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潜伏》看国民党反腐
——蒋介石的反腐运动为什么越反越腐
安 生
前两期的分析之中，我们分析了蒋介石反动政权反腐失败的原因：
一是在私有制的社会条件下，任何个人都存在私人利益，任何反腐、监督都会迅速趋于失效：互相制衡，联手分赃；一家独大，一家独吞。
二是在私有制社会条件下，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力与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成正相关关系，任何不竭尽一切方式增加私人资源的人，都会被社会边缘化，被其他更擅长攫取私人资源的人取而代之，公权力作为有力的分配工具，自然不会被闲置。
截至目前，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释清楚，就是为什么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有自我加速的倾向。
如果没有说明白这个问题，那么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可能时重时轻，而不是越反越腐，政权加速冲向毁灭的深渊。
言归正传。
指令的贯彻需要对应的物质基础，一要为执行指令者提供执行指令所需的物质条件和生活费，比如办公场所、交通工具、通讯器材、武器弹药、刑讯用品、办公经费、薪金、补贴。二要为监督指令者（反腐机构、军统、宪兵）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随着国统区的经济基础被大家族垄断，经济规模日益萎缩，贯彻指令的物质基础不断被削弱，黄金、美元、银元等硬通货被地主、买办、官僚、军阀囤积，生活物资被囤积后在黑市倒卖，反动政府捉襟见肘，拿不出真金白银，只能靠印刷纸币作为贯彻指令的物质基础。
这时，反动政权的意志是个人无私奉献，为党国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万死不辞。私人资源的意志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能捞就捞，能多捞不少捞。作为反动政权的螺丝钉，蒋介石政权的官僚、军阀、干部、士兵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随着物质资源向汇聚大地主、大买办、大军阀、大官僚集中，蒋介石的命令在反动政府内的贯彻执行力必然日渐削弱。
《潜伏》中多次暗示物价飞涨，生活资料短缺，基层特务几乎无法靠薪水领维持生活。比如，余则成替沈参谋长和许团长疏通关系的时候对吴敬中说，钱就是纸啊，只有美元和黄金响当当，站得住。比如，谢若林能够搞到花生，被王翠萍称为能人。须知，王翠萍的公开身份，是军统天津站副站长的夫人。副站长夫人称赞能搞到花生的人是能人，说明花生已经成了稀罕物。
当特务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的时候，命令怎么可能贯彻得下去。这种时候自然是谁给钱听谁的，他们一要保证自己存活下去，二要尽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谁有黄金和美钞他们就听谁的。哪怕出钱的是地下党或腐败分子。
从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的角度看，反动派与解放军、地下党是粉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同盟军。解放军和地下党正面摧毁蒋介石反动派的统治，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买办、大军阀、大官僚等反动派直接或间接猛挖自己的统治的反动政权的墙角。革命的成功，有反革命的功劳，这是黑色幽默。
蒋介石出纸，让天津站反腐。沈参谋长出美元和黄金，让吴站长放了腐败分子。当委员长的命令和金钱的命令发生冲突的时候，吴站长选择了服从金钱的命令。因为沈参谋长的美元和黄金，比蒋介石的废纸站得稳、敲得响。
某些朝代末期，财政困难，允许捐官，也就是公开卖官。吴敬中提拔自己的招财童子余则成，算不算卖官呢？如果余则成没有给吴敬中带来巨大的财富，吴敬中会跳过陆桥山、马奎、李涯三个中校，破格提拔少校余则成担任副站长吗？
除了个别土豪花钱买官过把瘾，大多数花钱买官的人，当官以后准备干什么，那还用说吗？余则成是地下党，谋求中校副站长的位置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其他与余则成类似，靠贿赂上司上台的人，一旦获得官位准备干什么，那还用说吗？
与吴敬中一样，谢若林有奶就是娘。不论谁出钱。只要价钱公道。就卖给谁情报。所以，地下党以两根金条，就能把情报买回去。结果，国军损失一个师。金条由基层特务和情报贩子分赃，国军的损失与他们只有间接关系，没有直接关系。他们的直接收益远远高于间接损失。
随着腐败分子越来越多，解放区不断扩大，腐败分子和解放军控制物质资源越来越多，蒋介石为维持统治能拿出的物质资源越来越少。他只能靠严刑峻罚维持统治。比如，李涯发挥作用，盛乡倒卖情报的行为在天津站没有继续公开做大，发展为团伙作案。
这时，反动政权为了维持统治，需要优先保证李涯那样的打手兼督战队所需要的资源。但是我们会后面会看到，当腐败到一定程度，大量的资源归入私人腰包，反动政权能被调用的各种物质资源极度稀缺，被优先保障的物质资源的绝不是李涯而是吴站长那样的腐败分子。
何况，严刑峻法是很容易被绕过的，吴敬中和余则成就巧妙地绕过了蒋介石的严刑峻法。再说，执行严刑峻法也需要物质基础，一旦执行严刑峻法所需的物质基础和执法者的基本生活都无法保证的时候，那么严刑峻罚也无法继续的推行下去。
蒋介石能提供的资源越来越少，金钱的作用越来越大，生活困难的基层特务越来越多，谢若林的情报生意越做越大。一根金条的钱，就能买到冈村宁次被国民党留任的情报。情报的来源，大家心照不宣。但是只要有人出钱，就为金钱服务。金钱的意志压倒蒋介石的意志成为更有效的意志。金钱从何而来？无非是腐败分子或者地下党。
此时，来自腐败分子和地下党的金钱的意志已经压倒反动政权的意志，蒋介石的命令日益失效，虽然忠于领袖早就是一句空话，但是此时大家公开肆无忌惮把蒋介石扔在脑后。
如果腐败继续发展下去，解放军没有及时解放天津，那么也许余则成甚至没有继续潜伏的必要。地下党联络人罗掌柜每天带着金条和美元，去情报市场一圈，就能把需要的情报买回来，价格便宜，量又足。随着金钱作用的膨胀，国民党反动政权衰落，也许吴站长甚至南京的郑介民、毛人凤都会加入盗卖情报的行列。既然当年军统可以和日伪做生意，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和地下党做生意呢？罗掌柜可以光明正大地去与军统、中统做情报生意，各级特务会远接高迎恭候财神爷，前呼后拥，主动保护这位财神爷的安全。
历史上，抗战后期，联合舰队全军覆没，华北地区侵华日军失去后勤补给。大批侵华日军用军火向八路换口粮。八路获得日军的军火以后，对日军按照表现处置。大多数垂头丧气不再嚣张的侵华日军被调教得老老实实，八路军用他们武器武装自己；个别继续作恶的武士道死硬分子，被八路军用换来的武器定点清除。当日本政府无法为侵华日军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源的时候，也不要怪侵华日军不执行东京的指令自己找出路。
类似的事情，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也发生过。由于寡头瓜分了国家财富，俄罗斯经济困难，财政吃紧，物价飞涨，拖欠军饷成为常态。于是，大量库存的苏制武器通过黑市流向世界各地。步枪、机枪、子弹、手榴弹、RPG、坦克……要啥有啥，买五赠一。
如果天津没有被及时解放，继续发展下去，天津站就是被围的日军据点和苏联崩溃后的俄军。国民党内的腐败分子和解放军将迅速壮大，剥夺并变现反动政权残存的物质资源。
当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私人资源日益掌握社会总产品分配权，一个政权无法维持基本的物质驱动，即既不能物质支持服从命令者，也不能惩罚违抗命令者，甚至不能维持政权基层人员基本生活的时候，政权的崩溃进入加速阶段。
这时所有人都在为生存而挖现政权的墙角。维持组织存在的反腐（纪律）、宪兵、特务系统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运转。不仅如此，反腐、特务、宪兵系统为了维持生活，也在猛挖墙角。不要把家法当儿戏的前提是保证执行家法的物质基础。否则，没有物质基础谈什么家法？
一般来说，首先是高层官僚腐败加速，随后是基层工作人员腐败加速，这不是因为基层工作人员相对高层官僚觉悟更高，而是因为高层有更多的资源对抗反腐败的力量，惩治腐败的严刑峻法对基层工作人员更残酷无情。除非基层不约而同地同时腐败，高层不得不法不责众，否则少数基层的腐败很容易被高层制止。相比之下，高层的腐败只有更高层调动更多的资源才能压制。基层同时不约而同腐败的原因，往往是经费不足，基层无法维持生活。更深层的原因则是高层私有资源膨胀，政权无法保障维持基层运转所需的资源。
高层腐败以后，基层也难以清廉。军需品被沈参谋长和许团长盗卖后，下级军官和基层士兵自然不做安安饿殍，而是会使用各种手段，谋求生存。国军士兵会使用五花八门的手段为自己创造生存条件：他们之中比较彪悍奸邪的，可能半兵半匪，落草为寇。比较勤快的，可能半兵半工，为地主富农打工。伤残懦弱的，可能半兵半，丐乞讨为生。好吃懒做的，也可能半兵半贼，盗卖自己的武器弹药。总之，不管他们的第二职业是什么。都将严重影响他们的战斗力。
基层的腐败迅速削弱整个团队的战斗力，进一步刺激高层的腐败。吴敬中知道天津城内已经人心涣散，他没有兴趣继续抓地下党和反腐，只想尽量多捞，然后飞往广州，平安降落。
既然资本家可以为了利润卖绞死自己的绞索，那么反动政权的官僚、军阀自然可以为了利润向自己的对手卖情报和军火。这是一种无序的对个人有利的对群体不利的恶性竞争。
那些没有加入盗卖情报产业的特务，很快就会靠边站，生活窘迫。如果他们碍手碍脚的话，很可能会被清除掉。比如，李涯如果没有加入情报生意，而且碍事的话，估计会被吴站长安排人除掉。
反动政权对所有人的控制力越来越弱，金钱对所有人的影响越来越强。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理性人的选择，都是尽快瓜分现政权可以变现的任何一点资源，化公为私。大家蜂拥而上拆毁大楼抢钢筋，然后把钢筋当做废品卖掉，攒钱给自己买末日船票。
反动政权对个人的控制力越弱，金钱对个人的影响力越强，个人的危机感越强，拆毁现政权的风险越低，拆毁现政权的行为越疯狂。
政权的稳固程度与私有资源的汇聚和集中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逆相关关系。腐败与私有资源汇聚和集中之间，存在互相促进的正相关关系。所以，腐败越严重，政权的稳定性越差；政权的稳定性越差，腐败越严重。
私有资源对应社会成员拥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私有资源的膨胀必然带来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社会权力的膨胀，私人的社会权力必然被私人用于聚敛社会资源，所以私有资源的汇聚，天然带有加速的倾向。
政权和私有资源对社会总资源的都有分配作用，突破某个临界点后，私有资源在社会总资源的分配中的作用压倒政权，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关键因素。此时，私有资源的汇聚和集中，出现加速倾向。
这是腐败加速的第一个原因。
私有制条件下，随着财富的汇聚和集中，迟早出现财政困难，这样的财政困难，反过来给予敛财高手更多的晋升机会。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打击敌对势力还是反腐的任务，都必然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
相比在建立之前曾经出现过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其他朝代，蒋介石政权接受了满清遗留的由大地主、大买办垄断经济资源的经济基础，直接进入了政权的中后期。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建立之初，即遇到严重的财政问题，而且不断恶化。
整部电视剧之中，出场的国军将校军官多名，除去毛人凤、郑介民等一闪而过的角色不算，形象比较丰满的包括：戴笠、吴敬中、陆桥山、马奎、余则成、吕宗方、李涯、沈参谋长、许团长、廖三民。
抛开身为地下党的余则成、吕宗方和廖三民不说，为反动政权最卖命的，无疑是李涯。在与地下党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心思缜密，狡诈残忍，行动坚决，不掺杂个人的私心杂念。他曾经成功潜伏延安，虽因吴敬中的失误和吕宗方的筛查被发现，但是一登场即致余则成于险境，致左蓝于死地。他多次执行任务，虽因余则成的原因失败，但绝不意味他没有足够组织、策划和实施行动的能力。他怀疑余则成，多次成功威胁余则成的安全，余则成几乎暴露身份，均因吴站长掣肘功败垂成。最终，他逮捕了余则成的联系人廖三民，如果廖三民没有选择与李涯同归于尽的话，余则成必然难逃一劫。
科层制的政权内部，更高的层级意味着拥有更大的权限和更多的资源。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应该能够给予能完成KPI的成员更多的晋升机会，让他们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说，好钢用在刀刃上。
可以说，如果李涯在吴站长的位置上，天津地下党即使没有被一网打尽，也必然伤亡惨重。即使李涯在副站长的位置上，余则成也是九死一生。
但是，前文分析过：李涯做不了副站长，任何一位领悟到私有资源是个人和自己的团队存身立命的先决条件的天津站长都会优先提拔余则成。李涯更做不了站长，否则天津站的经费无以为继，大家只能就地解散。
可以说，在蒋介石反动政府财政日益无以为继的情况下，是吴敬中这个腐败分子和余则成这个地下党，为李涯的提供打击地下党和国民党内腐败分子所需的物质基础。没有吴敬中和余则成，没有经费，李涯的团队早就一哄而散了。这也是黑色幽默。
于是，这就形成一个有趣的悖论，在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统治末期，要打击腐败问题，首先要维持团队的存在，要维持团队存在就要优先提拔能为自己的团队找钱的腐败分子。除非蒋介石能给予各下属单位足够的物质资源，否则那些反腐能手的提拔，只能排在相对次要的次序，或者说，排在腐败分子的后面。
有趣的是，我们会发现在“蒋介石——戴笠——吴敬中——余则成等人”的任务链条中，KPI的标准发生不断偏离。蒋介石对戴笠的KPI考核标准，无疑是全力反共、反腐、监视军内反对派、威胁人民、镇压异己。戴笠对吴敬中的KPI考核标准之中，反共、反腐、监视军内反对派、威胁人民、镇压异己的重要性几乎和接收逆产充实军统经费并列了。吴敬中对余则成等人的KPI考核标准则是为自己捞钱超过接收逆产，更超过反共、反腐、监视军内反对派、威胁人民、镇压异己。随着任务链条逐渐向基层传导，政治任务逐步让位于经济任务：越在高层，捍卫蒋介石的政治任务越重要；越到基层，捍卫蒋介石的政治任务越次要，获得物质利益的工作越重要。为经济利益运动的现象在基层更加明显，在谢若林的口中，就是赤裸裸的“嘴里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
这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高层利益与人民利益势不两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基层缺乏物质资源，由于基层自身没有统筹协调的能力，苦乐不均，贫富悬殊，恶性竞争激烈，所以对物质资源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对政治选择的重要性。《寄生虫》之中父亲教育儿子的话，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样成立。
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反腐能手，首先必须是攫取物质资源的能手，如果他们不能像王耀武那样开饼干厂搞多种经营的话，那么他们只能也必然是像戴笠那样做鸦片、走私生意，像吴站长那样当接收大员。
其他文章中，我们曾经分析过，在一个政权的后期，随着财产的汇聚和集中，少数人的政治权力会不断膨胀。为了实现个人财富膨胀的目的，他们会不断减轻自己的税负，增加其他社会成员的税负。这时的国家财政向极少数人倾斜，绝大多数人极度贫困无力承担税负，极少数人垄断财富不承担税负，甚至使用税负成为自己敛财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政权必然出现财政困难。这时的政权有三个选择：打土豪分田地是第一个选择，启用酷吏对大地主和大官僚进行定点打击是第二选择；启用聚敛之臣对底层挖地三尺是第三个选择。
建立在大地主联盟基础上的封建政权，一般选择挖地三尺，个别情况下，至多选择启用酷吏，是绝对不可能选择打土豪分田地的。
天启时代的魏忠贤，就是第二种选择。天启充当吉祥物，魏忠贤一面打击官僚集团解决财政困难，一面大捞特捞迅速做大。崇祯打掉了尾大不掉的魏忠贤，又没有找到新的替代品，很快陷入了财政危机。当然，不打掉魏忠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取代原有官僚集团以后，迟早也是财政危机。这符合前文提到的一家独大，一家独吞原理。
特殊情况下，还有其他财源。
除了前面提到的某些朝代公开卖官，还有戴笠和日伪做走私生意为军统筹集经费。军统和76号的中下层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上层之间却在讨价还价，推杯换盏，买卖不成仁义在。为了抗日，先要通敌，这是非常荒谬，却又真实存在的事情。
军统在抗日期间损失数以万计的基层特工。基层特工作为炮灰，杀得你死我活、血肉横飞。陈恭澍的《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和魏斐德的《上海歹土》都记述了这一点。比如，在陈恭澍的回忆录中，天津负责行动的王文被捕之后受尽折磨最终遇害，华北地区的情报网被一网打尽，所有成员几乎全部遇害。但是，军统四大杀手之中的王天木先被捕后投敌，陈恭树也被捕投敌，都混得不错，后来都在台湾高龄善终。按说，他们是高级特工，是众多行动的组织、策划者，应该对众多暗杀行动负责，76号为什么不不杀他们呢？因为76号高层与军统高层之间，有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双方本来就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留下王天木、陈恭澍这些军统高层，既可以用他们的经验对付军统基层，也可以为日后进一步加强与军统的关系创造条件。高层之间，今天是敌人，明天是朋友，后天又是生意伙伴。高层之间的关系，如同谢若林所说：今天你没打死我，明天我还和你做情报生意，只要价钱公道。
任何在死亡边缘徘徊的军统基层情报人员，一旦了解实情，都会受到极大的震撼。自己在死亡边缘徘徊究竟为了什么？究竟在为谁辛苦为谁忙？稍稍想一想，就会颠覆三观，陷入恐惧、绝望和迷惘之中。先通敌做生意再抗日，甚至边通敌做生意边抗日，这样的抗日怎么可能彻底？当抗日和做生意发生冲突的时候，究竟是抗日优先，还是做生意优先？如果是抗日优先，谈生意的时候直接把对手杀掉岂不便捷？如果是做生意优先的话，那么自己有必要把命搭上去吗？
《色戒》之中，王佳芝提出尽快动手除掉汪伪特务头子易默成，她的上级老吴拒绝了王佳芝的要求，并声色俱厉地训斥王佳芝说，姓易的杀了我全家，我还能和他坐在一起吃饭！老吴拒绝立即除掉易默成，因为易默成正在和重庆做交易。
王佳芝听到这样的训斥会怎么想？为了给行动小组创造动手的机会，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去引诱易默成，军统高层却在忙着和易默成做交易。老吴既然有机会和易默成一起吃饭，为什么还需要自己牺牲肉体使用色相勾引易默成？老吴和交易的筹码是什么？自己的色相是不是也是交易的一部分？自己对军统来说，究竟是什么？舍生忘死的战士，还是榨干最后一点利用价值的炮灰？
有观众说，《色戒》之中，王佳芝的动摇源于易默成的霸王硬上弓，这样的观点显然是把王佳芝贬低为为情欲生活的动物。其实，军统与易默成的关系，更可能是导致王佳芝这样的知识分子动摇的原因。王佳芝重新审视自己身边的众人，真正对自己动情，真正对自己好的，只剩下易默成。王佳芝临阵动摇，自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即使李涯那样思想顽固的人，坚定忠于蒋介石，没有发生动摇，工作也困难重重。
随着戴笠、吴敬中、余则成、沈参谋长、许团长这些人被重用，李涯打击地下党和腐败的效果不断被弱化。
李涯既不是副站长，也不是上校，需要在吴站长和余则成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吴站长对抓地下党并不热心，只是应付差事。余则成更是直接否决了李涯要审问熟知余则成妻子王翠萍（真名陈桃花）的底细的小地主王占金的要求。
副站长余则成直接从行动队队长李涯手里带走王占金。虽然因为心软，他没有杀人灭口，但是李涯对余则成的调查，被迫中断。试想一下，如果李涯是副站长，余则成是机要室主任的话，甚至李涯是上校，余则成是中校的话，余则成还能官大一级压死人，强行把王占金带走吗？如果余则成没有强行带走王占金，后果会如何？把王占金这样没有接受过训练的平民送入军统的刑讯室，什么事情问不出来？
李涯的反腐工作也不顺利。李涯被盗卖军需品许团长手下揍了，吴敬中逮捕了许团长。时任机要室主任的余则成横插进来，替盗卖军需的沈参谋长和许团长做说客，用一辆斯蒂庞克小轿车等量的美元和黄金，说服了吴站长，放了许团长。试想一下，如果李涯是副站长的话，余则成还能说服吴站长放走许团长吗？
对李涯来说，无论是抓地下党，还是反腐，都需要更大的权限和更多的资源，明确地说，就是需要更高的职位。但是，李涯的晋升过程并不顺利。先是错过晋升副站长的机会，后是错过晋升上校的机会。
吴站长没有选择已经身为中校的李涯担任副站长，却一步棋两步走提拔本是少校的余则成跳过李涯担任副站长的原因很简单，对站长来说，捞钱比抓地下党和反腐更重要。余则成作梗李涯晋升上校的原因也很简单，余则成很明白李涯一旦和自己比肩，会给天津的地下党带来多大的威胁。
能捞钱的余则成优先提拔，必然导致李涯的工作日益困难，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腐败日益恶化，地下党工作日益顺利。这时的国民党反动派既无力对内反腐，也无力对外反革命。
即使余则成不是地下党，而是沈参谋长、许团长那样的腐败分子，结果也是一样。沈参谋长、许团长把用于内战的资源变现为私人财产，自然导致前线部队缺吃少穿，弹尽粮绝，军心愤懑，节节败退。现实之中，就是解放军节节胜利，解放区不断扩大，吴站长等腐败分子富可敌国，能被国民党政权利用的资源越来越少。
对国民党反对派政权来说，无论是对内有效反腐，还是对内有效反革命，都要首先拥有足够的财源，即保证反腐、反革命团队能维持下去不散伙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在国民党反动派末期，连反腐、反革命所需要的基本的资源都保障不了。
于是，国民党内腐败的力量和党外革命的力量，自然如火如荼地发展。内部腐朽和外部进步的力量加速攫取原本属于蒋介石反动派政权的社会资源，反动派政权挖掘财源的任务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反腐、反革命任务所能获得的资源日益减少。反腐、反革命决定国民党反动政权在长期能获得多少物质资源。分配给反腐、反革命的资源被削弱，必然从长远上导致反动政权拥有和获得的物质资源趋于枯竭。
一个政权弱化到一定程度，所有资源都要向获得物质资源倾斜，相对长远、间接而根本的任务所需要的资源就被裁减。
一个政权存在的基础在于对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权。如果不能对社会资源分配产生作用，没有必要物质资源保证政令的执行，那么政权的存在也就无从谈起。一旦一个政权对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权，被削弱到一定程度，各种功能包括镇压内部反对力量、维护基本社会秩序、抵御外敌都会丧失，甚至连令行禁止都做不到，这个政权就会自然而然土崩瓦解。
没有一个反动政权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这些政权都会使用各种手段垂死挣扎。于是，此时政权对人员的选择重点，就会向能够挖地三尺的候选人倾斜，以解燃眉之急。这些人掌权一方面激化社会矛盾，一方面会削弱维持政权长远稳固的力量所需要的资源。
短期看，善于找钱的腐败分子更容易脱颖而出，重用提拔他们，可以挖地三尺，暂时维持反动政权的存在，社会可以稳定甚至欣欣向荣。长期看，必然导致长期资源枯竭，为未来的危机埋下伏笔。当眼前的危机和当年埋下的伏笔相叠加发生作用的时候，就是祸不单行的时候，也是反动政权难以继续维持的时候。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直接从旧军阀手中接手贫富高度分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社会，没有经历大多数封建王朝建立之前，财产大规模分散的阶段，所以国民党反动派政权甚至连眼前的暂时平静都难以维持下去，直接进入矛盾叠加爆发、加速毁灭的阶段。
当一个政权失去对社会资源分配权的控制时，自然会有其他因素填补社会资源分配权的真空。这时，私有资源或敌对政权，会迅速取代原政权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关键要素。现政权必然全力打击这种僭越行为，具体表现为反腐和战争。
当现政权衰落到一定程度以后，对现政权对社会总资源的分配能力将迅速下降，自顾不暇，主要资源向获取社会资源倾斜，负责压制私有资源和对抗敌对政权的部门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于是，私有资源或敌对政权迅速崛起，攫取社会总产品分配权，并取而代之。
这是腐败加速的第二个原因。
私人资源的聚集程度突破一个临界点，政权所拥有的分配权低于这个临界点以后，私人分配权膨胀，政权分配权衰微，金钱在社会总产品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追求金钱取代政权决策成为政权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维持政权的首要工作变为努力挖掘财源，抑制腐败腐败、打击敌对力量等任务被置于次要位置，政权进入加速毁灭阶段，腐败也进入越反越腐的阶段。
这里，我们默认能够为上级团队敛财的人，也同时会装满自己的腰包。甚至，他们会优先装满自己的腰包，装满自己的腰包，才有条件组织至少是笼络忠于自己的私人团体。他们为上级团队敛财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上级的重视和提拔，以获得为自己敛财的条件。
有人可能会问，那么有没有既是党国的招财猫，本人又极度清廉的人呢？
我们不能排除这种人的存在。比如，如果李涯去担任税收官僚的话，完全可能是一个对百姓敲骨吸髓，本身又一文不沾的人。
但是，李涯的上级，显然不会选择优先提拔他。因为他不能给他的上级带来私人的物质利益。在蒋介石、戴笠的高度，也许会优先提拔李涯，但是他首先要经过余则成、吴敬中两道关，他显然通不过。
不仅如此，即使李涯本人由于机缘巧合，被蒋介石发现，并委以重任。他也将很快会被同僚排挤出去。李涯加强财权的行为必然触及所有同僚的利益。他没有私人财产，与统治阶级直接缺乏共同利益，他不可能对老百姓执行挖地三尺、刨坟卖棺的政策，却对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秋毫无犯。是牺牲一个李涯，维持一个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的同盟，还是重用李涯，冒着政变和内战的风险，对现有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同盟进行大换血？这是不言自明的。即使蒋介石有决心彻底改变自己的官僚团队，李涯也未必能组织起一支大多数成员与自己类似，忠于蒋介石毫无自己私心杂念的团队。对李涯来说，他没有私人资源可以用于对抗同僚的反击或下属的背叛。届时，如果蒋介石不力挺李涯，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有人可能会继续问，如果李涯因为机缘巧合，获得某种外来资源组织起一个完全无私的团队又如何呢？
如果以李涯为首的团队，内部大公无私，所有的人都以团队集体利益为重，搜集来的资源全部用于团队运作，不考虑私人利益，这样的团队不是既解决了财政困难又严厉打击了内部的腐败了吗？
历史上，这样的团队确实存在过。那就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和大批国民党左派。
这样的团队必然对原有的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产生反作用，迟早与原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冲突。
这样的团队的成员没有巨额的私人财产，所以与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大军阀之间，没有共同利益，必然支持选择不同的政策。这样的团队不会主动维护半封建半殖民统治阶级的利益，不会反对触动甚至粉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政策，为了壮大团队资源增加税基甚至会支持这样的政策。而对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大军阀来说，这样的政策简直是岂有此理、大逆不道！比如，如果执行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就会使生产资料更均匀，农民税负下降，地主税负上升，总体财政收入上升。内部大公无私的团队从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显然会支持这样的政策，大地主、大军阀显然会强烈反对这样的政策。
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大军阀之间可以内斗，但是在维护本阶级统治方面，在维护私人控制巨额财产方面，则有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镇压被阶级反抗的需求，是他们凝聚在一起组建同盟的纽带。内部大公无私的团队的成员没有巨额的私人财产，所以与这些反动派之间，显然缺乏这样的纽带。
不仅如此，由于这样的团队内部没有跑冒滴漏，可以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必然如火如荼地发展、壮大，在国民党政权内部决策会议中的发言权必然不断上升，很快就会让反动派感到巨大的压力，让蒋介石感到尾大不掉。
一个政权内部执行两条路线的集团最终必然发生激烈冲突。随着北伐的发展，北伐军占领区的被击溃旧军阀的资源作为战利品是归公，还是归大地主、新军阀私人所有？反水过来的旧军阀的资源要不要归公？按照今天的说法，旧军阀被击溃以后，作为胜利果实的北伐军占领区的资源怎么分配？是国有化还是私有化？这样的矛盾冲突迟早要浮出水面。同样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一伙人动员工人、农民推动打土豪分田地，一伙人在镇压工人、农民保护土豪劣绅，两伙人最终必然火并。
从维持长久统治的角度看，蒋介石政权需要李涯这样的人，而除非蒋介石准备彻底改组他的团队，否则李涯这样的人在蒋介石政权内，却没有立锥之地。蒋介石改组团队的后果，很可能是团队改组总裁。所以，李涯这样的人在蒋介石团队中，注定没有出路。如果李涯这样的人组成团队，那么不是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大军阀联手镇压李涯团队，就是李涯团队推翻代表地主、大买办、大官僚、大军阀利益的反动政权。对蒋介石来说，要么代表反动势力镇压出手李涯团队重演412，要么因为纵容李涯团队最终被反动势力所抛弃。
说到底，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与大公无私的个人或团队之间并不兼容。所以，这样的团队与蒋介石代表的反动派不兼容。最终，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412中被大规模屠杀，幸存者或投身革命，或同流合污，或主动隐退。
随着北伐节节胜利，国民党已经变质，从党魁到要员，经过接收旧军阀的资产，已经都是巨额财产的所有者。这时，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对政策和党员的选择，必然发生相应的改变。当年胸怀救国救民宏大理想的左派党员如果没有被屠杀的话，要么退出已经腐朽变质的国民党投身新的革命，要么同流合污，要么主动隐退。
某种意义上讲，余则成当年也是一个李涯，对军统和国民党反动派充满幻想，为抗日不计个人生死。不过，在南京日伪内部潜伏、刺杀李海峰、为戴笠与日伪充当中间联系人、已经暴露却不允许撤退最终被日伪刺杀的经历，让他和吴站长一样很快悟出了自己这样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军统内部只是廉价的炮灰，即使幸存也没有出路。他没有选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是选择了光明，成为了地下党。
与王佳芝的经历一样，余则成本对政权和组织充满幻想，奈何最终发现自己对政权和组织来说，不过是用后即弃的廉价工具人。那种三观被颠覆以后的失望、失落、迷惘、困惑，是促使余则成思想转变弃暗投明的基础，自此之前，即使恋人左蓝的苦口婆心也未曾动摇余则成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军统的忠诚。余则成的领路人，同为地下党的老上级吕宗方有可能亦有过类似的经历。
抗日英雄许团长在认清形势之前，很可能也有类似经历。不过，他和吴敬中一样选择了加速贪腐的路线，而没有像余则成一样弃暗投明。
绝大多数满腔热血的青年在投入国民党之初，都要有过一段类似李涯的人生经历。但是，像李涯这样执迷不悟的却不多。在经历生死之后，估计很多人都会反思自己“为谁辛苦为谁忙”这个问题。放弃理想，选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发展成吴敬中、许团长、李海峰；选择坚持理想，寻找光明的，发展成吕宗方、余则成。
李涯疑似出身帮派分子，文化水平低，缺乏战略眼光和哲学思维能力，在小事上很精明，在大事上很糊涂。此外，李涯似乎也没有经历过余则成死里逃生、许团长身受重伤在生死边缘挣扎的经历。他至死执迷不悟，也是可以理解的。
蒋介石领导的反动派政权，是一个建立在大地主、大买办、大军阀、大官僚私人控制绝大部分的资源基础上的军阀同盟。
随着私有资源的汇聚和集中，反动政权可以调动的物质资源不断下降。虽然其间接受过列强的贷款和美国的援助，劫收过日本人和汉奸的逆产。但是，私人可支配资源的膨胀、政权可支配资源萎缩的趋势，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同大多数封建末期一样，这是一个私强公弱的政权，除非否定这些大地主、大买办、大军阀、大官僚拥有的私有产权，否则，蒋介石反动派政权很难有足够的物质资源，维持其长期稳定的统治。
历史上，这样的政权往往被由遍地饿殍组成的农民起义军沉重打击。如果没有被农民起义军推翻的话，至少被严重动摇，然后被大军阀、大官僚或外来异族军阀使用私有资源，结合充裕的廉价人力资源，经过激烈的战争所推翻。
不过，从满清时代开始，反动政权就可以通过从海外获得物质资源。只要列强不抛弃反动政权，反动政权便能使用列强的贷款购买列强的军火，镇压起义军和没有被列强的接受的新军阀，不断续命。
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种新的团队组织形式出现了。这种团队内部实行公有制，所有资源统筹协调，统一管理，按照民主集中的原则形成的集体意志分配使用。相比传统的农民起义军或军阀部队，这个团队利用物质资源的效率更高。
彻底镇压这样的团队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总量，远远超于以往的水平。不仅如此，由于蒋介石直接在一个贫富高度分化的垂死的经济基础上，搭建了私人利益超越政权利益的腐朽的上层建筑，注定资源利用率极低，大量来自外援的物质资源被盗卖之后化公为私。两者结合，意味着要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境外势力所需要提供的资源，远远超过境外资本可能在华获得的利益。
最终，美国不愿再为这个钱坑继续提供援助，蒋介石领导的反动政权再也无法获得足够维持存在所需的物质资源，其在大陆的反动统治黯然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