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马克勤和妻子王芸仙在南京狮子桥13号旧居合影

马克勤，山东省新泰市人，1919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并入党，长期从事统战和地下工作。1944年进入八路军太岳军区从事军事情报工作。1949年5月至1952年3月，在二野和三野的派遣下，曾两次去台湾、三次去香港执行任务。由于有长期在国民党重要机关的任职身份，且和国民党高层关系密切，在被敌抓捕之前涉险而归。他在执行任务时与华东局派遣人员及台湾地下党均无横向关系，直属太岳军区情报处、华北军区情报处、二野情报处。1949年11月，第一次从台湾返回南京后，父亲转属三野情报处。当时由三野政治部联络部部长陈同生安排工作，经请示粟裕后再次去台。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后转业到地方。由于情报工作成绩显著，曾受到党中央有关部门的表扬。1987年，国家安全部专函重申了马克勤对党对人民作出的历史贡献。父亲于1988年12月25日去世。

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每当我们走在繁华开阔的南京湖南路上，都会不由自主地停在路边，静静地注视着路北一座典雅的法国古典式宫殿建筑，那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旧址（湖南路10号，原丁家桥16号）。

国民党中央党部旧址建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曾是清政府时期张勋的提督府。1911年，辛亥革命的先驱们曾聚集于此商讨国是，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此被选为临时大总统。1935年11月1日上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此举行。因刺杀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清廷摄政王载沣而名噪一时的国民党二号人物、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这里遇刺，轰动全国。1927年至抗战初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此办公。1937年11月首迁武汉，1938年7月后至重庆，1946年5月迁回南京。南京解放后于1949年4月迁广州，经重庆、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到台北。

在国共长期频繁激烈的战事中，中央党部作为国民党的最高中枢，其领导作用不言而喻。对我党我军而言，要想取得战场主动，改变态势平衡，能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获取情报，其意义举足轻重。众所周知，上兵伐谋。以情报取胜，往往是关键一着。以一人之力而改变战局，非情报战莫属。长征胜利、重庆和谈、保卫延安、三大战役、进军大西南、血战大西北、解放海南岛，以及谋篇布局香港和台湾等，何处没有谍战特工的身影？

提起特工，被公认为中共著名间谍的是在国民党高层潜伏15年的速记员沈安娜。她是受周恩来指派，打入国民党高层内部的。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记录科长期担任速记员，可以接触到国民党的重要情报。毛泽东曾赞誉她“这是在玻璃瓶中押宝”（稳赢）。几十年来，人们都认为她是唯一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潜伏的中共情报员。其实，除了沈安娜，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还有另一位中共秘密情报员，他就是我们的父亲马克勤。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直不能公布于世。

马克勤1946年7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的档案

父亲与徐复观的“患难之交”

父亲马克勤于1938年8月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6月，作为我军情报人员打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联秘处）担任总干事（会计主任并管机要和官印）。该处秘书长为谷正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副秘书长为徐复观。秘书处日常工作由徐复观主持。

徐复观其人

徐复观（1903—1982），曾名徐佛观，原名秉常，湖北浠水人。以第一名考入湖北国学馆（武汉大学前身），后赴日留学。为蒋介石侍从秘书，国民党军少将。曾任师管区司令、军参谋长、国民党驻延安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军委会参谋总长办公室高级参谋等职务。

1943年5月8日，徐复观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委派，担任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联络参谋。这是到延安军衔级别最高的联络官。当年，徐骑着毛驴进延安，一开始就给中共方面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在延安期间，徐与毛泽东有过5次以上的长谈，相互印象很好。毛泽东很欣赏徐的坦率和才华，一次谈话后还特地将徐送出窑洞，下坡后直至大路，这是极为罕见的。同时，徐还会见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

1943年底，徐回重庆后，为了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写了一份十分重要的为国民党“补天”的报告《中共最近动态》。在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个国民党是“半身不遂”的论点，笔触之犀利，剖析之尖锐，令人惊叹。蒋对此文甚以为是，极为赞赏，常握卷不释，多处圈点，批注后要求侍从室立即秘密发给国民党高层官员传阅。徐由此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和提拔，先后担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少将高级参谋、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副主任、侍从室第六组副组长、总统随从秘书等职，成为蒋介石高级幕僚之一，常随蒋参加高层会议，被称为“太子太保”，是炙手可热的蒋氏身边人。

父亲马克勤是如何打入国民党最高核心机关并在徐复观身边工作的

1938年8月至1944年2月，父亲一直在地方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其中，1939年3月，他到重庆华北同学工作队和东北救亡总队（东总）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次机缘巧合，华北同学工作队队长陶育玉（中共地下党员，其父陶钧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中将参议主任、国民党18军军长，与徐复观是同乡世交）得知徐复观新任冀察区游击队校阅第九组组长职务（1939年1月蒋介石建立冀察两大游击战区），不久将赴华北地区校阅国共双方的游击队，尚缺一名工作人员，立即向徐介绍了父亲。当徐见到父亲后，进行了谈话和考察，发现父亲很有文化，当过教师，机警且谈吐不凡，很是满意。

1939年11月，父亲随同徐离开重庆，于1940年1月到达河北省政府所在地邢台县，并开始游击队的校阅工作。没想到的是，形势的变化出乎预料。正当工作全面进行时，国民党河北省主席、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河北游击司令、冀察战区总司令、二级上将鹿钟麟和副总司令、察哈尔省主席、69军中将军长石友三，及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97军中将军长朱怀冰所属部队，开始制造摩擦事件，经常袭击中共抗日军队，使校阅工作严重受阻。特别是在校阅鹿钟麟的主力部队时，该部一部竟偷袭附近八路军129师部队，并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结果该部被击溃，游击队校阅第九组全体成员也被冲散了。后来，部分委员先后折回河北省政府，但有几位委员却始终下落不明。

这次意外的遭遇，使委员们心烦意乱，已无意坚持工作，纷纷要求返回重庆。徐出于无奈只好向上级请示，暂时休整待命。父亲利用这一机会，借用省府的电台向重庆“东总”负责人于毅夫（新中国成立后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作了汇报，决定待徐决定结束校阅工作后再随徐返回。

1940年2月底，他们返回途中经过国民党97军军长朱怀冰部驻防区。朱是徐的同乡、挚友，徐一定要借此机会见见朱怀冰。挚友战地重逢格外亲切，朱设宴盛情接待，痛饮叙旧，并挽留徐担任他的参谋长职务。这一突如其来的要求，完全出乎徐的预料，使他十分犹豫，席后与父亲商量对策。父亲鉴于局势紧张，摩擦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一旦发生战争，后果很难设想。特别是鹿钟麟部事件已是前车之鉴，因此就开诚布公地向徐提出劝告，请他当机立断，谢绝朱的聘请，火速离开为宜。徐虽同意，但又碍于情面，不便公开拒绝。根据徐的矛盾心情，父亲果断提出“三十六计，走为上”，不辞而别！徐接受了。

随后，父亲立即悄悄地侦察了撤退路线，备置并喂饱了毛驴，并让徐先去休息。当夜1点左右，叫醒徐后秘密启程。一夜狂奔，直至中午脱离朱的防区才松了一口气。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在河南境内济源县安全地渡过黄河，于1940年3月到达洛阳。一场戏剧性的脱险计划胜利地实现了。

在洛阳休息期间，徐约父亲赴河北省政府驻洛阳办事处辞行。没想到的是，在这里却与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又见面了。他右臂已受伤，用绷带吊在脖子上，精神恍惚，狼狈不堪。徐见状大为吃惊，问道：“主席受伤了？”鹿急忙回答说：“受伤了！你们太幸运了，刚离开不久，就与共军发生多次冲突。我们的伤亡太惨重了，特别是朱怀冰军长，其人员、物资、电台，多为共军所俘获！朱军长也受了伤！”鹿说到这里，伤心地低下了脑袋，再也不说什么了。

徐听罢鹿的介绍，也感到很窘，不好再多问什么，只寒暄几句，表示慰问之意，就告辞了。回到住所后，他激动地对父亲说：“幸亏听了你的话，不然我们也会遭到不幸。”他以感激的心情一再表达了他的高兴和幸运。谁能想到，这一意外事件的处理，加深了父亲与徐的“友谊”，两人竟成为“患难之交”了。从此，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为反击国民党军朱怀冰部挑起的摩擦，八路军129师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图为磁武涉林战役前，129师某部举行动员大会

从国民党中央党部获取重要情报

1944年3月，父亲进入八路军太岳军区情报处（负责人袁之平，曾任太岳军区情报处代处长、华北军区南京站负责人）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根据八路军总部对情报人员的要求，经上级派遣和层层运作，通过徐复观的安排，父亲于1945年12月进入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央党政军联秘处工作。1946年6月，国民党还都南京，军事委员会撤销，成立国防部。中央党政军联秘处改属国民党中央党部（部级编制），秘书长为谷正鼎，副秘书长为徐复观。

徐对父亲相当信任，父亲除担任总干事（会计主任）外，还兼管机要文件和官印。这段时间，是父亲情报工作最繁忙也是最紧张的时期。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南京中央党部，父亲经常接待的都是国民党党、政、军、警、特、宪高层官员，负责管理的均是国民党的重要和核心机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党部戒备森严，文件绝不可能带出，电台、照相机等更不能使用，唯一能用的方法就是记忆。

1945年底，联秘处高层起草了第一个给蒋介石全面掀起内战的计划方案，父亲将该计划及时送交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女委员张晓梅（原名张锡珍，邓颖超副手）；1947年，父亲又较早获悉国民党部署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情报，并迅速将情报通过联络员送往延安；等等。上述重要情报为党中央战略决策和保卫延安作出了预警和正确判断。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玻璃杯中押宝”，这是对地下情报工作重要性的肯定和褒奖。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当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当沈安娜和许多地下党员转入地上工作的时候，根据第二野战军李达参谋长的要求和领导决策，父亲、袁之平、鲁晋（华北军区南京站成员，后返回二野参加18军进藏）接到了二野情报处的命令，立即出发，跨越海峡去往台湾。

当写到这里时，父亲的英勇形象会不时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过去，他曾在国民党集中营受过电刑，两根手指被切去使右手致残，但这丝毫没有使他畏惧、退缩。当国家和军队需要父亲再次担负这种具有巨大危险的秘密任务时，他仍毫不犹豫。此刻，我们耳边不禁响起了古人的那首千年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为了国家安全，祖国解放，父亲深入虎穴，视死如归，何等壮烈！不仅如此，母亲王芸仙（1918—2016，南京地下情报人员，新华日报社离休干部）也做好了准备。在其后不久，为了掩护父亲，她也舍弃家庭和工作，去向那同一个地方……

正如周恩来所说，在隐蔽战线上，父母等地下情报人员是“闲棋冷子”，他们一直长期无声地奉献着。但是，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和祖国统一的里程碑上，一定记录着他们的业绩与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