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酷爱读书。但近几十年来，关于毛泽东读书，社会上的某些言论似乎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觉得毛泽东只喜欢钻中国古书，不大愿意读西方著述，因而对西方也缺乏了解。但事实上，毛泽东在认真研读大量的古今中国典籍外，对西方著述同样有兴趣。这其中，关于法国著述是毛泽东的阅读重点之一。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年代，毛泽东都特别重视借鉴法国历史的经验教训，也特别重视推动中法两国的关系。
在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谈到拿破仑战争中依靠农民、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等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地改革时，1950年6月中旬，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其中谈到西方近代史上的一些土地改革问题。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后，觉得西方的事情很复杂，于是给刘少奇写信，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法国在拿破仑第一时代及其以前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并与英德美日等国的情况进行对比说明。1954年1月15 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各同志，通报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计划。电报说：“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下列各主要参考文件：……（五）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
1974年至1981年期间担任法国总统的德斯坦，2007年回忆：“有一件事让我颇受感动。就是1974年我当选总统前，我的前任（蓬皮杜）4月份去世了。就在此前几个星期，一位访华的非洲国家元首见了毛泽东，他们谈到了下届法国总统的人选，因为那时蓬皮杜总统已经生病了。毛泽东对这个来访者说：‘我知道下届法国总统是谁，是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那位非洲元首很吃惊，我也很惊讶，他竟然知道我，而我当时既年轻，名气又不大。可见毛主席是非常了解法国政治的，并且还有很正确的判断力。”毛泽东逝世后，德斯坦推崇道：“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从寻求中法经济合作到着眼中间地带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希望和西方经贸往来。但后来因为美国牵头率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封锁和禁运，经贸往来无法开展。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提出向美国学习，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等等，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但当时美国政府对在美国的要求回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千方百计进行阻挠，要接受新的中国留学生更是不可能的。美国不开口，西方国家也不敢开这个口子。
法国虽然也是属于西方国家阵营，但由于历史原因和民族性格特点，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政治家，对中国的认识与其它西方国家有一定的差异。当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出兵朝鲜时，戴高乐对家人说：“我们怎么能够继续忽略这个比历史本身还要古老的民族呢？难道这个民族不是正在世界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吗？”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和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进行了两次友好的商谈。
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举行。50多个外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应邀参加大会。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谈得最多的是解放生产力，加快国家建设，希望能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其中，与法国代表团的谈话，在表现他对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迫切心情的同时，也体现出他对法国的格外重视。
◆1956年10月，毛泽东接受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政治局委员雅克·杜克洛赠送巴黎公社时期的报纸。
1956年10月1日晚，毛泽东在会见法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杜克洛率领的法共代表团时说：中国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国前途是好的，但有艰苦的任务。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他问杜克洛：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要很久还是不很久？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不是指一般地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杜克洛说，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工作。
当时法共虽然是法国议会中的一个党派，但影响有限。这次谈话没有产生实际效果也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毛泽东从长远战略出发，着眼做法国政府的工作。这样，不但在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上有意义，而且从当时国际环境上看，在政治和军事上更有意义。就在与杜克洛谈话不久，1956年10 月19 日，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时强调了重视做中间地带工作的重要性，并指出法国是中间地带的国家。在毛泽东看来，对于中间地带的国家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争取他们与中国友好相处的。
当时除了戴高乐，法国还有不少主张与中国友好相处的政治家。1952年和1955年两次出任法国政府总理的富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任期内便考虑过中法关系正常化。1957年5月，卸任后的富尔携夫人以私人身份对中国进行了一个月零两天的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接见。富尔后来回忆：他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月22日到达北京后不久，他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毛泽东诗词》，更是令他爱不释手。“下午5时左右，我们回到旅馆，得到主席将在当晚接待我们的正式消息，我的同伴都为此欢欣雀跃……我们在晚上9时50分准时出发。”“毛主席走上前来迎接我们。我发现自己突然之间和他挨得很近，不禁感到有些惊讶。”“他的举止极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中法关系是当然的中心话题。毛泽东没有直接说出这个话题，而是讲了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鹬蚌相争， 渔翁得利》的典故，以此来拨点中、美、法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实际上，毛泽东是在暗示，在中法建交的问题上，球在法国一方，法国应该是握有主动权的。
当富尔问到中苏关系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回答：“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绝不依靠苏联。如果我们曾向苏联要求专家和机器，那是因为我们有这种需要，我们不能没有这一切。但是专家工作完毕后，还是要回去的，而且我们所取得的东西，全部是要付出代价的。”
富尔显然也听懂了毛泽东的话。回国后，富尔把他的访华见闻和对中法建交的愿望写成一本书，书名为《蛇山与龟山》。书名体现了富尔的匠心：来自毛泽东的一句诗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在书中，他认为承认中国对法国有益，认为彻底将这片大陆置之不理是荒唐至极的事。毛泽东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来形容国际形势，让富尔印象深刻。富尔在书中写道：“我思考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许多国家竟然不承认这样的一位国家元首，不承认眼前明显而重大的现实情况，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与时俱进 终使中法建交水到渠成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中法两国都有建交的愿望，但除了法国是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要成员这个钳制因素外，还有一个障碍：中国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旗帜，坚决反对包括法国在内的殖民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初，越南抗法战争正如火如荼进行，中国决定宁愿推迟与法国建交，也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
1954年5月7日，越南人民在奠边府战役中取得了抗法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法国被迫撤出印度支那。这为法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清除了障碍。同年夏在日内瓦举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国际会议期间，周恩来和法国总理进行的两次商谈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但在这年的11月1日，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抗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法国为保持阿尔及利亚殖民地，进行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谴责法国的殖民主义与侵略行径。1958年9月19日，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中国于9月22日予以承认，成为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非阿拉伯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中法关于建交的互动表面看来是沉寂下来了。但毛泽东还是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做工作。从前面提到的毛泽东与杜洛克和富尔的会见就可明显看到这一点。
1958年9月，戴高乐当选法国总统。毛泽东说，“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他喜欢抬杠子，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毛泽东从戴高乐的这种法兰西民族性格的特点中看到了改善中法关系的更多的希望。值得一提的是，时任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副主席的贝当古在2009年回忆：“戴高乐将军于1959年1月重新入主爱丽舍宫后，在外交政策上独立自主，维护法国及西欧利益，与美国相抗衡。”毛泽东决定着手“帮助”法国停止在阿尔及利亚的镇压行动，让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借此消除这个横亘在中法关系中的障碍。
一方面，毛泽东鼓励阿尔及利亚人民坚持斗争。1960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阿巴斯说：毛主席的名字已成为阿尔及利亚人民和敌人熟悉的名字。在阿尔及利亚作战的大部分法国军官来自越南战场，毛主席的著作已成为法国殖民主义军官放在枕边的必读文件。但我们知道，毛主席的著作不是教导帝国主义进行战争，而是教导人民和人民军队用一切的力量反抗外国侵略。毛泽东说：你们已经英勇地进行了六年的民族解放战争，我们很钦佩，中国人民支持你们。正是由于你们的战争的人民性和正义性，所以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援助。现在是八十万对四万，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相当大，但未来是你们的。（《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4卷第456页）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劝说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及早收手。1961年2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密特朗说：法国虽然离中国很远，那并不要紧，但有一堵墙把两国隔开了。毛泽东说：墙并不高，我们可以越过的。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制度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我们与法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也是暂时的。谈到拆墙，密特朗自然提到了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政策，称戴高乐因受到军人和民众的左右牵制，短期内下不了撤军的决心。毛泽东说：法国想征服阿尔及利亚人民是不可能的。你们首先要用诚恳的态度和阿尔及利亚谈判，这不仅对阿尔及利亚有利并且对法国也有利。但是，谈判必须在双方平等的地位上，不能像过去戴高乐要别人投降，要人投降怎么能谈判呢？……你们可以同阿巴斯谈一谈，我们是不能替他说话的，这是他们自己的内政。阿尔及利亚问题是你们双方的事，应由你们自己去解决。谈到中国情况时，毛泽东说：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无论工业也好，农业也好，它总会好起来，但是要有时间，而且要有和平环境和外国朋友的支持帮助。（《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4卷 第537-538页）
1962年2月，法国终于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了历时七年半的阿尔及利亚战争，阿尔及利亚取得独立。这个中法关系的障碍终被清除。
2018年，戴高乐的侄儿贝尔纳回忆：“他（指戴高乐）很早就十分关注中国这个‘比有记载的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他多次对我说，中国有着独特而深厚的文明，还曾略带神秘地告诉我，说不定在下个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世界需要中国。因此，他决定与中国领导人展开合作。”
1963年8月20日，一贯对新中国怀有友好情感的富尔，通过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提出再次访华的要求，希望能再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并就当时国际局势及法中两国关系交换看法。中方很快同意并邀请他10月份来访。富尔收到中国外交学会的正式邀请后，立即去巴黎见了戴高乐。戴高乐对他说:“您要作为我的代表前往中国。”戴高乐还将一封亲笔的、实际带有授权性质的信件交给富尔，委托他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建交问题。
◆1961年2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
毛泽东认为，中法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戴高乐在台湾问题上愿意接受中国立场，中国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因此，自从富尔10月21日抵达北京后，毛泽东就密切关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与富尔的谈判进程。在双方谈判取得决定性进展后，毛泽东于11月2日，在周恩来、陈毅的陪同下，在上海会见了富尔夫妇。毛泽东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我们这个协议（指表述中国政府提出的直接建交方案内容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还有人会反对，就是美国。富尔表示，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要征求美国意见，可以自己作出决定。毛泽东说：好。你们不同于日本，也不同于英国。
1964年1月27日，中法发表联合公报，宣告中法建交。法国因此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中法建交对于中西方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对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被称为“外交核爆炸”，对国际格局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4年9月5日，法国技术展览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先后有600余名中国的专家、研究员和相关专业的工程师与法国的同行们进行了技术交流。9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在北京展出的法国技术展览会的执行主席杜阿梅、法国驻中国大使佩耶等法国客人。毛泽东说：要互相开展览会，发展两国经济、文化关系。现在中法贸易还不平衡。毛泽东还说：我们很欣赏法国的独立政策。不能跟着少数大国转，他们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世界在变化，不是一两个大国所能管住的。各国人民应管各国人民的事情，不能允许任何外国人的干涉。
此时，毛泽东1956年10月1日与法共代表团谈话时提到的“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得到了实现。“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的道路进一步拓宽。
法国政要眼中的毛泽东
中法的经贸技术交流起始于1955年4月。在时任总理富尔的批示之下，在法国里昂举办的国际博览会，第一次向新中国发出邀请。中国馆展出10天，87万人蜂拥而至。到了上世界60年代，中国政府希望加强与法国及欧洲国家的技术和商业往来，吸引更多代表团来中国从事经贸技术交流。在这一前提下，当时的法国议员、法国国家对外贸易中心负责人雅克·杜哈梅尔受命在北京举办一次法国技术展览会，向中国介绍法国的先进科技和电子技术。时任法国实用电子公司秘书长的是戴高乐将军的侄儿贝尔纳·戴高乐，也成为那次展览会组织方的重要一员。1953年，戴高乐将军曾写给侄子的一封家书：“你应该去中国，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着和西方不同的体制……”
1964年9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法国的客人中就有贝尔纳·戴高乐。他后来回忆，“毛泽东谦逊、热情，又有幽默感。最后我壮起胆问毛泽东：‘我需要将这次的会谈转告给戴高乐将军吗？’毛泽东回答道：‘这正是我让你来的原因。’”1964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文章名为《毛主席接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贝尔纳·戴高乐也成了戴高乐家族中唯一与毛泽东见过面的人。
1970年9月9日，戴高乐的表侄女戴高碧动身去中国前，来到戴高乐的科隆贝乡间寓所。戴高乐表示很想去中国：“自然，我需要接到中国政府和毛主席的邀请……当然，我必须能同毛主席交谈。这将是法国和中国以戴高乐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交谈。”1972年7月，法国外长舒曼访华时，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肯定地说：“戴高乐想来中国访问的决心很大。他本打算1971年6月来到这里。”可惜，戴高乐没等到这一天，1970年11月9日因动脉瘤破裂而猝然去世。1973年已身患癌症的蓬皮杜总统访问中国。在与毛泽东会见时，他特意对毛泽东说：“我过去是戴高乐的同事，戴高乐生前非常希望见到你。”对毛泽东景仰已久的蓬皮杜不仅对毛泽东讲了许多敬慕的话，还将一幅艺术壁毯赠与毛泽东。蓬皮杜第二年4月在巴黎去世。1998年3月，蓬皮杜夫人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蓬皮杜访华时，会见了毛泽东主席，为此，他感到很荣幸，因为当时很少有人能够会见这位世界伟人。”
1981年开始担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曾在1961年2月8日与毛泽东在杭州长谈。那时，密特朗对毛泽东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他看到过法国报刊这样的报道：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学习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思想来指导作战，而法国军人也在学习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来对付阿尔及利亚人。因此，密特朗在与毛泽东会面时特别谈到：“毛主席著作影响很大，很多人运用毛主席的学说，但也有些坏人加以歪曲。”“近十几年来，我每年都去非洲，我感到毛主席在非洲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都达到了最高度。这并不是非洲人委托我来告诉主席的，而是我亲自体会到的。”
毛泽东逝世后，密特朗怀念地说：“我是毛泽东接见的第一批法国政治家之一，那是15年前的事了，当时法国政府拒绝承认人民中国的存在。从那时起，我就非常密切地注视着引导中国的政治制度成为目前这个局面的事态发展，但决未忘记毛泽东曾使我预感到的东西。”“毛泽东是过去25年中世界上居支配地位的人物。”
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就是说，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讲得很粗。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第二，使两国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毛泽东还说：“我是个军人，打过二十二年仗，戴高乐将军也是个军人，讲话不要弯弯曲曲，不要搞外交手腕。”（《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0页、523页）
代表团最年轻的成员贝当古，到2004年中法建交40周年的时候，已85岁高龄。他是那个6人代表团中唯一的健在者。中国记者在巴黎采访了他。贝当古说到毛泽东的时候，兴致高昂，绘声绘色描述毛泽东高大魁梧的形象。他对毛泽东只谈大略不问细节且极具幽默感的讲话风格钦佩不已。他对记者说：“我很早就爱上了中国。法中建交之后，我两次被毛泽东接见，有幸一睹伟人真容。早年得以近观中国，使我比大部分西方人更能体会中国的独立和坚忍，亦更能分享中国人成功的荣耀。在我这一代法国人心目中，毛泽东是伟大的人物，他让中国人民重新拥有了独立和尊严。”他还神秘地对记者说：“你们知道吗，毛泽东告诉我们他读过戴高乐的传记，读过关于拿破仑的很多书，他对基督教懂得比我还多！”此时，秘书送来他珍藏的那一时期的报刊，贝当古拿起报纸，对记者念起了一篇题为《法国人到了毛泽东的家》的报道。当读到“毛泽东对法国人说，‘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时，他仰头大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回到了与毛泽东会见时的情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