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坊会议上的矛盾与化解

罗坊会议是党和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前召开的联席会议，其会议内容关系到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前途和命运。尽管会议代表在讨论战略问题时分歧严重，但在毛泽东、朱德、周以栗、彭德怀等人的努力下，矛盾最终得以化解，使红一方面军和地方党委团结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下，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30年10月，大批国民党军队开始向江西南昌集中，准备实施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计划，其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清江，与红一方面军仅有一江之隔。10月25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召集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成员，在江西罗坊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对策。

路线问题：“以农村为中心”还是“立三路线”

罗坊会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红军内部残余的“立三路线”，即盲目服从中共中央“左”倾冒险错误的城市中心路线，认为红军有能力攻打大城市并建立一省的政权。1930年上半年起，面对中共中央的错误指示和批评，尽管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在行动上能够采取灵活的政策避免盲目进攻引发的损失，但部分将领被中共中央的时局分析所吸引，导致红军内部矛盾重重。

罗坊会议召开时，“急性病式的冒险行动”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纠正，但由于交通封锁，红军并未及时得到这一消息，由形式主义导致的“左”倾冒险错误在红军内部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尽管没有收到中央的新指示，绝大多数与会者也能认识到在目前敌人对南昌、九江大量增兵，加强固守，一步步向红军进攻的情况下，红军必须改变原来的进攻计划。然而少数会议代表不顾反革命准备联合进攻的客观事实，仍要求坚持中央的旧指示，意图去攻打南昌和九江。为此，罗坊会议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纠“左”。

毛泽东很早便意识到形式主义的危害，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绝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态度是很不对的。”会议上，毛泽东为了照顾反对者的情绪，没有直接批评指责，而是先总结两次攻打长沙和攻取吉安的经验教训，后结合情报对政治形势做了充分的分析，用事实根本否定了违背中国革命战争客观规律的“左”倾冒险主义，坚决纠正了轻装袭取南昌、九江的冒险计划。毛泽东在说服教育工作中以理服人，对形式主义者态度的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部长周以栗作为中央特派员，来到红一方面军后没有机械地遵从党中央的错误指示，会议召开前便放弃了攻打大城市的错误主张。罗坊会议中，周以栗与毛泽东一同阐述不打南昌的理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极力维护毛泽东的主张，在这场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任红8军军长的何长工曾回忆道：“总前委对于‘立三路线’由开始的怀疑，到反对，再到最后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这个转变的正式形成，是在新余的罗坊会议。”会议决议强调了红军的行动必须要从实际的各种具体条件出发，活泼地运用战略战术，不能简单地、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会议仅用一天时间就统一了是否继续攻打中心城市这个困扰已久的问题，无疑为罗坊会议开了个好头，但接下来对战略问题的争论足足持续了五天。

战略问题：“诱敌深入”还是“夹江而阵”

会议代表对路线问题达成一致后，开始讨论用哪种战略来反“围剿”。罗坊会议召开时，红军已攻占江西吉安，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赣江两岸红色政权连成一片。但与此同时，中原大战的结束使国民党可以抽出更多的部队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战略问题关乎全局，由于会议召开前思想没有统一，毛泽东所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最初仅得到了朱德等红1军团将领和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的支持，遭到了江西省行委部分成员和红3军团将领的反对。

毛泽东所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指的是将敌军引入到战略回旋余地更大的赣江东岸苏区，利用苏区军民合力来化解进攻。对此，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担心好不容易建立起的苏区政权会被敌军破坏，群众的“坛坛罐罐”会被打破，因此主张到白区去打。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几位3军团同志认为“夹江而阵”是更好的策略，这样既可以保卫湘鄂赣苏区，又可以保卫赣西南苏区。红3军团总指挥彭德怀面对会议上的僵持局面，考虑到自身的地位，在会议之初并未轻易表态。

毛泽东作为总前委书记，有责任也有义务团结各位会议代表，实现总前委对红一方面军和地方党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意识到全军只有在充分理解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才能在实践活动中灵活施展达到目的，因此他并未使用命令主义的形式去压迫民主，而是将分歧限定在战略思想范畴内，通过解释说明的方式让其他人开窍。何长工回忆道：“毛泽东同志坚持以理服人，为了使1、3军团团结奋斗，他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不但在会上做，而且在会后仍然坚持做。”毛泽东用通俗易懂的比喻和生动的示例说明“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并提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打烂坛坛罐罐，就要全体人民长期打烂坛坛罐罐。”毛泽东竭尽全力阐明如何才能最大程度保障苏区人民的利益，部分不同意见者态度开始转变。

红3军团第3军军长黄公略率先改为支持“诱敌深入”方针，他针对军团内坚持分兵打游击的错误思想，在会议上讲：“在强敌进攻面前不要分散，而是要集中；不是先向敌进攻，而是先退却，待机反攻。”黄公略一面积极向朱、毛献计献策，一面接受毛泽东的委托去做彭德怀的思想工作，因为黄公略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长期与彭德怀并肩作战，他的鲜明立场是改变彭德怀看法的关键因素。

10月29日，各方代表仍未取得共识，几位同志在休会时聚集到彭德怀身边议论起来，何长工和滕代远都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有道理，建议大家以大局为重，支持“诱敌深入”，但仍有同志坚持“夹江而阵”，主张3军团与1军团分离作战。面对军团内发生的争执，彭德怀虽然觉得“夹江而阵”是有些理由的，但实际上1、3军团在战斗中要各消灭敌军一个师是很勉强的。彭德怀最终决定：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1、3军团不再分开。大家见彭德怀发了话，便不再争论了，最终“诱敌深入”方针在会议中通过。后来毛泽东在陕北同斯诺谈话时讲道：“3军团的一部分人要求3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来，但是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持了在他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对上级指挥的忠诚。”

罗坊会议中，毛泽东的个人方案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战略方针，这对于毛泽东军事战略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我们的作战原则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一成果离不开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的耐心解释，离不开彭德怀在关键时刻的坚定立场，更离不开会议代表“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观念。10月30日，总前委正式通过两个军团一起东渡赣江、“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但大家还没来得及松口气，难题便接踵而至。

纪律问题：“民主集中”还是“极端民主”

总前委和地方党委的干部取得共识后，分别回到各自单位下达会议精神，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没有参与会议的党员、战士和群众一时无法接受战略退却的方针。如果所有人都从自身角度出发，随意地发表意见，拒绝执行上级布置的任务，罗坊会议通过的战略部署将难以奏效。

罗坊会议召开时，红1军团和红3军团合并为红一方面军仅仅三个月，并且两个军团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分头行动的状态，总前委随红1军团行动，这就导致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领导权威在红3军团内部尚未确立。红3军团主要活动在湘鄂赣根据地，其中第5军和第16军大多数是湖南平江、浏阳人，第8军大多数是湖北阳新、大冶人。许多将士受家乡观念的影响，只希望打回老家去。11月4日，3军团有少数团级干部反对东渡赣江的决定，主张1、3军团分兵，认为部队在湘鄂赣边来回转战两年有余，建立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有巩固的大后方，有充足的人力和给养保障，红军也得到了苏区人民的拥护，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苏区，离开家乡的亲人，跟着1军团东进呢？其中有个叫杜中美的团级干部直接找到彭德怀说：“为什么两个军团不能夹江而阵，一定要两个军团过东岸，我们有意见。”这种狭隘的地方观念所导致的分散行为使前委难以实现对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曾在红军内部造成不良影响。

◆罗坊会议旧址大厅。

总前委成员都意识到为了全军的统一行动，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黄公略回到部队下达罗坊会议精神后，部队反映强烈，许多士兵都发牢骚，不愿意敌人破坏根据地内的生活。黄公略积极展开思想教育工作，使用“牧娃诱牛”的比喻劝导营以上军官，指出红军要像放牛娃一样，用草将牛引入到事先隐藏好的水坑中来驯服牛。一些来自农村的干部听了之后点头称道，黄公略再让他们去劝说基层士兵。

滕代远知道袁国平对“东渡赣江”的作战方针仍有抵触情绪。作为红军高级将领，思想不统一是绝对不允许的，滕代远耐心找袁国平谈话，和他一起重温《八大胜利的条件》《三十条作战主义》等重要条例。袁国平在彻底被说服之后，便立刻开展对下级将士的教育工作，指出两军团夹江而阵，兵力分散，对粉碎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不利，至于1、3军团分家更是影响两个军团团结的原则问题，绝对不允许。滕代远也在军团、军、师、团作战会议上反复解释“诱敌深入”的作战计划，分析敌我态势。最后绝大多数干部都愉快地接受了过江的决定，部分坚决反对东渡的同志也以大局为重，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彭德怀面对所辖军团在渡江前再发异议的情况，耐心向下属解释他们心中的顾虑：“3军团过赣江后，湘鄂、湘鄂赣仍有武装部队坚持斗争，根据地不但不会丢，还会得到发展和巩固。”彭德怀当众指出必须坚决执行总前委决定，坚持在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下级服从上级，指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并提出有意见保留，或到江东去讨论，但不能妨碍行动。

罗坊会议召开时，苏区中央局还未建立，红军前委与不同地方的党委关系比较复杂，一些地方党组织只想利用红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尽管曾山在罗坊会议结束后，便迅速在吉安召开了赣西就近各县负责人会议，传达了罗坊会议精神，对赣西特委和江西省行委从赣江西岸后撤进行了部署。但部分县委带头反对“诱敌深入”方针，指责毛泽东为右倾。有的地方甚至对红军进行封锁、欺骗，控制群众，不让群众和红军见面。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

◆罗坊会议的同志们(油画 何孔德)。

地方党组织成员受地方主义的影响，不相信上级的决策水平，只关注自身利益而忽视整个苏区的利益，只关注短期利益而忽视整个革命的长远利益。时任江西省行委宣传部长的陈正人回忆道：“有了地方主义，各地革命斗争就得不到互相配合，只顾自己地区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兄弟地区有困难也不互相帮助。”面对这种情况，江西苏维埃政府和省行委负责人坚决拥护罗坊会议决议，他们亲自下乡发动苏区群众，解释政策、筹粮筹款、组织担架运输，武装群众建立赤卫队，实行坚壁清野，建立交通站，侦察敌情并向红军报告。这些贡献都是省一级党委对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权威的认可，是军民同心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重要保障。

罗坊会议后全军之所以实现了高度统一，不仅是因为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同样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强大的思想觉悟和反思意识，还有红军将士过硬的组织纪律性。罗坊会议决议在组织上巩固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地位；思想上减轻了军内形式主义、地方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军事上确立了“诱敌深入”战略；工作上规定了红一方面军和江西党组织的关系和任务。这些成果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提供了思想上、组织上、战略上的保障，使中央苏区全体军民在总前委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共同行动，最终夺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