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5日，一位参观者在观看《金华鸡林会会则及名簿》档案图片。新华社记者 蒋芳 摄

浙江省金华市档案馆馆藏的日文版《金华鸡林会会则及名簿》，引起了笔者的兴趣。“鸡林”是古代新罗国的国号，有泛指朝鲜半岛的含义，所以朝鲜人同乡会以“鸡林”为名该名簿写于“昭和十九年四月”，即1944年4月。分析它可以对抗日战争后期金华地区的朝鲜人概况，尤其是名簿所载的日军慰安所分布状况有新的认识。

1942年4月，日军为防止中美合作下的空军再度袭击东京，发动浙赣战役，以控制衢州机场，并于5月18日占领金华。此后在日军的驱使下，作为日本殖民地战争人力资源的朝鲜人，也纷纷进入金华地区谋生。到1945年初，至少已有数百名朝鲜人在金华地区生活，这就是金华鸡林会产生的背景。

那么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档案馆会藏有日本殖民地朝鲜人同乡会的名簿？金华县官员陈斌福于1945年1月16日呈文金华县长蒋一鸣，说明了金华鸡林会名簿得来之原委。原来，这件名簿是“本府为明瞭该会内部实情起见，经运用策反力量获得”。当时不少朝鲜人来金华地区谋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其中有些人怀有强烈的反日情绪，中国情报人员认识到“朝鲜居留民不乏革命份子”，便积极展开策反。他们发现，“金华鸡林会即朝鲜同乡会之别名，该会会长岸岛子峰思想纯正，颇堪接近”。据金华鸡林会名簿记载，岸岛子峰就是金华鸡林会的理事长，28岁，家乡是朝鲜宣川，在“浙赣物产公司”工作，住金华后街55号。这本会章和名册就是从岸岛子峰那里获得的。金华县政府获得名簿后，蒋一鸣于1945年1月30日给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写了呈文，“将该会会章及名册一本先行附奉”，直呈省主席，说明了这份材料在当时被重视的程度。

一、《金华鸡林会会则及名簿》基本内容解读

金华市档案馆所藏的《金华鸡林会会则及名簿》有两种，一为手抄，一为油印，内容相同，首页注有“机密”字样。

第一部分是“金华鸡林会会则”。内容如下：

从中可见，金华鸡林会是在日军控制下的殖民地朝鲜人旅华（金华地区）正规侨居组织，经费自筹。从字面上看，有较为完整的组织机构和议事制度，下设总务部、培养部、后勤部和妇人部；总部设在金华，在兰溪、武义、诸暨、义乌等地设有支部。因此名簿所载，应该是由下而上、由点而面地在各个支部地区做的统计之集成，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金华地区朝鲜人的各类情况，也就是说，这本名簿具有较高的史料可信度。

第二部分是“皇国臣民誓词”：

一 吾为皇国臣民，必当忠心耿耿报效君国；

二 吾等皇国臣民，要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团结友爱；

三 吾等皇国臣民，应培养吃苦耐劳精神，宣扬皇道。

这一誓词表明了鸡林会为日本殖民地所属组织的性质。自1910年吞并朝鲜后，日本侵略者对朝鲜民众实行彻底的思想统治，推行“皇国臣民”化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创氏改名”。所以名簿中登记的朝鲜人的姓，有不少是“藤本”“金泽”“宫本”“金川”“安田”之类的日本人姓氏。

从第一、第二部分的内容看，在中国成立朝鲜人同乡会，与日本政府推行殖民统治、组织殖民地人力资源加强对中国占领区的军事运转和社会控制，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建设和实施，是作为这一人力资源被用于作为战争服务一个部分的反映。

第三部分是“名簿”。名簿中的统计栏目，有姓名、年龄、籍贯、现在住址、职业，包含着许多可以进一步分析的有价值信息。

从名簿上看，金华鸡林会成员共计210人，分布在：金华县127人；汤店12人；武义县29人；兰溪县4人；义乌县21人；诸暨县17人。

根据名簿记录，在金华的朝鲜人职业基本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日常商业性质的（但并不能排除有些商社与军队的服务关系），有照相、商事、饮食、洋行、公司、运输、店员、社员、组员、点心商等，还有一类是直接在军中为日军服务，如金谷一成、李东俊的职业就是宪兵队翻译。

令人瞩目的是，这210位金华朝鲜人侨民中，有百余位年龄记录为20至30岁左右、名字特点明显为女性的人没有登记职业，占整体人员的一半以上，这显然不是疏漏。

对照名簿，这些女性基本是按“现在住址”栏目，一批一批记载的，而查证这些被集中记录的女性，她们的居住地地址分别与“慰安所主”或者“菊水主”“金泉馆主”等地址完全相同。也就是说，这些女性与直接写明为慰安所的，或通常要取一个花名（如菊水楼、金泉馆）的慰安场所的从属关系，是十分清楚的。

以朝鲜民族的贞操观，被迫充当日军“慰安妇”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根据此前学界的研究和我们的调查，大量的朝鲜女性当初被动员来中国“做工赚钱”，并不知道是进入军队被迫进行“性服务”（许多被诱骗来的朝鲜女性在战争结束后，因感无颜见江东父老而选择留在当地，例如我们调查到武汉市曾经有几十位这样的朝鲜女性居留案例），对此鸡林会的干部应该十分清楚。因此在同乡会的名簿中，隐去了这些“慰安妇”的真正身份。这极有可能是百余名女性没有在“职业”这一栏目上登记的原因，同时也是这部分女性生活在日军慰安所的一个反证。

因此，这部分没有标明职业而居住地与慰安所地址完全相同的年轻女性，可以认定为是慰安所里的“慰安妇”或者相关人员。

二、名簿中所见日军在金华地区建立慰安所的证据

在这份短短的二百余人的名单中，隐藏了不少日军建立性奴隶制度的信息。

（一）慰安所主情况

名簿中有3人的职业写明是“慰安所主”，也就是慰安所的经营者。他们分别是武义县的金泽贵乐、新井搏和诸暨县的金城丽坤（见表1）：

（二）3个慰安所的“慰安妇”情况

武阳镇慰安所的老板金泽贵乐，其住所是“武阳镇第一保”，名簿中有14名会员的住所也是“武阳镇第一保”，并且“职业”一栏空白。由此可见这些没有记录职业的年轻女性，基本是武阳镇第一保慰安所中的“慰安妇”，其中13人，年龄从20岁到29岁；余下的1人李氏，已64岁，从年龄上推测，很有可能是慰安所的管理人员或打杂工（见表2）：

梳理名簿可见，在这个慰安所所在的武阳镇第一保内，还有金泽圣民开设的“铃兰食堂”，从事点心业的木原圣彦，以及“宪兵队翻译”金谷一成。估计这些服务性行业可能直接为军队服务，随部队移动或住在据点内外。

实地调查发现，武阳镇第一保慰安所地址在城头巷和花园殿巷之间，当年有一家如意旅馆，战时被征用为武阳镇第一保慰安所。知情者回忆，该慰安所的妇女有日本本土的，也有从韩国、中国掳掠的；既有年少美貌者，也有中年色退者。

诸暨县花园岭头慰安所的老板是金城丽坤，名簿中住所地址同在“花园岭头”的，还有7名女子，平均年龄24.6岁（见表3）：

经诸暨方志工作者实地调查确认，花园岭头慰安所遗址为香店弄堂北口花园岭顶，俗称“高踏步”（今为胜利路21弄5号）。当地老年居民一般称其为“日本堂子”，“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日本女子。自日军1942年5月17日侵占县城后，6月上旬即从杭州调来6个朝鲜女子和5个台湾女子，专门接待日本军官和日商老板”。住在附近的洪国仁老人回忆：“日本军官天天来，进进出出，军刀拖在台阶上，咣当咣当地响。原先这幢房子前面有一棵杏子树，他们寻欢作乐后，把避孕套扔在树下面。”

武义县下邵慰安所是新井搏开设的，但名簿中却没有记录住址在下邵慰安所的女性。我们推测一种是漏报，另一种是下邵慰安所使用的是中国籍“慰安妇”（因为本名簿只记录朝鲜在金华的侨民）。根据文献记录，下邵曾驻屯日军部队，当地的调查确认，日军在下邵的慰安所建筑，至今犹存，战时叫作“战友俱乐部”，也就是慰安所。所以，下邵日军慰安所的存在，在文献和调查记录中完全得到了互证。

（三）名簿所见的日军“花街”——雅堂街

根据我们以往的研究，日军占领中国一地后，时常在某处集中设立慰安所区域，以方便日军使用和管理。如上海的万安路和四川北路、武汉的积庆里、南京的利济巷、大连的一面街等，都是著名的慰安所街区。根据《金华日报》记者此前的实地调查得知，金华雅堂街也是战时日军著名的“花街”，在当地被视为“肮脏之地”。居民李祖泉对雅堂街的慰安所有清晰的回忆：“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喝醉的日本鬼子在闹事。里面那些女的都是从外地来的。”直到今天，居住雅堂街的金华当地人去办身份证时，仍不愿意写上“雅堂街”这三个字。

这一口述调查现在得到文献史料的印证。根据名簿记载，不足300米长的雅堂街上，记有5个无职业记录女性集中居住的地址，分别是：雅堂街20号（菊水楼）、雅堂街31号（金泉馆）、雅堂街38号、雅堂街39号（金华楼）、雅堂街66号。结合以上已经详细分析的情况，以及金华市档案馆史料其他相关记载，这5个楼馆，应该就是为日军进行性服务的慰安场所。另一份1943年的档案载，在雅堂街的电话局、胡家鼐律师住所，都设立了慰安所。

1.雅堂街20号

根据《金华鸡林会会则及名簿》记载，河锡焕，居住地点雅堂街20号，开设菊水楼，职业“菊水主”；金华市档案馆中藏有雅堂街“第二菊水慰安所”的档案，表明“菊水”是慰安所是确凿无疑的。名簿中在雅堂街20号落户的有17名女子。应可确认，这17名女子就是河锡焕设在雅堂街20号菊水楼慰安所中的“慰安妇”（见表4）：

该名单共计17人，平均年龄23.6岁。名簿中另有1人住址也在雅堂街20号，姓名为桧小德晋，性别不详，但他（她）没有与17人列在一起，而是分开登记，也许是慰安所的管理人员。

2.雅堂街31号

木川昌贤，在雅堂街31号开设金泉馆。据名簿记载，这个金泉馆慰安所的“慰安妇”也是17人（见表5）：

在金泉馆的17名“慰安妇”中，有一人年龄无记录（沈正顺），16人的平均年龄24.8岁。同样地址内，还有一位与这17名女子分开登记的、职业记录为“事务员”的丰岛英泽，43岁，应是慰安所的管理人员。

3.雅堂街38号

在金华鸡林会名簿中，雅堂街38号是规模最大的日军慰安所，共有30名女子（见表6）：

这30人中，年龄最小的姜处理19岁，最年长的金田奉顺、吴玉乭30岁；其中一人年龄无记录（姜点柱），29人的平均年龄为24岁。我们在朝鲜人战后由上海归国的名单中找到了金顺任的名字，文件明确标明是女性。

4.雅堂街39号

名簿中记载，林道濬，现住所雅堂街39号，开设金华楼。这个金华楼慰安所内有13名女子（见表7）：

在这12名“慰安妇”中，最年长的31岁，最小的林炳玉仅19岁；其中一人年龄无记录（高山莫淑），11人的平均年龄为23.9岁。

5．雅堂街66号

居住在雅堂街66号女子共计9人，平均年龄22.7岁。其中的任田玉善还是17岁未成年少女，是名簿中最年轻的“慰安妇”，宫本玉元、卢村顺玉、木阳春子也只有18岁。但在名簿中没有发现该慰安所的管理者，有可能管理者并非朝鲜人（见表8）：

以上我们整理分析了金华鸡林会名簿所记雅堂街的5家与朝鲜人有关的慰安所情况。在金华市档案馆馆藏的其他档案记载，将雅堂街20号菊水楼称为“第二菊水楼”，又将此菊水楼称为“雅堂街敌军第三慰安所”，并由政府军方埋地雷引爆破坏之，炸死日军军官2人。这清楚明白地反映了当地政府将雅堂街慰安所视为日军军事设施的认知，再次印证了日军在军中普遍实施“慰安妇”制度的历史事实。实地调查中，有些老居民对慰安所还有记忆。可惜的是，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近年来的旧城改造，雅堂街的老建筑几乎已荡然无存。

（四）金华地区其他的慰安所

1.青叶慰安所

战时金华县还有青叶慰安所，地点法院街72号；名簿中有“青叶主”即青叶慰安所老板松山春美，还有一人是同住法院街72号的菅原金泰，职业是“青叶员”，应该是这个慰安所的管理人员。但名簿中没有出现法院街72号同住的“慰安妇”，所以最初笔者仅凭名簿难以判断这就是一个慰安所。最近，金华市档案馆发现了一份档案，录存于1945年8月22日，当时日本已投降，该情报指出，“青叶慰安所及军政机关等，已由联络部通知准备撤退中”，证实了青叶慰安所的存在。

2．汤店村慰安所

汤店为今金华开发区苏孟乡汤店村，距金华城区五六公里，据知情人回忆，战前和战时汤店村颇为热闹。金华鸡林会名单中，汤店村有名有姓的年轻朝鲜女子就有12名之多，平均年龄26.2岁，来自平壤、河东等地（见表9）：

3.义乌文昌巷“亚细亚亭”慰安所

庆山基次郎在义乌的文昌巷开设“亚细亚亭”，管理人员有庆山平太郎、山本寿男等。在此居住的有9位朝鲜女子，年龄从21岁到28岁，平均年龄23.9岁。这9位应该是该处的“慰安妇”受害者（见表10）。该建筑已拆毁，其址现为秀湖广场。

综上所述，名簿中金华县雅堂街20号菊水楼慰安所、雅堂街31号金泉馆慰安所、雅堂街38号慰安所、雅堂街39号慰安所、雅堂街66号慰安所、青叶慰安所、汤店村慰安所、武义县武阳镇第一保慰安所、武义县下邵慰安所、诸暨县花园岭头慰安所、义乌县亚细亚亭慰安所这11个慰安所中，慰安所老板8人，管理人员7人，而“慰安妇”的人数高达126人（还有两个慰安所的“慰安妇”名单空缺），占金华鸡林会朝鲜人的60%；慰安所人员共计141名，占金华鸡林会朝鲜人的67.6%。这一比例之高，是非常惊人的（见表11）：

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第二份类似的朝鲜人同乡会资料，没有办法进一步做同类史料中朝鲜人在中国大陆各类身份的相似度研究。但我们相信，金华朝鲜人同乡会的情况，绝不会是孤立的。也就是说，凡是战时来中国大陆的朝鲜年轻女性，进入慰安所可能是比较主要的去向。根据韩国学者的研究，战争后期，朝鲜在华人员约有250万人。且不说像金华地区的慰安所女性达到60%，就是以30%或15%计，也是非常庞大的数字了。

需要指出的是，鸡林会名簿中的“慰安妇”并非金华地区朝鲜人“慰安妇”的全部名单。如前所述，金华县青叶慰安所、武义县下邵慰安所的“慰安妇”名单是空缺的。又如，韩国晋州农科大学教授郑琪永（1991年69岁），讲述了他战时在诸暨一个日军慰安所的特殊经历：1944年1月，他正在东京帝国大学上学，当局以“学生特殊志愿兵”为名，强迫他加入大邱步兵第80团。1945年7月部队开到浙江省诸暨驻防，已成为见习官的郑琪永第一次去慰安所。那是一幢两层楼的漂亮房屋，里面有30位女子。为他服务的是一个22岁的名叫金作幸子的朝鲜女性。当她知道作为日本军人的郑也同她一样，出生于朝鲜庆尚南道时，同乡之情油然而生，引发她讲述身世。正好那个晚上，联队长也来到慰安所。那联队长是金作幸子的常客，虽然知道她已经有了客人，但还是大声叫她的名字。“因为我是见习官，（晚上是）不准到慰安所来。要是发现，就要以军法论处，遇到麻烦了。”这关系到郑的前途和命运。在这样危急关头，幸子决定，即使豁出命，也要保护他。于是，就把郑藏起来。就这样，金作幸子“就成了我的救命恩人”。1946年3月，已经退役的郑琪永为了回国而来到上海。在这里他遇见几百个被日军遗弃的朝鲜人“慰安妇”，金作幸子和她同学的姐姐也都在这里。当时，十多万民众争先恐后抢着回国，郑琪永和同情“慰安妇”的人给美军特伊拉上尉写了一封请愿书，希望让这些“悲惨的女人们”先上船。请愿生效了，3月6日，两艘开往釜山的3 000吨的军舰，其中有一艘就是用来运送那些女子。而“诸暨慰安所”里的这位金作幸子以及郑琪永提到的另30名朝鲜“慰安妇”，并未出现在记载诸暨朝鲜人的鸡林会名簿里。

近年根据知情者提供的线索，《金华日报》记者李艳寻访到婺城区X老人，老人回忆了当年的受害遭遇。同时笔者也在2016年与2017年，两次探望老人并做了口述访谈。据老人回忆和知情者的旁证，1942年日军占领金华后，她曾先后被抓入3家慰安所。第一家在叶店村，日军驻扎在叶家大祠堂，而在叶家小祠堂开设了慰安所。经笔者与李艳共同调查，叶家店的老人大多知晓叶家小祠堂为日军慰安所这段历史。现在，叶家大祠堂保存完好，而小祠堂因数年前火灾而被拆除，其址现为叶家店文化中心。第二家在婺江边的中山码头慰安所，地点在战时金华火车站附近，当时这里也是交通要道与物资集散之地，日军重兵把守。目前日军建造的日式老建筑火车站仍然存在。第三家就在当时就被金华当地人称为“日本花街”的雅堂街。这家很有可能叫“比佐古”慰安所，里面都是中国女性。根据老人回忆，在雅堂街的街口和慰安所外都有日军站岗，她们不能擅自到这条街以外。X老人所在的慰安所里面主要是中国女性。老人还回忆，在雅堂街，她们吃饭大多都是在街上的食堂小店买回来吃。老人提供的这个解决吃饭问题的方式并不多见，但是，参照这本名簿，在武阳镇第一保慰安所的相同地址里，同时有朝鲜人开办的“铃兰食堂”，显然它是开在武阳镇慰安所的里面，或者在慰安所的紧邻，否则不会共用一个门牌号码；那么，老人回忆中在雅堂街慰安所一条街里会有专门为慰安所一条龙服务的食堂点心馆之类的服务设施开办，也是完全可能的。关键是这位幸存者老人的回忆，与“铃兰食堂”的记载互相印证，在细节上进一步完善了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慰安所制度服务体系建设的认识。同样，X老人当年受辱之地的这3个慰安所，除了当年她在雅堂街是哪个慰安所无法确认之外，至少其他两个慰安所，也并没有出现在朝鲜人鸡林会名簿上。

笔者曾邀请当年的抗日游击队队员、83岁的徐维经先生协同调查，在婺城区长山乡石门村考察了慰安所旧址。据当地记者调查，里面曾经有四五名外国“慰安妇”，该慰安所和其中的“慰安妇”，也没有出现在金华鸡林会名簿中。童年住雅堂街29号的毕复生老人回忆周边的慰安所，“当时叫日本人的堂子”，开堂子的是日本人，30来岁；帮忙管理的女性是中国人，姓王，20来岁，她有个弟弟，年纪和我差不多。“出入堂子的都是穿着军装的日本宪兵，有军官，也有士兵。堂子里面的女子各个浓妆艳抹，穿着旗袍打扮很妖艳。她们长着亚裔的面孔，分不清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朝鲜人，但大多讲的是中国话。”在金华城内，还有两个日本“慰安妇”的慰安所，为傅宅的将校俱乐部和东岳庙斜对面的大东亚饭店，都是军官慰安所。

据档案记载，1942年5月28日，日军占领兰溪县城后，在东门三益堂药店建立了“皇军慰安所”，并有照片为证。6月，日军又在新生路5号地段的天然饭店（今大丰商场）和柳升记的民房（今六洞山事业公司）开办仙岛子慰安所，有楼房房间29间，平房房间6间，规模颇大。该慰安所下午开始营业，日军官兵要排队进入。1943年10月14日《兰溪导报》报道，仙岛子慰安所等“均甚热闹”。老农章裕海回忆，战时他常送菜，在清湖头有日军的“哄部”（本部），星期天上午10时，日军会押送“慰安妇”到清湖头供日军军官发泄兽欲，直到下午3时返回。

根据实地调查，诸暨长澜设有日军慰安所，有3名女子被迫害致死后，日军司令部就在本地强征。在诸暨县城花园岭头还有一个慰安所，“在香店弄堂大台门处，俗称‘中国堂子’，其中全是抓骗来的本地女子。在这个‘中国堂子’中，人数最多时有20多个，年纪大多20来岁，最小的只有14岁。她们的遭遇就悲惨得多了，染病身亡的，被毒打致死的，受不了折磨自尽的……就有好几个。”这里专门接待日本兵。这些由日本人开办或者由中国人帮办、收押中国“慰安妇”的慰安所，自然也不会出现在朝鲜人鸡林会的名单里。根据实地调查，仅武义一地就有6个慰安所。

综上所述，《金华鸡林会会则及名簿》所披露的11个慰安所，只是金华地区日军慰安所的一部分。由此，更可以见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开办为军队服务的慰安所密集程度之一斑。

作者苏智良，系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陈丽菲，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