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是一个复杂系统。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创建之初便处在日军的包围和“扫荡”之中，而要想长期坚持下去，必须以游击战去争取占据主动，以弱胜强取得反“扫荡”战争的胜利。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局面，为了有效打击日军，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探索了多种形态的游击战战术。麻雀战就是一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特殊战斗方式。既有对根据地军事斗争的研究，多关注敌后军民与日伪军之间发生的较为重大的军事对抗，对多种类型的游击战战术研究较为薄弱。近年来，渐有学者对地道战、交通战等战争形态进行研究，但较少关注到麻雀战。麻雀战是抗日游击战争的一种典型形态，对麻雀战作深入细致研究，可以深化对游击战争的整体认识。本文基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相关史料，结合其他文献，对中共领导的麻雀战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期深化学术界对麻雀战的再认识。
一、开展麻雀战的背景与原因
麻雀战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阻滞、袭扰和恐吓日军的重要作用，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士气。但麻雀战的出现，并非偶然。中共将游击战争作为坚持敌后抗战的重大战略部署，是麻雀战得以广泛开展的历史背景。而根据地军民对于袭扰、阻滞敌军和反击日军小部队烧杀掠夺的迫切现实需要，则是麻雀战得到广泛运用的现实原因。
（一）敌后游击战具有战略属性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将作为战术的游击战提升到战略层面加以认识和部署。日军大举入侵华北后，国民党军组织的多场大规模阵地战均以失败告终。面对人数众多且拥有先进机械化装备的日军部队，八路军如何才能扎根敌后，在日军的重重围困中坚持抗战？对此，中共领导人的回答是：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1937年9月21日，在红军即将改编为八路军挺进敌后之时，毛泽东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几天后，毛泽东再次向中共华北党组织发出指示，发动游击战争不仅仅是红军的任务，而是整个党组织共同的任务。“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至此，开展和领导游击战争已成为华北地区中共党组织的核心工作，标志着全面抗战爆发后开展游击战争已成为中共的重大决策和军事战略方向。
所谓游击战争的战略属性，即通过游击战争来发动群众，开辟和创造根据地，同时实现中共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在分析抗日战争初期总体形势不利于我方的情况下，毛泽东明确强调，游击战争的重点不在于集中兵力打仗，而是在于分兵发动群众。“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游击战争除军事部署以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乡村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对此，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事领导人不仅迅即领悟，而且从地方抗战特点出发还有着深刻的认识。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在回顾冀中游击战时，便强调冀中根据地能够长期坚持，“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把战术性质的游击战在特殊的敌后抗日战争中提到战略地位，坚持以游击战为主的持久战，达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战略目的”。
麻雀战虽然是一种战斗形态，却具有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和壮大党组织的战略属性。而且，其战斗成本低、便于灵活组织、战斗成效明显，在争取和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等方面更具有不可多得的优势。聂荣臻曾设想：“全边区约有200个县，一个县一天打死一个鬼子，1个月就是6000多，相当于1个旅团。”如此长期坚持下去，根据地就可以在与日军的对抗中逐渐实现力量强弱的转换。因此，“不能看不起打小仗”。可见，中共中央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定位，是麻雀战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得到广泛运用的重要背景。
（二）防御作战时必须阻滞敌军
华北地区各个抗日根据地从创建之始即不断遭到日军的各种围攻，因此组织有效的防御作战是根据地长期坚持的重要前提。面对日军的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每年都要开展多次反“扫荡”作战。据八路军总政治部记载：“以晋察冀边区和太行区来说，一九四三年就各有持续三个月之久的长期毁灭性的‘扫荡’。”日军部队发动“扫荡”后，根据地迫切需要迟滞日军的进军速度以争取反应时间。无论是部署战斗，还是转移人员物资，都需要预先派出小股部队迟滞日军进攻。此时，麻雀战就成为阻滞日军的重要战术之一。基于此，1938年编撰印发的游击战指导手册把麻雀战归类为防御战术，认为麻雀战的主要作用便是保护抗日根据地。
麻雀战成为阻滞日军的经常性战术选择，是由敌我双方军事特点所决定的。一方面，日军华北方面军兵力总数庞大，一度占日军侵华部队总数的2/5，然而，华北地域辽阔，村庄众多，日军为了控制华北地区不得不将兵力分散使用，从而使进攻某一村庄的日军数量较为有限。领导开辟冀中根据地的吕正操分析说：“敌之弱点在于贪心颇大，而兵力不足，到处留有空隙，可为我乘。”另一方面，能与日军作战的抗日武装人数也不多，不具备太强的战斗力。因此，以几人或十几人为组织的的抗日武装人员分散开来袭击日军，就成为根据地防御作战的基本战术。1939年，面对日军的“扫荡”，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指示各地党组织：“各级党进行紧急的战争动员，广泛的动员民众参战……建立游击小组，积极活动，进行民众性的袭扰，以麻雀战消耗阻止敌之前进，打击与相机消灭少数敌人。”1941年，在太行根据地，刘伯承要求：“一有警报，当地民兵与游击队应以一部掩护老幼撤退，牲畜牵走，另一部则拖住敌人打麻雀战，以使敌人无所施其残暴与摧毁。”总之，华北各敌后根据地在反“扫荡”斗争中常常以麻雀战阻滞日军，消耗敌有生力量。
（三）进攻作战前必须袭扰敌军
麻雀战虽然通常被视为防御战术，但在进攻作战中也能发挥袭扰和消耗日军的重要作用。武器简陋落后的游击队要想消灭装备精良的日军，往往需要先充分消耗日军的战斗力，之后再伺机发起攻击。正如彭雪枫所说，敌后抗日根据地“凭自己的笨拙家伙，军训较差的民众武装去和武装精良的敌人光明正大的作战，那是很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在发起正式进攻前，需要持续不断袭扰敌军，使日军精神疲乏、士气低落，进攻作战才能顺利展开。彭雪枫编写的《游击作战的几个基本作战原则》指出，游击作战不可攻击强敌而只能攻击弱敌。为此，既要善于寻找弱敌，更要善于制造弱敌。“我预先将民众发动、组织并且武装起来了，实行坚壁清野政策，日夜袭扰敌人，日久，敌人就会兵力疲倦，士气沮丧，部队减员，官兵懈怠，到了‘锐尽惰归’，弱点毕露，正是我们毛泽东同志所定的十六字诀之一的‘敌疲我打’的时候了。”麻雀战，正是持续袭扰敌人以使敌人疲惫并消耗敌人的首选战法。通过麻雀战，有时可以诱导日军分散出击，增加歼灭日军的机会；有时可以制造混乱，使敌人盲目出击，消耗日军弹药；有时可以逼迫日军连续几天不能睡觉，打击日军士气；有时可以降低日军警惕性，从而在正式进攻时使敌人匆忙应战。总之，在根据地军民对日军发起进攻前，麻雀战往往能够辅助作战，发挥袭扰日军的重要作用。
在著名的沁源反“扫荡”战斗中，麻雀战就充分展现了其袭扰敌军的能力。1942年，华北日军将太岳根据地的沁源地区划为“山地剿共实验区”，以强大兵力围困沁源，试图一举彻底消灭该地的抗日武装。据陈赓记载，面对来犯之强敌，八路军和群众武装部队展开多种形式的游击战，“敌人警惕之际，布置麻雀战，配合游击队、民兵，打冷枪，主要以杀伤为主。在一线上布置若干火力集团（火力网），沿线均给敌以杀伤，地点经常交换”。在日军运输军队和物资时，游击队多次袭扰，“故意对敌示弱，使敌麻痹，几次后，给敌以一次歼灭打击（麻雀战中之集中战）。敌变化到两边侧卫、中间运输前进，我则专伏击侧卫……以几个人顺沟打，埋伏哨兵。并在火烬中埋手榴弹，使敌烤火爆炸”。沁源军民坚持游击作战，在此次反“扫荡”作战中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围攻，最终巩固了太岳根据地。
（四）日军小股部队常烧杀掠夺
尽管根据地每个村庄附近驻扎的日军总数并不多，但日军小股部队却时常外出烧杀掠夺，无恶不作。日军对根据地发起“扫荡”时，常以小股日军占领村庄，向群众勒索。“群众为免于难，将棉被、衣服甚至布片悉数交出，而敌寇犹未满足，大挖人民的祖坟与房屋，以搜劫东西。”日军不仅抢掠粮食财产，还抢掠妇女和青壮年劳力。“寇兵还乘开会集合的机会，大批捕捉青年壮丁。强奸妇女，只要姑娘，不要媳妇，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子有不少的亦竟被淫污。”此外，日军为摧毁根据地民众的反抗意志，常借搜捕八路军的名义，血腥残杀根据地民众。在冀中根据地，日军“集合全体村民按男女老少分别站队，随便捉出个别人来讯问有无八路军，谁是抗日干部”，如果回答“没有”或“不知道”，日军“即冷水灌满肚腹，再加压挤，水从口中流出，然后再行灌入，至死为止，或者以刺刀穿入腹中，挑出肠胃心肺，以一儆百”。武力侵略根据地村庄的日军，一路上屠杀民众，强奸妇女，抢夺粮食，放火烧村，可谓无恶不作。这些小股日军活动频繁，给根据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根据地初建时，各个村庄的武装力量均较为薄弱，无力反击日军小股部队的烧杀掠夺。抗日民兵组织和游击队建立后，虽然一时不能歼灭日军小股部队，却可以通过麻雀战打击日军，迫使日军再也不敢轻易进村烧杀。冀中军区游击队成立之初，曾集中力量打击日军小股部队，以保卫群众生命和财产。据吕正操等回忆：“（游击队）首先打击四处抓丁、抢掠、奸淫烧杀，对群众危害很大的小股敌人……广泛地展开捕捉战，叫零散活动的敌伪军进得来，回不去。这种群众性的小型的歼灭战，使敌人无从知道兵藏何处，而又防不胜防，迫使小股之敌不敢到处横行。”一位平西根据地民兵回忆：“一次秋收时，从陡子峪下来几百个日本鬼子，我们村民兵提前知道情况，就做好了准备，分布在靠近山口的几个山头。因为敌我双方兵力相差悬殊，我们的人员和枪支弹药有限，于是我们就分散开来，这个山头站几个人，那个山头站几个人，眼看着敌人走近了，就接连放枪，只见这山头发几枪，紧接着那山头又来几枪，这边扔出几个手榴弹，那边又发起土炮。敌人见到这种情景，一下子就懵了。一天下来，敌人不但粮食没抢着，反而留下几具尸体，惊慌失措地跑了。我们在给养不足的情况下，靠着‘麻雀战’无数次地战胜了敌人。”这些都是当时运用麻雀战打击小股日军的成功战例。
二、麻雀战的作战方法与作战成效
麻雀战主要是以分散抗日武装力量、展开多点出击和军民协同作战等为其作战方法，以迷惑、消耗、阻滞与恐吓敌军为其作战目的。因此，麻雀战既是在敌我力量差距较大时采用的一种积极防御型的战术，也是在军民一体的情况下才能广泛开展的一种心理战术。对于麻雀战的作战成效，唐延杰说得很清楚：“‘麻雀战’——依靠群众帮助作侦察和警戒，对敌人一切行动明了如指掌。它对少数或单个敌人常常可做到消灭，对敌大部队常常可以做到扰乱、摸杀其哨兵，对敌交通联络常常可以破坏或抢夺，又可以配合正规军担任钳制方面的侦察、警戒活动。”
（一）分散武装以消耗日军
分散武装，是麻雀战的准备环节。分散武装的目的不在于杀伤敌人，而在于吸引、迷惑、消耗敌军，使其作出误判后以密集火力进行无效攻击，从而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分散武装的关键在于组织战斗人员有序地朝多个方向分散，一旦成功分散后，即及时通过悬挂旗帜、立稻草人、点燃爆竹等方式，造成人多势众的假象，诱使敌人还击。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不断以分散武装的方式引诱敌军宣泄火力。据彭雪枫记录，日军进攻山西北部时，八路军组织抵抗，与日军正面作战，“一次在灵丘县以东某处遭遇敌人两个团，我以两个连宽正面散开，一两个人分散在山上，向敌射击，敌人并不明白虚实，遂把所有两个团的轻重火器集中射击，另外六架飞机轮番向我轰炸，尽一日之力，消耗弹药无数”。
百团大战期间，中共部队也通过分散武装的作战方式不断消耗日军。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五团一连，在百团大战中承担了进攻磨河滩火车站日军的战斗任务。驻守磨河滩火车站的日军兵力众多，装备精良，而五团一连在兵力和装备上均处于劣势。因此，该连党支部在分析战场情况后研究决定：“先以少部分兵力袭扰疲惫敌人，待敌人向我攻击时，再投入以逸待劳的兵力与敌拼杀。”战斗开始后，“连长邓世军首先带了7名党员骨干袭扰敌人。当他们的手榴弹、排子枪打响的时候，恰巧东西两面兄弟部队攻击的大炮、重机枪、炸药包也轰响起来。敌人从噩梦中惊醒，乱作一团，慌忙进入战壕瞎打一通”。由于日军有驻防磨河滩火车站的任务，不敢主动发起追击作战，因此袭扰日军的7名战士在日军反击后便迅速撤退，“悄悄回到村里，边吃着老乡做好的绿豆稀饭，边研究再次袭扰敌人的办法”。通过这样的战斗方法，这7名战士在一夜之间“连续4次袭击敌人，迫使敌人在战壕里被大雨淋了一夜”，从而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第二天，在敌人疲惫不堪之时，五团一连发起攻击，取得毙伤日军200余人的战果。此次战斗结束后，连长邓世军被授予“晋察冀边区特等战斗英雄”荣誉称号，一连被授予“血战磨河滩英雄连”称号。
（二）多点出击以阻滞日军
麻雀战作为积极防御战术，需要通过主动进攻达成防御目的。因此，在分散武装后，需要组织战斗人员从多个方向对敌军发起打击，以降低日军推进速度。1939年9月，在晋冀鲁豫根据地襄恒县史北镇，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七连与晋冀鲁豫根据地六区基干队接头时，遭遇日军1500余人的“扫荡”进攻。面对敌我兵力、装备差距悬殊的情况，特务团七连快速决策，以麻雀战法展开战斗。“上午七时半，南路敌人在东高庙遭到我主力的突然迎击，战斗的枪声一响，我埋伏在西线黎崖山岗上的七连战士迅速分赴各个山头。”分散之后，八路军战士从多个山头向日军猛烈射击。日军遭到杀伤后，集中兵力向一座山头发起冲锋，当日军爬上山后，发现我军“枪却不响了，人也不见了”。此时，七连战士从敌人侧翼山头发起了猛烈射击，日军“只好转过头来向侧面反扑”，而当日军占据新的山头时，“却又是一座空山头”。通过这样的方式连续作战，“敌人七八百人被我一个连的‘麻雀兵’牵着鼻子东遣西调，在史北周围十来里的大小山头来回打转转”。与此同时，八路军主力部队悄然离开战场，转移到较为安全的下良、曹坪一带，从而成功完成阻滞日军的任务，保存了战斗力量。在沁源反“扫荡”作战中，日军“从城关到交口四十里，当中二十里走八个钟头”，正是“因民兵组织麻雀网”。在坚持敌后抗战的艰苦岁月里，麻雀战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广阔的土地上频繁展开，起到了打击日军和保护根据地的重要作用。
麻雀战通过多点出击的方式还能对日军造成有效威慑，破坏日军预定的作战计划。1944年，在冀中根据地雄县，区小队60多名民兵在伪军据点活动时，前方村庄浒冢村突然出现大批日伪军，正在向民兵驻地前进。当时天刚亮，日伪军尚未掌握民兵的具体情况。为此，区小队快速部署，准备打一场麻雀战来袭扰迟滞敌人。“武委会主任尹克信同志当机立断，把民兵分为若干小组，利用地形隐蔽向浒冢村前进。”没想到，民兵小组从四面向日伪军部队发起攻击后，“敌人误以为是八路军的主力来增援，夹着尾巴跑回了据点”。于是，这场麻雀战成功阻滞了敌军前进，避免了民兵武装被敌人包围消灭的危险。最后，“区小队平安无恙，民兵无一伤亡。这次麻雀战，受到雄县武委会的嘉奖”。
为了达成阻滞日军的战斗目的，在开展麻雀战时，往往选取枪法精准、熟悉地形且运动速度快的战士承担进攻任务。为此，八路军正规军和游击队通常会挑选那些有较强狙击能力的战士组成“麻雀战小组”。在晋察冀军区四分区，五团为了组织开展麻雀战，“从各连抽调了100多名射击技术好、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战士，组成25个孤胆射击小组，让他们经常钻到敌人鼻子底下活动，用冷枪冷炮偷袭、狙击、伏击敌人”。组建“孤胆射击小组”后，通过多次组织麻雀战战斗，五团仅用了“1个月就打死打伤敌人400余名”。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和日军的武器装备差距很大，八路军一个团的兵力能在一个月内打死打伤400余名日军，是相当显著的战绩。
（三）军民一体以恐吓日军
麻雀战是阻止日军小部队频繁外出烧杀抢掠的利器。一个地区麻雀战开展得越是频繁，该地日军小股部队外出烧杀抢掠的频率便越低。究其原因，就在于麻雀战依靠军民联合作战的方法，可以使日军产生畏惧心理，从而不敢贸然以小部队外出行动。这样，麻雀战便能有效保护根据地，并起到鼓舞群众抗战的作用。
麻雀战能够恐吓日军，关键在于实现军民一体。日军难以判断根据地武装人员的具体数量后，麻雀战才能激起日军的恐惧心理。为实现军民一体，中共将根据地村民吸纳到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之中。在晋察冀根据地农村，“村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之下，设妇女队、自卫队、抗先队与模范队四队”。在山东根据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指示：“游击小组，青抗先，基干自卫团，都是老百姓抗日自卫的武装，每人都要踊跃参加，每庄都要组织起来。”华北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多数村庄也都相继建立了游击小组、基干自卫队、青年抗日先锋队、妇女自卫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通过这些群众组织实现了对根据地民众的普遍动员。群众武装组织“平日侦察通讯，保护春耕、夏青、秋收、藏粮，互相帮助，战时打麻雀战，迷惑敌人，牵制敌人，扰乱敌人，消耗敌人”。经过训练的群众武装，既可以独立开展麻雀战，又可以与正规军协同作战，从而对小股日军部队形成了心理威慑。
军民联合开展麻雀战的作战方法，在保卫麦收的战斗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每到粮食收获季节，日军常常以小股部队外出抢麦。粮食收获关系到根据地军民的生存，因此必须组织群众争取时间抢收粮食。1943年，时任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部部长萧克，为了保卫麦收，调动正规军、游击队、民兵和北岳区的人民群众共同开展麻雀战，取得了显著成效。北岳区北部是一片大平原，粮食产量大，是北岳区的主要产粮地。因此，到了麦收季节，日军和伪军便时常外出抢收粮食，这一区域也成为当时“两面负担”的地区。萧克提出，“如果把这里变成一面负担，就能解决北岳区的大部分粮食供应。”为此，晋察冀军区“分散一部分正规军，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保卫麦收。当时从1、3、4分区各抽两个团，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产麦区”。在正规军指挥下，游击队、民兵等武装人员与在平原抢收粮食的农民群众协同开展了长期的麻雀战。据萧克回忆：“这次军事行动的规模比过去大，人马也多，有正规军、游击队，还有大量的民兵和运粮车马等。虽然目标大，但都分散躲藏在麦地、田坎以及利于隐蔽的地形地物，敌人不易发现。加上我们地形熟，情报明，民兵和地方干部都是义务情报员，敌人来抢麦，我们就打枪，给敌以杀伤，并造成敌人混乱。敌大队来，我又转移了。埋伏在附近的其他小队如果看到有机会，也同样打。这样，敌伪既不能割麦、运麦，兵力又受损失。反复搞几次，也就很少再来了。”北岳区保卫麦收的麻雀战成效显著，“成熟的粮食一粒也没有落到敌人的手里”。
那么，为何反复开展麻雀战之后，敌人便不敢轻举妄动呢？对于麻雀战所造成的巨大心理震动，时人总结道：“敌人对于这种麻雀阵中的人物，打又打不着，追不但分散兵力，而且也追不上，只有挨打。这种看不见的恐怖，在迟滞敌人的进军，专打敌人的长官，威胁敌人的军心，挫折敌人的战斗力，扰乱敌人的行军纵列，有非常重大的效果。”日军一旦进入根据地，时常会感到陷入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似乎根据地人人皆兵，处处皆敌。进攻藁城、无极地区的日军骑兵110大队在战报中写道：“部队最初进驻无极县时，共方工作队、游击队四处潜伏，居民毫不合作，气氛令人可怕……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来自住房的窗口、墙上、丘陵树林中的突然射击。偶尔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日军总像是在和鼹鼠作战一样，旷费时日，真想举手服输。”日军正是遭遇了根据地军民麻雀战、地道战的打击，才会产生这样的反应。这份日军战报充分显示了根据地游击战战术给日军造成的心理震慑，麻雀战也因此成为华北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法宝之一。
三、开展麻雀战的基础条件
麻雀战的作战过程看似简单，打好麻雀战却并不容易。成功开展麻雀战，需要获得根据地民众的广泛支持并对民众进行常态化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同时还要推动多类型武装力量之间协同作战。在根据地建立不久之后，经由中共的组织动员和整体统筹，在华北开展麻雀战的条件逐渐成熟。
首先，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得到了根据地民众的普遍支持。游击战争，本质上是人民战争。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麻雀战不可能持久。一方面，中共通过建立“普通民兵—基干游击队—八路军”的武装体系，使大部分民兵和游击队员可以在当地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在家乡打日本侵略军。这一武装体系增强民众参加抗日武装积极性的同时，也在武装部队和根据地人民之间建立起了深厚联系。比如，“冀中部队的一个特点，是军队和家庭联系起来，这个村里有战士的父母，那个部队里有人民的子弟”。因此，军民一体“所汇合的巨大力量，是比水泥钢骨还要坚固的堡垒”。华北各根据地初建之时，中共即特别注重训练与任用当地干部，依靠当地干部动员民众组织起群众武装力量，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抗日武装本地化。另一方面，八路军和根据地群众武装部队不仅坚决抗日，还在战争中时刻注意保卫民众利益。在晋察冀，日军小股部队抢走群众的粮食、耕牛后，游击队和民兵时常尾随日军，寻机将粮食、耕牛再抢夺回来，交还给民众。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民主政权，通过组织合作社、领导生产运动、推动减租减息、执行精兵简政、兴办儿童教育等多种方式，帮助群众改善生活条件，捍卫群众利益。1942年，针对根据地的经济财政问题，毛泽东指示全党：“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北方局明确要求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所有军队机关人员，无论山地、平原都应自己动手，进行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减少或不作商业活动，以减轻人民负担。”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武装部队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与人民同甘共苦。在晋察冀，“各级部队的经费，是省而又省，各级干部的生活，是力求群众化，和广大群众融合在一起，他们和边区各群众团体的艰苦生活一样，除了勉强可以吃饭以外，衣服鞋袜都得自己解决。”在太岳根据地遭遇日军“扫荡”时，中共干部曾“半个月未脱鞋，五晚不睡，与群众结合，干部极度关心群众利益”，因而“干部威信大大提高”，“过去‘扫荡’时不要干部，现在‘扫荡’，群众决议保护干部”。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政权和军队始终勤勤恳恳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得到了民众的坚定支持与帮助。
其次，中共党组织对根据地民众实行常态化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中共党组织持之以恒地教育和训练根据地民众，广泛动员民众参加游击战争，为麻雀战的常态化开展准备了基本条件。从儿童到老人，从“二流子”到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从伪军、绿林好汉到知识分子，中共党组织面向根据地各类人员开展有针对性的政治教育，激发了广大群众抗日救国和参加革命的政治热情。晋察冀根据地的中共干部王林在1939年日记中记载了中共党组织将马夫组织起来识字教育的生动场景：“我们成天出来进去的大门洞中住着七八个老马夫……今天晚上我听见他们粗糙生硬地在念识字课本：‘马克思……革命……列宁’，在我到他们屋借洋火时，看见他们用力地——比他们每人搬几百斤东西还用力地围着，用一种筋肉紧张的姿势，坐在铺干草的地炕上，围着小油灯在识字。有一个老得掉了好几个牙的老马夫还带着旧式花眼镜。”对此，王林不由感叹：“这是多么伟大的景片啊！”各根据地还通过冬训运动、突击训练等形式，在农闲时或晚饭后见缝插针对民众开展军事训练。在晋冀豫根据地，各县成立爆炸训练班和射击训练班，培养民兵的专业技术，“做到每行政村有一个射击手，一个爆炸手”。而且，这些具有专门战斗技能的民兵“不但要自己打得准，还要能教人”。华北各根据地均重视评选战斗英雄，总结其战斗经验，以此引导和教育群众向英模看齐。例如，晋冀豫根据地在组织群众学习使用武器后，要求“各村民主选出模范学习者、杀敌英雄、模范射手、土炮手、土枪手等。由县召开座谈会，总结他们的学习经验和杀敌经验，以他们为核心，深入开展自学运动”。晋察冀根据地专门制定了对“群众爆炸英雄，麻雀战英雄”等战斗英雄的奖励办法，以发给奖章、登报表扬、大会表扬、传令嘉奖和发给专款、实物、枪支等方式予以奖励，以形成示范效应。中共党组织的常态化军事训练，甚至重塑了民众的生活习惯。经过训练后，“中国农民‘饭后一袋烟’的旧习惯，改变为‘饭前饭后瞄准星’的新鲜生活了”。
再次，通过中共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多种类型的武装力量实现了有效协同作战。敌后根据地活跃着多种类型的抗日武装，有正规军，有脱离村庄的游击支队，也有以某一村庄为基地的游击小组和民兵组织。在民兵组织中，又分为基干自卫队、青抗先、妇女自卫队等。要打好麻雀战，不同类型的武装力量之间需要相互信任，彼此协同。中共的统一领导，保证了不同类型武装之间的整体协同，为开展麻雀战提供了条件。遇到较重要的战斗时，中共党组织抽调八路军干部进入民兵部队，以实现八路军和民兵的有效协同作战。1942年，面对日军的大规模“扫荡”，中共中央北方分局要求：“各地主力与地方军应派遣小部队渗入与配合民兵活动，协同民兵作战，采用民兵战术，以增强民兵的战斗力，并使‘麻雀战’与‘蛮子战’得以真正开展。”在协同作战中，八路军发挥着主导作用。在中共将游击战争提升到战略地位后，八路军更被赋予了组建地方武装、发动群众抗战的重要使命。因此，八路军对敌作战的同时，积极开展地方工作，建立群众武装，与游击队和民兵组织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在作战发起前，一般由八路军“对民兵进行教育，怎样前进，可能遭遇什么情况，怎样撤退”，“由部队总负责，掩护民兵”。民兵和游击队扎根村庄，与当地群众关系密切，对当地的地形地貌十分熟悉，因而开展麻雀战时更具优势。所以，正规军作战时，常常需要民兵和游击队员为其引导指路，或协助其在主战场周围打击敌人援军。在沁源反“扫荡”作战中，民兵常常“引导正规军夜突城内，并负责将部队带回”。陈赓对此总结说：“正规军、民兵、游击队，三个力量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四、结语
从1937至1943年的六年间，晋察冀根据地共作战17450次，杀伤俘虏敌伪共235364人。山东根据地抗日武装在1943年一年中作战8852次，太行根据地民兵一年作战15349次，晋西北民兵半年作战1208次。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在一个月内“行动计32次，敌伪伤亡达1240余人”，平均每天进行一次战斗。对此，军分区司令员秦基伟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像这样继续下去，太行军区是五个分区，每月能保持这样数目就是六千余人，那是不得了的予敌消耗，所以说创造游击战争以不断小胜为大胜也就在于此。”
上述表明，麻雀战虽然是小规模作战，每次作战只能消灭少量日军，但成千上万场小规模作战一旦汇聚起来，便形成了打击日军的巨大力量。由此而言，麻雀战是人民之战，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众战争。历史证明，只有得到人民支持和拥护的武装部队，才有可能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坚持抗战。抗日战争中，华北各地难以计数的麻雀战显示了中共领导下抗日根据地融洽和谐的军民关系和干群关系，也显示了中共抗日武装抵抗日军侵略和保护人民利益的坚强决心。麻雀战的广泛开展，打击了日军，保护了根据地民众。作为一种典型的游击战战术，麻雀战的开展涉及群众教育、根据地建设、群众武装建设、正规军与群众武装的协同配合等多个问题。透彻了解游击战争的组织方法和历史意义，系统把握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的重大决策和宝贵历史经验，有必要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麻雀战开展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