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杨官营纪念碑
在河北省迁安市区南向跨过滦河30华里平青大线西侧，有一个村庄叫大杨官营，原属爪村公社，现属野鸡坨镇所辖。据清顺治九年建的兴福寺韦驼殿碑文记载：此庄原名兜崖村，后因有一杨氏在北京做武官，改称杨官营，后因庄大及区别另外的杨官营，而改成大杨官营。
在大杨官营村东矗立一座纪念碑——“抗日死难群众纪念碑”。此碑为纪念别侵华日军1942年杀害的312名抗日干部、群众而建。鬼子在冀东制造的诸多集体屠杀惨案中，大杨官营惨案遇害人数仅次于潘家峪、潘家戴庄惨案，日伪手段极其血腥残忍、骇人听闻。这300余名惨遭杀害的同胞绝大多数是日伪军从迁安城北，即时属迁（安）青（龙）平（泉）联合县三总区所辖各村抓捕来的抗日干部群众。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后期在迁安一中读初中时，学校曾组织师生步行到这里扫墓，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历经多年调研冀东抗战后，对日伪制造这起惨案过程与背后有了更深入认识。
日军制造无人区，毁掉的村庄房倒屋塌，尸横遍野
一、抗日政府遭重创，日伪疯狂扫荡根据地，制造无人区
由于中国共产党1932年冬成立县城南宋庄支部发展中断及诞生1938年夏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中的迁安县政府昙花一现，1939年10月，冀东最早建立的丰（润）滦（县）迁（安）联合县抗战日政府主要涉及今迁西村庄，今迁安市中共党组织起源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滦东新区、迁（安）青（龙）平（泉）合县三总区，沿长城从西北向东南逐村发展而来。在我政府地方干部李方州（石明）、周青（刘起才）、刘焕民（郑香林）、刘香普（刘占生）等领导下，加之冀东八路军12团一营武装配合，迁安城北很快即建成最巩固的抗日基本区，到1941年夏迁青平联合县三总区成立，城北大部分村庄建立起起村政权，抗日斗争如火如荼。迁安党史内部资料《烽火漫天》（第四辑）记载： “迁（安）建（昌营）公路以西的长城沿线地区属于迁青平联合县所辖，早在1940年以前，这个地区就有了党的组织，抗日活动异常活跃，加之这个地区有重要战略地位，日军将其划为‘非治安区’视为制造‘无人区’重点地区。”
1942年3月30日起，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指挥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利用两个半月时间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4月1日至6月10日，日军实施“冀东一号一期作战”计划，成为第四次“治强”主要组成部分，日伪采用军事围剿与奴化宣传同步，野蛮屠杀与怀柔感化并举”的手段，妄图摧毁和瓦解基层抗日政权，扩大“无人区”，破坏抗日游击区根据地建设。侵华日军对冀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最残酷的“扫荡”。迁青平三总区成为日伪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重点区。1942年1月20日杨店子战斗，伪治安军第二十团残部放弃杨店子据点逃奔迁安县城，不久，与第十团残部合编独立独立第二十团进驻罗家屯，杀人不眨眼的大汉奸高首三（绰号“高阎王”）调任团长，配合日军驻罗家屯真方少佐大队在抗日基本区开挖封锁沟，构筑碉堡，实行“三光”政策，“蚕食”抗日基本区。驻迁安县城日军守备队长滕川、伪警备大队长汤鹏举指挥日伪军500余人对长城沿线建昌营以西百余个村庄进行疯狂“清剿”，制造多起惨案，使抗日基本区一度被蚕食，变成敌占区和游击区，县、总区、分区、村四级抗日干部遭受严重损失。迁青平三总区民众在区委书记李方州（化名石明）、区长马玉华、李树廷（真名韩俊峰）率领下，配合八路军12团一营开展反“蚕食”斗争，开展复仇战役，破坏日伪通讯和交通，瓦解、分化基层伪政权，使日伪“治强”计划未能得逞。
1942年7月16日，由于西陈庄八路军办事员秦海清叛变投敌及肖家庄反共会特务任凤楼告密，李方州被驻罗家屯日伪军游街后当众杀害。同日，八路军12团于干河草（今属滦县）设伏，歼灭了制造潘家峪惨案的刽子手佐佐木二郎少佐以下日军100余人，伪军200余人。7月18日，营长欧阳波平率一营东渡滦河，配合地方干部武装开辟滦东（广义滦东，指迁安城东、卢龙一代）新区。途中，欧阳波平获悉自己的亲密战友李方州惨遭敌人杀害，他决心为战友报仇。
大汉奸秦海清因杀害李方州有功被罗家屯鬼子头目提升为反共自卫团团长，他与驻罗家屯的伪军独立二十团团长高首三在滦河东建立73个村庄反共伙会组织，其中罗家屯据点设总会。迁青平三总区遭遇抗战最严重损失，其他几位外地区干部无法立足，地下情报传递陷入瘫痪状态，有的党员脱党，汉奸特务遍布城乡，鬼子伪军烧杀抢掠，根据地被严重蚕食，血雨腥风，一片白色恐怖。同时，驻迁安守备队长滕川（外号疤瘌脖子）、伪警备大队副大队长汤鹏举与驻罗家屯、建昌营据点的日伪军千余人对建昌营以西的迁青平联合县抗日根据地“扫荡”，制造“无人区”。
1942年8月8日，立秋日，欧阳波平带领一营在迁青平三总区彭家洼设伏，歼灭日本关东军原田东两中队75名日寇。打扫完战场，欧阳波平倒在警卫员枪下，不幸牺牲。彭家洼伏击战，给日军制造“无人区”的行动以当头一棒，有力恢复了三总区根据地地下组织基层政权，震慑了各村的反共伙会。
1942年 8月9日凌晨，驻迁安守备队长滕川、伪警备大队长副大队长汤鹏举，带领日伪军300余人气势汹汹地直扑彭家洼村，妄图进行报复。当时，我抗日军民早已转移，留给敌人的只有百余具血肉模糊的日伪军尸体。滕川气得暴跳如雷，将村中民房烧毁。 随即，日伪军连续多日向北东密坞、西密坞、芝草坞、提岭寨、小崔庄、坎辛庄、西峡口等各村“扫荡”。日军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期间，疯狂烧毁村庄房屋，共烧毁6400余间。白羊峪村先后被敌人焚烧八次。
日寇屠杀
二、集体大屠杀，惨绝人寰
滕川带领日伪军在迁安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对所有的村庄进行了一场惨无人道的疯狂“扫荡”之后，将抓捕的200余名村干部、群众押解到迁安县城。
当时，伪县政府的一所容纳180余人的监狱里已塞满了“犯人”。所以，敌人将这次抓捕来的人连同以前扣押的县城附近各伪乡、保“情报员”20余人，分别羁押在县城内的昊天观和圣人庙(日军宪兵队部)里。
滕川妄图捞到冀东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活动情况，在昊天观里对被关押的人们夜以继日地进行审讯，摧残杀害。审讯开始，滕川命令日本兵拉出小崔庄农民崔成路和五重安村年仅十六岁的赵盈儿，敌人剥光他们的衣服，反绑上双手，滕川假惺惺地对他们说：“说出谁是共产党和八路，大大的有赏，不说，统统的杀头!”崔成路、赵盈儿沉默不语。滕川凶相毕露，命令日本兵用刺刀将他俩活活扎死。接着，滕川放出狼狗将西峡口村青年农民张贺咬个半死，然后再往他身上泼洒煤油放火焚烧，张贺的皮肉被烧焦，但他咬紧牙，什么也没有吐露。五重安村农民宫恒被敌人灌凉水活活折磨致死。当敌人又非刑拷打西密坞村农民韩凤彩时，小崔庄村办事员王保生目睹乡亲们惨遭毒手，怒不可遏，挺身而出，厉声喝道：“住手!我是干部，什么都知道!”滕川一听忙说：“你的知道？统统的说，大大的有赏!”王保生怒目圆睁，对滕川骂道：“我知道你们是群专门杀人放火的强盗……”滕川气急败坏，命令鬼子对王保生施以酷刑。王保生的双腿被敌人用杠子压断，但他强忍着剧痛，仍是骂不绝口。滕川在被押的男人们中间没有得到什么，就命令日本兵将在押的十几名年轻妇女带进审讯室。首先一个个进行审问，接着就让看受刑人的惨景，然后将被折磨得半死躺在地上的提岭寨村青年农民大桥拉进来，一刀将他的脑袋砍下来，把血淋淋的人头摆在妇女们的面前，进行威逼恐吓。妇女们一个个怒目而视，没有说出一个字。孙家店村青年农民刘祥、赵玉芹夫妇同时被抓进县城后未能见面。阴险的滕川企图利用这一关系捞到东西，他命令伪军将赵玉芹押审讯室去认丈夫，并对她说，如果说出谁是村干部，谁给八路军做事，就放她回去。赵玉芹说：“我一个妇道人家能知道什么”她走到审讯室，看到房梁上被吊打得鲜血淋漓的、地上躺着被折磨得半死的人里，都没有自己的丈夫刘祥。她心里十分着急，最后，在房檐前看到了丈夫被倒绑在梯子上，已经被折磨得血肉模糊，昏迷不醒，不成人样。顿时，她怒火满腔，痛斥敌人的暴行。凶恶残暴的滕川对被抓捕来的干部、群众，用尽了各种酷刑，却毫无所得，他恼羞成怒，谋划进行集体大屠杀。
9月10日(农历八月初一)清晨，滕川命令日伪军将关押在监狱、昊天观和圣人庙三处的村干部、群众300多人，全部4人一串地绑起来，都驱赶到昊天观里。滕川对即将惨遭屠杀的群众欺骗道：“这里八路活动的厉害，皇军为保护中国良民准备把你们送到最‘安全’的地方去。”他命令将被折磨得不能行动的张贺等6人活埋在昊天观院内。然后，把300多人编成四路纵队，前后由乘着汽车全副武装的日伪军监押着，出城东门向南走去。当人们走到大杨官营村北时，有4名群众因遭折磨行走艰难，滕川便命令日军当场用刺刀挑死。
时近中午，敌人驱赶着300多名群众在大杨官营村东公路边上停了下来。滕川立即命令敌伪军一面包围村庄，搜捕抗日干部群众，一面在杀人的场地——大杨官营村西岚山脚下的老牛圈那里做大屠杀的准备。老牛圈是三个相连的大水坑，敌人除在这里的周围架起数挺机枪外，并从村里抬来几个大缸摆在每个水坑前。首先将从大杨官营村抓捕到的农民徐雨年、徐乐年、杨福来3人杀死，留下张永成、丘宽2人，强迫他们往水缸里挑水。布置就绪，刽子手滕川为防备被驱赶的群众的反抗和逃跑，采取了分拨屠杀的手段，把300多人分成三拨。当他们屠杀第一拨人的时候，第二三拨人由少数敌伪军在原地监管着。因从这里到老牛圈相距约有2华里，又有村庄做屏障，使同胞们看不见日军是在那里杀人。
中午，鬼子用刺刀驱赶着第一拨100余人来到老牛圈。这时，十几个凶神恶煞般的日军，举着洋刀“嗷嗷”怪叫，强迫人们跪下，同胞们倔强站立着。突然，杀人不眨眼的滕川，将战刀在水里一蘸，嚎叫一声，挥刀将一名群众的头砍掉。紧跟着，其余鬼子也都下了毒手。顷刻，四五十名同胞的人头和尸体滚入水坑，鲜血染红了坑水。这时，东密坞村青年司浩人眼见乡亲们惨遭杀害，怒气冲天，挣断绳子，踢倒身边的日军，撒腿就向南奔跑，边跑边喊：“乡亲们快跑，不要等死!”当他跑出老牛圈，将要跑进兴福寺前的一条大沟时，不幸遭敌枪击，中弹身亡。剩下的五六十名同胞刚要四处奔跑时，鬼子刀枪齐下，很快将第一拨人杀死。很快，敌人又驱赶着第二拨人登上了兴福寺前的高坎。这时，一位抗日政府女干部和一位抱着未满周岁小孩的妇女，看见同胞被日军残杀于老牛圈里的尸体时，就停步不走了，大喊：“乡亲们，鬼子在杀人，我们不要再往前走去送死……”穷凶极恶的鬼子朝两位女同胞身上猛刺数刀，她们怒目切齿，破口痛骂日本强盗，最后英勇地倒下了。就连那位妇女怀抱的未满周岁的小孩也未能幸免，被一个日本兵拎起双腿劈成两半。
野河峪伪大乡“情报员”梁秀山被分在第三拨里，在日军驱赶着这拨人向老牛圈走去时，他想，不能这样白白送死，跑还有生的希望。于是，他边走边悄悄地弄松绑在手腕上的绳子，当走到村西头一群众院墙外的茅厕时，趁敌人不备，捋掉绳套，钻进茅厕，免遭杀戮，成为这次惨案的幸存者。梁秀山在回忆中证实：当天带到大杨官营被集体屠杀的基本上都是迁青平三总区抓来的抗日村干部和群众。
张永成、丘宽因给敌人挑水，也免于一死。据他俩回忆，他们目睹滕川在这次惨案中一气砍杀了群众18人，死于滕川刀下的共有三十余人。
鬼子杀完人回城后，大杨官营村的乡亲们回来了，他们目睹老牛圈的惨景，悲痛万分。亲人的尸体填满了水坑，尸体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有的身首异处，有的断臂缺腿，有的肝肠外露，有的血肉模糊。水坑内的尸体都已浮肿腐烂，无法打捞，更无法辨认。乡亲们只好在水坑上面铺了层玉米秸，然后用土简单掩埋了。老牛圈的血水溢出坑外，穿过大杨官营村街心，向南流出16华里……。翌年夏季，山洪暴发，老牛圈里的人头骨被冲出，有的被冲入街心，有的漂泊在庄稼地里，汛期过后，大杨官营村党支部组织群众拾头骨，共拾到头骨312颗，重新掩埋在兴福寺东侧。
流浪的百姓
三、不能忘却的血泪记忆
面对敌人疯狂的“扫荡”和野蛮的杀戮，英雄的迁安人民，没有动摇抗日到底的信念。1942年10月，迁（安）卢（龙）抚（宁）昌（黎）联合县抗日政府成立，从迁安城北到城东，根据地连成一片，抗日政权逐渐走出低谷，抗日基本区如星火燎原进一步巩固扩大。1942年12月18日，冀东八路军12团团长曾克林指挥大贤庄伏击战，歼灭山本中队30余名日寇，拉开恢复基本区战役序幕。迁安抗日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迎来抗战最终胜利。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制造无人区及大杨官营惨案的几个恶贯满盈的大汉奸均得到应有惩罚。1945年8月，县武装大队将反共自卫团团长秦海清在迁安县城抓获，关押在太平寨数月。1945年11月的一天下午，在罗屯娘娘庙前召开公审秦海清的万人公审大会，由县公安局审讯股股长刘振生主持。公审大会现场，群众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政府判处秦海清极刑。有的妇女要求政府用刀一块一块将秦海清割死，有的妇女拿着剪刀上前要剜秦海清的眼睛……大会特别邀请肖家庄李方州三哥李井香、侄儿李丛林等人作为被害人亲属参加大会，控诉秦海清1942年夏杀害李方州的罪恶事实，秦海清供认不讳，并交代了肖家庄村任凤楼告密李方州抗日的事，我公安人员刘东生执行枪决命令，一枪未打死又补了一枪。
1951年3月30日，在北京良乡冒充医生的高首三，被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科逮捕归案。同年5月8日，经过两个多月审理，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处第八科初步查出高首三所犯罪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三条、第九条一款、四款，建议处死刑，解迁西执行。1952年9月21日，迁西法院报请河北省政府批准，在罗家屯召开万人公审大会，控诉百姓对高首三恨入骨髓，要求政府用刀一块一块割死，经法院干部耐心劝解拦住，最后将其枪毙。
制造大杨官营惨案的凶手之一，原迁安县伪警备大队副大队长汤鹏举潜回原籍大连市，1957年3月抓捕归案。1959年经迁安县人民法院审判，将这个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杀人凶手处以枪决。
为纪念抗日死难群众，1964年，中共迁安县委、县人民政府在老牛圈建立纪念碑。1984年，将该碑迁往大杨官营村东。纪念碑为水泥、青石混合结构。碑正面书“抗日死难群众纪念碑”，背面书有碑文。1995年，大杨官营抗日死难群众纪念碑被列为迁安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滔滔滦水告慰惨遭屠杀的亡灵，巍巍燕山铭刻血泪记忆，警示中华民族后人：勿忘国耻！
注：大杨官营惨案过程参考《人间地狱无人区》刘绍友撰写《大杨官营惨案》一文。
