20余人。美第九团的第五次冲击以32架飞机、18辆坦克、几十门榴弹炮，把三连阵地轰成一片火海，以上千人的步兵冲击。副连长杨文海高喊着：“为连长报仇，为指导员报仇！”指挥战士们打倒一排又一排敌人。在弹药用完时，他带领几名战士向敌人冲击。最后，三连阵地只剩下副政治指导员和6名负伤的战士，仍然顽强地坚守着阵地，直到主力部队将被截住的敌人全部歼灭。战后打扫战场时，这个小高地被炮火犁成一堆黑焦土。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在几百具美军尸体中发现不少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志愿军战士，其情景极为壮烈。这个连以百人之躯消灭了300多敌人，为主力部队大会战赢得了时间，为聚歼敌人创造了条件。“志愿军西线部队经过连续7昼夜作战，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的‘总攻势”，“据美国陆军官方战史透露，美第二师在清川江地区战斗中，遭受歼灭性打击”。
这是两个典型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是西线战场上关键性战斗。
在东线以高寒的长津湖畔为中心也发生了一场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的苦战。
长津湖位于朝鲜北部赴战岭山脉与狼林山脉之间，周围高山峻岭汇聚着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和风雪，一般从10月下旬开始进入冬季，至11月下旬日平均气温可下降到摄氏零下27度。担负东线作战的，是以敢打硬仗、善打恶仗著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三个军。此时，东线美第十军和韩军第一军团仍在积极地执行麦克阿瑟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继续北进。11月27日，美陆战第一师两个团已进到长津湖南侧的柳潭里、新兴里、下碣隅里。当时，东线战场普降大雪，最低气温为摄氏零下30度左右。这种恶劣的气候，给原来长期活动在华东地区、缺乏在天寒地冻和山高雪深条件下作战经验的九兵团部队带来很大困难。但是，九兵团指战员们发扬英勇顽强、刻苦耐劳的传统优良作风，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完成了预定的任务，分割包围了长津湖地区美军部队。
下碣隅里东南的1071.1高地及其东南的小高岭，是下碣隅里被围之敌向古土里逃跑的必经之地。志愿军二十军五十八师一七二团三连连长杨根思带领的一个排守卫1071.1高地。从美军的作战分布看，在下碣隅里一带有美军的几个营，突围的兵力每次至少在百人至数百人。杨根思一个排几十人，敌人数倍于己。29日上午，美军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数次抢夺小高岭，都被三排击退。接着，美军又以重型轰炸机和远程火炮向三排的阵地上倾泻了大量的炸弹、炮弹、燃烧弹。阵地上硝烟弥漫，烈火熊熊。杨根思在弹药告罄的情况下，带领战士们用刺刀、枪托、铁锹、石块与敌拼杀，打退敌人八次进攻，最后全排仅剩两名伤员仍坚守着阵地。在敌人发起第九次攻击，有40多个敌人爬近山顶，而支援分队尚未赶到的危急关头，已负伤的杨根思抱起仅有的一个5公斤的炸药包，拉燃导火索，纵身向敌群冲去，炸死了爬上来的敌人，自己壮烈牺牲。这位曾在国内解放战争时期获得华东一级英雄称号的战士同他的战友一起用生命守住了阵地，保障了整个战役取得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授予他特级战斗英雄称号。一生很少题词的彭德怀，为他专门题写：“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揮员——杨根思烈士永垂不朽。”
这又是一次以少胜多，关乎整个战局的战例。
第二次战役志愿军西东两线同时大捷，迫使“联合国军”实施总退却，美军王牌部队经历了“美国历史上路程最长的退却”。志愿军和人民军收复三八线以北广大地区，一举扭转了战场态势，成为朝鲜战争的拐点。12月6日，志愿军三十九军进占平壤，沦陷于敌手达49天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得到光复。因此彭德怀称第二次战役“确定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基础，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
纵观第二次战役，志愿军总数达到45万人，其中作战部队38万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20余万人。就一线作战人员来看，敌我人员比例为1∶1.72，志愿军不到敌人的两倍，是以多敌少。但就东西两线著名的战例而言，绝对是以少胜多。而恰恰是这以少胜多的战例成为关乎整个战局的制胜因素。
如果说上述史实印证了志愿军战略战役上的以多对少和在战斗中的以少对多的格局的话，那么，上甘岭战役则完全是另外一种状况，即志愿军无论是在战役上还是在战斗中都是以寡敌众，以少胜多。从战役规模上是志愿军的以4万人对美军6万人，在战斗中据守高地的志愿军始终是以连级单位对抗敌人营级规模的进攻，面对的是十倍于我的进攻之敌。
上甘岭这场特殊的战斗，是在小山头上打大仗。第一天的战斗就把这次由战斗规模发展到战役规模的作战的特点展示出来。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一三五团的两个连防守597.9高地和537.7高地，这两个连击退敌人七个营的30余次冲击。伴随敌人进攻的是300门大炮、40架飞机和120辆坦克的规模强大的火力准备，北山表面阵地工事大部被摧毁，山上的岩石变成粉末。敌人突然发动攻击，规模之大，火力之猛，手法之狠，都是空前的，志愿军战士承受了极大的考验;敌我伤亡比例是志愿军伤亡500余人，歼敌1900余人。第一天的战斗就涌现出战斗英雄七连排长孙占元，他在双腿被炸断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指挥，连续夺取敌人两个火力点，歼敌80余人，最后在敌人反扑时，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我军官兵承受了极大的考验，体现了英雄本色。
在面积仅3.7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敌人先后投入3个师约6万人的兵力，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投掷重磅炸弹5000多枚，使用大口径火炮324门，发射炮弹190多万发，出动坦克175辆，总共消耗弹药、油料等各種作战物资20万吨。敌人先后发起大大小小的冲击678次，山头被削低了2米，山顶岩石被炸成粉末，深达1米多。志愿军先后投入兵力近4万人，后半程接替十五军参战的十二军依托坑道作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守住了阵地，此役共歼敌2.5万人，击落击伤敌机274架。我方消耗物资1.1万吨，其中弹药5330吨，伤亡1.15万人。这样，敌人在朝鲜战场上就处于更大的被动状况，将朝鲜战场上的战略对峙，更加有效地稳定在北纬38度线上，并加速了朝鲜停战谈判的历史进程。
像这样以少胜多的战例还有很多。
怎么样分析看待笔者所归纳的志愿军战略战役上的以多对少和在战斗中的以少对多这一现象？
首先，客观看待志愿军战略战役上的以多对少。其实入朝部队的人数并不等于前线作战人数。由于我们后勤保证条件有限，大量的工作靠人工，后勤运输很大程度上还要靠骡马大车，抢救伤员靠人工抬担架等。又由于美军掌握绝对制空权，对我道路、物资狂轰滥炸，造成我方不得不用大量的人工进行抢修、抢建。入朝初期，后勤各个环节人手告缺，应付不逮。1951年5月，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成立以后，中央军委在国内组建了14个辎重团入朝，接替战争初期入朝支前的民工，志后直属的辎重、运输、担架团达到29个。到同年10月，志愿军后勤部直属部队达到14万人，加上配属的警卫、步兵、工兵、高炮等部队4万人，总数达18万余人。军以下部队的后勤力量也得到了加强。各军后勤都编设了担架团和运输团，还有三至四个兵站、二至三个汽车连、三至四个医疗所（医院）和一个警卫连，人数达7000之多。这就占去了很多人力。为了建起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前方铁路抢修部队经常保持在3万人以上，铁路运输队伍也多达2万余人。所以，也有人认为，不算铁道兵，志后总人数达到22万多人。这样算下来，前五次战役地面一线作战部队人数没有达到敌人的三至四倍，大多情况是敌人的一倍半至两倍，其中，第四次战役敌我兵力对比仅为1∶1.22，远没有达到诸如“人海战术”“像蚂蚁一般”的夸张地步。
其次，充分估价志愿军战斗中的以少胜多。在现代化战争中，武器装备已成为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但参战官兵的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仍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越是到了最困难的时候，越是在最艰苦的关头，越是体现作战人员的意志品质和勇敢精神。毛泽东说：“最后的胜利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从哪来？就从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不屈的战斗作风中来。战场上常常是这样，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敌人也可能更困难，这时候就是要和敌人拼凶劲狠劲，就要较量胆魄和意志。志愿军将士那种“人在阵地在”的信念和为了坚守这个信念的献身精神，是我们的对手所不具有的，是志愿军以少对多克敌制胜的法宝。
三、志愿军统帅部驾驭战场的能力分析
毛泽东说，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的正确体现在哪里？就是对战争的准确把握，就是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
抗美援朝战争第一个阶段的目标就是有效地阻止敌人的进攻，转变朝鲜战局。
志愿军出兵前夕，毛泽东、彭德怀对于作战方针曾有个设想：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也就是朝鲜半岛蜂腰处构筑两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果敌来攻，则分割歼灭之;如敌六个月内固守平壤、元山不出，我也不打。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面上均对敌人具有压倒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平壤、元山等处。就是说，一是防御，不是进攻;二是“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但志愿军过江之后，朝鲜战局完全变了。麦克阿瑟指挥13万之众，毫无顾忌地北进，平壤已经陷落。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迅速越过我们预定在朝鲜蜂腰部组织防御的防线，志愿军的原定计划已经无法实施。战场情况突变，彭德怀根据敌情果断地作出决断，不再组织防御，改为采取运动战方式歼灭敌人。这正和毛泽东电报的精神不谋而合。接着，彭德怀又作出调整，决定不再组织大规模的作战，而是以军或师分别消灭敌之一个团和两个团的“分途歼敌”的方针，以“停止敌乱窜，稳定人心”。据此，第一次战役以“遭遇与反突击战役”形式，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将敌人赶过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这次战役中，中美两军于1950年11月1日开始了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交锋，志愿军三十九军对美军取得云山大捷。
间隔不长时间发动的第二次战役的作战方针是“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作战方法是迂回穿插和正面进攻相结合的运动进攻战，战役的目的就是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战役的指导方针正确，各部队执行统帅部意志坚决，“联合国军”败退到三八线以南地区，战役取得大胜。这次战役最成功之处在于志愿军利用麦克阿瑟骄狂心理和判断上的错误，将计就计，故意示弱，遗撒些旧装备、旧武器，扩大了“联合国军”的错觉，将其诱至预定的战场，成就了志愿军集中主力突然打击的效果，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对美军打击最为严厉的一次，也是志愿军在运动战阶段打得最为精彩的一次。这次战役中，志愿军二十七军全歼美第七师第三十一团，创造了抗美援朝成团建制歼灭美军的唯一战例。
距第二次战役结束仅仅一周，第三次战役提前发动了。之所以提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当时美国玩弄“停火”阴谋，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对此，毛泽东的态度是，“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停战谈判。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第三次战役，志愿军经过八昼夜的连续进攻，突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三八线的防御，占领了汉城，将战线推进至三七线附近，粉碎了美军据守三八线，争取时间，整顿军队，准备再犯的企图。这次战役是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对预有防御装备之敌的进攻作战。战役中，志愿军五十军截断英二十九旅退路，用反坦克手雷和爆破筒击毁该旅“皇家坦克营”坦克27辆，缴获4辆，创造了用步兵武器歼击一个坦克营的成功范例。
第三次战役刚刚结束，志愿军尚未来得及休整，“联合国军”就开始反攻，志愿军被迫转入防御作戰。当第四次战役进行到紧张的时候，彭德怀决定回北京。原来经过三次战役，中朝两军内部速胜的观点迅速增长，认为美军“由北向南，一推就完”。而同时，美军却变换战法，采用“磁性战术”黏着打，企图以此削弱我军。敌变我变，彭德怀回京就是同毛泽东商讨转变战略方针的。毛泽东明确提出“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指导方针，要求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至少我们应作两年的准备。同时，为应对长期作战，志愿军实行轮番作战，加强后勤机构，改善运输供应，努力准备空军、装甲兵参战。这是对朝鲜战场客观规律认识的深化及一系列配套措施。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在此之前，毛泽东特意提醒部队：“极力提高警惕，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应付敌军可能的攻击和空降，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彭德怀也要求各部队：“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必须树立持久作战和积极防御的思想，绝不能对敌人停战谈判抱有幻想。”同时，为了应对停战谈判后的形势，中共中央及时制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相应地彭德怀提出了“以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战形式，即积极防御与短促出击相结合的作战形式，以求大量杀伤敌人，配合谈判”。他命令第一线部队利用朝鲜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这一招，对于第二阶段的军事斗争是非常关键的。志愿军正确贯彻阵地防御指导思想，进行了大规模的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筑城作业，使之成为能打（消灭敌人）、能防（保存自己）、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还有效地削弱了敌人火力优势。阵地防御的实践证明，志愿军付出的代价比打运动战还小，敌我人员损失比进一步扩大。
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特别是第五次战役，志愿军对美军一个团左右的兵力多次合围，却始终不能消灭它，至多消灭一个营。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提出，“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营，也就够了。”据此，他要求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进一步，他又把这种战术叫作“零敲牛皮糖”。彭德怀也提出与此相同的主张：在阵地攻坚中，应对突出之敌，进行小攻坚战，稳扎稳打，求得每次歼灭美军一个连至一个营。彭德怀还决定立即构筑东、西海岸纵深工事，以防止敌人从东、西海岸登陆配合正面进攻。中朝两军在“坚守防御，节节抗击，反复争夺，歼灭敌人”作战原则指导下，依托坑道，先后粉碎了敌人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志愿军广泛进行了小分队出击，以连以下为单位，以阵前伏击、偷袭、侦察活动不断袭扰敌人。各部队还选择优秀枪炮射手，白天或在固定阵地上或以游动方式狙击敌方阵地上暴露的人员、工事和坦克，敌人处于高度紧张和恐慌之中。志愿军积小胜为大胜，完全掌握阵地防御的主动权，使其按照我们的节奏进展。毛泽东对志愿军的战法有过这样的评价：“此种作战，继续实行下去，必能置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事实果真如此，不管美国怎样设置障碍，最终还是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责任编辑 黄艳）
作者：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