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的一天晚上，一辆吉普车悄无声息地停在庐山一栋别墅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略显老态的女同志，一名警卫员小心的搀扶着她：“贺子珍同志，请这边走，小心脚下。”
当警卫员和水静把贺子珍送到二楼一间房间就悄悄地退出去了，在那里，贺子珍见到了她日思夜想了二十二年的那个人—毛主席，她顿时愣在了那里。
一个半小时后，贺子珍被接她过来的警卫员搀下楼，她两眼通红，分明是哭过了。
水静被主席叫进房间，主席望着贺子珍离去的背影，眼睛也有些湿润，他问水静：“贺子珍同志现在享受什么待遇？”
水静答道：“是副省级待遇。”
毛主席欣慰道：“可以了。”
十年回国物是人非
1947年，在毛主席的同意下，远在苏联的贺子珍带着毛岸青、李敏在王稼祥夫妇的陪伴下回国了，这时距贺子珍离开中国已经近十年了，一切都已经是物是人非。
此时，贺子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与毛主席再见一面，毕竟这是至今还让她深爱的牵挂的人，但是这个愿望在当时注定是无法实现的。
回国后的贺子珍先是到哈尔滨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暂时住到上海和哥哥一家人一起生活。
哥嫂告诉她，自她走后，毛主席一直在替她照顾贺家，替她为贺母养老送终，贺子珍无声地哭了，她知道毛泽东是爱她的，但现在一切都晚了，无法挽回了，现在就连见一面也是个奢望。
新中国成立后，贺子珍被调任浙江省妇联主席，李敏也早已被主席接到北京去生活。
后来，在陈毅的关照下，贺子珍被调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任职。
但此时的贺子珍身体已经很不乐观，几乎无法胜任正常的工作，陈毅特意为她找精神科专家诊治，在专家的建议下，陈毅多次安排贺子珍去庐山等地疗养，可是贺子珍的病情却毫无起色。
李敏这时正在上海与妈妈一起，毛主席让她趁着暑假来看望妈妈，她看到妈妈的情况，很是着急，她决定给父亲写封信，告诉父亲妈妈现在的状况，因为李敏知道，妈妈这是心病，是只有父亲才能医治的心病。
主席很快就回信了，李敏开心地把父亲的信拿给妈妈看，当贺子珍看到信纸上那熟悉的字体时，眼圈一红，又落下泪来，信很简单：“子珍同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请务必养好身体，听医生的话，好好吃药……”
这封信就像灵丹妙药似的，贺子珍的精神竟然慢慢有所好转了。
此后，李敏就成了毛主席和贺子珍之间的一条纽带，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传递着二人之间的关怀之情，贺子珍的病情也趋于稳定了，但在她的心底深处始终隐藏着一个她自己也知道难以实现的愿望，那就是再见毛主席一面。
可能是老天也觉得贺子珍太苦了吧，这个愿望竟然在1959年实现了。
二十二年后再相见
五十年代中期，年过半百的贺子珍身体越来越不好了，早年间受过重伤、至今还有弹片在体内未取出来的身体已经不负重荷了，她的伤情被鉴定为三级甲等伤残，但贺子珍却从未领取过伤残救助金，只领取着副省级待遇的工资。
上海市委也根据贺子珍的身体情况，逐渐减轻了她的工作担子，让她有时间调养身体，并时常安排贺子珍去疗养。
空闲时间多了，贺子珍越来越想念江西老家，在她的申请下，上海、江西两地经过协调，同意贺子珍到南昌小住疗养。
于是，1958年，贺子珍在组织的安排下住进了江西南昌一栋2层小楼，中共江西省委除了给她安排了一名护士贴身照顾外，还给她配备了厨师等服务人员，并要求所有知道贺子珍情况的人员严格保密。
贺子珍很喜欢这个安静的住所，有时候她静静地窝在沙发中，呆呆地望着窗外，一坐就是一天，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贺子珍也越来越安静了。
1959年的一天，这栋安静的小楼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曾志，贺子珍的老战友。
曾志是到庐山参加会议的，她听说贺子珍正在南昌，趁着会议还没开始，曾志立即赶到南昌去看望贺子珍，他们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这次相见，异常兴奋，二人聊了很多很多……
曾志回到庐山后，她去见了毛主席，她说：“主席，子珍现在在南昌，我去见过她了。”
主席闻言一顿，放下了手中的书，问道：“她怎样，她还好吗？”
曾志说：“我看子珍现在精神还好，多年前的事情也记得很清楚。”
停顿了一下，又说：“我们聊起了在延安时的事，她哭了，她很想见你一面。我觉得你们应该见一面。”
主席沉默了，片刻后，主席说：“是该见见了，毕竟是做了十年的夫妻啊！”
7月7日，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杨尚奎把妻子水静叫到书房，很严肃地说：“有件紧急的事情交给你办，需要你到南昌跑一趟。”
水静很诧异，丈夫从来没有这么严肃地跟她交代过事情，她问：“去南昌干什么？”
杨尚奎压低声音说：“去把贺子珍同志接到庐山来，主席要见她，此事一定要保密，事先也不要告诉子珍同志来庐山干什么”
水静很兴奋，丈夫曾经多次跟她提起过与毛主席和贺子珍一起战斗的事情，她对这位女中豪杰特别的钦佩。
自从在南昌见到贺子珍后，她经常去陪子珍散心，听贺子珍讲过去的事情，时间一长，水静跟贺子珍竟然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她对贺子珍和主席之间的事情很觉得惋惜，她知道子珍大姐一直对主席念念不忘，一直想见主席一面，现在子珍大姐终于能得偿所愿了。
当天晚上，水静就赶到了南昌贺子珍的住所，她对贺子珍说：“子珍大姐，现在庐山景色正是最美的时候，江西省委安排我带您到庐山去住几天。您看……”
贺子珍很痛快地就答应了，庐山她以前疗养的时候去过几次，她很喜欢那里，但她提出一个要求：“去庐山的费用我自己承担，不能让组织破费。”
水静看到贺子珍高兴的神情，她真想告诉她：大姐，你的愿望要实现了，是主席要见你。
但为了不节外生枝，水静还是忍住了。
水静把贺子珍送到早已安排好的一栋庐山别墅住下，自己也留在这里陪着。
在贺子珍休息后，水静向主席做了汇报，主席关心地问：“她怎样？”
水静说：“主席放心吧，她很好，已经休息了，没让她知道您也在庐山。”
主席说：“好，我尽快安排，安排好后通知你。”
次日晚上，水静对贺子珍说：“大姐，我带您去个地方，您什么都不要问，到那儿您就知道了。”
贺子珍对水静是百分百信任，她任由水静搀扶她上车，车子静静的起步了，一路静静的行驶着，很快车子行驶到一个有警卫站岗的别墅前停下了，一个警卫模样的人上前和水静打了声招呼，低声说：“上去吧。”
二人把贺子珍搀到二楼一个房间就退下楼了，贺子珍走进房间，慢慢地打量着这间房，突然，她停住了脚步，她看到套间中一张熟悉的面孔，是毛主席，贺子珍瞬间泪崩了。
毛主席递给她一杯水，温柔地说：“别哭了，坐下喝口水吧。你不是一直想见我嘛，现在好不容易见到了，你又不说话只是哭。”
贺子珍终于渐渐止住了泪说：“你见老了，你现在好吗？”
主席叹口气说：“是啊，二十二年了，我们都老了。我还是老样子，睡眠不好，得吃安眠药。听说你身体还是不好，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好好配合治疗。”
不知不觉很快就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主席按响了通知楼下警卫室的铃声，他对贺子珍说：“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去休息吧，如之后有时间，我会再安排见面的。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娇娇快要结婚了，不要让她担心。”
水静和刚才那名警卫推门进来，把贺子珍搀扶到车上坐好。
水静又返回到主席房间，主席的脸色有点黯淡，说：“她精神还是不太好，你要多关心照顾她，这些年她不容易，太苦了。”
停了一下，突然问：“她现在享受什么待遇？”
水静：“陈毅同志一直很照顾子珍大姐，安排大姐享受副省级待遇。”
毛主席微微点点头，欣慰道：“可以了，那我就放心了。”
接着又叹了口气：“唉，我也是身不由己呀！”
晚年的贺子珍
庐山会面后，也许是太激动了，贺子珍大病了一场，二十二年后能再次相见，她知足了。
主席听到水静的汇报后，立即让李敏去看望病重的贺子珍，临行前，他一再嘱咐李敏，一定要好好照顾妈妈，李敏能从父亲那焦灼的目光中看到他对妈妈的关切，她知道，父亲还是很在意妈妈的。
李敏向妈妈转达了父亲的问候，并一再叮嘱妈妈好好吃药，不要让父亲担心，妈妈听到后很听话，很配合医生的治疗，还戒掉了多年的烟瘾，她想起了主席在庐山见面时说的：“如之后有时间，我会再安排见面的。你一定要保重身体。”
她还想与主席的再次会面，但是她没想到的是，庐山一面是最后的一面，再与主席相见时，已是阴阳两隔了。
1976年9月9日，伟大的毛主席逝世了，听到这一消息的贺子珍一夜之间苍老了不少，她向有关部门申请想去参加主席的追悼会，但是在那个时期，怎么可能能让她去呢？就连李敏也无法参加父亲的追悼会。
1979年9月，主席已过世三年了，贺子珍自觉自己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为了在有生之年能见到主席的遗容，能亲自去悼念下自己爱了一辈子的人，贺子珍向组织提出申请，要去北京悼念毛主席。
中央同意了这位老革命的请求，并派出专机把已有七旬的贺子珍接到北京。
贺子珍在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的陪同下来到毛主席纪念馆，来之前李敏千叮咛万嘱咐：“妈妈，千万不要在纪念馆哭，不要引起参观群众的注意。”
贺子珍答应着，她手里紧紧攥着一方手帕以防自己控制不住哭出声，她来到水晶棺前瞻仰毛主席遗容，当她看到主席那安详的，宛若睡着的面容时，已是泪流满面，她死死地咬住那方手帕，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她在水晶棺前停留了很久，因为她知道，这恐怕是她最后一次与主席的见面了。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走了，享年七十五岁，希望这位巾帼英雄能在另一世界与她深爱了一辈子的人相见、相伴，再续前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