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宁抚顺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监区东侧，立着一座汉白玉碑：“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

这座汉白玉碑是由曾经关押在此的日本战犯，在释放归国多年后的1988年，共同发起捐建的。碑上雕刻的日中两国文字写道：

“我们在长达１５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了烧杀抢的滔天罪行。战败后，被关押在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在那里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恨罪不恨人’的人道主义待遇，开始恢复人的良心，没想到根据宽大政策，一名也没有处死，全部释放回国。正当抚顺战犯管理所恢复原貌之际，在这里建碑表示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诚意，刻下决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为和平与日中友好的誓言。”

昔日的罪犯为自己的罪行立碑忏悔，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从1950年7月到1964年6月，中国改造日本战犯14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前人从未有过的博大胸怀，实践毛泽东关于“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名言，给战犯们“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终于使上千名日本战犯中的绝大多数人弃恶从善，可谓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举。

从东京审判到沈阳审判和太原审判

二战结束后，依照《波茨坦公告》，战胜国分别对战败国战犯进行了审判，并成立了纽伦堡和东京两大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从1945年9月11日起到这年年底，根据麦克阿瑟发布的逮捕令，以美军为首的盟军在东京分四批逮捕了118名日本甲级战犯嫌疑犯。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签署并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东京法庭）的命令。第一批受审的被告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甲级战犯嫌疑犯。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历时两年又七个月，开庭818次，出示证据4336件，出庭证人419人，判决书长达1213页。1948年11月12日，东京法庭判处东条英机等7人死刑；分别判处其他18人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开始被审的28名嫌犯中，在审理期间，有两名因病死亡，一名因严重的精神病免于起诉，因此只有25名受到审判。被判刑者刑期最短的是重光葵，只有七年。值得一提的是，重光葵曾在1945年9月2日以日本外务大臣的身份代表日本政府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上签署了日本投降书。他于1950年即被释放，1954年底又成了日本的外务大臣。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审判战犯时的情形。

东京审判尽管在反对侵略、伸张正义方面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最终仅仅只对日本极少数甲级战犯进行了极不彻底的审判，也留下了不小的遗憾。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从1946年底起，随着美苏冷战对峙的加剧，加之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连连失败，国民党政府已失去充当美国反苏堡垒的能力，美国便把过去的“惩日方针”改变为“扶日方针”，使大多数的日本战犯都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最典型的例子是对日本天皇的免于起诉和对日本七三一部队战犯的免于起诉。1948年底，麦克阿瑟干脆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收场。因此，被关押的岸信介（即安倍晋三的外祖父）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被驻日盟军总部全部免于起诉并释放。其他被判刑的战犯，其中一些陆续得到了释放。到1958年4月，所有在押战犯，不管是否到期，全部得到了赦免。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日本右翼的骨干力量。由于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清算极不彻底，不但为亚洲和平，也为世界和平留下了诸多隐患。

历史表明，这种隐患造成的恶果很快就有了展现。日本的现行宪法，即著名的“和平宪法”，实行于1947年。岸信介被释放后，立即就开始为“修改宪法，健全作为独立国家的体制”而奔走呼号。1957年，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继续推行修宪，提出“为了自卫，即使现行宪法下也允许拥有核武器。”无须讳言，日本政府的这股邪气是与美国当年一味只顾自己私利的做法密切相关的。

在美国的影响下，除了东京法庭外，在日本的其他城市以及在其他国家（包括当时南京政府的中国）设置的各种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最后也大都草草收场。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日本东京法庭受审的日本战犯，无一认罪；被中国南京法庭判处死刑的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等人，在刑场上仍高呼军国主义口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被判处死刑的山下奉文等人，否认了所有的指控……而在新中国，所有日本战犯，无论是上了法庭受审的还是没有上法庭而宣布宽大释放的，无一不表示认罪服法。这在世界司法史上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几乎就在美国陆续释放日本战犯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后来的新中国政府先后收押了一批日本战犯，这些人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日本战败投降后，一部分滞留中国的侵华日军直接参加了阎锡山的国民党部队，继续与中国人民对抗，最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这部分日本战犯共140人，被关押在山西省太原战犯管理所。其二，苏联于1950年7月将在中国犯有罪行的日本战犯共969人移交给中国，他们被关押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这些日本战犯都接受了6至14年的改造。

1956年，鉴于1062名日本战犯(共关押1109人，关押期间死亡47人)在关押期间接受的人道主义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他们对自己的罪行已有不同程度的悔改，中国政府决定仅对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

1956年6月至7月，根据1956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和太原两地开庭审判45名日本战犯。

这次判决对日本战犯是十分宽大的，一个不杀，但是做出这些判决是十分郑重的，罪行的清算也是十分深刻的，全部被告认罪服法，无一提出上诉。不少被告在法庭上抱头痛哭，跪倒在地，请求法庭严惩自己的罪行，甚至要求处死自己。这后来被国际史学界称为“抚顺奇迹”。

“文看武部，武看藤田”

从苏联移交给中国的969名日本战犯，于1950年7月15日从苏联出发，18日进入中国，然后换乘中国方面准备的火车，于21日到达抚顺战犯管理所。自从进入中国后，他们立即感受到了和在苏联完全不同的待遇：他们乘坐的火车由闷罐车变成了绿色的客车，医务人员在车厢主动巡诊，吃的都是细粮。原来，抚顺管理所事先便根据中共中央“三个保障”的指示，及时完成了各个方面的准备。“三个保障”指的是“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当时，这批战犯都不承认自己是战犯，只是战俘。因为战犯面临的是审判，而战俘不过是遣返而已。

这批战犯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文看武部，武看藤田”。“武部”指的是武部六藏，“藤田”指的是藤田茂。武部六藏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藤田茂被俘前官至日本陆军中将，最后的职务是日军第59师团师团长。在这批战犯中，他们两个分别是文官武职最高者，而且这批战犯中有300多人曾经是藤田茂的部下。因此，从西伯利亚收容所到抚顺管理所，他俩一直是战犯公认的领袖级人物。

◆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左）。

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针对以藤田茂为首的战犯不承认战犯身份的情况，早已成竹在胸。他把藤田茂请到所长办公室，对他说，藤田，你是个识文断字的人，国际法划分战犯依照三条罪状，危害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自己是不是战犯？藤田茂顿时语塞。他完全不用想，他在中国干过什么他最清楚。他叫日军士兵用刺刀刺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俘虏以便使其见见鲜血壮壮胆的做法，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仅仅这一条，就够他受的了。这次对阵，打掉了藤田的威风。

管理所的干部们个个都是经过精挑细选才上岗的，第一任所长孙明斋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他们深知打铁先得身板硬的道理，在学习上早就下足了功夫。党的政策、二战历史、国际时事、法律知识、法治常识还有罪犯心理学等等，都是他们的学习内容。他们后来回忆，当初他们是自觉地把毛泽东的下面这段话作为对自己的要求的：

“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1952年2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对这些战犯进行适当的悔罪教育”。于是，管理所从组织战犯学习入手。他们没有搞强迫命令，也没有进行硬性灌输，而是通过调查研究，首先把战犯中有学习愿望的80余人组织起来，分成6个学习小组，由他们自己选出学习组长。学习方法是先由各小组传阅学习材料，在领会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联系实际开展讨论。学习材料主要是日文版的列宁《帝国主义论》，同时还有《社会发展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纪实》等。当时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为了彻底打破战犯们对美国的幻想，还组织学习了《朝鲜战争的伟大胜利》等材料。

这些学习为打开战犯们的思想突破口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学习了《帝国主义论》，使不少战犯开始能够从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上来认识自己的罪行。藤田茂后来悔过道：“我过去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就是表现出我的本质的帝国主义思想。这就是以刺杀俘虏作为新兵教育训练的手段，强化他们的侵略行动。这是由于我头脑中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作怪而形成的重大罪恶的典型事例。”

在这969名战犯中，有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他们之中90％以上出身于日本劳苦国民家庭，文化程度大都为高小水平，被俘时年龄均在20岁到30岁之间。

管理所借鉴当年对国民党下级官兵俘虏进行教育，使之迅速“调转枪口”的经验，从阶级教育入手，适时召开了诉苦会。痛说家史使战犯群体发生了分化，越来越多的下级官兵参与到悔罪的行列中来，这也影响到了那些将校级战犯。藤田茂有300多名部下，最先“反水”的是五十四旅团的战犯。他们对每一桩战争罪行的交代，几乎都牵扯到藤田茂。这经常使得藤田茂坐卧不宁，有时汗流浃背，甚至浑身颤抖。他推测被交付审判后必死无疑，因此有段时间天天失眠，茶饭不思。有一次在户外活动时突然昏倒，醒来时发现躺在条件良好的医疗室里。他也终于开始悔罪了。作为战犯中武士道精神的代表——藤田茂终于逐步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许多战犯的防线也就跟着开始瓦解。

经过两年学习和悔罪教育，80％以上的校级以下日本战犯交待了2980条罪行，写出637份检举材料，为后来的最高检察院组成的东北工作团开展侦讯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4年，由350多人组成的“侦讯日本战犯东北工作团”，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侦讯工作。这些工作人员都是具有高级法律素养的人才，深知用证据说话的极端重要性。他们决心坚持文明办案、科学办案，力争办成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他们针对战犯中悔悟类、动摇类和仍坚持顽固立场类的不同人群，启动预定方案，把认罪检举与对重点对象的审讯结合起来开展工作。一方面组织侦讯人员分别对原拟定的100多名重点对象进行有选择的提审，一方面安排管教人员加强对在押罪犯的监管与谈话，同时开展“认罪从宽”的思想教育。

根据战犯们交代的犯罪线索和提供的证词、口供，“工作团”一方面继续抓紧侦讯，一方面派人外出调查取证。依据犯罪线索和分布区域，工作团先后派出50多人分赴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河北、山东、山西、北京、天津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等12个省、市寻找人证物证。从各地调取的罪证材料非常多，种类庞杂，有伪满报纸、各种档案、行政文书、会议记录和决策记录等等。最后屋子里都装不下，只好在外面搭起帆布帐篷堆放材料。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还真是找到了很多确凿的证据，例如当时会议的参加者，谁下的命令，逮捕的是什么人，谁执行的，都有文字记录。

经过两年的脚踏实地扎扎实实的工作，终于使得1956年6月至7月在沈阳和太原举行的审判进展非常顺利。每个受审的战犯无一不心服口服，认罪服法。有的要求律师不要为自己作辩护，有的甚至当场下跪，自行要求从严惩处、以死抵罪。

关于“文学武部”的武部六藏， 他于1952年在管理所突发脑血栓，经医护人员昼夜抢救脱险，但从此卧床不起。护士焦桂珍每天给他喂水喂药，端屎端尿，由于精心护理，直至假释回国，他4年间没有得过一次褥疮。来自内心良知的拷问，常常使病床上的武部六藏“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当武部六藏把这一切告诉来中国探视他的妻子时，他的妻子感动得流下热泪。1956年武部假释回国前，他的妻子向管理所三度鞠躬，边哭边说：“感谢中国人民！”

“极为深刻的无言教育”

1956年5月3日，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在一次国务院司、局长会议上关于改造战犯的问题的讲话：

“我们对战犯问题有个宽大的处理：准备一个不杀。现在先放他们到各处参观，不管是康泽、王耀武或者是宣统皇帝，都让参加。前天晚上天安门放焰火，让战犯们都去看了。既要教育他们，就要他们看看群众嘛，这样才会影响他们。完全关在屋子里，怎么能影响他们呢？这个办法，对于一些外国朋友来说，觉得很别致很奇怪了，但实行的效果是好的。日本战犯，也要他们参观。”

从这一年的2月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遵照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公安部的指示，分三批组织日本战犯到抚顺、北京、上海、天津、济南、南京、武汉、沈阳、哈尔滨、长春、鞍山、杭州等11个大中城市参观。与外界隔绝了多年的日本战犯，个个身着一身蓝色新装，走出了高墙深院。管理所配备了专车接送，没有武装押送人员，给予国民待遇，让每一个战犯都以普通人的身份去体味新中国的变化。他们先后参观了农村、企业、厂矿、学校和部队，还走访了侵华战争遗址和战争受害人，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的罪恶。

◆1954年，中国宣布对417名日本战犯予以特赦。1956年6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铃木启久等45名战犯提起公诉。图为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前，被告人进入法庭。

在沈阳郊区的大青农业合作社，曾任满洲国牡丹江省次长、东安省次长、间岛省省长的歧部与平，同十几名将校级战犯走进了一位姓徐的老大娘家中。

大娘家里宽敞整洁，墙上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像。在交谈中，徐大娘谈到了新社会“吃得饱，穿得暖”，还扫了盲，“能写短信了”。歧部与平有意问道：“那，您在伪满那时候呢？”

“提起那个年头，苦劲儿就没法说了。”徐大娘一口气讲了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这使得歧部与平不断回想起他任职期间那些横征暴敛、草菅人命的罪行，深感惭愧不安。后来他实在忍不住，坦白了当年的恶行，并向老人鞠躬谢罪，流泪跪在老人面前。

日本人曾在鞍山建有“昭和制钢所”。1945年“八一五”溃败前，日本关东军运走、烧毁了所有技术资料，破坏了生产设备。11年后，当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热气腾腾的现代化企业时，没有一个不惊叹的。当年曾经亲手制定“全满（洲国）钢产计划”，又多次视察过鞍山的伪满洲国二号人物古海忠之连呼：“惊人！”“伟大！”

在天津，战犯们参观了刚刚公私合营的中天电机厂和仁立毛织厂。毛织厂的私方经理介绍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并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给我们资本家指出了光明道路，符合我自己成为光荣劳动者的愿望。”

有位叫作渡边一雄的日本宪兵准尉说：“中国共产党真伟大，把旧社会改造成了新社会，把剥削者改造成了劳动者……还把他选为全国人民代表……我们这些人，只要听从改造，前途也是光明的。”

在武汉，当年盘踞湖北的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的战犯，联名写信向武汉市人民委员会悔罪；

在济南，当年在山东捕杀中国军民4900多人，烧房1800多间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的战犯，分别给山东城乡人民写请罪书；

在河北，制造震惊中外的潘家戴庄大惨案的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遥向1200多名中国受难者的英灵三鞠躬；

在杭州，参观了在日寇杀人场上建立起来的麻纺厂后，当年参与作恶的战犯纷纷忏悔，有十四人请求当场处决；

在南京，参观水利学院，在南京大屠杀现场的附近，以藤田茂为主的战犯们跪下谢罪；

……

事实是最好的最有效的教育。铃木启久感慨万千：“原来被嘲骂为‘小偷的国家’、‘病夫子的国家’、‘只有消费，没有生产的国家’、‘讲虚礼的民众’，现在是‘路不拾遗的国家’、‘生产的国家’，是‘身心健康，文明礼貌的民众’了，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改变了。”

藤田茂则一言以蔽之：“社会参观，是一次极为深刻的无言教育。”

藤田茂于1956年6月被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判处18年徒刑。法庭宣判后，审判长问他“对审判有什么话要说”时，藤田痛哭道：“若论我的罪，判几个死刑，也不能赎罪于万一，我在中国人民的法庭面前低头认罪。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变成了吃人的野兽，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正义法庭上宣誓，坚决把我的余生献给反战和平事业。”　1963年2月，藤田茂被提前释放回到日本。回国以后，被选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积极开展日中友好、反战和平运动。1965年、1972年藤田茂两次率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代表团访华，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接见。1975年他率团并携妻女最后一次访华。其间再一次痛哭流涕地说道：“我无时无刻不在忏悔，我们从前的罪孽是多么深重啊！”

余绪：两种不同的“以德报怨”

新中国对日本战犯实行改造，进而“宽释”的政策，可以说是一种“以德报怨”的政策。当时有不少人对此举的深远意义还不大了解。在沈阳和太原审判过去近50年后，中央电视台采访了一位当年抚顺管理所的干部，问道：“你们曾经离他们那么近，对他们的罪行应该了解得很清楚的，但是现在该判死刑的没有判死刑，该判重刑的无罪释放了，你能理解吗？”

那位干部回答：“这个我们太能理解了，毛主席好像在哪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敌人哪，放下武器，是可以改造的，是不是。就是说人哪也不是铁板一块，不是顽固不化的，所以我们只要方法政策对头，也是可以改造好的。”

◆周恩来亲自作出指示，“将罪行重大的予以起诉审判，多数战犯还是要释放的。对起诉审判的战犯，也只判有期徒刑，不判死刑。”图为1956年6月19日，沈阳，战犯铃木启久、藤田茂、上坂胜、佐佐真之助、长岛勤、船木健次郎、原秀夫、鹈野晋太郎接受审判。

那位干部还说：“在东京开的军事法庭，像东条英机他们，都判死刑、判绞刑，我们总共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审判，他们用两年半的时间，至死没有一个人认罪。所以我们真正把这种罪大恶极的犯人改造过来了，个个认罪服法，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我国国际法学家梅汝璈先生。日本投降后，他曾受国民党政府的指派，代表中国出任东京法庭的法官。为了将东条英机等罪犯处以极刑，面对极其复杂的科刑局面，他“把头发都急得花白了”。他使尽浑身解数，讲尽千言万语，才促成了法庭对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的判决（后据专家分析，只赢得了一票之微弱多数）。东京法庭解散后，梅汝璈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司法部长”的高位，毅然投向共产党。沈阳审判的判决公布后，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的梅汝璈，这位曾经在东京力主将东条英机等判处死刑的法学家，此时发表了谈话，他说：“中国政府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处理是严正的，同时也是非常宽大的。”“‘不念旧恶’、‘与人为善’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为了和平的长远利益，我们应该着重看到未来，而不要只看到过去。”“我们这种处理表示着对日本人民的极端旷达的胸怀和意愿同他们友好合作、和平共处的真诚愿望。”

历史总是留下太多的遗憾。就整个日本战犯而言，在新中国接受改造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大多数，都受到了蒋介石政权和美国政府的“以德报怨”政策的恩惠。这种“以德报怨”政策的背景，是蒋介石为了准备发动内战，美国为了扶日反苏。简言之，随着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变化，美、蒋、日很快就不计较彼此间的前嫌，迅速走到一起联手反共。

从1946年2月起，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中，国民党政府陆续在南京、上海、北平和台北等地成立了审判日本战犯法庭。这些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判处死刑案110件，其中南京军事法庭专案审理了南京大屠杀一案，判处了从日本引渡回中国的主犯谷寿夫及杀人比赛的刽子手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人死刑。但是，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出于利用日军力量进行反共内战的考虑，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竭力施加影响，致使不少战犯逃脱了应受的惩处，特别是引起举国哗然的罪大恶极的原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无罪释放”。冈村宁次等一批战犯，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的军事顾问。1946年8月和10月，东京法庭曾两次发传票，要求中国政府将冈村宁次押送到东京受审，但是蒋介石不但不交，还于1946年11月正式聘用冈村宁次为军事顾问。

拥有丰富“剿共经验”的冈村宁次，就是通过昔日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何应钦、汤恩伯，向蒋介石提出提供“剿共经验”以“立功赎罪”的。1946年4月，冈村宁次写出了《消灭共产党军队之战略战术》。蒋介石阅后大为欣赏，马上命令以《剿共指南》的形式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各级军官。冈村宁次就这样在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下逃避了审判。

至于美国，当初对日本战犯的“以德报怨”是为了对付苏联。日本后来一直充当美国在亚洲的反共桥头堡的角色。日本的右翼势力在美国的默许下不断壮大，以致于发展到今天右倾化竟然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流。

对照美蒋的“以德报怨”，当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亲自指导下创造的对日本战犯改造的奇迹，更能彰显其世界性的积极意义。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成功改造，充分反映出人类正义的感召力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本质，生动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开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专程赶来的一位日本记者意味深长地说：“综观世界史，像中国这样的战犯改造是绝无仅有的。战犯们是真正地觉悟，成为新人，这不仅是中日两国的财富，也是全人类的财富。”

由此可见，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以德报怨”的政策，是建立在改造人，促使坏人改恶从善的目的之上的；而美国和蒋介石政权对日本战犯“以德报怨”的政策，则是建立在利用人，不辨是非，只要能帮助打击异己就扶持的目的之上的。冈村宁次回国后除了努力帮助蒋介石备战“反攻大陆”外，还于1955年担任了日本旧军人组织“战友联盟”副会长，后改任“乡友联盟”会长、名誉会长（该组织至今还是日本右翼的骨干组织），积极从事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一直到死。对照藤田茂等人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两种“以德报怨”产生的后果真可谓天壤之别。两者孰优孰劣，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