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以毛泽东著作为基础，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并初步总结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主要内容及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中国人民、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提出学习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体系
1940年5月3日，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王明发表了题为“学习毛泽东”的讲演，这篇报告中提出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这一说法。
报告中，把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创造，归纳为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国工农红军建设、革命的军事战略战术的创造、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等五个方面，虽然还是初步和不全面的总结，但已经是系统性的对毛泽东的思想内容进行阐释。
这篇稿子王明曾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很谦虚，建议还是不要发表，但后来这篇文章还是发表在当年5月7日的《新中华报》上，以及7月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2卷第9期上，在党内引发了一定的反响。
在这之后，首先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的，是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工作的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
1941年3月，张如心发表了《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他在文中强调：毛泽东善于以新的经验去充实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号召人们要阅读毛泽东的主要著作，研究毛泽东同志如何应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到中国环境中。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张如心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说法。
在之后，张如心发表了多篇文章，积极宣传、介绍毛泽东及其理论和策略，并号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们，提出通过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内容，总结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道路，得到了党内的广泛认同，对毛泽东思想内容的总结和概括，也需要上升到理论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出现了“毛泽东主义”的说法。
在党的历史上，明确提出“毛泽东主义”这一概念并进行充分论述的是邓拓，1942年7月1日，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的邓拓，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一周年，发表了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
邓拓作为党内知名的政论家，在庆祝建党二十一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刊登出这篇文章，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文章中，邓拓使用了“毛泽东主义”一语，把毛泽东主义总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的统一完整的体系。
邓拓指出毛泽东思想方法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中国化，并从思想方法论、政治科学理论、军事科学理论三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主义的内涵。
在这三个方面，邓拓有系统性的总结和阐释。
在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方面，邓拓引用了毛泽东《论新阶段》：“离开中国革命的特点，来使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他从而将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提炼为：把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中国社会的具体环境中。
关于毛泽东的政治科学理论，邓拓认为《新民主主义论》是其理论基础，其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大基本问题及其规律性的提出，是切合中国革命需要、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一贯的完整的政治路线。
从井冈上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长征路上的运筹帷幄，再到抗日抗争三大阶段的提出，毛泽东的军事科学理论已经在实践中大放光彩，无数次拯救中国革命于危难之中。
邓拓认为毛泽东的军事科学理论系统地体现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这三大军事理论著作，创造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中的军队组织形式和各种制度的建设原则。
邓拓最后在文中号召，全体共产党员要“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到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中去”。
邓拓的这篇文章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严密的认证，在党内的同志中引发了很多好评，那么邓拓发表这篇文章前有没有事先给毛泽东审阅呢，得到他的首肯呢？
具体的细节上已经无法考证了，当时毛泽东身在延安，加入是陕甘宁边区报社刊发如此重要的文章，应当是会事先给他审阅的，但邓拓在晋察冀根据地，当时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各根据地之前的信息传递并没有那么顺畅，这篇文章很可能来不及发给毛泽东审阅。
而且从后来毛泽东对待“毛泽东主义”一词的态度也可见一斑，毛泽东本人坚决反对“毛泽东主义”这一提法，认为自己的思想还难以上升到主义的高度。
为何叫毛泽东思想，不叫毛泽东主义
邓拓等理论工作者提出系统总结概括毛泽东的思想体系，并在党内深入学习，代表了广大党员的心声，因此，中宣部在1943年初，就比较郑重地提出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也引起了毛泽东本人的重视。
此时，毛泽东依然不愿意中央去宣传他个人名字命名的理论与思想，1943年4月，他给中宣部副部长何凯丰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毛泽东特别申明：
“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做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但毛泽东个人的谦虚表态，打消不了党内树立自己的思想理论旗帜的热情，中国共产党发展了二十余年，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立的成功之路，也迫切需要在理论上加以系统总结。
1943年7月8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王稼祥的长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说：
“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王稼祥写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这是与毛泽东共同商讨的，这篇文章发表前也经过了毛泽东的批阅。
在讨论这篇文章的内容时，毛泽东曾向王稼祥提议，党的历史是一部不平坦的斗争历史，可以针对世界局势和全中国的局势，抓住几个重点问题来谈，要把总结经验教训作为文章的中心内容。
王稼祥在写这篇文章前，曾就这些问题和毛泽东多次深入探讨过，毛泽东也建议王稼祥把两人以前交换过的这些意见，都写进这篇文章中。
文章定稿后，王稼祥把文章交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文章的主要内容没有什么大的修改，但他还是对其中“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有所保留。
毛泽东一开始，连“毛泽东思想”都不同意提，但是王稼祥反复陈述理由坚持，最后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说法，但他坚持表示反对“毛泽东主义”的说法。
毛泽东认为，自己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因此他认为不能提“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还表示，他没有“主义”，他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因此，毛泽东跟王稼祥说，一定要在文章中以他的名字来提，那还是用“毛泽东思想”吧。
主席觉得，“主义”不能随便提，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因此提下“毛泽东思想”还是可以接受的，不过他仍然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他还没有成熟，这并不是他谦虚，而是事实如此。
经过这番商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在《解放日报》第一版刊登，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概念并加以系统性阐述。
王稼祥首次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是经过了毛泽东的同意和首肯的，这也为日后“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正式以党的文件形式规定下来奠定了基础。
在文中，王稼祥表示，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的具体现实及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而形成的。
王稼祥分析了毛泽东思想，这不是简单的书本抄袭与理论照搬，它区别于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的共产主义， 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
王稼祥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二年历史中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共产主义，“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
《解放日报》是当时延安党中央的机关报，王稼祥这篇长文又发表在第一版，这里面有着相当强烈的政治意义，这是毛泽东思想成为党指导思想的舆论前兆。
在这之后，党内的其他领导与理论专家或撰文阐述、或著书立说，从各个方面研究分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在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和理论概念，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毛泽东选集》也在这一时期出版，在党内把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学习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毛主席的态度
虽然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了党的指导思想，但毛泽东对这一提法的表态始终谨慎而又谦虚，他尤其不愿意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或者将毛泽东思想升级为毛泽东主义。
当时的知识分子们，都经历过“五四”时期，对“主义”一词有着天然的膜拜，大多数人会觉得提“主义”就是很了不起的事，因而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思想”不如“毛泽东主义”气派和响亮，有些人还觉得“毛泽东思想”还不足以显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上的理论贡献。
1948年8月13日，华北大学校长、革命老人吴玉章给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说自己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对于这样的说法是否妥当，他请总理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主席知道后，直接写信给给吴玉章，再次明确地表示：“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
“这里说的‘中国革命经验’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这是错误的。”
“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主席在信中又再一次表明了不能称毛泽东主义，不能跟马列主义并列的态度。
1952年9月24日，当年提出过毛泽东主义的邓拓，已经担任了人民日报社社长，他把人民日报准备发表的国庆社论的提纲草稿送给毛泽东审阅。
草稿中，有“这证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主席特意将这句话中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删去，他又把草稿中“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
关于他对草稿的批改，他还专门给邓拓写了一个批示：“此件已阅，可照这样写。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主席如此在意这些提法的差别，是因为他始终处于十分谨慎的自我审视中，这也表明了其本人对待“毛泽东的思想”宣传的科学态度。
参考文献：
《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及其反响》，《毛泽东研究》，2017年1月
《毛泽东眼里的“毛泽东》，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6年7月1日
（来源：李享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