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

理念让他自告奋勇

张闻天担任马列学院院长是当时中央领导人中较为合适的人选。所以，在研究创办马列学院时，他自告奋勇，兼任了马列学院院长。

张闻天曾留学美国，精通英语；留学苏联，精通俄文，并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进行学习和深造，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学习经历使得他成为一名拥有较多专业知识的理论家。

早在中央苏区时，张闻天就倡导成立了群众性的学术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宗旨是“加强一般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准备”；于1933年5月兼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的前身）的校长，“亲自为学校四月班组织教员、制定教学计划，并出面请一些有实际经验的领导人讲课”。这一经历使得他积累了一定的主办干部学校的经验。

1936年初到陕北时，张闻天已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对理论宣传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关注较多。尤其对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张闻天是真心关切，不仅致电北方局要求保证他们安全到达延安，而且合理安排他们到抗大参加培训，并曾亲自到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讲课，这些都为他担任马列学院院长，开展教学工作积累了经验。

精心安排与组织教学实践活动

延安马列学院的筹建工作是在张闻天的直接参与下完成的。1938年5月以研读马列主义理论、着重培养干部的延安马列学院成立。

开学那天，没有举行仪式，张闻天给学员讲了话。他说：“党中央早就想办这样一所学院，培养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现在抗日战争开始了，全党更应学习理论，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如今，马列学院开学了，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延安马列学院成立后，张闻天对学院进行了全面的领导，包括招生、制定教学计划、调任教员、搞理论研究、发展生产劳动、关心学员生活等方面，他都进行了全面的组织与安排。

新颖的 “照相”课

马列学院开设的课程有两类：一类是理论课，有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党的建设；另一类就是与理论联系紧密的实用性课程，即党的策略教育课，“就是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经常研究与讨论党中央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各种文件与指示，经常多请当地的和外来的负责同志报告各种时事问题及各种实际工作的情况与经验”。

张闻天本人担任了方式新颖的理论课教学，即所谓的“照相”课。每个星期六下午，是张闻天亲自授课的时间，他将所有学员集合在山下的教室，就一周所学各门理论课程进行综合提问，看看大家学习得如何，特别注意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在理解上有何困难，青年学生干部能否理论联系实际。“照相”课范围很广，有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抗日的实际问题、国际形势、领导方式等，这种课带有自由讨论性质，实质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融会贯通的效果。

策略教育课的学习资料来源于第一线。据马列学院文印股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忆，为了保证教和学更好地理论结合实际，他们都会第一时间将来自一线的文章、报告、讲义、参考资料等油印出来送到每一位教员和学员手中，供他们学习。同时，为了将这些理论更好地融会贯通，凡是有高级领导从前线、敌后或大后方回到延安，张闻天都亲自去请他们作报告。如毛泽东分别于1938年讲了《战争和战略问题》、1940年讲了《新民主主义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都到学院作过报告。据马列学院学员回忆，“总计一年多时间马列学院所请专门报告共有50多次”。

此外，张闻天自己除讲课、主持课堂问答以外，也就党内重大事件、党中央重要方针和决定作过多次报告。马列学院开学不久，张闻天作了一次批判张国焘叛变投敌的报告，反复阐明“必须党指挥枪、绝不能枪指挥党”的道理。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完以后，张闻天根据毛泽东“论新阶段”的报告，分列若干题目，连续用了几个半天的时间传达报告精神。他还根据列宁主义的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和他的切身体会，深入浅出地给大家讲苏维埃运动战略与策略等专题课程。

“哪有那么多事情好检讨的”

延安马列学院的民主风气很浓厚。它首先表现为教学上的民主，学员学习以自学为主，学习中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自由发表，可以互相争论，谁也不怕说错了话，彼此之间不扣帽子，更不记账。这种民主办学作风是与张闻天个人的民主作风分不开的，“他虽是领导，但平易近人，像一位师长那样和同志们平等地讨论问题，从不发脾气”。1940年，他在起草的《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提出：“在学习中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与同志辩论问题的作风。对于错误的、不正确的思想，主要的应该采取说服、解释与共同讨论的方法来纠正。”这恰恰反映的就是马列学院的学习风气。

延安马列学院的民主风气还体现在民主的党内生活。当时，学院经常开展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每星期一次党的民主生活会，支部成员分别参加，老同志带头分别做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生活会在当时受到大家的欢迎，批评不仅仅涉及个人问题，有时会涉及社会上的问题，报刊评论中的问题，且都以积极的态度，进行有益的探讨、批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效果很好。

但是，这种生活检讨会到后来不再专门召开。有一次，张闻天听到学员反映，学院每星期除一次党小组会外，还有一次生活检讨会，再加上其他的会议，读书学习的时间就被挤掉了很多。为了此事，张闻天专门召集了一次有教师和学员参加的会议。他反复强调，学生应以读书为主要任务。他说：“每星期开生活检讨会，哪有那么多事情好检讨的？不要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庸俗化了。自由主义当然是要反对的，但不要把什么都说成自由主义，弄得大家很紧张。来马列学院学习的学员都是党员，真正遇到较大的事情，就在党小组会上解决。”于是，张闻天决定，以后不专门开“生活检讨会”。

1938年，成立于延安的马列学院

组织 《资本论》学习小组

延安马列学院创办的目的就是“造就一支具有较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干部队伍”，所以，培养学员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是张闻天院长尤为关注的。

为了强化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成立了哲学研究室；为了系统地研究马列主义课程，就以《联共党史》为纲设置了联共党史研究室；为了帮助学员理解原著，特别设置了世界革命史；为了使学员学习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还设置了中国问题研究室，张闻天担任导师；为了学员更为充分地拥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材，在张闻天的带领下成立了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专门从事十卷本《马恩选集》和十卷本《列宁选集》的编译工作。他规定任务，每天译1000字，一年36万字。生活上对编译人员很照顾，派专门的服务员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每人每月发四元五角津贴。张闻天本人得到了外文版的书刊，就亲自爬山送到编译人员住地。

1939年，张闻天组织了一个《资本论》学习小组，有十来个同志，隔周在他的办公室举行一次讨论，每次讨论学习都是由他来主持，整整坚持了一年多时间，将《资本论》第一卷的25章全部学完。

学习讨论会上，学员对每一章节轮流发言，用自己的语言解读，并说出理解和体会。持不同意见的可以进行讨论，自由发表意见。对于学习中的难点，为了弄懂原意，学习小组常把《资本论》的德文版与中、英、俄、法、日文等译本，对照起来进行研究。小组成员中，王学文研究《资本论》多年，王思华是《资本论》的中文本译者，吴亮平、何锡麟都是翻译马列著作的学者，在组长张闻天主持下的小组讨论，内容之丰富，钻研之深入，可以想见。

为了让更多的理论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能自己阅读马恩列斯原著，1940年，张闻天还请刚从苏联回国的师哲在马列学院办了个俄文班。由于师哲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事务繁杂，再加上心里没底气，起先不愿意答应，张闻天就一再做思想工作，使其接受了这一任务。对于学员认为学习俄文没用的情况，张闻天鼓励道：“掌握一种语言、文字工具，总会有用处的。”当得知没有教材时，他将自己的字典借给大家用，还捐出自己的一本俄文版《列宁主义》给大家当课外读物。正是在张闻天的支持、鼓励、组织下，俄文班在当时培养出了一部分人才，一年之后，有的学员甚至能独立翻译长篇著作，这些人后来也成为了中央研究院俄语教研室的骨干。

学员都不称他“院长”

张闻天作为党中央负责人之一，职务很高却没有半点架子，民主作风好，平易近人，学员们都不称他“院长”，而是亲切地叫他“洛甫同志”。张闻天中央工作繁重，却能合理安排马列学院具体的教学工作。同时，他对学员的学习、生活和心理问题等都十分关心，考虑得周到细致。刚开学时，由于当时是战争环境，有时还有敌机干扰，许多学员刚从一线工作中回来，他们关心战争局势，静不下心来学习。张闻天就找他们谈心，说：“日本鬼子在黄河那边，一时过不来，即使过来也还需要时间。不但要安下心来，更要养成学习的习惯……教育大家学习的敌人是自满自足，一个人只有在学习中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学到东西，也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和看清自己……”

部分学员临近结业，对所要从事的的工作存在迷茫甚至好高骛远的情况，张闻天又及时地对毕业生进行思想教育。他告诫大家：“下去后不要斤斤计较工作地位，要谦虚。学了点东西，更要谦虚，因为只有到实际工作中去，才能深刻体会所学到的东西，不要下去就瞧不起人，更不要斤斤计较名誉地位，能在一个县的机关里工作，就很不容易，就很好了。”

1975年，张闻天同亲属们在无锡蠡园合影。左一为他的外甥苏宝林，右二为他的外甥女苏宝娟

马列学院被说成“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解决了王明在政治上的投降主义路线问题，但他那种照搬共产国际，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做法在党内一直有很大的影响。为此，毛泽东于1941年5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向全党提出批判教条主义，从根本上改造我们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

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从学校性质改组为研究机构性质，以研究中国问题为自己的主要任务。9月，马列研究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张闻天卸任延安马列学院院长一职，但同时他也继任改组后的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

马列学院的改组是为了适应延安整风形势的要求而进行的。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有一段同当时的马列学院有关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鄜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的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批示反而不重视……”

应当承认，毛泽东在报告中批评的现象在马列学院确实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是，如果就此而认为马列学院教学方针有问题，把马列学院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否定张闻天对马列学院的贡献，显然是不合理、不符合实际的。

马列学院这种既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学方针，又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矛盾，实际是中国共产党自身解决思想路线的一个真实写照。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张闻天强调“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都充分认识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

那时，毛泽东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的侧重点是“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张闻天对“理论联系实际”认识的侧重点是“考虑中国的特点”“在民族环境中实现这些原则”。在教学实践中，也是“着重于拿实际的问题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1941年，毛泽东提出“改造我们的学习”，重点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全党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认识也获得了一个新的飞跃。从这样的角度看待马列学院和张闻天院长，应当说张闻天最初在马列学院制定的教学方针，以及后来亲自到西北实地调研的转变，实际上同党的认识路线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所以，马列学院在办学中存在一些问题也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同延安整风一起来评价马列学院、评价张闻天，可以看出，“马列学院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路线成熟之后向着解决思想路线过渡的一个产物，如果说它的产生是适应了全党普遍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那么它的改组又是适应了全党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的深入与提高”。

历史证明，从张闻天的办学目的到三年的实际办学历程来看，自始至终，他是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列学院也培养出了一批懂理论、干实事的人才。马列学院毕业的学员也一致认为，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使他们收获很多。

学员们除了对在马列学院的学习成果表示肯定，对张闻天院长也都是深表敬意，给予了高度评价。曾彦修在《根深不怕风摇动——怀念张闻天师》中写道：“张闻天是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的模范，是朴素切实、不骄不躁、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青年期以后又是坚持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模范，特别是坚持真理、一生不知‘看风使舵’为何物的模范。他是共产党员，但却又生就一副古道直肠；他是革命家，但却又很懂得温良恭俭让；他终生诲人不倦，却又终生学而不厌。他是学者、革命家、为人师表三位一体的典型。”张闻天以身作则，以个人崇高的品格为马列学院的师生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为学员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高树立了典范。

张闻天本人对自己延安马列学院的工作也给予了肯定，正如他临终前对他的外甥马文奇讲到的那样：“我一生没有为党的事业作出多大贡献。但有一点可以自慰的，在马列学院时培养了一批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