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博古在延安合影

我和小妹吉玛从未见过父亲，我们是在各种史料中逐步了解父亲的。父亲1907年生，出身名门。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父亲当时在苏州第二工业专科学校（简称“二工”）学习，是苏州学联负责人。从二工毕业后，父亲考入上海大学。后被推荐赴苏联学习。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一生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大事。虽然犯过错误，早年教条地执行过共产国际的指示，但知过即改，最后以身殉职，应该说他对党忠心耿耿。但在一段时间里，报刊上竟不敢登载写他的正面文章，他甚至被误解、扭曲为罪人。

父亲曾有3年半时间担任党的总负责，遵义会议不久交出大权后，仍是政治局常委。西安事变爆发后，父亲随周恩来赴西安同国民党谈判。抗战全面爆发后，父亲又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4月8日，父亲与叶挺、王若飞等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中共中央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给予他们极高的评价。

毛泽东派博古参与重要谈判

博古与毛泽东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博古一向尊重毛泽东，毛泽东对博古也十分信任。遵义会议后不久，博古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交出大权，这时他虽然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已不是第一把手，一切听从中共中央安排。在延安整风前，中共中央、毛泽东对博古是信任的，重要的工作都交给他，如长征到达陕北后，毛、周东征，就任命博古为西北办事处主席。西北地区是黄土高原，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加上国民党长期盘剥，人民生活十分贫困。红军到来突增几万人的吃穿，如何安定民心、保障人民的生活和部队供应是个大问题。父亲过去有组织、宣传工作的经验，但对经济工作涉及不多。接受工作后，他与林伯渠想尽各种办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稳定发展了西北经济，解决了当地百姓生活和军队的供给，并参与了为刘志丹等人平反的工作。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这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如何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关系重大。中共中央决策后，派得力干部去协调落实。中央安排父亲与叶剑英一起赴西安协助周恩来参与西安事变善后事宜。父亲的分工是负责党的工作。当时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和西安城中各派，对捉蒋、放蒋各执己见，如何统一认识，发动党员做好工作十分重要，父亲深入群众之中做了许多工作。西安事变后，发往中央的两份重要电报：与宋美龄、宋子文谈判结果的电报及《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是由周恩来与博古共同签发的。1937年2月11日，父亲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军基本停止了对红军的“围剿”，开始转向抗日。这时，父亲的工作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1937年8月下旬，父亲受中共中央委派，出任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当时，重要工作是就国共合作问题，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他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与国民党当局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进行多次谈判，其中国共合作宣言是谈判最重要的内容，因为这是国共合作的条件和基础。

7月12日，博古与周恩来在庐山把国共合作宣言初稿交给国民党当局，蒋介石表面同意，而他手下出面谈判的代表康泽，要求将初稿中十大纲领删除，还要求将原稿中“已经取得国民党同意”改为“已经取得政府的同意”，妄图模糊国共合作条件和平等地位。此时周恩来已赴晋商谈八路军抗日之事，博古与叶剑英直接与蒋介石面谈，几经曲折，9月22日、2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分别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及蒋介石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

又如与国民党谈有关新四军问题。父亲到达南京后，曾多方寻找项英、陈毅，当见到报上有他们的信息后，随即写信派人去找。后来，他同叶剑英一起提出组建新四军的方案，经中央批准后，与国民党进行多次谈判并达成协议，并取得成功。

凡是与国民党的重要谈判，中共中央、毛泽东都派博古参加。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实行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为保卫和平、反对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中共派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历经40多天，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同年又派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人赴重庆参加政协会议，后又增派博古参加政协宪草审议工作。在谈判和宪章起草过程中，因全国停战协定、整军方案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章原则、人权保障、和平建国纲领等决议的实现遭到重重阻力，王若飞和我父亲急于与中共中央商讨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法，于1946年4月8日冒着恶劣的天气，由重庆乘飞机回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全体人员在山西黑茶山不幸遇难。

毛泽东把笔杆子交给博古

毛泽东特别重视党的新闻工作，他说：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就靠这两杆子。党中央、毛泽东把重要的笔杆子交给博古来掌管。

博古与毛泽东对新闻工作所见略同，他把党的新闻事业看得与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一样重要，表示要终生从事党的新闻事业。早在1937年红色中华社改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时，他就被任命为第一任社长。1941年5月，他又被任命为清凉山的挂帅人，筹办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出版局局长，还管中央印刷厂。有关新闻事业的方面由他一人统领。

博古未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他们二人密切配合。他全力以赴，带领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奋发努力，使延安新闻事业有很大发展。“新华社除文字广播外，还建立了口语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英语广播。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总分社9个、分社40个，形成以延安为中心的通信网，这一机构除职业新闻人员外，还有近3万业余通讯员。新华社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达中央指示、播放毛泽东著作、报道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向中央提供国内外情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日报》从1941年5月16日创刊至1947年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人民喉舌，它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报道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过程，全面反映了延安时代革命风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贡献最大、影响深远的革命报纸。”

中共中央、毛泽东任命博古为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长，他不辜负党的期望，创造性地完成了任务。如：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16个省市恢复、建立党委、党工委，发展6万多名党员并对他们进行多次培训；给他们讲社会发展史，对他们进行组织教育，还进行气节教育，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南方胜利准备了组织基础；又与叶剑英等人一起，从狱中救出难友1000多人，并进行政治审查，按不同情况安置，为党输送干部。

建立、健全秘密交通网。周恩来与博古都重视党的交通工作，当时交通工作归组织部管，设有专门的科。他们提出具体目标：南方局的秘密交通工作，以重庆、桂林、香港、上海为基本点，建立上与延安中共中央相联系，下与各省委、特委相衔接，并与解放区、敌后根据地与海外相联系的全国性联络的秘密交通网，以保证党、军队和各种人员的往来；保证党和非党工作人员的疏散与撤退，并负责传达上级指示、传递情报的重要任务。为达到此目的，周恩来与博古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协调，费了许多心血。

以上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博古是一位有才华、有能力、有前瞻眼光、有创新精神的得力干部，在党的新闻工作、党的组织工作，在国共合作等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共中央、毛泽东信任博古，博古没有辜负信任。

误解缘起延安整风运动

1941年9月至10月和1943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整风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了党的历史，特别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的政治路线问题。博古前后作了6次检查，前4次未通过，他自认为没大问题，只作了一般检查。而王明说自己有病，不在国内，这段历史应由博古负责。

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从遵义会议以来，九年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现在除王明、博古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博古被打入另册了。他这时很震动，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认真思考问题，又作了进一步检讨。他首先表示，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内战时期，他在国内是第一名；抗战时的投降主义，以王明为首，他是执行者和赞助者。后连问带答，讲了整两天，给自己扣了许多“帽子”，也讲清了实际情况，归纳起来就是十个问题，如路线问题、宗派问题、与米夫关系问题、“篡党”问题等。

对此，博古一一作了回答。他还谈了与毛泽东的关系，讲了对毛心中有两条底线：他不反毛，因“朱毛是红军的旗帜，共产国际要求他团结毛”，并对自己犯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查。他说：“在1932年到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泼林哲学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搬苏联的。”他表示自己有公开研究自己错误的勇气，希望大家帮助。多年来，毛泽东一直对博古的经历不很了解，并怀疑是博古在排挤他、孤立他。毛再次强调斗争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错误路线以米夫、王明、博古为首。

1944年2月24日，整风会议继续进行，此时情况大变。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书记处会议精神：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同志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毛泽东说，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查到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并宣布全党都团结起来。1944年5月19日，毛泽东还要博古参加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那么，博古书面检查何时交的？他交的日期是1944年1月24日。也就是说，博古交自我检查一个月后，整风会继续进行。

从上可以看出，毛泽东与中央的一些同志，原本对博古的经历不清楚，例如怎么24岁就当上党的总负责的，为何是国民党推荐赴苏学习，与米夫、王明、李德的关系如何，苏区如何留人等，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态度。仔细推敲了博古的书面检查后，了解了真实情况，毛泽东对他的态度改变了。张闻天的秘书何方在《党史笔记》中表示很惊讶，原本是批博古路线，怎么改为王明路线了，他作了多种猜测，想了许多原因，还是搞不清，因为这是上层会议，不公开，博古检查内容，不完全清楚。

在这以后，毛泽东在谈路线斗争时一般都不点博古的名。2011年12月《党史博览》发表了黎辛的文章《毛泽东评说王明和博古》。文中说，一提遵义会议，多少了解党史的人，会认为博古首当其冲，一定是挨批的。但1945年至1964年在毛泽东十次谈遵义会议中，竟无一次点博古的名，却四次点了王明的名。正如黎老所说，有些是博古承认了的，如“我要说明十个问题”时说“两个时期路线是错误的，错误造成的恶果，是不可估量的，是不可胜计的。我个人在上面负着重大责任的，尤其是内战时期的”。“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博古的“说明”，毛泽东是知道的，可是他没有提，博古对路线错误不仅承认，而且夸大了，个人全包了。博古为什么这样做？为了过“整风”这道关。

由此可看出，毛泽东是心中有数的，博古当政时，重用他、尊重他、保护他。当时一些干部曾要求公开批毛，赣南会议、宁都会议曾要求把毛泽东从军队中召回，共产国际与“博古都反对将毛从军队中召回”。博古从最高领导岗位上退下后，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支持毛泽东，并出色地完成中共中央、毛泽东交给的各项任务。在1942年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为引导与会者发言，博古应毛泽东的要求，在百忙之中，翻译了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并刊登在1942年5月13日的《解放日报》上。同年，为配合毛泽东开展整风运动，博古主编《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摘录、翻译马、恩、列、斯著作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编辑成书，有446页之多。

毛泽东看了博古的检查后，长期对博古的误解消除了，因此即使博古已承认了的错误，也未点名，只是说“挫折、失败也有好的一面，教育了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没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经验的”。

1956年，毛泽东与拉丁美洲一些党代表谈话，其中谈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经验”时提到十年内战，提到三次“左”倾路线斗争，点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名，未点博古的名；谈抗日战争时说，“我们和国民党停战，和日本帝国主义打战这个时候，我们的同志可以公开到国民党地区的城市里去了。原来犯‘左’倾教条主义的王明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我们还有一个反面教员就是李立三。我们当时的主要错误主要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念。我们清算了他们的错误路线，真正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相结合的道路……”在此又点了王明、李立三的名。实际上，这两次错误博古都有份，而且他是认了账的，但毛泽东未提他的名。是不是毛泽东忘了博古呢？

在中共九大上，毛泽东有个讲话，被公开播放，还是讲历次路线斗争，既讲右倾又讲“左”倾，一一点名，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但未提博古。毛泽东清楚博古对他的态度，博古的态度就是共产国际的态度，共产国际要求他团结毛，博古就这么做。为什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既有王明又有博古的名字呢？据胡乔木讲：新中国成立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毛主席提出《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选》，并提出加上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两同志的名字，经政治局委员审查圈阅同意，最后编入第三卷，于1953年出版。对此，胡乔木有个说明：“当时点名没有特别严重的意义。犯路线错误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在文件中被点了名，对王明、博古不点名对这些历史问题摆不平。”

博古在中共七大上作了深刻的检查，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历史决议》中对“博古中央”的问题，作了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