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开国将军”当大使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世界外交史上也堪称一绝。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了！这震撼全球的声音，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标志着世界列强蹂躏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一去不复返了！标志着各国强盗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律废除了！标志着弱国外交的历史从此终结！

新中国要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三原则”，指导新中国开始了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建交过程。同时“三原则”建构起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原则框架，为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新中国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外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1949年1月，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干净，不给他们留下活动余地，然后再考虑建交问题。毛泽东这样形象地比喻：“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中共建政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阐明了这一方针。他说：“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一边倒”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毛泽东在总结七届二中全会时指出：“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在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起草的会议宣言更是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新中国外交“三原则”确定后，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发表公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0月2日，苏联就宣布与新中国建交，拉开了新中国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的序幕。到1950年1月，中国相继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越南等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新中国并不拒绝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先后与亚洲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紧接着，北欧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先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都来者不拒，同这些国家建立了新型外交关系。

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要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挑选和派遣大使问题迫在眉睫。挑选什么样的大使？到那里去挑选大使？挑选什么类型的大使？挑选什么级别的干部担任大使？

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发话了：“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挑选最忠诚、最可靠、最有才干的分子从事外交活动，我们的外交干部无非有这几个来源：首先从军队中调，军队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是最靠得住的；二是从地方干部中选调，他们有领导工作的经验，也是很靠得住的；三是从地下党中选调，他们文化水平较高，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锻炼过来，也是可靠的。”

毛泽东主席发话了：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都是从军队里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

于是，为新中国打天下的“开国将军”，人民解放军身经百战的军职干部、兵团级领导走进了外交部的大门。在接见将军大使时毛泽东主席这样说：“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都是从军队里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现在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需要干部。我们同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需要大批干部。解放军向来是我们生长干部的地方……。” 毛泽东主席还明确表态：“你们这些将军出国当大使，不算转业，可以保留军籍。”

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时的讲话中要求将军外交家们严格遵守“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严守纪律”16字方针，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增强我国同建交国的友谊和双边关系。

1950年5月9日至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后发布命令任命：耿飚为中国驻瑞典大使兼驻丹麦大使、王幼平为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谭希林为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彭明治为中国驻波兰大使、黄镇为中国驻匈牙利大使、倪志亮为中国驻朝鲜大使、曹祥仁为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袁仲贤为中国驻印度大使、姬鹏飞为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使团长。此外，1951年毛泽东又任命韩念龙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据外交部公布的资料显示，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17人，其中地方领导5人，军队12人，占70.5%。

在这之后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党中央先后从军队挑选了10多名我军首批授衔的“开国将军”担任驻外使节，新中国成立后共产生了23名“开国将军”外交官。

共和国元帅陈毅也被调到外交部任部长，上将李克农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1972年5月，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马文波也被任命外交部副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外交使节有三种类型的将军外交官：

第一种是未授军衔的“开国将军”大使。是指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将军职务，没有将军军衔的大使。因为我军是1955年才开始实行军衔制，在建国初期担任大使的军队干部都没有授予军衔，但按照他们当时担任的职务和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的标准，他们全部可以授予将军衔，大多数人可以授中将衔，个别的可以授予上将或少将衔。后来首批大使中有倪志亮、谭希林、彭明治三人从外交战线又回到军队工作，都被补授中将军衔。当然也有后来回到军队工作没有被授衔的，如耿飚1950年担任中国驻瑞典大使时，没有赶上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1979年1月耿飚回部队工作，先后担任军委秘书长和国防部长，但当时我军已经取消军衔制；1988年我军恢复军衔制时，耿飚又离开军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时担任中顾委常委，再次与军衔擦肩而过，而且是与上将军衔擦肩而过。

第二种是授予军衔的“开国将军”大使。1955年首次授衔至1965年取消军衔制的将军都被称为“开国将军”。授予军衔的“开国将军”大使有两种：一种是未授军衔就到外交战线的首批“将军大使”，后来回部队补授连军衔，如倪志亮、谭希林、彭明治。第二种是授予军衔后到外交战线工作的“开国将军”大使。如原海军政委李耀文，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1972年4月被任命为中国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大使；1975年，兼任中国驻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大使；1976年2月，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因故没到任)。如原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1970年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第三种恢复军衔制后的将军外交官。1988年我军恢复军衔制，驻外使节的队伍中再次出现将军外交官，但不会再有“将军大使”了，“开国将军”大使的时代已经过去，外交部已经可以培养出自己的大使，而且培养的渠道已经正规化、常态化，终结了从军队挑选将军当大使。1988年后中国驻外大使馆的将军一律都是将军武官，而不再是将军大使。

当年的“开国将军”大使如今已经全部作古，但他们在新中国外交史上的地位、作用和独特的外交风格以及立下的丰功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