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吃雪来说吧。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想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

一、彭总拍案而起

1950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全面打响。

经过几个日夜的奋战 ，战事进行的十分顺利。

志愿军一路南下，越过三八线，解放了汉城（今首尔）等地，将战线推进到三七线附近（直线距离111公里左右）。

面对大好局势，中朝人民军司令员彭德怀，却在几天后的1951年1月8日，命令全军：

停止进攻，结束第三次战役，转入防御状态。

苏联驻朝大使兼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将军得知后，与他发生几次争吵，他指责彭老总不懂军事，喊着：

“你是右倾（投降主义），是军事保守者，我一定报告斯大林，让他收拾你！”

金日成收到消息后，也立即从平壤赶到人民军指挥部所在地桧（huì）仓，面见彭德怀。

刚一进门，他就问急着发问：

“战斗才刚刚打响，我们的推进速度也很快，怎么不乘胜追击呢？”

“如果要停止追击，也该跟我们商量一下啊！”

当时，彭老总耐心的向这位朝鲜人民军领袖解释：

“我军自入朝后，连续作战近70天，根据统计，志愿军的战斗减员已达五万余人，非战斗减员也在五万人（主要是冻死冻伤），代价是巨大的。”

“制空权在美国人手里，我们的防空火力严重不足，后勤补给困难，二十万的部队有不少是穿着单衣作战，军粮又供应不上，经历了两个多月没有修整的连续作战，你让他们怎追击？”

见金日成低头不语，他接着说道：

“而且根据我军的观察分析，敌人轻易放弃汉城，是为了诱我军南下，利用地形优势对我军实施歼灭。”

志愿军第一副司令邓华此时也补充说，这次决定是按照两军共同制定的第三次作战计划进行的，停止追击也是不必再行商讨的。

……

可是金日成并不认同彭老总的观点，两方各不相让，争论了近三个小时。

最终，金日成虽然不甘心，但一时又没想出好的理由，于是回到平壤，连夜召开会议，商量对策。

第二天一早，他又马不停蹄地回到桧仓指挥部，试图说服彭老总按照他们的意思继续进攻：

“我们可以先出动三个军，将美国人打疼，那样他们就会撤军了。”

金日成一方的新战略就是分兵进攻，等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以后，再继续南下，扩大战果。

面对他的步步紧逼，彭老总仍在耐心解释：

“如果我军分兵南下，正中了敌人的圈套，他们会利用洛川江的天然屏障，将我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可南下即使不能歼灭敌人，收复失地也是好的啊！”

金日成的顽固，让彭老总感到一阵气闷。

在此之前，他已经从志愿军减员、后勤补给及敌军的战略意图，向金日成做了不出兵的说明，可他就是油盐不进，彭老总不由拍案怒道：

“按照你们的想法，我军非要战败不可，我不打无把握之仗，如果你们觉得我不称职，可以另请高明！”

“我军必须休整两个月。”

金日成见到彭老总发火，虽没有再言语，但看他的样子，依旧是固守己见，仍想着继续南下。

彭老总知道他是被短暂的胜利蒙蔽住了双眼，迫不得已，拿出毛主席对此次决定的复电：

“如朝方同志认为不必休整补充就可前进，则亦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则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

彭老总提出新方案：

志愿军负责仁川至襄阳（郡）的海岸线警卫，并保证后勤补给线的安全。

朝鲜人民军已经休整两个月的12万人，由金日成指挥（这些部队此前在彭总指挥下）继续南下，按照金的想法向釜山进攻。

当志愿军休整两个月后，再继续南下，参加战斗。

这个方案无疑是两全其美的，志愿军执行了中央复电对下一步作战的计划，金日成也实现了自己继续南下的想法。

可是金日成知道，以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没有志愿军参战，继续南下是没有结果的。

此前朝鲜人民军单独南下洛川江战斗，那次的惨败教训还记忆犹新。

就在此时，金日成也收到了斯大林的电报。

电报中，斯大林严厉批评了拉佐瓦耶夫将军对战局的错误判断，免去其顾问职务，勒令他立即回国。

同时又充分肯定了彭德怀的指挥才能，并称其为天才的军事家，今后的行动要按照彭的指挥行动。

见“老大哥”都在支持彭司令，金日成终于放弃了南下的想法，同意先行休整再说。

二、改变战略与回国述职

虽说对于第三次战役后的计划已经敲定，但经过此次事件后，让彭老总有了不一样的想法，而这种想法的产生，与美军的战术变化有着直接关系。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0年10月19日入朝后，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发动了两场战斗，其战果辉煌，即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自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彭老总对这次战役的定义是“遭遇与反突击战役”，此战共歼敌15000余人。

此战爆发的突然性，以及志愿军的后发制人，对敌军造成严重的打击，止住了他们继续向北推进的战略意图。

志愿军第一次战役取得胜利后，由于美国政府对志愿军的认识不足，并没有及时改变战略。

他们仍坚持继续向北推进，妄图短时间内占领朝鲜全境，即在12月25日圣诞节前把战线推进到鸭绿江畔。

敌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信心满满地对美军第9军军长说：

“你告诉士兵们，等他们打到鸭绿江后就可以回国了。我希望可以兑现回家过圣诞节的承诺。”

这就是美军的“圣诞节攻势”。

为了应对敌军的这波进攻，在11月7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由彭老总全面指挥，对“联合国军”发动了第二次战役。

在此次战役中，志愿军诱敌深入，共毙伤俘敌3.6万余人（包括美军2.4万余人），缴获与击毁各种炮1000余门、汽车3000余辆、坦克与装甲车200余辆，缴获飞机6架。

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也在撤退中身亡。

从战略全局来看，此战是扭转朝鲜战局的决定性战役，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称之为“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

而在接连遭受两次战役失败后， 接替沃克成为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的马修·邦克·李奇微，对志愿军进行了详细研究。

初时他发现，志愿军在战斗中有种种优点，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武器落后了。

又经过长时间观察，李奇微终于发现志愿军的“命门”——后勤补给。

他判断志愿军的战斗补给最多维持一周左右。

李奇微称这种作战方式为“礼拜攻势”：

“当中国军队凶猛的“礼拜攻势”到达第6天或第7天时，联军应以强大的反击力量立即投入反攻，应毫不迟疑地向中国军队扑上去，缠住它，用钢铁火海对其实施摧毁，那时的他们将会虚弱到毫无还手之力！”

随后，在第三次战役时，根据志愿军的弱点，李奇微制定了新的战术。

撤出汉城前，他让人在墙上写下了“第八集团军司令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致意”的标语，并将自己的睡衣挂了上去。

也正是这个举动，让彭老总感到不安！

这说明李奇微的撤离是从容的，而我军虽然进攻的较为顺利，但接敌次数却不是很多，歼敌人数更是寥寥无几。

从战略上来说，利用战略纵深，以空间换取主动权是很常见的策略。

如果此时贸然进攻，将我方战线再度拉长，志愿军的后勤补给会难上加难。

一旦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美军可利用强大的补给能力，和海空军优势，从志愿军后方进行登陆作战，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才有了前面彭老总下令：停止进攻，全军进入防御态势。

可金日成和拉佐瓦耶夫没有看到这一点，因此才会跟彭老总争论不休。

由于美军战术的变化，以及部队面临的困境，彭老总于2月20日夜返回北京述职，请示中央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在1951年2月24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说到：

“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但当我们打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时，我环顾左右，我确实害怕了。

战士们吃不饱穿不暖，空中有飞机炸，地面是美军的坦克大炮，沿海是美军的舰队，不下船就可以把炮弹打过来。

三八线不是我们打过去的，而是走过去的。志愿军随时有遭逢厄运的可能，我不能把几十万军队的生命当儿戏，所以必须坚决地停下来！”

关于停止南下的策略，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是关于彭总对后勤补给的要求，有部分同志就不予支持了。

他们表示国内也很困难，以各种理由推诿搪塞。

听到这些话，彭老总再次拍案而起，怒道：

“这也困难，那也难办，你们整天干的是什么？你们到朝鲜前线去看看，战士住的什么？吃的什么？穿的什么？

这些战士们在敌人飞机坦克大炮的轮番轰炸下，就趴在雪地里忍饥挨冻，其艰苦程度甚至超过红军时期。

这几个月的苦战，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战死的、负伤的、饿死的、冻死的，这些都是年轻娃娃呀！

难道国内的困难能比战士们打仗更困难？你们就不能采取紧急措施吗？”

经过彭老总的据理力争，这次会议后，中央慎重研究决定：

放弃汉城，全军向北撤退，并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同时决定，由各个野战军轮流作战，以保证部队拥有足够的休整时间，还可以达到锻炼部队的效果。

关于后勤问题，会议决定将新组建的空军及高炮部队调往朝鲜，以保证志愿军的补给线，另外还加大对炒面和罐头的制作，保证补给充足。

三、抗美援朝与三反五反

经中央会议决定，以全国之力保障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全国人民都在为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而努力生产，就连功德林里的战犯俘虏，也在加班加点制作炒面。

可当时国内却有不少干部和奸商，利用朝鲜战争时期的政策，做出不法行为，大发国难财，最终使得志愿军遭受了原本不该有的巨大损失。

一些奸商将带血的纱布及未消毒的医疗器具送上前线，使得大批没有牺牲在前线的战士，因此丢掉了自己的生命。

还有一些战士在食用了不合格的食品后，出现了中毒现象。

……

这对志愿军来说是一次不该有的损失，对国内来说，也是一次危机。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的1950年，适逢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一些不法商人与党内受到资本腐化的干部一拍即合，他们相互勾结，大发国难财。

其中的典型案例有：

上海黑心资本家王康年，谎称自己可以提供志愿军所需药品，欺诈采购费用三亿元，最后却以热水袋等物品蒙混过关（零下几十度的朝鲜战场，根本用不了此物）。

同时，王康年向30多个单位及85位官员行贿，经最后统计行贿金额高达2亿元（旧币，即新币2万元）。

而他最后的涉案金额，更是高达160亿（新币160万）。

武汉富华药棉厂的老板李寅廷，在为志愿军制作急救包的过程中，将10万斤好棉花换成了假棉花，他们将这些用不明材料制成，甚至都没有消毒的急救包送上了前线。

张新根、徐苗新用一些劣质肉类充当牛肉，再加入牛血，制作了足足12万余斤的假牛肉罐头，提供给志愿军部队，造成了食物中毒等一系列严重后果。

这种奸商在当时不在少数。

接到彭老总从前线专门向中央发来的汇报，聂荣臻经过调查，发现军需物资供应存在大量问题，上报毛主席后，他在震怒之余，毅然决定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中央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的统称。

其实官商勾结并不是只出现在朝鲜战场上。

1950年，毛主席从苏联回国后，视察东北时就已经发现官员有腐败的苗头了，但那时他们做的都很小心、很隐蔽。

《增广贤文》有载：天欲其亡，必令其狂。

当朝鲜战争爆发后，巨大的利益占据了这些腐败分子的双眼，他们深深地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1952年，毛主席在《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的报告中说道：

“‘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抗美援朝）可以打一年半。”

足以看出在此次反贪腐运动中取得的巨大成效。

而在干部的问题上，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全国处理县以上党政机关，贪污千元以上者多达10.8万人，其中的代表就是大家熟知的天津刘青山、张子善案。

这次运动虽然不到一年时间就结束了，但效果显著。

不仅惩处了腐化干部，也教育了绝大部分干部，挽救了部分同志，为我党建立廉洁、朴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提供了有力保证。

后记

经过彭老总对战局的准确判断，以及中央的全力支持，及时调整战略部署，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定下了基调。

而毛主席等领导人携朝鲜战争大胜的威势，及时在国内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不仅为志愿军的后勤作出强有力保证，也为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肃清了环境，同时也为我国的反腐工作做了榜样，既打了“老虎”，也拍了“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