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国庆只剩20天，中央党校教师也忘不了切割共和国历史
9月11日，离共和国60年大庆还有20天了，北京日报刊登出中央党校沈宝祥的文章，借着探讨“中国的科学发展之路是怎样探索出来的”，对共和国历史进行了大胆切割。把前30年描绘得充满“失误”、“陷入……泥淖”、“发展很缓慢”、“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不切中国实际”、“极端保守的思想和心理”、“普遍的思想僵化”……依此对比来讴歌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此前，关于赞扬新中国取得成就后用“特别是”来专门歌颂改革开放，起码还把前30年的成绩做一个肯定，但中央党校的教授显然对此还不过瘾，看到突然这么多赞扬前30年的文字刊登在媒体上心理上很是受伤，于是站出来把改革前后做一次切割，此前路线错误，此后路线正确。这些共和国的敌人都说不出来的话，终于由共产党最高学府的教授说出来了。
问题在于，沈教授说得不是事实。
沈教授认为毛泽东犯的两大“失误”，“一是在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以后，仍然把阶级矛盾作为主要矛盾，背离了现实社会的基本情况，二是……误以为我国已进入了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
关于剥削阶级消灭后，阶级斗争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主要指思想和路线问题，是思想和路线上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这两种思想和路线显然是存在的。究竟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不存在，也不会有邓小平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还是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为指导原则如果不存在，邓小平也不会时刻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为“坚持”一面，就是“反对”另一面。而且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本身就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沈教授能区分毛泽东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思想方面与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之间差别吗？
再说了，共和国推翻了剥削阶级，就一定不再产生剥削阶级了吗？你可以不把现在的老板“称做”资本家，但是他们真的不是吗？沈教授能够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解释出现在中国的老板们不是资本家，不剥削剩余价值的道理吗？
沈教授说中国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因此不该搞社会主义。这不是直接与邓小平讲话唱对台戏吗？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50年代初，党内争论是究竟现在搞社会主义，还是先搞资本主义，再搞社会主义。毛泽东提出，先搞资本主义，以后还要流血牺牲，那么我们牺牲这么多同志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实现在一样存在这样问题。沈教授能够按中国现在的情况，描绘出一条不流血，不冲突，自然长入社会主义制度——消除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路线图吗？如果连路线图都不讲，谁相信你呢？且不说社会主义了，就现在情况，沈教授能描绘出一幅“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路线图吗？而且也是不冲突不流血的？如果不能描绘出来，怎么能批判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走资派主要在党内的说法呢？
沈教授与中央党校其他教授一样，喜欢不列举事实就说话，张嘴就是“在这二十年中，经济发展很缓慢，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少改善。”贫道前一段曾经用大量数字说明，前30年无论各种农林牧渔产品产量、农业现代化条件、主要工业品产量、教育、卫生的发展速度，都高于改革后，即使把解放前最高产量年份做起点，把“崩溃边缘”做终点，也不必改革后差。这些号称学者的东东们，从来不系统运用数字，不顾事实满嘴放炮，只能让人觉得恶心。
这些教授们最喜欢忽悠的话就是改革前人民生活改善得慢。这基本是对独立后中国人民勒紧腰带建设社会主义的嘲弄，是仔卖爷田不心痛。没有这个时期高达35%的积累率，中国就会像印度这样，最近才完成初步工业化。最主要的是，前30年感觉生活物资供应紧张的人是谁？是知识分子，是原来能够享受更多物资的人。因为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各类人享用水平接近。是因为那些占人口比例一大半的，本来快饿死的人现在快吃饱了，吃不上肉的人现在吃肉了，穿粗布衣服还穿不上的人现在穿机织布而且蔽体了，抽了旱烟袋的人现在抽纸烟了，用火镰的人现在用火柴了，这才造成少数本来充分享用这些东西的人感觉紧张。否则，为什么人均供应量上去了，喊叫紧缺的人依然不绝于耳呢？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农业产品是一个自1952年开始持续高增长的曲线，这条曲线并没有因为联产承包制所改变，曲线到90年代中期结束，进入低增长阶段。工业品也是这样，甚至改革前速度高于改革后。30年一贯制地，持之以恒地，厚颜无耻地说改革前经济发展缓慢，应该是这30年最无耻的事件。
尤其让人恶心的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执政党的最高学府，天天不遗余力地攻击咒骂社会主义，咒骂公有制。沈教授说：“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不切合中国的实际，在它的母国（苏联），也不适合，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适合。凡是搞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都很缓慢，人民的生活状况都不能令人满意，”真的存在“凡是搞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都很缓慢，人民的生活状况都不能令人满意”吗？显然是胡说八道。情况恰好相反，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始终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就人民生活水平来讲，主要指标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居民享用水平接近欧洲发达国家，如果加上休假制度等，甚至高于这些国家。而这些国家本来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苏联在革命前各方面发展水平比美国低十几倍，到80年代已经接近美国水平。而且这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基尼系数大约在0.2-0.23之间，一般劳动者比西方劳动者生活水平要高得多。苏联和东欧解体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不是发展水平差距的结果。这些事实早就有人研究清楚了，难道共产党最高学府不关心这些事情吗？
如果谁对中国文人们耍小聪明，巧舌如簧搬弄是非没有体会，看看沈教授这个文章就知道了。作者在说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时，由于难以找到共产党毛泽东这方面的“错误言论”和“愚蠢做法”，就用清政府做例子后，用“这种落后思想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消失。‘恐资’成为‘左’的思想的内核”来影射前30年闭关自守。
谁都清楚，在西方严厉封锁中国时期，是毛泽东选择了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极力与摆脱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与这些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是毛泽东在1971年打开中美关系的障碍，使大部分国家与中国建交。自己算算，究竟前30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多，还是改革后？就算加上美国肢解的国家，前30年也占绝大多数！毛泽东和当时的共产党用有限外汇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多得很，哪里有拒绝的样子？
至于“四人帮”的一些排外做法，首先不是主流，其次就具体实例看，也有道理。“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本来就是错误思路。中国改革后无论汽车还是飞机走这条路，至今连飞机和汽车都不会造了，核心技术都是外国的。重要装备产业必须自主发展是任何大国必须走的道路。
如果谁对中国文人们的厚颜无耻,善于移花接木颠倒乾坤的能力不了解，沈教授的文章也是篇好范文。沈教授为了论证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理解，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声称“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非但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反而出现了许多问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那么，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呢？沈教授扒遍马恩的书，写到：“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编是专论社会主义的……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33页）。这一段话，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两条，一是共同富裕，二是人的全面发展。恩格斯的这句话，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作的最深层的回答，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以人为本，不但体现了而且发展了恩格斯的思想。”
说透了，沈教授是为了证明“以人为本”至高无上，“为人民服务”狭隘偏激。两者区别本来是：为人民服务强调人民，不包含人民的敌人和剥削阶级，有一定阶级性。以人为本是指所有人。那么，恩格斯这段话里“一切社会成员”是不是就是“所有人”呢？表面看是，实际不是。因为剥削阶级早就实现了“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恩格斯根本不用再说这些话。恩格斯强调“一切社会成员”，是站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说的，是指必须让劳苦大众也能“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如果一般劳动者不能实现这一点，就不是“社会主义”。这才是恩格斯这段话的本意。挑出一个词语，截断作者的立场和前后文，硬套上自己需要的词语来造句，是中国文人们最擅长的把戏。这套把戏从董仲舒开始，玩了几千年了。
如果说沈教授全篇文章一无是处，也是不实事求是。沈教授总结说恩格斯“这一段话，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两条，一是共同富裕，二是人的全面发展。”。很对，恩格斯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可是，改革后共同富裕了吗？没有吧。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著文说中国基尼系数“由1985年的0.24，上升到1995年的0.434，再上升到2004年的0.469。”现在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0.47是什么概念？在亚洲，是除了菲律宾以外所有国家最不“共同富裕”的。在全世界除了撒哈拉以南和拉美一些国家外，整个欧洲、亚洲、澳洲、撒哈拉以北非洲、北美洲中最不“共同富裕”的国家。难道混到全世界“最不共同富裕”的国家，还叫社会主义？还不违反恩格斯“最深层回答”中的“社会主义基本思想”？
一个人自己总结出推翻自己理论的核心观点，而且还在一篇文章中，这要不是北京日报编辑做事马虎，恐怕这篇文章是发不出来的。
没办法呀。谁叫报纸都是沈教授的哥们办的呢。
附文：
《中国的科学发展之路是怎样探索出来的 》
2009年09月11日 来源：北京日报
六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探索，是围绕着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个主题展开的。从实质上说，都是为了探索一条较好的发展道路，使人民过富裕幸福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探索和开拓中国发展之路的艰难历程。
1999年，我在纪念新中国诞生五十周年时发表的文章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年，从社会形态看已经跨越了三大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全面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经过改革开放，由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进入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见《人民日报》1999年10月14日《实现历史性跨越的五十年》）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从实质上说，都是为了探索一条较好的发展道路，使人民过富裕幸福的生活。
我是随着新中国的历史脚步走过来的。六十年的风风雨雨，一件件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历历在目。六十年来，我们走过的路程是很不平坦的，总的说是不断前进，但也有曲折，有时甚至有倒退。
六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探索，是围绕着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个主题展开的。回顾六十年的历史，中国的发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必须把走自己的路同走科学发展之路结合起来，走自己的科学发展之路。
坚持走自己的科学发展之路，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也很丰富，本文论述以下四个问题。
一，科学认识基本国情
走自己的路，就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开拓前进，这就首先要科学认识基本国情。
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就从建设国家的角度分析了当时的基本国情。他说：就全国范围来说，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这是进步的，和古代不同的；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落后的，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这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基本国情的科学分析。毛泽东进而指出，这是我们在革命胜利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我们为什么应当采取目前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的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历史已经证明，对当时基本国情的分析和判断，是符合实际的。
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时，需要进一步科学分析基本国情。可是，我们对基本国情的判断，却有两个大的失误，一是在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以后，仍然把阶级矛盾作为主要矛盾，背离了现实社会的基本情况，二是对我国“底子薄”的特点，即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状况，估计不足，误以为我国已进入了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失误，特别是搞“大跃进”，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度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泥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过程中，重新认识了基本国情，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我们以此作为基本的依据，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近年来，党中央又科学分析了当前中国的阶段性特征，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上这些，是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条件。
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中国特色，关键在于切合中国的实际。科学判断基本国情，是科学发展之路的首要内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基本国情也在不断变化，我们要及时掌握国情的新变化，适时调整政策和措施。这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首要一条。
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初，我们总结经验，痛感科学认识国情的重要性，因此，特别强调这个问题。邓小平着重提出，“要适合中国情况”，“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逐渐展开了。
二，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社会形态的演进，改革和建设的发展，既要从本国的实际和特点出发，更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走自己的科学发展之路，首先要科学认识基本国情，真正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另一个方面，必须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科学之路更为重要的内涵。
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能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遵循了这一客观规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七年（1949年到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经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我们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毛泽东后来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这个过渡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刘少奇选集》[下]，第143页；周恩来既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时期”，也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时代”，见《周恩来选集》[上]，第367、368页）新民主主义社会，体现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国家、新社会的基本思想。
从当时的基本国情出发，我们建立了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包括五种经济成分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制定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迅速地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1949年到1956年，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走了自己的科学发展之路，发展很正常。
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照搬了外国模式，毛泽东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提出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走自己的路，并为此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前，在这二十年的时间中，我们作了各种探索，包括生产关系的不断升格，搞大跃进，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搞了城乡四清运动，直至搞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并不是照搬外国的模式，都是自己“独创”的，也是走自己的路。但总的情况是，在这二十年中，经济发展很缓慢，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少改善。这样一些措施为什么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呢？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很明显，这一套东西，如大跃进，如人民公社，如“文化大革命”，并不是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不适合的。这一套东西，当然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从实质上看，这一套东西主要是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虽然可以说是走自己的路，但不是科学发展之路。
粉碎“四人帮”，进行拨乱反正，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开始时，我们强调的是，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
十二大以后，大家都注意研究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特点。特别是十三大，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科学概括了我国的基本国情。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只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使按原来设想，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一、二十年或更长时间，也是这样。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形态演进的客观规律。
一个时期以来，着重研究和宣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强调要切合中国实际建设社会主义，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一个大问题。这对克服过去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的某些空想因素（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纠正“左”的错误，起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不切合中国的实际，在它的母国（苏联），也不适合，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适合。凡是搞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都很缓慢，人民的生活状况都不能令人满意，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发挥得很少。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人们对此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不仅在于离开了本国的实际，从实质上看，主要是离开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离开了人类的文明大道。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作出了一个重要论断：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里的“公有制”、“有计划”的用语，反映了历史进程中某一阶段的认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个文件讲了新话，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商品经济，实际是放弃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和理论判断。这个文件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十二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第568页）这里讲的，已经不是中国的国情和特点，也不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了。社会主义决不能例外，而是应当遵循这个客观规律。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突破性认识。
1992年十四大以后，人们更认识到，市场经济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在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逐渐发育成长起来的，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方式。这更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以确认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扩展，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生态文明，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从中国的实际、中国的特点出发，更要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将走自己的路与走人类历史的必由之路有机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特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三，大胆借鉴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
走自己的路，这意味着创造性、独创性，但决不是说可以关起门来干，而是要善于吸取和借鉴外国的好东西。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六十年来，始终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我们走了很曲折的路。
如何看待外国的好东西，如何看待人类的文明成果，在中国近代以来，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晚清时期，封建顽固派人物把西方的先进技术和产品，视之为危险之物，斥之为“奇技淫巧”，而加以拒绝。这反映了封建顽固派人物极端保守的思想和心理。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但这种落后思想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消失。“恐资”成为“左”的思想的内核。“四人帮”更是把引进外国的先进东西一概斥之为“崇洋媚外”，给人扣上“卖国主义”的大帽子。邓小平指出，这是蠢话。
在人类历史上，相对落后的文明吸收借鉴比较先进的文明以发展自己，是很自然的现象。在我国盛唐时期，日本派大批（三千）“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吸取中国的文明成果，成功地发展了自己。近代以来，中国学习了西方很多文明成果，除了科学技术，还有银行、邮电、新闻，还有共和国、宪法，等等。这些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现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开放的转变，实行对外开放。邓小平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开始一段时间内，我们主要是强调吸收国外的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了重大的进展。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从吸收国外的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到提出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是对外开放思想的扩展和升华，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意义越来越重要。
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而且可能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呢？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些文明成果或者是客观规律的体现，或者反映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比如市场经济体制、比如民主、法制，等等，无不如此。在这里，需要强调一下的是，社会主义不能离开人类文明大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解放思想，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大胆吸取人类文明成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最明显的实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包括一整套管理方法和规范）是人类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但在过去长时期中，我们却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加以拒绝。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解放思想，吸取这一文明成果，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激活了整个社会。这是大家都感受得到的。我们正在实践的依法治国、国家公务员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中的差额选举、竞争机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等，也都吸收和借鉴了人类文明成果。如何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如何防止绝对权力的产生？十七大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也就是将权力适当分解。如何将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十七大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以上这些，都体现了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借鉴”这个词本身就表明不是照搬）。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推进科学发展，实现现代化，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也是一条捷径。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善于将走自己的路，同走人类文明大道有机统一起来。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变僵化观念，消除不必要的疑虑，继续防“左”，不要受新形态的“姓资姓社”争论干扰，大胆吸取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
四，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
我们走自己的路，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的实践经验说明，如何科学地理解和研究社会主义，是科学发展的根本问题。
恩格斯曾说：“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36页）恰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长期处在不很清醒的状态。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就意识到，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知识非常不够，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他号召全党在实践中积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逐步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6－829页）。遗憾的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非但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反而出现了许多问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进入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课题。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包括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科学探索和研究，回答和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主要的有：阐明了社会主义必须有本国特色；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阐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要进行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并阐明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否定了计划经济体制，制定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模式；改变了纯而又纯的公有制，阐明并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提出了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任务；提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创立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等等。所有这些对社会主义科学研究的成果，纠正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不准确理解，突破了社会主义的某些传统观念，更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走上了科学发展的轨道。
提出以人为本，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发展。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这涉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
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的老祖宗有许多深刻精辟的阐述。
恩格斯的基本著作《反杜林论》共三编，其中第三编是专论社会主义的。他在这里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概念，又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33页）。这一段话，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两条，一是共同富裕，二是人的全面发展。恩格斯的这句话，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作的最深层的回答，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以人为本，不但体现了而且发展了恩格斯的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而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不丢老祖宗，又说新话。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
五，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是历史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
三十年来，我们改掉了什么？改掉了计划经济体制，改掉了“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等等，概括地说，改革的实质，就是改掉那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东西，尤其是改掉那些不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东西。对外开放，从实质上看，就是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大胆创新，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特色”，这个提法是邓小平的独创，起了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作用。
本来，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是具体地存在于某一地域，都有自己的某些特点，也可以说是特色。拿封建社会来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同日本的、欧洲的封建社会，根本性质和基本点上是相同的，但又各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虽然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但也各有自己的某些特点。尽管这样，当时或后人都没有在这些社会前面冠以“特色”二字。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要冠以“特色”二字呢？这是有特殊背景的，也是智慧的显示。
首先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普遍地发生了照搬别国模式的现象。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走自己的路，而是照搬苏联模式。其结果正如邓小平所说：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而且，在社会主义者的头脑中，形成了普遍的思想僵化。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恢复社会主义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另一方面，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强制推行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允许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按照本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实践社会主义。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为了争得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自主权。
回顾六十年的历史，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使我们对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走自己的路；自己的路，又必须是科学发展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科学发展的结果。我们应当将这几个方面有机联系起来，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的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是在走自己的科学发展之路过程中逐步探索创新而形成的，而不是预先设计出来的。中国特色，有中国独有的某些东西，如“一国两制”，但大量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有的，不能将中国特色理解为“中国独有”。我们强调中国特色，但中国特色不等于中国特殊，要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更不能将特殊性同普遍性对立起来。要着眼于从中国的实际和特点出发，从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使人民得到实惠出发，而不必刻意追求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不能用凝固的眼光看中国特色。
（作者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沈宝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