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从1931年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1934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到1992年从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他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长期处在党中央的最高决策层中。能够这样说的，大概只有邓小平和他。

陈云的业绩是多方面的，而又有他突出的贡献：第一，他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曾经称赞他所主持的平抑物价、统一财经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接着，他又成功地主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执行，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毛泽东说过“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指的就是他。改革开放期间，陈云又以战略性的远见，经过深思熟虑，抓住要害，提出许多关键性的决策。如在1979年提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调整过来。邓小平对这件事评价很高，并且在几年后说：如果没有这次调整，就没有今天的形势。第二，在党的建设方面，他曾担任七年中央组织部部长、九年中央纪委书记，在党内立下很多重要规矩。实行改革开放后，他最早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主张“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这些名言，将永远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上。

为什么在同样或相似的环境中，各人的成就和贡献有大有小，甚至有成有败？为什么陈云能够创造出这样多常人难以企及的光辉业绩？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他极端重视学哲学，要求人们把学哲学放在生活和工作中异常突出的地位。他的女儿回忆道：“爸爸在江西工厂‘蹲点’的时候跟我讲：毛主席之所以能够领导我们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也是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用哲学思想培养了一代人。”“每当他讲到毛主席在延安要他学哲学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两眼放光，非常激动。”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学哲学

陈云重视学哲学，从来不是把它当成单纯书斋中那种脱离实际的空谈，而是出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力求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作为引导行动的指针。

他多次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学习理论，“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说：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我们身上，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不能搞坏，搞坏了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得失。

陈云谈学哲学重要性最多的是两个时期：一个是延安时期、特别是延安整风中，另一个是改革开放时期。这都是中国共产党面对重大历史性变化的时刻。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并且在变化中跨出重大的新步子，首先需要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处在这种时刻，更需要把学哲学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上来。

延安整风的基本问题是整顿三风，其中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也就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来总结党以往犯“左”倾错误的根源。陈云几年后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报告中讲道：“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后来，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他以后向邓小平说过这段经历。邓小平十分赞同，说：“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

陈云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组织部内组织了一个包括副部长李富春在内的六个人的学习小组，学习哲学。参加这个小组的王鹤寿回忆道：“陈云同志规定的学习办法是，对很厚的一本哲学书，从头至尾一章一章一段一段地读，每个星期必须读到哪一章哪一段。在学习小组讨论会上，每个人都必须如实报告是否精读了规定的章节，谁也不能（包括他自己）借口工作忙没有读完规定的章段，这是学习的纪律。然后开始讨论，各抒己见。”这个学习小组每星期一上午开会，雷打不动，一直坚持下来。小组成员中陈云的工作是最忙的，但从来没有欠读一章一段。以后他多次说：在延安那一段学习，得益很大。他的夫人于若木说：他读起书来，如饥似渴，有时甚至到了拼命的程度。毛泽东也称赞道：“陈云同志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

改革开放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大量出现的新问题，更要求主观认识能符合迅速变化着的客观实际，这是很不容易的。他和许多老同志又正要退下来，对缺乏足够经验的年轻的领导干部抱着殷切的期望。于是，陈云便再次着重地强调学哲学的极端重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统一全党的思想。陈云向邓小平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两天后，邓小平向《决议》起草组谈了陈云的意见，并且说：“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陈云也对起草组负责人说：“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

1987年，陈云已准备从第一线退下来。这是新老交替的时刻。陈云对新的中央负责人叮嘱什么呢？他说：“过不了多少年，党和国家的全部领导重担都要落在你们一代身上。”“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

这是一位年过八旬的卓越的老一辈领导人，总结毕生经验，对后来者的期待和嘱咐。其中，他突出“学习哲学”、“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把它称作“最要紧的”，这确实很值得我们深思。

实事求是的楷模

陈云提倡学哲学，最看重的是什么？是实事求是，是要使主观认识符合十分复杂的、并且在不断变化着的客观实际。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地去对待它，那样不可能真正懂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前面所说陈云学习哲学时付出的那种艰苦努力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但必须把最主要的力量用在把握它的精髓上，那就是实事求是，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陈云常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就是这个意思。

他回忆道：“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只唯实”。在作决策、采取行动时，必须先进行切实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把各方面的事实真正弄清楚，经过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能做到对症下药。陈云把它看作做好工作的先决条件。他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这是他在工作中能取得成功的秘诀所在。

可以看看陈云是怎样工作的。举一个例子，1961年1月，为了进一步克服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陈云在这时进行了农村调查和煤炭冶金工业调查。

农村是当时经济困难最严重的地方。中央领导人分别到各地农村进行调查。陈云用5个月时间分两次到十多个省市进行调查，其中最突出的是这年6月到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的一个月调查。他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上午开座谈会，下午到田头、养猪场和农家作实地考察，把群众议论最多的问题归纳为三个：母猪公养还是私养、农作物种植的安排、自留地的处理。那时全国猪肉供应紧张，母猪公养还是私养，实质上是要不要放宽农村政策的问题，也是涉及当地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陈云对小蒸的15个养猪场考察了10个，又听取农民的看法，仔细比较公养和私养的利弊，总结出公养的苗猪死亡率高的6个原因，确定还是以私养为宜。农作物种植的安排，直接反映出干部主观、蛮干、瞎指挥的问题。增加自留地，有助于减轻农民的口粮不足以渡过难关。这样的调整，取得了明显的实效。

农村状况刚开始好转，重工业产值又出现令人震惊的大幅度下降，原因却一时还弄不清楚。周恩来提议由陈云从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先后召开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座谈会。前一次会开了21天，后一次会开了24天。参加会议的是有关部门领导人、重要厂矿负责人，还有一些在第一线工作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会议的开法，先由各部门和厂矿汇报情况，陈云鼓励他们要讲真话，大胆地说，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然后把大家所谈的归纳成十几个问题，一个一个讨论，分析问题产生的症结所在，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谈了自己的看法。陈云不时插话，并且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指出问题出在忽视综合平衡、指标过高、浪费严重、管理混乱、工人体力下降等。周恩来高度赞扬陈云的报告，说：“这一下，把原因说清楚了。”

在平时，他经常到商店、菜场等去看看。遇到重要的统计数字，自己打算盘计算。这样来了解市场和经济运行的状况。采取重要措施后，他几乎天天向有关部门了解推行情况和遇到的问题，以检验决定实行的效果，并进行必要的调整。

为什么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功？为什么其他人视为畏途的许多“老大难”问题，在他手中常能得到成功的解决？为什么他说的话和做的事总是那样实在并且切中要害？原因就在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正确的，他的决策是根据对实在情况的科学分析作出来的。而那些习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最后却拍屁股走人的干部，同他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有的同志“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

交换、比较、反复

从实际出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客观事物是复杂的，常常包含相互矛盾的多个侧面，并且在不断发生变化，不是一眼都能看清楚。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通常需要经过一个在实践中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决不能把走马看花时获得的一点粗枝大叶的印象、甚至一些道听途说的靠不住的话当作客观实际的全体，而且还自以为是，那样没有不跌跤子的。

人们常说陈云处事“稳”和“细”，这确是他的特点。他曾说过：“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为了减少和避免认识客观事物的片面性，陈云提出了“交换、比较、反复”三种方法。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交换一下意见，就会得到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比较，是对各种不同意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不仅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不仅要听正面的意见，也要听反面的意见，才能使判断更正确。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对关系重大的问题尤其应当这样。他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唯物论，“交换、比较、反复”是辩证法，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他对重要问题的判断和决策，从不简单地照抄套用那些现成的方案，而是敢于进行创造性的探索。这种探索总是慎而又慎，力求做到最切合实际状况。当他未拿定主意以前，会请别人给他补充情况，或提出各种分析看法，然后他把方方面面的情况综合起来再思索，把思索出来的东西讲给别人听，征求意见，直到修改满意为止。一旦把事情弄清了，看准了，就下最大的决心，顶住各种压力，坚持贯彻到底，做出结果来。

可以看一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3年陈云如何处理令人感到异常棘手的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作为例子。那时候，粮食供销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紧张，城镇和农村缺粮地区的粮食供应得不到保障，不法私商的投机活动又十分猖獗，粮价上涨，全国刮起一股抢购粮食之风，人心开始浮动。负责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怎么办？他广泛听取意见后，考虑了8种处理办法，如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统购统销等，慎重地比较每一种办法有什么利，有什么弊，最后得出结论：根据现有情况，处理办法只能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合称为“统购统销”。为了照顾农民的利益，在征购数量和牌价等方面都作了恰当的规定。事实证明，在物资十分缺乏、往往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居民能得到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正是根据自己一生成功和遭受挫折的切身经验，这位老人在晚年一再叮嘱后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1989年9月，他又写信给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说他最近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应该组织中顾委常委和在京委员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目的有二：“一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有丰富经验，但需要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二是带动新干部乃至全党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可见倡导和鼓励学哲学，这是他始终念念不忘的重要事情。

作者：金冲及，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增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